江湖儿女

贾樟柯在戛纳首映《江湖儿女》之后，在专访中聊到了与赵涛十多年来的合作，本片采用多种器材拍摄的原因，对音乐的选择，以及，对江湖的定义...1、《江湖儿女》的故事设定是从2001年开始的，一直讲到今天也就是18年的时间。

从2000年的《站台》开始您就一直与赵涛合作，从认识到开始一起拍电影，到形成今天这种很稳固的关系，她在您的创作过程中有起到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创作过程中她占的比重有什么变化？

贾樟柯：我和赵涛是2000年的《站台》开始合作的。

《站台》讲的是县城文工团的故事，因为我决定采用方言来表演，在挑选女演员的时候就有几个基本要求，一是必须会跳舞，因为电影里有舞蹈的场面，然后是需要会讲山西方言。

我们到处找都找不到，就扩大到会讲山西、陕西和内蒙方言，因为这几个方言语调有点像。

但还是没找到。

最后就扩大到北方的方言，还是找不到，我都有点儿绝望了。

然后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赵涛那个时候刚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在山西师范大学当舞蹈老师，我去她班上挑学生的时候（认识的）。

那个时候她也刚毕业很年轻，觉得非常合适，就合作了（《站台）。

我觉得我跟她的合作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她刚刚开始电影表演时，是凭直觉在表演，电影里的角色也跟她比较贴近，我们是这样拍摄了《站台》和《任逍遥》的，一直到《世界》。

《世界》的剧本就跟她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是她给我讲的那短暂的一年在深圳世界之窗实习的经历，让我萌发了写这个剧本的念头。

当然写完剧本我觉得她来演也是最合适的。

我们去拍的时候，找了很多演员也是她以前的同事，她们还在那里跳舞，那种感受特别有意思。

《三峡好人》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到这部电影时，里面的人物跟她本人反差就比较大。

首先这个人物的年龄是要高于她本人的，是一个已经结婚、需要处理婚姻问题的女性，她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年龄差距也大，我们在造型上就要帮她做老妆，把一个小姑娘化妆成中年女性。

那个时候还挺痛苦，因为做完妆容之后大家都不满意，她就笑，说“你们应该拔我的眉毛”，因为在山西那个年代流行把眉毛拔掉之后画一道，有点发红的，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妆，她说眉毛拔掉之后画成那样，感觉年龄一下子就上去了。

她在造型上提供了很多想法，也牺牲了很多。

做完这个造型果然感觉老了至少五岁。

妆容还算是容易做到的，真正去演这个角色时，进入到这样一个已婚并且即将离婚的这样一个女性的状态里，对她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那个片子她完成得很好，但是也有遗憾。

在《三峡好人》结束后，我们基本就没怎么合作了，因为我去拍了纪录片《无用》，还有《海上传奇》，那里面她基本上也没有表演了，是一个串联的人物。

我那一段时间拍片速度也比较慢，直到2013年才拍了《天注定》，所以这段时间她就去拍了别的导演的作品，拍了英国导演（艾萨克朱利安）的《万层浪》，去了威尼斯，然后又拍了意大利导演的《我是丽》，我觉得她的进步在《我是丽》之后特别大。

我也不知道拍摄（《我是丽》）期间发生了什么。

因为她是跳舞出身嘛，所以念台词没有经过训练，以前台词是有点弱。

《我是丽》拍完后第二年她就获得了意大利金像奖的最佳女演员，那个奖在电影节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意大利大卫奖，也是意大利奥斯卡，我非常惊讶，还有点小不舒服，怎么没在我的电影里面得奖（笑）。

当时我也不明白她为什么就拿了影后，直到《天注定》的时候我才明白了。

那时候她已经拥有了自己非常完整的表演体系和表演方法，对我也有很多启发。

比如从那部电影开始，她跟我讨论剧本的时候都会跟我探讨每一场戏发生的时间点。

我们写剧本的时候通常就是写“日景”，“夜景”，她就问，这个“日景”是早上，中午还是傍晚？

是饭前还是饭后？

我问这个重要吗？

反正就是白天嘛。

她说很重要。

如果是午饭后，那时候人的身体是一个状态，午饭前早上八九点又是一个状态，和十一点半的状态又不同。

她分得很细。

就这样一直到了这部《江湖儿女》，她这次案头工作做得比较多。

作为男性，我对这种“江湖”还是有所了解和耳闻，有些朋友的身份也是介于（江湖和普通社会）之间。

但她本人是完全没有“江湖”经验，完全没有接触过。

但这也很难去接触，尤其是“江湖”里面的女性。

所以她做了很多阅读，读了很多报道、采访、案例，来总结。

她说，通过这些阅读要理解一种“江湖逻辑”，即江湖上的人是怎么想的。

但读完之后她又会把资料放在一边，因为除了江湖逻辑，她觉得更重要的是女性的逻辑。

她说通过阅读，江湖的逻辑我感受到了也知道了，现在应该再回到女性的逻辑里。

2、整部电影里哪一场戏是最难处理的?贾樟柯：最难处理的是小旅馆那场戏，它也是最重要的一场。

重逢是很难拍的，在很多年没见的情况下，两个人见面会说什么？

怎么表达？

对表演的要求非常高。

表演讲究的是“承上启下”，但两个人五年没见面，这里的承上其实承的是一段空白，对我和演员的挑战都很大，但我觉得他们俩演得非常好。

另外一个就是这场戏的空间很难处理。

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就知道这一场台词的密度比较大，掐表计时发现这一场已经快到十分钟了。

这么长的时间，在一个扁平的旅馆房间里，如何调度演员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因为省事儿的拍法也有，放个固定机位，两个人坐着说，就结束了。

我以前的电影也用过这样的方法，自然也有它的魅力。

但是这场戏十分地暗流涌动，我就想如何用摄影机的运动配合演员的走动把这种暗流拍出来，这对调度的考验非常大。

两个演员也有一些动作包括跳火盆，如果采用分剪的方法我又不太喜欢，所以全部需要在一个长镜头里完成。

那一场戏两个演员的表现非常精彩，当然也有摄影师、灯光师等所有部门的配合。

从监狱到新疆徐峥戏份结束段落全部都是用胶片拍的，我们在彩排这场戏的时候也减掉了一些台词，最后完成是七分钟。

一本完整的胶片是十分钟，等于拍一条就得用一本胶片。

这时摄影师突然发现胶片带得不多。

这场戏是在奉节拍的，驻地在巫山，两地之间高速要开一个多小时，于是马上派摄影助理开车去取胶片。

但是车还没回来，我们就已经拍完了，因为一共只拍了两条。

第一条没法用，因为赵涛和廖凡两人情绪互相感染，演得热泪盈眶，现场感觉是特别好，但我觉得这个还是不能用，不能哭，需要克制自己的感情。

于是又拍了第二条，效果非常好于是就结束了拍摄。

彩排差不多是一下午，就一直摄影机跟着调度那种，但真正拍是两条就过了。

3、巧巧进入江湖是一种宿命，还是被外界影响的？

贾樟柯：不是宿命吧。

普通的社会里有很多人，有些人成为了江湖的一分子，有的人没有。

电影的中心人物巧巧和斌哥就像阴阳的两面，互相成就也互相毁灭，特别是情感上两人都经历过毁灭。

如果了解中国这十几年的发展就会更明白，故事一开始是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很多人下岗、失业，是这样背景下的一个故事。

所以也能够理解，他们为何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

过去的江湖也存在于战乱、社会动荡不安的的情况下。

4、对音乐使用的想法，这些歌曲（比如《潇洒走一回》和《Y.M.C.A.》）都是自己选择的吗？

贾樟柯：《潇洒走一回》不是我选的，是拍到的。

因为我们拍摄地每天有演出，有一天他们突然那样唱歌，我就马上拍了下来，是拍下来之后赶紧去买的版权，顺序刚好反过来。

这首歌的氛围跟这个年代、这群人都特别契合，“红尘滚滚、潇洒走一回”嘛。

而《Y.M.C.A.》是因为首先有了电影发生的空间，在写剧本的时候，写到那个年代年轻人的活动，其实就是在卡拉OK、迪士科舞厅里，没有别的去的地方。

很多人谈事情也都在卡拉OK和迪士科里面。

当时迪士科大家最喜欢的只有两首歌，《Go West》和《Y.M.C.A.》，既然《山河故人》用了《Go West》，那这部就用《Y.M.C.A.》吧（笑）。

所以说不是我挑了这首歌，是因为这个空间的存在，这个空间里需要有音乐，才用了这首歌。

当然那个年代我也拍了很多纪录片，那段剧情一下子转换到街头的舞蹈，特别打动我，因为那个时代有股说不出来的劲儿，大家很有生命力，街上跳舞的女人很感染我，于是我把它延伸出来到了一个纪录段落。

自己主动选择的只有一首歌，就是叶倩文的《浅醉一生》。

江湖里的人争强好胜，都特别有魅力，我记得小时候见过的江湖里的人物，都特别帅，是特别浪漫的人，很会处理人际关系，很有人格魅力，这样大家才追随他，才逐渐变成“大哥”。

那个年代正好是录像厅时代，很多江湖规矩、礼仪、忠和义的道理，都是看吴宇森电影学来的。

录像厅是我特别想拍的一个场景，斌哥看录像，不过拍摄时选择的是《英雄好汉》，黄泰来导演的，我剪辑了一下，用了叶倩文的歌。

因为我觉得叶倩文的歌就代表着录像厅时代，代表着我的记忆，歌一响起来我就想起那个年代，和那时人的状态，浓情蜜意。

歌和电影的主题很贴合，叶倩文的歌声本身就有种情义。

后来电影里还用了《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因为我有时候会突然看到这种我很喜欢的场景（一场街头演出），我会把它安排在剧情里，那场演出是我2006年拍到的。

2006年拍《三峡好人》的时候我看见这场演出，马上就把赵涛放进去，在那个人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的时候就一起拍了下来。

所以也是因为拍到了，才用了这首歌。

5、您以前一直跟摄影指导余力为合作，这次换成了法国的摄影指导Eric，请问合作情况如何以及对自己风格的影响？

贾樟柯：Eric是我和余力为一起挑选的。

余力为自己也当电影导演，他和我一起拍片这么多年，导致自己拍片量特别小。

我准备拍《江湖儿女》的时候，他也正在筹备自己的《悖论13》，工作比较紧张，而《江湖儿女》的制作周期又很长，半年之内拍摄了四个月，跨越了几个季节，走了七百公里，耗时长。

我就想那这次只能换个摄影师了，我俩就一起商量找谁来拍。

Eric 跟王家卫一起拍过广告，也跟阿萨亚斯一起合作过，跟华语导演拍故事片这次是第一次。

我跟他认识是有一年阿萨亚斯带着《清洁》来北京，那时就通过阿萨亚斯认识了。

他还跟塞勒斯合作了《摩托日记》等电影，我和余力为都特别喜欢，就决定邀请他来做摄影指导。

他对我的支持，我觉得和余力为对我的支持是一样的。

这次我特别想用多种摄影器材来拍摄，因为我拍电影这十几年用过各种不同的设备，就和他商量说，这次能不能就像十几年的拍摄经历一样，采用不同的器材，他也非常支持这个想法。

我们用了最简单的、像素很低的DV，最开头有一些以前的DV素材，和新拍的连在一起。

然后还用了digital betacam，用了胶片，从监狱到徐峥的戏份都是胶片拍的。

然后还用了高清和标清等各种不同的设备。

我们用了三天时间，安排好了器材的总谱，包括像素的变化，DV的低像素到2k、4k、6k，全都做好了编排。

一开始我还找了个翻译，因为以为现场沟通可能会比较多，但后来都不怎么需要了，因为用最简单的英文我们就能交流，视觉和电影语言大家都互相理解、高度一致，所以很好沟通。

6、江湖这个词在字幕中没有翻译，保持了拼音。

所以“江湖”到底如何定义呢？

贾樟柯：江湖确实翻译不出来，太复杂了，它有双重含义。

一部分是传统的含义，以前因为战乱、饥荒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底层人民组织在一起，自己有自己的信仰和规矩，用各种方法，包括暴力，来维持心目中的正义，解决问题。

中国文化中江湖是很重要的，也为人津津乐道，人们会用江湖的角度来观察社会，比如水浒传和各种武侠小说都是这样。

后来江湖还有更广泛的含义，指那些存在于秩序和主流之外的人，比如江湖郎中，是走街串巷给人看病的。

这些人是不安定的，游走的，比如货郎也被称为江湖人物。

那些没有家的、漂泊的人，都适用这个更广泛的江湖定义。

*感谢@MovieMonster共同采访首发于：http://emilyliangfilms.com/blog/WX: 米粒电影院

他高考落榜，23岁才上大学，27岁时处女长片一鸣惊人，被称为“亚洲电影希望之光”。

45岁，他已获戛纳电影节终身成就奖，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导演。

他是贾樟柯，人称“贾科长”，他的镜头始终对准最卑微的个体，他拍出的现实让无数人震撼、落泪，“不能因为整个国家在跑步前进，就忽略了那些被撞倒的人。

”今年，他的新片《江湖儿女》上映，是一部具有史诗气质的江湖片，被称为中国版“美国往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我们这一代人的江湖，有最横流的欲望，和最稀薄的情义。

《江湖儿女》中，巧巧和斌哥是恋人，斌哥是黑帮老大。

一次街头斗殴中，斌哥差点被打死，幸亏巧巧鸣枪相救。

为了掩护斌哥，巧巧谎称枪是自己的，因此坐了五年牢。

出狱之后，江湖已经物是人非。

巧巧为了找斌哥，去了千里之外的三峡，一心想要发财的斌哥却不愿意与她旧梦重圆。

巧巧独自回了山西，十二年后，穷困潦倒的斌哥也回来了。

巧巧已经成了当地黑帮的大姐大，她出于道义，再次成了斌哥的庇护者。

自述 贾樟柯 编辑 石鸣想拍江湖的故事是很早以前了，大学的时候就想拍。

可能男性都有那种江湖情结。

我在山西汾阳出生，70年代末，县城里还有很多街头生活。

江湖是我浪漫的想象世界，更是我真实体验过的世界。

我心中，江湖的定义可以用四个词组概括：危机四伏的环境，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四海为家的生活，保持不灭的情义。

《江湖儿女》，拍的正是江湖上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17年来，他们穿越了复杂的人际关系，保持了如今已经少见的深情厚义。

我从事电影工作二十多年，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从古典小说《水浒传》到八十年代的香港黑帮片，为什么我们一代一代的人，都在讲述这个江湖的故事？

我觉得是因为江湖，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角度，可以透过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激烈变革的社会，主流社会发生了什么问题？

这种角度是我过去电影里从来没有过的，对我来说也蛮新鲜的。

所以就决定拍一部江湖片。

廖凡饰演男主人公斌哥。

他的原型，其实就是我六七岁时，在家乡小镇看到过的一位江湖大哥。

他人帅、仗义，身强力壮，用拳头解决问题，那个时候是我崇拜的对象。

后来我上大学回家，路过一个中年人蹲在门口呼噜呼噜吃面条，身材发福，头发稀疏。

我认出来正是当年的这位大哥，非常感慨时间的力量。

所以《江湖儿女》的时间跨度是17年。

17年里，江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电影里面，刁亦男有句台词，说“现在我们都企业化了”。

就连江湖这样一个最重情义的地方，也变得商业化了，要遵循经济的价值观。

“人情”是我一直感兴趣的话题，拍上一部影片《山河故人》的时候，我就写了一句台词：“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需要我们珍惜。

”我希望为中国电影留住人情。

《江湖儿女》，江湖只是一个背景，主要讲的也是人情。

2001年到2018年，17年来，人心到底是怎么改变的，江湖情义、江湖原则又是怎么变化的？

说一个故事，得从过去讲起，原本是什么样的。

影片里一个一个段落，我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去写的。

贾氏电影宇宙电影开始于2001年。

这一年，山西煤价跌到了史上最低点，据说大同矿务局的工人全部都要搬迁，搬到新疆去挖石油。

当时是非常震撼的一个消息。

全城都在讨论，要不要去新疆。

后来证明只是一个传说。

电影男女主人公斌哥和巧巧，其实在2002年的《任逍遥》里已经出现了。

但是《任逍遥》里面，斌哥不是黑帮，他们俩也不是情侣。

他们是两个支线人物，故事并没有展开讲述。

只是感觉有点像江湖人士，除此之外是大量留白。

写完《江湖儿女》的初稿之后，我开始看以前拍的那些老素材。

看看2001年左右，人是什么样子，街道是什么样子。

看着看着，我突然觉得，斌哥和巧巧可以变成《江湖儿女》的男女主角。

我就有意让他们的服装、发型、造型，都和《任逍遥》里的一样。

故事发生的地点，则和《任逍遥》、《三峡好人》重合。

我每拍一部电影，都会画一个地图。

这个地图，一直没有离开我喜欢的几个区域：山西、三峡，都是江湖气息非常浓厚的地方。

我觉得我的故事就应该发生在这些地方。

就好像我一直用山西话写台词一样。

我不太会用普通话写对白，我写的普通话对白都比较没意思，但我的思维一变成山西话，就特别生动。

所以我让我故事的主人公一直是山西人。

《小武》工作照人物、时间、空间和之前的相同，但是《江湖儿女》的剧情是一个全新的建构。

你可以理解为是发生在之前影片的平行时空里的另外一个故事。

在我的想象中，小武，《站台》里的文工团团员，还有江湖上的大哥和小妹，都在同一个城市里生活。

但是生活在不同的维度上， 运动轨迹时有交叉，彼此互不知晓。

对我来说，重新去拍山西大同、三峡奉节，就是想讲同一片土地上，不同的人群，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

我其实有在刻意建立我个人电影之间细微的联系。

如果有一天重放我的电影，我觉得次序是《站台》、《小武》、《任逍遥》、《世界》、《三峡好人》、《天注定》，我可以把它们重新剪成一部电影，片长九个小时，片名就叫《悲惨世界》。

日常即历史新片里有两段挪用了当年的原始素材。

第一段是开场时，公共汽车上的众生相。

那是我2001年有了第一台DV以后，在大同拍的。

这一次，我们把赵涛又放在同样一辆车里，补拍了她的反应镜头，因为十七年前拍纪录片的时候，还没有遇见赵涛。

我有意把这段纪实的DV放在开头，因为我拍的并不是港片式的传奇。

虽然片子借用了江湖片的类型架构，但我还是希望拍出来的江湖和日常生活并不割裂，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另外一段就是三峡，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舞台上的表演是2006年拍的，舞台下的部分是去年拍的。

我们想办法把两个完全不同年代的空间融合到了一起。

我自己不太喜欢完全的摄影棚搭景拍摄，特别是我喜欢拍很多公共场所，马路，广场。

这些公共空间你搭景拍，总觉得没有那种质感。

一座城市，不单单是一条街道，它应该能想象到街道外面，一个宽阔的城市结构。

这也是我们这次制作上一个最大的困难。

很多曾经的空间都改变了，甚至是没有了。

17年前，我去大同拍《任逍遥》的时候，大同还没有城墙。

后来大同市长突然要盖城墙，现在去了大同就是崭新的城墙。

不要说大同了，你像我老家汾阳，我有段时间没回去，约了一个人，我说我们就在牌楼底下见。

结果到了之后我完全迷路了，后来一问那个牌楼被拆了，旁边的参照系都改变了。

但是我确实非常需要过去的空间。

最后我们决定实景改景拍，把不符合年代的东西去除，把历史重新填充进来，这个工作量非常巨大。

最困难的其实是人。

我们需要大量的群演，一场戏三百个人，就要确认三百张脸。

17年前，年轻人的脸挺沧桑的，都风吹日晒的，也不怎么保养，骨骼好像也比较粗犷。

现在真的变了。

生活条件很优越，年轻人都长得白白胖胖的，皮肤的质感也特别娇嫩。

为了让这些脸和17年前的感觉相像，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开玩笑说，坚决不能让汉堡包脸混进来。

生活需要一个超现实瞬间《山河故人》里面，失意的梁子走在路上，突然看见路边一个笼子里关着一只老虎。

《江湖儿女》里面，赵涛到了三峡，上了岸，走江湖的艺人在露天舞台上唱歌，旁边也是一个笼子，里面关着一只狮子和一只老虎。

狮子老虎都是真的。

我们从河北拉过去的。

我可能有猛兽情结，喜欢拍猛兽。

赵涛独自跑那么远去找一个人，一路上经历了那么多曲折。

其实流浪的、不安定的、四海为家的不止她一个，也有这些狮子老虎。

我不觉得这种情节有什么隐喻，它就是一个江湖氛围吧。

这些场景其实也是我常年在外奔波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让我心头一跳的景象。

你会发现如此庸常世俗的生活里面，也有这种奇异的景观，带来刹那间的一种情绪上的转变。

对我来说，它就是现实里面不平凡的、超出现实的那个部分。

影片中，廖凡拒绝了赵涛复合的请求之后，赵涛差点跟着徐峥走了。

她不远万里，跑去了新疆。

对于女主人公来说，这可能是她有过的唯一一次开始新生活的可能性。

但是她最后还是却步了。

理由不一定是因为对男主人公的爱，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综合因素。

就像我自己身上，也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

有时候我不想拍电影了，想用好几年时间，去写一个长篇小说。

但是每个人成年之后，都有自己的轨道，脱离这个轨道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贾樟柯、贾科长、贾赖赖过去我百分之八九十的生活都是围绕电影。

后来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个人的生活太少了。

拍完《山河故人》，我搬回了山西老家。

很多应酬减少了，就好一点了。

现在基本上每天上午九点开始工作，处理公司业务和拍摄上的事情。

中午吃完饭睡一会儿，下午是写作时间，从两点半写到六点半、七点，天黑以后就是跟朋友们见面、吃饭、聊天、玩儿。

睡觉前是读书时间。

我是杂七杂八，什么书都看。

最近因为要筹备新片《在清朝》，历史方面的书看得比较多，正在看《晋中志》。

现在网络发达，老家生活和北京也差不多了。

过去买书好难，县城里都没什么书卖，现在都网购了。

开会的话，就用视频解决，或者电话会议。

我平时上网无非是看看邮件，然后微博微信，浏览一下新闻，别的我都不太会用。

玩虎扑和知乎，是新的尝试。

住在老家，最主要的就是朋友多。

喝上三五杯酒，他们就会唤我的小名（贾赖赖），问我什么时候要孩子，担心我的养老问题。

只有在他们面前，我才显露出我也是一个弱者。

他们不关心电影，他们只关心我的生活。

现实中我离电影比较远，离家乡比较近。

住在老家，就是可以享受这种人情。

过几天，我就又琢磨着拍个电影了。

摄/Walter Salles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我过去拍了20年电影，只有2000年的《站台》跨度比较大，拍的是1979到1989这十年。

之后所有的影片，都是在一个时间点上，反映一个切面的人的生活情况。

到《山河故人》的时候，我不自觉地就写了一个时间跨度很大的故事。

从过去一直跨越到未来，长达20多年。

《山河故人》剧照完成《山河故人》之后，我突然就想拍《江湖儿女》了。

2015年开始筹备，很快写完初稿，带着初稿我就上路看景，一边看景一边改剧本。

最后行程7700公里，拍了六个月，除了男女主演之外还有12位演员，上千位群演，完成了这部影片。

所以《江湖儿女》有三个大的跨度。

第一个是时间的跨度，从2001到2018年，有17年。

第二个是空间的跨度，从山西到三峡，又从三峡到新疆。

另外就是人的跨度。

我过去电影里人物也很多，但是从来没有像《江湖儿女》这样，有这么多人物出场，形形色色，林林总总。

所谓闯江湖，就是遭遇不同的人嘛。

所以有这么多人，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记得在拍完三峡、张一白的部分的时候，张一白开玩笑说，我明白了，廖凡和赵涛演儿女，我们所有其他的人帮你演江湖。

我说你总结得非常好，确实是这样的。

我27岁开始拍第一个电影。

那时候我太年轻了，根本没有时间的意识和时间的经验，还不太了解世事。

所以眼前发生了什么，来不及细想，先快速地第一反应，拍出了《小武》、《任逍遥》，还有后来的《三峡好人》。

但是到了四十多岁，确实经历了一种东西叫做命运。

看多了一点人的起起伏伏，人的浮沉。

确实就会多一点时间的观点，也可以说是历史的观点。

我也逐渐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作家写来写去，最后都会写一部长篇小说。

这次拍《江湖儿女》，我第一次有一种写长篇小说的感觉。

我不自觉地把自己对时间和历史的思考，放到了电影中。

如果忠实于自己的话，这是我目前最强烈的一种现实感受。

从这个角度说，《小武》这样的影片，属于从前的贾樟柯，《江湖儿女》，属于今天的我。

摄/Walter Salles金钱与爱情，真实与虚幻电影一开始，廖凡说，他是一个江湖里的人，赵涛说她不是。

到结尾的时候， 廖凡说我不是江湖里的人，赵涛自认为是江湖里的人。

这就是这个电影的基本叙事。

就是在讲两个人对自己的自我认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逆转。

这对男女经历了街头暴力、入狱，也经历了相爱、背叛，他们分离又重逢，但始终没有走入家庭。

我写《江湖儿女》，是带着一种记忆来的。

故事发生在2001到2018年，这也是对我最重要的17年。

反省一下自己的过去，有的时候觉得男人挺可怜的。

你看今天男性各种各样的追求，最后概括起来，无非求财求感情。

忙忙碌碌几十年，好像生活就只剩下这些内容，其实人在这里面迷失得很厉害。

廖凡就是在里面迷失的一个人。

赵涛不是。

女性有她们自己做人做事的一些原则和立场。

她们的注意力也不在世俗成功上，有自己坚持和关注的东西，比如对情感的看重，对家庭的看重。

廖凡演的男主人公最后出走了。

廖凡问我，他离开她干嘛去了？

你也没写。

我说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总之他恢复行动能力之后，一定要马上离开她。

片子的英文名原本叫“Money And Love”——金钱与爱情，我特别喜欢这种比较直白、比较楞的名字，其实就概括了男女主人公的主题。

女性形象在片中越来越强，男性的形象越拍越软弱。

但是廖凡最后的出走，还是充满了男性的自尊心。

最后影片结束在监视器里面赵涛的一个数字影像上。

这个是原来剧本没有的。

事实证明效果非常好，比我们之前设计的那个怀旧的结尾要好得多。

一般监控摄像头的机位都比较高，视角都是俯拍的。

我们从监视器里，拍到赵涛一个人站在那儿沉思的时候，影像是非常数码化的。

也就是说，模模糊糊，面目不清。

你看不出她的情绪，也不知道她的感受，而且说不好哪一天这个影像就被删除了。

我非常伤感。

整个电影两个多小时，就是要记录这些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的生活。

可是人具体的生活，跟记录下来的那些东西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反差。

我们的微博、微信、所有互联网的东西，有一天可能都打不开了，这些记忆就都没有了。

人这一生也没有什么痕迹就过去了。

我很感慨，说我们就用这个来做结尾吧，一张随时可以被删除的脸。

凡人是最洁白的灰尘从《天注定》开始，每个影片的剧本，我都是离开北京，到大同去写的。

大同有个著名的火山群，从我住的地方开车过去大概一个多小时。

我写剧本写得累了或者闷了，就会去火山，一般都是黄昏的时候，一个人在那儿走一走。

剧本里男女主人公谈情说爱的戏，我安排在了火山，因为那是我常去的地方，我的秘密基地。

片子的英文名叫“Ash Is Purest White”，直译过来意思是“灰尘是最纯的白”，完全就是从火山这来的。

我看人总觉得，每个人，底子里都是洁白的。

《江湖儿女》里每个人物都有缺点。

赵涛连坑蒙拐骗这种事都干。

但总体上说，我觉得每个人都还是值得珍贵的。

当时，我突然写出了一句对白，赵涛问廖凡，火山灰是不是最干净的。

因为我们平常抽烟，有时候会开玩笑，说烟灰是最干净的。

小时候淘气手划破了，也会拿烟灰抹在手上，止血消毒。

赵涛说，“经过高温、燃烧，烟灰不就是最干净的。

”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自己也有点感动。

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大部分人，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走一趟，最后什么痕迹都留不下，就像烟灰一样被吹散了。

但我们的电影就是拍这些活生生的我们经历过的事情，拍每一个具体的人会面对的问题。

即使成为炮灰，可能这个灰，也仍然是洁净的。

By艾晨有道是“江湖义气少，儿女情长多”。

《江湖儿女》戏如其名，以江湖事，说儿女情。

从2001年到2018年，从大同到奉节、新疆，再到大同，贾樟柯在这个横跨十几年的故事里，想说的不是男主角斌斌的“落魄江湖载酒行”，而是女主角巧巧的“谁怜流落江湖上”。

这一男一女两种江湖，不管情多深、憾多长，最终都被淹没在了时代的浪潮之中，徒留一地唏嘘。

江湖是什么2001年，大同。

彼时，巧巧是模特，斌斌是大哥。

小镇不大，大哥的风光却不小。

巧巧每日跟着斌斌混迹人群之中，听着巨商的巴结、小弟的簇拥，想的却只是买个房子有个家。

那时候，斌斌看着《英雄好汉》，双眼里一片狂热，可万万没想到，转眼就被莽撞少年误伤了腿。

就是在这时，电影里第一次出现了“江湖”这个词。

在火山边上，斌斌教巧巧拿枪对着远方，对她说：“现在你也是江湖中人了。

”巧巧嗤笑斌斌电影看多了，如果那时她能预知后来发生的故事，或许就不会有这种嗤笑。

后来，巧巧为了救被围殴的斌斌，在闹市之中开了枪；又为了保护斌斌，被抓坐了五年牢。

这五年里，巧巧的父亲去世，斌斌却一次都没来看过她。

出狱的时候，斌斌也没来接巧巧，他早已离乡去了奉节。

于是巧巧追寻着斌斌的踪迹，一路折腾，到处辗转，被人骗也学会了骗人，终于成为了斌斌当初说的“江湖中人”。

她知道斌斌已经有了新的女朋友，她想要的也只是斌斌亲口对她说出那句话。

可是在奉节的小旅馆里，斌斌却对巧巧说，什么江湖，我不在江湖了。

电影里第三次出现“江湖”已经又是多年以后。

心伤之余，巧巧离开了奉节，兜兜转转回到大同，成了麻将馆老板。

她去车站接回了双腿残废的斌斌。

还是那座火山，还是那两个人，可是风景依旧，人事已非，这时候我们听到的，是巧巧对那个教会她“只要有人就有江湖”的斌斌说：“没有感情也还有义，但你已经不是江湖中的人了，你不懂。

”所以江湖是什么？

斌斌心里的江湖是二哥的忠肝义胆，小弟的前呼后拥，是有钱有势，一呼百应。

可是巧巧不一样，她心里的江湖是一种情义，认定了就是认定了，不管隔了多少年、走过多少个城市、换成什么样的身份，都不会改变。

谁在江湖都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可是到底是谁在江湖之中？

是为了出头就砍人、杀人的莽撞少年，还是放不下尊严，想要东山再起的落魄大哥？

是那些走南闯北、坑蒙拐骗的男男女女，还是奔波流转、执迷不悟的那些女女男男？

巧巧一开始并不觉得自己是江湖中人，她在乎的只不过就是斌斌而已。

那时候，斌斌就是她的江湖，出入相随，来去同伴。

她喜欢这个江湖，在这个江湖里，她出入有人接送，来回有人问候；在这个江湖里，她说想吃烧卖，斌斌就愿意为她驱车几百里，又在她说不吃了的时候没有半点责怪；也是在这个江湖里，她可以期待有个家。

可是从闹市鸣枪的那一刻，两人开始走向陌路。

斌斌远去，巧巧却踏入了更大的一个江湖。

这个江湖里有骗子，有情敌，有心虚的老板，也有吹牛的乘客。

在短暂的狼狈之后，巧巧就迅速适应了这个江湖。

反观斌斌，在鸣枪之后就逃离了他所眷恋的江湖，成了一个无情无义的负心汉。

他躲着巧巧，不只是因为心中有愧，更是因为不想让巧巧看到在江湖之中如此狼狈不堪的自己。

昔日的麻将馆还在，热闹没了；为他鸣枪的街头还在，情义也没了。

就算后来他又回到了大同，最终还是留下了一句“走了”消失不见。

还记得当初巧巧和斌斌第一次去火山边的时候，巧巧问：“你说火山灰是最干净的吧？

”斌斌说：“有可能。

”巧巧又问：“经过高温、燃烧，烟灰不就是最干净的。

”斌斌却说：“这鬼地方，成了炮灰也没人知道。

”巧巧很不解：“你有枪，还怕别人把你灭了？

”斌哥说：“有枪的人才死的快。

”看完电影你就会发现，这段对话其实早早就暗示了结局。

火山就是江湖，在这个江湖里，斌斌最终成了炮灰，巧巧却经过高温、燃烧，成了最干净的火山灰。

江湖里什么最重要在《江湖儿女》里，斌斌喜欢看《英雄好汉》，对他来说，在那个打打杀杀的江湖里，充满了义薄云天的豪情，这是他觉得最重要的。

那时候他还没意识到，他所理解的这份江湖豪情其实是十分荒诞的，这种荒诞体现在昨天还是兄弟，今天就可以欠钱不认账；昨天还在推杯交盏，今天就被想出头的小年轻捅死街头，落得一个坟头蹦国标的下场；昨天还前呼后拥，今天出狱却冷冷清清，没人认领；昨天还恭恭敬敬叫你斌哥，今天就百般奚落，丝毫不留情面。

而昨天和今天之间，不同的就是一个“势”。

这个“势”是最重要的，也是最脆弱的，斌斌所幻想的江湖豪情，全都是用它换来的。

一旦他失势，这个江湖里的一切就会离他远去。

所以我们能理解为什么斌斌失势后去了奉节建发电厂，他嘴里说的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心里想的是有天再次荣归故里。

这也让人想起《英雄本色》里的小马哥那句话，“我等了三年，就是想等一个机会，我要争一口气不是证明我有多了不起，而是要告诉别人，我失去的东西一定要拿回来。

”斌斌对江湖里的一切太过眷恋，可是他并没有等到那个机会，有的依然还是狼狈和不堪。

可是巧巧不一样，斌斌的江湖是排场，巧巧的江湖却是胸怀，是情义。

对于她来说，是这份情义让她当初义无反顾地替斌斌顶了罪，也是这份情义支撑着她一路追寻。

《喋血双雄》里有句台词：“我们都已经不适应这个江湖，我们都太念旧。

”可是在《江湖儿女》里，恋旧的巧巧反而成了最适应江湖的那个人。

因为恋旧，她去奉节找斌斌，她知道斌斌有愧于她，并不想为难他，只是想要一个结束来抚慰自己；也因为恋旧，她跟着家里只有一个小卖铺的陌生人去了新疆，想要有一个新的开始；还是因为恋旧，她又回到大同，接纳了半身不遂的斌斌，并最终原谅了他。

江湖人，江湖见；江湖事，江湖了。

当巧巧在台下跟着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的时候，或许仍在编织着一场海市蜃楼，可是当千帆阅尽，在经历过无数人和事之后，她已经很清楚，不管是她还是斌斌，每个人都被困在了各自的江湖里，一天一天浅醉一生。

后记：18号大光明映后，贾樟柯来到了现场。

他说他在《江湖儿女》里分别用了D V、胶片机等六种拍摄设备来记录这个故事。

不同的介质，意味着不同的时间变化。

戏里戏外转瞬都是十几年，戏里的人被推着走过大江南北，戏外的人也被推着走过春去冬来。

从这一点上看，《江湖儿女》既是贾樟柯个人的点滴过往，也是“整个时代的影像记忆”。

2018年9月21日

看《江湖儿女》出于偶然。

偶然在我回家途中的高铁站里，偶然买了本杂志，偶然在杂志上读到一篇贾樟柯的文章，看到他聊故乡与人情。

偶然地，我被文章打动了。

就像一个陌生作者和读者的对话，他说到现在的生活，离开北京，回到山西老家，算不上隐居，因为工作的关系也会飞来飞去。

但他把工作和生活定在老家，那个原来让他感到有关系负担的小县城，如今却给他带来了一种稀缺情感：亲戚和人情。

城市好吗？

很好，有朋友，有同事，有好多便利，但唯独一样没有：亲戚。

于是生活中就少了点味道，过往人们用人情走动的关系，在城里变成了“经济关系”，人与人也就产生了距离。

也许正是触景生情，在回家的高铁上我读到这样一段话，心里一阵酸楚。

我并不了解纸上这位赫赫有名的导演，没有看过他的几部影片，对他的新闻也知之甚少。

但我知道，他是和我一样，在工作的城市与生活的县城之间不停切换状态的人。

我们每回一次家，每再回到一次工作的城市，时空的转移都会给我们带来变化，切换之中、奔波之中、相对的安定之中，随随便便拎出一个细节比较，我们都能感到心弦轻轻一震。

有时，甚至是剧烈的震动。

而我难以描述那种震动，常常在连接两地的高铁上独自消化品味。

正如贾樟柯所说，他已不再飞去北京，而是坐很久时间的汽车，一路看过去。

这种微妙的共鸣，我想只有经常如此的人才会了解。

看同一种风景，却一次又一次洗刷自己的人生记忆往前奔去。

那么，他会像纸上描述的那样，把它变成一部好电影吗？

他会像一个陌生作者打动我那样，再次打动一个普通观众吗？

于是我走进了电影院。

在第一次接触贾樟柯的电影时，首先你会被他纪实型的拍摄手法惊讶。

完全不像一部我们能理解的“电影”——美的画面、美的演员、美的布景、美的音乐……这里统统是反的。

看起来他似乎不会去修饰任何东西，真实的破败不堪的小城，粗糙的广告字体，不成气候的霓虹灯，布满灰尘的大众桑塔纳2000，还有一群无所事事的人，在舞厅里听着老气俗套的迪斯科音乐，扭动着身体。

当赵涛出现的时候，你会惊讶怎么有这样一个女演员能特别像你在县城里看到的那种女人。

她们穿颜色俗艳的衣服，质感很差的雪纺，能看到不合身的内衣把赘肉勒出印子来，而她们还踩着闪亮闪亮的金色或银色高跟凉鞋，步步生风的走在灰尘扬起的路上，仿佛，整个世界都是她们的。

赵涛就这样出现了，顶着某个年代流行的离子烫发型，齐齐的刘海，风尘仆仆的走上公共汽车。

而汽车上都是一样面孔的人，懒懒的、没有表情的、灰头土脸的，完全谈不上体面，只求凑得到一点空间哪怕挤一点也没关系。

而赵涛充满生机的面孔、走在流行轨道上的发型、鲜艳的衣服就那样轻易跳出来，成为了电影里的焦点。

首先你会惊讶这样的赤裸裸。

真实得就是你在现实里看到的中国小县城，不管是二十年前你自己生长过的地方，还是现在你去一些偏远地区，你都能在这些影像里找到熟悉的细节，它们被完整的组合起来（或者说，完全不经修饰地展现出来），这时候，你会被真实震慑到——好像看到一个熟悉的人脱光了站在你面前，你知道他是你熟悉的那个人，但你无法面对他不穿衣服的样子。

对，贾樟柯的电影，就是如此。

当然，如果只是堆砌罗列荒芜的小县城细节并不能表现生活底子里的粗陋不堪。

必须有实打实的故事逻辑去贯穿，让你发现，这件事是合理的，但同时又是荒谬的，所以才觉得真实透顶了，没办法。

那个葬礼上跳国标舞的场景就是第一个让我感到“荒诞”的细节。

斌哥江湖上的老大死了，斌哥带了帮兄弟去吊唁，还带了老大生前刚刚迷恋上的国标舞舞者。

斌哥说，来，送哥最后一程。

舞者就脱掉风衣，露出赤裸裸又极为现代的白色紧身舞裙，女孩面无表情，却精干、专注、无动于衷得合情合理。

她和舞伴没有一丝怜悯，没有对支持他们生计的老板的死亡一点同情，他们只是像在任何一个场合表演舞蹈那样，把葬礼现场当成了舞池，认真跳上一曲，结束。

在这个画面里我感到了强烈的不适，但同时又觉得它是真实存在的。

真实的好像我过去参加过的乡村葬礼，葬礼上总有演员热烈欢快的唱起流行歌曲，看似声势浩大，实则不带一丝情义。

而《江湖儿女》里的这一段还多了一重、两重对比。

是舞者的城市感、现代性与葬礼现场粗鄙不堪的江湖兄弟们的对比，是他们不带一丝感情的职业感与斌哥带领的一帮人忠肝义胆明明都是生计却更像家庭情义的对比。

在这个“生计”里，仅有舞者的专业是不够的，还要有义。

义是斌哥带兄弟们喝的“五湖四海”，想让大家过上好日子的决心。

义是兄弟们争执时斌哥用一尊关公像就可以摆平的信念之刀。

义是斌哥即使被路上的小兄弟狠打了一场他也能理解不计过错。

义是巧巧在斌哥危难时拔出的那把枪。

这些微妙的逻辑贯穿在故事里，会形成一个系统。

所谓“江湖”，你发现它并不是指破败不堪的县城、矿区这些由街道、建筑、山林构成的实体空间，而是一个有自身运行逻辑的虚拟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有秩序，有规则，有冲突矛盾，有和平繁荣，虽然它们非常粗糙，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我们在90年代古惑仔港片里看到的华丽黑色，打架没有花拳绣腿，就是撸起一根棍子就打了，大人物进出也不是什么体面之地，不过是闪亮着霓虹灯播放着流行歌曲的嘈杂迪斯科厅，连麻将馆也都是乌烟瘴气脏脏的，但这不妨碍主角斌哥的体面、尊严。

他哪怕坐在那里不动声色，你都能感到秩序。

这是真实的。

从巧巧的视角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这样的江湖——不如说“底层江湖”——但也是有钱的、有权力的、有名气的。

它会吸引各种各样的人想要进入这个领域，比如那位带着妹妹出现的潮汕商人，向斌哥“进贡”一箱钱（甚至妹妹）以获得入场资格。

如果我们观众之中曾有人在县城真实的生活过，我想并不难找到这样相似的细节。

“江湖”是什么？

是港片里走私贩毒的码头吗？

是豪华的赌场夜总会谈判现场吗？

并不是，在这里，就是一个麻将馆和桌上的那些人。

故事的转折到了巧巧拔枪之后，她戴罪入狱五年后出来，进入了第二个江湖。

这个江湖是广阔的，不再是麻将馆和那几个人的小现场，是要坐几晚的江轮去的三峡小城，是一个非亲非故的陌生县城。

那里有从船上开始就偷你钱包的女小偷，有到了那里不愿接你电话怕被打扰的熟人，有路上想莫名占你便宜的司机，有同样为了生计出来带着狮子老虎唱歌的小伙。

这里的江湖很广阔，摸不着边，看到的都是人，也都不是自己熟悉的人。

巧巧去见斌哥，为了求证自己生活里认定的信念是否还在，是否能依然靠那个信念继续活下去，正如伴她度过狱中五年那样坚定的信念——是爱。

而斌哥给了一个错误的答案，“谢谢你救我的左手”，“错了，我拔枪的是右手”。

巧巧发现，信念崩塌，情已不再。

斌哥想用“义”来解释二人关系，因为你救了我，所以我感谢你。

就像那些救我的兄弟一样，我这样感谢你。

而巧巧不需要，巧巧要的是“情”——我救你不是出于“义”，不是你的兄弟，我是爱你才救你。

这在外人看来有差别吗？

不都是有感情吗？

差别是微妙的，恰恰又是一道不能逾越的鸿沟。

做你的爱人，还是做你的兄弟。

如果做兄弟，我不接受，我宁愿自己去闯荡江湖。

巧巧是这样的坚决上了路，带着她过去在江湖里学到的生存法则，开始一路闯关。

蹭别人的酒席喂饱自己肚子，抓住偷钱包的女小偷把打她一番，抢了想占自己便宜的黑车司机的摩托，还有到最荒诞的一幕，在酒楼里静候某个猎物出现，讹钱。

张译的这场戏真是神来之笔。

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因为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情况在一个时空里相遇，巧巧想要钱，张译演的成功青年想要保住名。

只用一句话“我妹妹为你流产了”就当成江湖上谈判的筹码，放到这张桌子上，公平交易。

好，我得到钱，你保住名。

至于那个流产的女人怎样，不存在，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段戏是好笑的、荒唐的、讽刺的，可又是让人感到可怕的、不安的、黑不见底的。

为什么一个女骗子堂而皇之的骗到钱你没有为她感到耻辱还为她感到高兴？

为什么一个为了保住名的成功人士在付钱解决问题以后你会为他感到释放解脱？

我们甚至不会去追究酒楼在座的还有多少人有那样深不可测的往事，表面上显得风光，实际上若深究起来，人人都经不起推敲。

包括巧巧眼中的斌哥。

正是这样的“破罐子破摔”让巧巧忽然理解了更广阔的江湖。

那里的江湖是不讲情的，甚至不讲义，只讲利。

好比曾经来求斌哥的潮汕商人，出人头地后不过一句话打发了她，“我们这里已经企业化了”。

——这和斌哥的恩断义绝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巧巧想原来江湖的规则变了，不再需要义字顶天，我只要这样一路去走就好。

喂饱自己，穿暖自己，走到不想走了就掉头，天地广阔，只凭个“利”字，反而容易些。

影片没有交代巧巧是如何发迹的，但从她去新疆的火车上出来那一刻我们可能就能感到，她又要变了，变得更强大，更坚定，更无所畏惧。

许多年以后斌哥带着一双残疾的腿回到山西。

城市已变了模样，飞驰而过的高铁、阡陌纵横的交通、已经发达光鲜的甲乙丙丁……而斌哥的尊严早就去而不返。

巧巧带着她的光鲜出现，一如影片开始那个顶着离子烫穿着桃红色雪纺衫的女人，她穿着华丽，只不过去掉了纯真。

她心平气和的把斌哥带回原来的“江湖”，为他安置好一切，帮助他康复。

而“江湖”早就换了领头人——巧巧。

这个江湖是斌哥熟悉的，也是相当陌生的。

麻将馆还是那个麻将馆，人也还是那些人，但情义早不是以前的情义。

正如巧巧在遇到潮汕商人说的“企业化”让她崩塌后，斌哥也同样遇到了跳上梁的小丑，那些挑战他自尊的过去的“兄弟”。

是的，情谊不在，唯独能指望巧巧。

斌哥指望她用爱安抚，而巧巧挣脱了开车的右手——那个拔枪的右手，让斌哥忽然感到，“爱”也不在了，这是“义”，让他毫无尊严的“义”。

斌哥的出走毫不意外。

挑战女人的是爱情，挑战男人的是尊严。

女人没有了爱可以了无牵挂，男人没有了尊严便会隐遁流离。

空荡荡的麻将馆最后只剩下那些质疑人情的摄像头，充满猜忌的监控，不复往日抓不到摸不着的人情牵连的关系网，只剩下干干净净的、可以看见、可以回放、可以删除的关系。

这样的“江湖”，有何意义？

对一个没有看过贾樟柯几部电影的普通观众而言，我没有资格去评判这部电影是超越了他的过去，还是致敬了自己。

仅就《江湖儿女》观感而言，我感受最强烈的是三个部分：荒诞的真实、微妙的人情、荒芜的时间流逝。

贾樟柯无疑是敏感的，敏感到能捕捉空气中的微尘。

拔枪的是左手还是右手有什么分别？

分别既在毫厘，又在千里。

而荒诞和真实之间也是如此。

荒诞既是合理的又是真实的，那我们身处其中，还能有什么办法？

影片中一处无关紧要的场景让人觉得动容又无可奈何。

是巧巧去看的狮虎演唱表演。

它夹杂了多少情绪，赤膊的小伙唱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而强壮的狮子老虎却被关在笼中，情人已恩断义绝，路人却献上一朵玫瑰。

巧巧坐在那芸芸众生中观看这场荒诞的表演，却无法不被打动、泪流满面，这一场空间里包含的真实、讽刺、情深义重，都被残酷的包扎在一起，让人无处释放。

至于贾樟柯，他有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有没有在《江湖儿女》中延续了他对故乡与人情的思考，我想答案是明确的。

斌哥所处的江湖，斌哥与巧巧重逢所处的江湖，二十年后巧巧所处的江湖，每一个江湖都是时间流转的见证、城乡变迁的戳印。

在这段时空里，人所认同的价值观可以发生如此剧烈的转变，认定的东西可以一夜之间推翻，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础可以完全被另一种东西代替，它们甚至快过巧巧坐上的乡村大巴和斌哥回乡的高铁的巨变，快过县城和城市建设的巨变。

人心的巨变，只在弹指一挥间。

而人生已如江水流逝。

在《江湖儿女》电影结束后，贾樟柯出来回答了大家的问题。

有人问他是不是致敬过去的自己，有人问他赵涛戴的两个戒指有什么含义。

我想这都不是导演关心的，导演关心的是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他回到老家，看到好多年前县城里的大哥已经老了，坐在门前吃面，他有点感伤。

这个场景，对我是熟悉的。

我没见过那位大哥，我的人生中也没有这样一位大哥，但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在故乡的哪条街道、哪个杂货店、哪个广场舞现场……总有那样一个人，忽然让你发现，时代变了，你也变了，他所拥有的已不再拥有，而你曾在意的也早已失去。

斌哥，不就是这样一位大哥吗？

故乡与城市的对立，过去与现在的对立，情义与利的对立。

在《江湖儿女》这部电影里，贾樟柯提出了很多复杂的问题。

如果说故乡、过去是指凝滞、恒定的某个时空，一些永远不会改变关系的人，如贾樟柯文中所说亲戚，如电影中的巧巧。

那么江湖便是城市、时代，是巨变、滚滚向前、无法预测的未来，是只能陪你走一小段路的人，是数不清的匆匆过客。

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脱离这样的世界，必须被变化裹挟。

而在这当中，你选择坚信什么？

你用什么去抵挡流变？

是像巧巧，斌哥，还是像那些他们遇到的人一样，选择情或义，还是利？

我想，答案很重要。

（文/杨时旸）有些词汇终究是不可译的，它难以阐释，只可意会却难以言传，比如，江湖。

江湖，有其具体的人、物、事，但相较于这些实体的存在与要件，它更切近于一种精神共同体，一种象征，一种气质，一种虚拟的、弥散的意义之雾，它意味着一群自由散漫的人，游离于官府的监看与权力的管束之外，建立并服从于一种由独特的道德观和义气构建出的民间共识。

在这个圈子内，自有其律法的框架，自洽的奖罚。

江湖是知识分子、官方系统的平行世界与异度时空。

它裹挟着浪漫主义的光晕，沉浸于时间深处，历史的缝隙，或者——只是一些人自己臆想出的回忆里。

从这个意义上说，《江湖儿女》讲述的是什么？

是一段令人唏嘘的爱情？

是斌哥从年轻时的啸聚四方到中年时的落魄困顿？

还是巧巧的情深意切生死不离？

或许都不是。

它更多的在讲述一种想象共同体的消亡史。

在电影中，江湖，成为了一种象征，散漫的、流动的、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民间自治世界，最终，被时代大潮慢慢吞噬。

斌哥也好，巧巧也罢，不过是一粒沙、一滴水，曾经以为自己可以卷起风暴，搅扰潮流，可是，回看他们的浮沉与挣扎，命运其实在最初的时刻就已经被写好，他们不过是不自知又不自觉地按照剧本完成了时间线上的每一次誊抄，但还总以为自己曾经紧握过命运。

从《山河故人》中的聚合离散到《江湖儿女》中的告别与重逢，贾樟柯的笔下，所有人都成了时间的囚徒。

《江湖儿女》更像是贾樟柯对自己少年心结与青年义气的一次交代与反刍，他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偶遇曾经儿时的大哥，已入中年的男人低头吃着一碗面条，这画面触动他的心扉。

某种程度上说，吞咽面条的呼噜声更像是向命运低头的巨大叹息。

曾经拿着刀枪的男人，如今只能被一碗碳水化合物带来的快感所救赎。

由此，在这样的黄昏意象中，贾樟柯开始写作那一群人的高光时刻和终究的落寞。

不可避免的，这样的故事中，注定充满暴力，街头殴斗、刀枪和血，所以，有人认为，贾樟柯这一次描述的是小城黑帮，一种粗陋的、低级的、甚至散发山寨气味的中国大陆县城黑社会，但这样的理解过于浅薄，贾樟柯笔下的世界，是更浪漫主义的，不定型的，甚至有某种写意色彩的意象，那些打打杀杀不过都是表面的符号。

他无数次地回忆起自己儿时的结拜故事，打架斗殴的惨痛经历以及那些死走逃亡的青春期兄弟，但他写的，想的，念的，绝不是犯罪学意义上的黑帮，而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江湖梦境，弥散着自由、骄纵、桀骜、胆识以及对权力结构的不屑与叛逆。

《江湖儿女》的故事起始于一个尴尬、暧昧的时代，金钱散发出了不可辩驳的诱人气味，但古老的义气又制约着斌哥不能让自己显露出过于直白的贪婪，他在原地踌躇地踏步，乐于收一点港币帮人铲事，但又得维系古板的尊严，可周围的人们以及这个世界都在默默地兀自向前。

斌哥始终在强调自己作为江湖儿女的身份，但却从未厘清这种身份的内涵。

他其实并不清楚，江湖意味着什么，更不清楚，更真实的世界会开往何处。

于他而言，江湖更像一个不可名状的“场”，他像动物凭借气味寻求安全感一样，必须处于“江湖”的气味之中，才能确定自己的坐标。

而巧巧呢？

最初，她努力躲在斌哥的背后，躲在“女人”的身份里，但她挺身而出之后，一切都在悄悄地变幻，斌哥开始在恐惧与慌乱里后撤，而巧巧意外地闯进了江湖，出狱之后的上路寻人，从外部叙事的结构意义上说，那一路掠过了贾樟柯作品中的一众地标，完成了一次苍茫回望，而从内部精神结构上说，那就是踏入崭新“江湖”的路途，婚宴流水席上的小小骗局，酒店单间门口的碰瓷，她如此轻巧地利用时代的、人心的漏洞为自己赢得了生存的可能，她算是进入江湖的投名状吗？

还有冯小刚扮演的游医，徐峥扮演的忽悠，也是另一个时代中的“江湖”吧？

只是在这时代之中，江湖也褪去了浪漫主义的光晕，变成了穷途末路者无奈的生存伎俩，令人心酸也有点寒碜。

像之前所有属于贾樟柯的故事一样，其实，他注视的所有人物都是在努力寻找自己的身份和定位的人，时代巨大的变化催生起一些人不知所起又不知所终的勃勃野心，先天被体制或命运安排的身份在悄悄碎裂，而寻找新身份的过程，搅拌起兴奋，也历经痛苦，迷惘与彷徨。

很多人，被短暂的兴奋牵引，却在这迷惘之中耗尽半生。

斌哥就是这一类人的典型写照。

所以，无论贾樟柯写下的故事如何变化，是小城瘦弱的青年唱起《任逍遥》，还是凶狠的大哥举起枪，他们都是一样的无助的人，敏感、脆弱、浸透悲情。

其实，他们都不是故事中真正的主角，贾樟柯故事的C位永远都让给捉摸不透又无可名状的时代，相较于随意弄人的命运之手，所有有名有姓的角色都不值一提。

所以，回到《江湖儿女》中，一切也同样如是，他写大风渐近，将一切吹散，无论浪漫主义的气息，还是人们发下的誓言，在风中都不曾听见回响，而有些人在大风起兮的当口，扶摇直上九千里，有些人被撕成碎片归于尘土。

瘫痪的斌哥坐在炕桌前，把一桌饭菜推到地上，不知者以为他不过是发泄物质层面的失意，而知他者才能明白，他所郁闷的是对于眼前的这个世界，自己的解释系统已经失灵，他无法解码这一切，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到底错在哪一步就莫名地落得如此下场？

但这盘棋其实没有棋谱，也无法复盘。

如今回看，斌哥与巧巧意外完成了一次身份置换，女人走向江湖，男人蜷缩回襁褓，当初，男人环抱着女人教她开枪，而现在，女人搀扶着男人重学走路，像是母亲对待孩子。

斌哥曾经的兄弟们有的抽身而去，去做生意，去攀附权力，他们明晰一种世俗框架内的目标，但斌哥这样的人，对于世俗成功既贪恋又不屑，相较于金钱，更令他迷恋的其实是那种众人烘托起的醉意和迷梦，就像那个搪瓷脸盆里无数瓶烈酒汇聚成的“五湖四海”，一群寻醉的男人的吹嘘与痛快。

他不过是一个浪漫主义尾声中的梦游者，最终，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被当下这坚固的现实重重围困，悚然伫立于晚辈的错愕与同辈人的手机摄像头之中。

棋牌室还是棋牌室，那个江湖儿女的据点，依然是桌上的酽茶和空气中凝滞的尼古丁，曾经棋牌室的小屋里能谈义气，谈生意，调解道上的纠纷，斌哥用匕首切开了人生中的第一支雪茄，但如今，这里不过就是一群失意中年人聊以自慰地廉价娱乐场，不再是灰色地带，也没人在乎是否要搬来关二爷，墙壁上倒是挂满了盖着国家公章的营业执照。

手机视频人人都能操持，消解一切庄严，每个人都像出演一场猴戏，红章挂上墙壁，监控摄像头镶嵌在屋角，江湖的气质理应是烟云雨雾，是说不清道不明，是遮蔽是写意，而时过境迁，如今在权力的首肯和监看之下，一切才被允许存在，必须清晰无误，必须无所遁形。

由此，梦游者失却梦境，江湖失却神性。

谁又有通行证，哪里又有墓志铭？

结尾的时刻，巧巧站在楼道里怅然若失，身影被摄像头记录在案，这意味着什么？

更像高处传来无声的冷笑，宣告这世上从此有了“上帝”的监察，一神终究取代了众神的狂欢。

（本文首发腾讯大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本人新书《孤独的影猎人》上市，多谢支持---

几日以前，贾樟柯的新作《江湖儿女》在戛纳电影节进行了首映。

到目前为止，《江湖儿女》仍然以场刊评分2.9（满分4.0）踞于本届电影节的最受欢迎的影片之列，女主角赵涛也因其出色的表演成为最佳女演员获奖大热。

一言以蔽之，《江湖儿女》可能是贾樟柯继《三峡好人》以来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它不仅勾连起贾樟柯此前众多作品，还通过一个统一完整的剧情和贯穿性角色串联起整片中国土地。

与贾樟柯之前的几乎所有影片一样，《江湖儿女》处理的问题还是世纪之交中国内陆地区受到经济冲击后所出现的道德崩塌。

影片有着与《山河故人》相仿的时间跨度和比《天注定》更加广阔的地域跨度；尽管它一如既往地讲述着时代浪潮中历经坎坷的爱情故事，但这一部无疑有着更加庞大的世界观，融入和更多作为作者的贾樟柯对于那个时代下中国发展状况的思考。

当然，我个人始终不会把这种“庞大”笼统地称为“野心”，因为野心的潜台词往往是某人并不具有实现之的能力。

《江湖儿女》则显然是另外一种电影。

在片中，主人公不再是贾樟柯在他的作品里一贯描绘的那种小镇青年，而变成了大同当地“黑帮”的头领郭斌（廖凡饰）和他的女友巧巧（赵涛饰），让人想起故事同样发生在大同且主人公姓名都一模一样的《任逍遥》。

影片开头，二人是说一不二的地头蛇，因此也自然而然成为了事端的调解者。

传统社会道德中的“义”在黑帮这一社会组织中得到放大，和男性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面子混合在一起，调成了整部影片的背景和底色。

可以说，《江湖儿女》正是在二人 “被男性虚妄的面子打碎”和“被女性矫饰为义气”的两种爱情之间不断游移，而片中反复提及的“江湖”一词的第一重具象含义——黑帮，也在影片的前半部分得到了相对类型化的展现。

直到郭斌在街头遭遇偷袭，紧接着又和另一个更为年轻的黑帮发生火并（犹如《教父》和《上帝之城》的结合），巧巧因在街头自卫鸣枪而入狱，二人的爱情也戛然而止。

与《小武》类似，《江湖儿女》中的主角一如既往地处在道德模糊地带，甚至根本就是犯罪者。

巧巧出狱后，先是去往三峡库区寻找正在此地投资和管理水电站，准备东山再起的郭斌（与《三峡好人》连接在一起），被拒绝见面后又意图前往新疆谋生，最后返回老家大同。

在这个过程中，她被同行的路人（丁嘉丽饰）偷了钱包，被老婆去广东打工一年未归的摩托司机调戏，被自称旅游开发商爷其实只是个小卖部店主的火车侃爷（徐峥饰）一路骗到新疆……在经历了一系列“人间喜剧”之后，她也找到了自己的谋生之道，开始在饭店里碰瓷所有看上去有钱的中年油腻男人。

总体而言，赵涛所饰演的巧巧并不仅仅是一个受害者；或者说，巧巧在旅途中碰到的所有人，甚至算上她自己，或多或少都是“小武”。

从矿区到三峡再到沙漠，贾樟柯用《江湖儿女》绘制的这幅中西部地图，一方面固然呈现出世纪之交中国人口迁徙的基本路径，另一方面也无疑证明种种的道德崩坏正在向更深的内陆蔓延。

与之前几部作品不太相同的是，贾樟柯在《江湖儿女》中找回了熟悉的生活质感，饱受诟病的堆砌符号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非常鲜活又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

它们的出现表明，金钱已经从根本上颠覆了国人的价值观念，继而也瓦解了传统社会下的相对稳固的情感和家庭。

从结构上看，《江湖儿女》所采用的仍然是接近《山河故人》的分段式结构。

不过，《江湖儿女》去掉了显见的小标题，用船和火车连接其几片故事发生的场域。

影片还将旧作中的很多重要元素串联起来，比如《站台》中的街头文工团，《三峡好人》中的飞碟，《山河故人》中的葬礼和关公，并为这些元素赋予了与之前作品相近但绝不相同的内涵。

这些元素成为了主人公辗转各地的见证；至此，“江湖”也增添了一层传统武侠电影中必然隐含的 “漂泊”之意。

当然，很多评论人在观后也难免对这种创作方法产生的质疑，认为该片过分取巧地创造了一个“贾樟柯世界”。

但细看之下不难发现，影片的主体部分仍然体现出贾樟柯对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这段时间的全新体认，其他的自我引用和致敬无非起到了连接性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贾樟柯一直以来就有连接其全部作品的想法（见《贾想II》，贾樟柯与王泰白对谈），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江湖儿女》是一部早晚都会出现的影片，而它大概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可以囊括几乎所有贾樟柯前作，同时又开掘出故事的“另一面”的总结性作品，这也是笔者强调这部作品具有特殊价值的原因所在。

影片中还延续着对九十年代末流行文化的高度敏感，这又集中体现在影片中众多令人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上。

其中，叶倩文的《浅醉一生》便出现在片头众兄弟结义的片花中，在影片尚未首映之前就确证了贾樟柯 “华语DJ王”的地位。

不过，与其之前电影里单纯引用的流行歌曲不太相同，这首《浅醉一生》同时也是当时风行大陆的香港电影《喋血双雄》的主题音乐。

贾樟柯选用这首歌曲，除了标示出个人爱好和香港电影对当时大陆青年的影响之外，也让两部电影中的人物关系形成了互文，预示了二人的命运。

此外，影片中还特意插入了广播体操、广场舞、社区合唱队等等具有明显集体性质的段落，与港台歌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种“靡靡之音”形成鲜明对比，表现了当时（直至今日）个人与集体主义在中国并行不悖的状况。

而在巧巧离开四川进入新疆之后，所有的歌曲全部消失了，代替它们的是具有强烈未来感的电子音，这些声音和二十余年来高速发展的交通线路以及毫无变化的破败建筑一道，形成了一种诡异而荒诞的魔幻氛围，称得上是“山西版赛博朋克”。

相比《山河故人》第三部分中对未来的种种幻想，《江湖儿女》所采取的方式无疑更加真实也更具技巧性。

另一方面，贾樟柯对时代的记录也逐渐由《天注定》式的类型探索过渡到更加不易察觉的拍摄方法和介质的混合。

如果说通过不同画幅来指涉时代的变迁还是世界电影在贾樟柯创作中产生的回音，那么，《江湖儿女》对不同介质的使用则是贾樟柯二十年余年以来与时代持续共振的结果。

从胶片到DV，再到HDDV，从手持到航拍再到监控摄像，贾樟柯从未停止对中国社会的记录，这使得《江湖儿女》既内生于技术手段的不断绵延和发展，又能呈现出中国某些地区所面临的停滞和断裂。

影片结尾，因酗酒和下肢瘫痪的郭斌回到大同寻求巧巧的帮助，却又因为无法忍受自己的残缺和原先小弟对他的欺侮，主动退出了巧巧的生活。

巧巧独自一人靠在墙边，此时的镜头并不试图对准她本人，而是在监控录像中寻到了她的身影。

过去两个多小时中越发清晰的形象，此刻却愈发面目模糊起来。

这大概也是贾樟柯所有电影当中最为暧昧的时刻：我们永远也无从得知二人的情感还能否维系，巧巧或许是在等待，或许是在思考，或许已然放弃……但有一点似乎可以确信，那就是在这样一个被财富和网络所笼罩的时代里，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真实，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江湖儿女》，我觉得，代表国产片最高的审美水准。

很多人的审美被新闻联播带偏了，觉得崭新的，巨大的，洋气的，才是美的。

如果怀旧，怀的一定是（仿）古建筑。

而我们实际生活过，和其实仍生活在其中的地方，我们人生的，以及历史的几十年，就被无视了。

今天某人作为一个画画的，跟我严肃地讲了另一个观念：人在那里认真生活过的地方，才是美的。

不要无视那些日渐破败的房子，那些没有设计过的野蛮生长的街道。

对于一个画画的来说，整齐如一的大街，大楼光亮的玻璃幕墙，真的是一无可画，根本比不上小巷里晾着衣服的竹竿，沧桑的却贴着新对联的木门，花开得生机勃勃杂乱无章的小花园。

世界的丰富，本在细节之中。

我们只是觉得它们代表着穷和土，所以就认为它们丑，就像胡锡进那样，说电影是臭豆腐，是灰暗视角，这是不公平的。

胡的话体现的只是他本人的心灵的贫乏。

《江湖儿女》如果只到巧巧在新疆的深夜下车，很孤独，很悲伤，很危险，但是她认为自己看到UFO，她笑起来——如果只到这里就结束，我大概会给满分。

后面的不好在于，我不希望在发挥得那么好、充分展示出她的情商和智商的前提之下，巧巧又变成一个守旧的女子，守住前情郎一个破破烂烂的麻将档的遗产，十几年弹指一挥，就这样虚度了。

巧巧不该是这样的。

遗憾归遗憾，巧巧有好几个细节我都惊为天人。

看到赵涛的脸，你老是觉得在哪里见过她？

她的脸有所有那些我们认为是普通人的特点，但同时又是颇有识别度的。

那是一种端正的不脱离人民群众的好看。

我看完电影之后，把她的演技和脸在心里过了一遍，觉得巧巧这个角色，我唯一想到也能演的，是巩俐。

土帅土帅的。

煤矿区大哥的女人，关键时刻就是这么飒。

赵涛和廖凡在奉节的小旅馆里重逢的一场戏，是可以拿来作为经典，将来在课堂上一代代研讨的。

场面十分尴尬，女方镇定，男人软弱却又不是全无良心。

这里演出的是人的同理心。

爱情失去，尊严和互相帮助的情谊还在。

跳火盆是神来之笔。

赵涛的演技，有一处特别打动我。

那是2018年的重逢，廖凡坐在轮椅上，问：对我还有情谊吗？

赵涛在他后面推着轮椅，摄影机给她的侧脸一个大特写，她的上眼皮非常剧烈地颤动，然后她用貌似平静的口吻说：“没有了，就是江湖情谊”（我记性太差了具体的台词一定精彩很多）。

就是那个眼皮颤动，面无表情，展示出她在克制内心特别激烈的情绪。

从她的那个表情，你可以体会到，她还是爱着的。

太厉害了。

徐峥在火车上的表演也颇能让人会心一笑，坐过绿皮车的人，谁没见识过这种一上车就自来熟、爱吹牛的小人物。

电影最后的镜头，巧巧在监视镜头的低画质里的无助身影，虽然是玩了一个小技巧，却是非常好的。

贾樟柯回应胡锡进，说：真相是最大的正能量，见不得真相和真话的做法，是负能量。

熟视无睹，充耳不闻，所获知的不是真相和真话，最终会成为最大的负能量 。

很棒的回复。

排片很少，南京好像只有两个电影院的小厅放。

想看的朋友要抓紧了。

并不苦闷，很多地方让人笑得前仰后合的！

导语：赵涛有着与变革中的城镇完全匹配的气质，俗艳或清丽，像是生活在这个“时代大工地”里的每一个人，带着飞奔的渴望，又难逃尘土的重力；贾樟柯则站在镜头背后，用普通人的情感纠葛，呈现变革时代的社会情绪，为我们点明生活的真相。

文/苏画天贾樟柯的新片《江湖儿女》在戛纳揭开了面纱。

这也是贾樟柯第五部入选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影片。

首映后，片子一如既往，收获赞誉，但与以往不同，主演赵涛在这部影片中的表现，成为更大的惊喜。

据他本人描述，这是一个“狂暴的爱情故事”。

但故事与爱情，都早有缘由。

女主人公的名字和2002年《任逍遥》里的巧巧一样，三峡和寻夫的剧情呼应了2006年的《三峡好人》，三段式的时间跨度，让人想起2015年的《山河故人》。

“科长宇宙”已经形成。

这三部作品，是理解《江湖儿女》的精神入口。

赵涛，这位曾经的舞蹈教师，则是“科长宇宙”里的恒星。

从《站台》到《江湖儿女》，18年过去了，她成了贾樟柯的药方必备。

有人说，贾樟柯成就了她，让她从舞蹈老师走上了职业演员的道路；也有人说，贾遮盖了她，他的群像叙事和影像风格，无法使舞台灯光聚焦在她一人身上。

但无论如何，赵涛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定义了贾樟柯的影像江湖。

▵电影《站台》剧照她是《任逍遥》里寻找自由的野模巧巧，是《三峡好人》中千里寻夫的沈红，是《山河故人》里独自等待的涛。

她有着与变革中的中国城镇完全匹配的气质。

《任逍遥》里，她用手撑着披巾，遮挡日晒，经过准备拆除的平房、建设中的工地；《三峡好人》里，她经过正在拆除的楼房，和巨大而陈旧的工厂机器，神情黯淡，不停喝水；《山河故人》里，她跳迪斯科，在两位爱慕者间游走，在空旷的河边放烟花。

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城镇化进程，让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夹杂着机遇、渴望和荒诞的大工地。

变革中普通人的困顿与选择，成为贾樟柯电影不变的主题。

《任逍遥》里，曾经的小武决定进军“金融界”，给他的小兄弟放高利贷；《三峡好人》中，劳工韩三明被连抓带拽地摁在低级魔术的表演现场，对方称收费是保护“知识版权”；电视机里，是关于爆炸案与抢劫案的新闻播报……人心不断裂变，人际关系重新洗牌，价值秩序由此散落。

但在贾氏电影中，这些裂变并非直接呈现，而是通过感情折射出来的。

爱情，成为人们在秩序分崩离析时试图建立联结的方式，但婚姻和家庭，也无法给出理想的答案。

这也是赵涛能够始终成为贾氏电影女主角的原因。

她是一个没有明星相的普通人，她可以是任何人，甚至一粒尘土。

她不会使电影变成她，而只是成为电影中的一束光，始终在情变、游离和欺骗中寻找，她在寻找恋人和丈夫，也在寻找自己。

在电影《任逍遥》中赵涛饰演野模巧巧她想找到一个出口。

《任逍遥》里，她将头发染成蓝色，试图隐藏自己，她在房间的镜子上画蝴蝶，并将庄子《逍遥游》的意思解释为“想做甚就做甚”；《三峡好人》里，她离开山西，游走在长江岸边，寻找两年未归家的丈夫。

在一座正在坍圮的现实城池里，这位从事护理工作的中年女性试图缝合已经崩塌的婚姻生活。

她去坐船，路过一个唱情歌的少年，他唱《老鼠爱大米》，流行歌曲里的甜蜜爱情与她无关。

她去朋友的家里，看到房间里成排的手表，时间改变了所有人，但有一些人选择停在原地。

另一些时候，他们被政策改变，一些物品留在了原处。

她选择拒绝。

《任逍遥》里，她想要逃离混混头目乔三的掌控，去跟那个小季在一起。

在化妆车，她准备冲出车门，但被乔三拦了回去，她再次起身，如此再三。

《三峡好人》里，她和丈夫在河边走着，几对青年在塔桥上跳舞。

丈夫让她靠过来，两人生硬地做出跳舞的姿势，她却很快地意识到这种关系的虚假，决心离婚。

《三峡好人》里，她和丈夫在河边走着，几对青年在塔桥上跳舞。

丈夫让她靠过来，两人生硬地做出跳舞的姿势现实生活中，赵涛也始终在寻找。

据说，她一度由于自己的表演方式不被认可而烦闷，但贾樟柯又反对她去进修专业的表演技术。

下定决心从舞蹈学校转型作职业演员后，这种追寻仍在持续，即便因主演《我是丽》获得2012年意大利阿斯蒂电影节、意大利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后。

贾樟柯，赵涛在真实世界里的丈夫，曾经的汾阳小子，审视家乡土地的时候，同时带着深情和戏谑。

在他的电影里，世界就是汾阳，汾阳就是世界。

串联二者的是那些人物的想象与欲望。

对于他来说，赵涛既是主角，又只是一个意象。

他让赵涛在汾阳的城镇工地里生长，将她放置在即将淹没的奉节地区，让她的情感与那个混沌的江湖相互撕扯。

《任逍遥》里混混头目乔三无意中掉出来的枪，《三峡好人》里丈夫郭斌的那些年轻手下，包括模仿周润发的那个“小马哥”，都在暗示着一个江湖世界。

这个世界或许存在道义，但也同样伪善，有时还跟国家意志搅在一起。

▵电影《三峡好人》剧照贾樟柯要呈现这个暧昧的江湖。

他偶尔坏笑一下，又或者眉头紧皱，寻找着契机。

在导演《三峡好人》的过程中，他觉得赵涛的情感没有达到表演需要的低沉，便假装恶人，在拍摄中责骂她，疏离她，以便使她在情绪上更痛苦一点。

他还故意使她与那些情感之外的事物擦肩而过，以北产生意义。

《三峡好人》里，废弃已久的工厂，一个失去了右肩的男人和扶着自行车的女人站在那里，如同静物，身上的衣服都淹没在了工厂的颜色里。

夜晚，她站在跳舞的人群旁边，两个官员模样的男人进入到镜头里，聊着两亿四千万的大桥工程；游船上，开着的电视机里，播放着关于三峡工程与四代领导人的宣传片，国家意志的宏大声音变成了背景，刚刚决定离婚的她静静坐着，喝水瓶里的水，眼神里都是心事。

对于贾樟柯来说，赵涛代表情爱，而他负责将情爱引向更深远的意义。

比如，《山河故人》里，张译扮演的煤矿商人张晋生决心要报复梁子，涛在他的后备箱中发现了炸药。

张晋生被劝阻住了，他将炸药放到正在解冻的冰层中，涛引爆了它。

▵电影《山河故人》剧照冲动复仇的情节或许有些生硬，但引爆炸药的设计却极具创造力：封冻的冰层炸裂，山河也剧烈振动。

不久之前，他们三人还站在河边，一起看白日里的烟火在低空中绽放。

冰层被炸开时，她的身体颤动了一下。

类似的场景还出现在《三峡好人》里。

她到了丈夫工作所在的拆迁办，给一个头部受伤的年轻人包扎伤口，旁边墙上的电路突然出现故障，发出火星，她的身体缩了一下，像是一个敏锐的动物。

贾樟柯在他的第二本电影手记《贾想II》中写道：“我所处的时代，满是无法阻挡的变化。

拿起摄影机拍摄这颠覆坍塌的变化，或者是我的天命。

”他的所拍摄的角色，从山西小城出发，到达长江流域、内蒙和新疆，上海和北京，甚至去了澳大利亚。

贾樟柯因此超越了汾阳的地域限制，他的影像世界成为了内陆中国的缩影。

然而，在变动的社会图景中，电影中的人，最终又都成为追寻故人、只能遥望山河剧变的人，他们既表现出无法适应社会快速变化的失意和困惑，同时还表现出超越这些变化的一些坚守，一种扎根于朴实生活的肯定。

▵电影《小武》剧照除了一再出现的八十年代港台老歌外，这种不变，很难说不是通过赵涛完成的。

她往往从高速行驶的时代列车上一跃而下，回归到沉静而现实的生活中。

正如《山河故人》中，一场雪如期而至，GoWest的歌声再次响起，她跳起熟悉的舞蹈，时间仿佛什么也没有改变，而她也成了山河的一部分。

但在《江湖儿女》中，她完成了自我超越。

当男性主导的江湖道义崩塌，女性是该寻找新的价值归属，还是成为承担全部责任的那个人？

赵涛选择了后者。

她从之前的贾氏电影中复活，重新自我生长成一个全新的、勇敢的、忠实的人。

从前，她似乎永远是在寻找一个家园，如今，她自己成为自己的家园。

英国BBC在5月12日刊发的影评文章，认为赵涛“奇迹般地回应了来自于表演的挑战，以十分微妙的方式，使得巧巧这个角色，在历经岁月的疲惫中，亦呈现了在岁月磨砺后的愈发坚韧”。

▵电影《江湖儿女》剧照从《站台》算起，18年转瞬即逝，贾樟柯所呈现的群像世界里，赵涛曾是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带着飞奔的渴望，又难逃尘土的重力。

然而经历了漫长的生长之后，她终于绽放出浓烈的色彩，对于她和贾樟柯，这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本文已发表于火星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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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可能是最喜欢“致敬”自己的导演，没有之一。

早年贾樟柯以“贾科长”之名被盗版碟贩热情安利，于是在《任逍遥》里，科长让王宏伟饰演的小武从主人公斌斌手里买盗版碟：“《小武》有吗？

”“没有”“《站台》有吗？

”“没有”……科长的亲表弟韩三明最早出现在《站台》里，是一个失意的矿工，似乎在寻找一个女人；《世界》里也有他。

到了《三峡好人》时，三明晋级成男一号，故事讲的就是他去奉节找妻子的经历。

今天贾樟柯新片《江湖儿女》上映，男主角也叫斌斌，女主角又叫巧巧，巧巧她爹是一名矿工，巧巧要去奉节找斌斌……老贾的世界是个圆啊。

一样的角色，重复的演员，反复使用的场景服装道具，永远的家乡情结和变迁主题……贾樟柯拍了整20年电影，原来拍的一直是同一部作品。

等等，这个套路似乎眼熟——咦，这不是漫威和皮克斯的绝活儿嘛？

把所有作品都暗戳戳串联到一起，每个角落细节都有可能是彩蛋，漫威有漫威宇宙了，贾樟柯的作品也有一个贾氏宇宙了啊。

《江湖儿女》的故事从2001年讲到2018年，完美覆盖了前作的大多数背景时间。

因此，《江湖儿女》就像一部贾樟柯的“复仇者联盟”，是继往开来的分水岭，是彩蛋的集大成之作。

看完电影，你找到这些彩蛋了吗？

巧巧&斌斌巧巧和斌斌这对有点油腻的中年人名字，来自《任逍遥》里的赵涛和赵维威。

你大姐依然是你大姐，可你大哥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你大哥了——《任逍遥》里的斌斌有个要去北京念国际商务的女友，斌斌自知赶不上人家，日益颓废消沉；而《江湖儿女》里的斌哥出事之后不但让女人背锅，还甩开人家找了个大学生的妹妹，奋发创业去了，真是很“上进”了。

两个巧巧年轻时都留着红极一时的波波头，事实证明，留这样发型的女人都是不好惹的。

《任逍遥》里，留着波波头的巧巧在迪厅尬舞

《江湖儿女》里的青年巧巧这个发型的出处在《任逍遥》里有讲：“那天我看了个VCD，美国大片，讲一男一女正在餐厅吃饭，那女的特漂亮，头发特像你。

这个时候，不知道怎么他们突然就想抢劫了，一掏枪，抢劫！

”嗯，他说的正是《低俗小说》。

开头提到小武想买《小武》《站台》没买到，也是只买到了这个。

《低俗小说》乌玛·瑟曼的BOB头引领世界潮流，大概也击中了贾樟柯

《江湖儿女》巧巧又穿上了这套炫黑·刺绣·民族风肚兜+艳红·薄露透·性感罩衫的经典装扮。

听说衣服是照着《任逍遥》里重新做的——年代久远，原来那套早不知扔哪去了。

这是年轻时的巧巧，而中年巧巧则穿越到了《三峡好人》时代——一毛一样的衬衫，背包，一脸迷茫和沧桑。

放到现在这个大妈扮相显得稍稍有点out of fashion，不过倒很吻合剧情里巧巧坐了五年大牢刚被放出来的感觉。

《江湖儿女》里的巧巧“碰瓷”股神张一白

同款look在《三峡好人》里，服装组真是很省钱了改革&拆迁贾樟柯一直对计划经济转型时期的变迁十分关注。

可能对于山西这样的产业结构单一型省份来说，煤矿工业的兴起、衰落、转型、私有化是许多家庭都避不开的话题。

贾樟柯爱矿区生活爱到什么程度呢？

同样的矿工宿舍区场景，在《任逍遥》和《江湖儿女》里让赵涛走了两遍，从宿舍过桥走到城际公交车站，路线动作都是一样的。

《任逍遥》里的巧巧，多年后在《江湖儿女》里跟父亲又走了一遍这条路巧巧的父亲在矿上务工，几杯汾酒下肚，就壮起胆子打开大喇叭痛斥矿长的腐败行为了。

父亲的工友告诉巧巧，小道消息说矿工及家属可能要被统一派到新疆去，后来巧巧真坐上了去新疆的火车，不过不是迁居，只是一场不靠谱的艳遇。

愤怒的矿工不止巧巧爹一个，《天注定》里姜武饰演的大海更狠——因为不满村里的煤矿被富豪侵占、由公有变为私人所有，大海写了一封信想寄给中南海，没寄成就搞了一把大猎枪，连着崩了一堆人头。

《山河故人》里为赵涛争风吃醋的两个男主角之间的矛盾，也依附在了煤矿的变迁上。

张译演的张晋生承包了煤矿，就公报私仇地赶走了矿工梁子，因为他们两个是情敌。

与煤矿情况类似，各大工厂也在进行改制和迁移。

《二十四城记》讲述的就是国营老工厂迁移给人们带来的改变。

除了煤矿和工厂，贾导对三峡移民也很感兴趣，拍了又拍。

《三峡好人》一开始，船上的广播就告诉大家，这里是从奉节岛前往崇明岛的太白号长江客轮，坐船的大部分是去往上海崇明的移民。

望向两侧岸边，奉节的老城居民楼都被库区的水位淹没了。

三明要找的地址已经在水下了《江湖儿女》巧巧坐的游船上也有这样的广播，岸边也有即将被水淹没的居民楼。

巧巧在岸上找到那个信基督的女贼时，许多移民正携家带口，失落地乘船离开他们的故土。

巧巧和三明都是从山西到重庆奉节寻找对象下落的，可是找寻过程都颇不顺利，对方也都不想见他们，真是平行世界里的两个苦命痴心人。

金钱&情感关于《江湖儿女》的英文片名，贾樟柯一开始想的是《Money and Love》，金钱排第一，爱情排其次，很俗，但也很贴切，电影的核心的确是这两件事。

贾说他以前听电台热线，老百姓咨询的最多的两件事儿就是钱和感情。

是啊，谁会不在乎这两样东西呢？

《江湖儿女》里，巧巧和斌斌在小宾馆里重新碰面的时候，也激烈讨论了这个问题。

巧巧说你跟我回吧，斌斌说要回也不能这么回，巧巧明白了：得有人有钱你才能回去，对吧？

斌斌说，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斌哥一生都在为钱打拼而不得，他放弃了与巧巧的情，等想找回来的时候，发现已经回不去了。

巧巧和斌斌因为对钱的观念不合而分道扬镳电影里，钱、情、义的关系作为一条线索，若隐若现地穿插在片中。

片头巧巧给司机钱，司机客气推脱到帮斌哥不用给我钱，巧巧说耽误你赚钱了，拿着，这是巧巧的讲究；最后斌哥走了，给巧巧也留下一沓“耽误你了”的钱，巧巧却气到炸，心想你居然拿钱来衡量我的义？

这是巧巧的霸气。

还有个小细节插曲，斌哥的马仔拿着一张假钞，反反复复地塞进验钞机听那声“请注意，这是假币”玩。

社会上之所以会出现假币，也是因为人的钱袋跟不上欲望了嘛。

《山河故人》里的梁子没钱但是家里摆着关公像，象征他心中还有一份义；而《江湖儿女》里的斌哥以关公像为尊，最后却落了个不义之人的名声《任逍遥》里的小阿飞调笑：“美币，那就是美国人民的B啊！

”还要炫耀给周围人说：“一张能换好多钱！

”《三峡好人》韩三明在船上看卖艺的表演欧元变人民币，电视机里放的都是小马哥用美钞点烟的经典画面。

他听人说，“人在水上漂，就要靠美钞！

”

崇拜小马哥的不止斌斌那样的县城大哥，连三明那样的老实人都会受影响《山河故人》对美钞的迷恋程度更进一步，张译直接给董子健饰演的儿子取名叫张到乐，Zhang Dollar！

生下来的使命就是挣！

大！

钱！

董子健饰演的叛逆儿子张Dollar《江湖儿女》里发了财的二勇告诉斌哥：我现在只有两大爱好：一个是看《动物世界》，另一个是看国标舞。

这让我想起《站台》里也有个小配角叫二勇，文工团解散后，这伙计就脱离大部队去做小买卖了——难道，如今爱国标舞爱到棺材里的二勇哥，当年也是混文工团的？

看来还是下海经商有钱途啊，文艺没希望……文工团&歌舞厅科长对歌舞永远是充满激情的。

小武一开始不会唱K，被梅梅一脸嫌弃，后来就在梅梅的指导下变身麦霸了。

小武什么都不会唱，两人只能尬坐在《任逍遥》开场第一个镜头里，小贾（彼时还是小贾）就亲自上阵，穿个老头跨栏背心，站在大厂房里自嗨地唱意大利歌剧。

《任逍遥》最后出场的那个警察的扮演者貌似就是《江湖儿女》的二勇哥（高糊画质尽力了），惩罚犯人的方式都是：去，站到墙角唱歌去！

你不是爱唱歌吗？

斌斌就老老实实唱了任贤齐的《任逍遥》。

《任逍遥》结尾贾樟柯关注90年代、世纪之交的作品比较多，唯独第二部电影《站台》定位在80年代，专门追溯文工团的闯荡生活。

《江湖儿女》最重要的一首歌是叶倩文的《浅醉一生》，当年是《喋血双雄》主题曲，也很契合《江湖儿女》的情境。

这不是科长第一次用叶倩文的歌了，《山河故人》里2024年的澳大利亚还能响起叶倩文的那首《珍重》。

流行曲在贾樟柯的电影里不计其数，扒下来就是当年的时代金曲合集了。

记得《江湖儿女》巧巧后来心情郁闷就跑去奉节小歌舞团跟着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吧？

《三峡好人》的奉节县里也有个光膀子的男人，拿着麦克风在昏黄的灯光下豪唱“酒干倘卖无”。

尬舞也是贾樟柯电影里县城人民必不可少的娱乐项目。

永恒女主角赵涛的人设基本都是会跳舞的，在文工团跳，在老式俱乐部跳，在新潮的迪厅跳，在世界公园的演出台上跳，老了也要在自家院子里跳……

这段迪厅舞眼熟吗？

赵涛在《山河故人》里跟张译跳了一遍，在《江湖儿女》里跟廖凡又跳了一遍。

《江湖儿女》还插了一小段与剧情毫无关联的纪录镜头，一群大爷大妈在快乐地跳广场舞，每个人眼里都闪着光，真美好啊。

汽车、火车、轮船、UFO贾樟柯也爱用交通工具的变迁表现时光流逝。

《山河故人》里张晋生身为煤老板的富豪标志是一辆新买的红色桑塔纳，《江湖儿女》里的斌哥开皇冠，后来差点被皇冠磕破头没了命，再后来还是羡慕有更壕的车的人。

煤老板泡妞的致胜秘籍——拥有一辆桑塔纳《江湖儿女》第一场戏是一辆颠簸的老式公交车上，一些普通百姓茫然疲惫的神态，最后镜头摇到靠在窗边打盹的巧巧。

画质和场景都十分粗糙，非职业演员群像，看似随意的一组镜头锋芒毕露，简直找回了我第一眼看《小武》时的那种惊艳的感觉。

《小武》第一场戏也是公交车，小武自称是警察拒绝买票，几秒钟后原形毕露，原来他是个小偷。

第一场戏就把这个小人物拍活了。

《站台》第一场戏也是文工团结束演出后，乘着夜色坐大巴离开。

《任逍遥》里，巧巧也坐在靠窗的位置《江湖儿女》从绿皮火车到高铁，反映出十几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徐峥演的大忽悠在火车上对周围人说，就应该坐慢车，看看大好河山，慢慢看，慢慢品。

上次《山河故人》赵涛也对儿子说过类似的话，她送儿子出国前母子俩坐了一次绿皮火车，她说希望车慢点，妈妈陪你的时间就能长一些。

几次去三峡都是坐船。

最后还有终极时髦的交通工具——UFO，构成了贾樟柯电影里为数不多的超现实部分。

徐峥天花乱坠地讲他的新疆探险旅游项目，说要带游客去找UFO，结果对面的巧巧一脸严肃地说，“我见过，见过一次”。

徐峥自己都不信，还以为捡到个免费托儿咧，后来知道勾搭来个刑满释放的女犯罪分子，顿时怂了。

巧巧搁哪儿见的UFO呢？

在《三峡好人》里。

三明也看见个魔幻场景，一个人在废墟上空走钢丝。

这时配的背景音乐是林冲夜奔。

所谓“宇宙的囚徒”，跟夜奔的林冲其实是一回事啊。

《小武》写90年代，《站台》写80年代，《任逍遥》《世界》《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写千禧年前后，《天注定》写眼下。

而《山河故人》和《江湖儿女》都有超长时间跨度，站在一个更全局的角度去看待社会和人心的变化。

无论籍籍无名还是蜚声国际，贾樟柯都执着于在同一个画框内，用同一群人物演绎不同的人生命运。

可能一个舞台下面有个观众是小偷，他的名字叫小武；可能一个文工团路过一条路，他们来自站台；可能路上站了个女人叫巧巧，巧巧在等一个矿工；可能一个矿工心里有解不开的结，他想去趟三峡……说是贾樟柯宇宙也好，说是平行世界也罢，他们都是当代中国的众生相。

何小沁/文 原创请勿搬用

看完《江湖儿女》，在豆瓣上看到一条评论，说廖凡是“葛优之后最好的中国男演员”。

是不是最好，我不敢说，毕竟“文无第一”，但我知道，在中国，“第一”着实像个魔咒，不管是行业内排第一的企业，还是排第一的人才，都要面临更多的质疑，更多的波折。

我倒宁愿，我喜欢的演员，就悄悄地演着，悄悄地好着，最好是那种别人都看不出来的好，就好给我看，给一小片不动声色的知己看。

但《江湖儿女》里的廖凡，的确太好了。

他的好，是那么明晃晃地摆着，想让人看不见都不行。

▲喜欢这个角度下的廖凡。

尽管，这部戏，其实是“江湖女儿”巧巧的成长史、放浪记、离散诗篇，由她的成长史和放浪记，牵扯出十七年的人间关系，江湖离乱，时间燃烧然后留下灰烬的过程。

赵涛的戏，自然占了比较大的篇幅。

赵涛也的确好，因为她就是巧巧，巧巧就是依照她的样子写出来的，没有她，某种情境就不成立，没有她，一些因缘的线头就扯不出来。

她在电影里的形象，就像西北石窟里的那些菩萨，眉眼神情，都是照着某个供养人来雕刻的，有真实的拙朴，真实的娇俏，甚至真实的嗔怪。

那个身在敦煌或者凉州的供养人，凭借这个形象，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而这个菩萨，也因为有肉身的滋养，从成千上万个菩萨中跳脱了出来。

这是互为因果，互相滋养的事，所以，那些说赵涛不好，导演就知道用老婆拍电影的人，都是没有原创经验的人。

▲赵涛在这个电影里的很多瞬间，让我想起日本那位拍了很多复仇电影的梶芽衣子。

但廖凡依然很好，而且不可思议，他的好，他的不可思议，在于他在银幕上，再现了一个过程：人的荷尔蒙是如何消退的。

对，不是人衰老的过程，而是荷尔蒙消退的过程。

衰老已经很难演了，但也不是没有秘诀，演员的力量达不到，还可以有化妆、灯光乃至后期，甚至通过搭档的帮助来实现，一个四十岁的演员，对着强行扮老的三十岁女演员喊一声“妈”，无论如何也让人不忍心，还怎么深究下去。

有些人演这个过程，也算很成功了，但面容身姿老了，眼睛却没有老，眼睛还是精光灼灼的年轻人的眼睛。

只有极少数人，能把这个过程，演得有说服力，从里到外，都慢慢变灰，慢慢失去生机。

廖凡却演出了一个更复杂、更让人惊叹的过程：荷尔蒙的消退。

这个故事的时间跨度，其实很有限，从2001年到现在，十七年而已，并不算长，要在这样一个时间跨度设定里，表现出程度并不严重的衰老，已经像在掌心跳舞，更何况，还要表现出程度非常严重的荷尔蒙消退。

▲斌哥曾经是场面中人。

二勇进场的那一段，那种很显眼但貌似不以为意的排场，还有双手合十向周围人示意的动作，都特别准确。

但廖凡扮演的斌哥，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像加了特效一样，一点点褪色，一点点颓丧下去。

他慢慢地失去了对人、对世道的信心，对人生的勇气。

起初，他还有一点脆弱，还依仗着这种脆弱，向巧巧撒娇，向旧日兄弟们试探，后来，连脆弱都没有了，因为，脆弱似乎还是一种呼喊，一种告白，一种有待接受的电波，但呼喊无人接收，告白没人倾听之后，脆弱的功能就消失了。

他就那么彻底废了，就像岩浆变成灰，树木变成烬。

斌哥刚出场的时候，是大同的地头龙。

他在棋牌室、KTV、迪厅活动，看场子，维持秩序，调解纠纷，也必然要放点贷。

但他们不甘心于此，他和他的兄弟们，对自己进行了升级。

升级就要进行学习，他们的学习方式，是看香港电影。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电影，到处都是英雄传奇、枭雄生平，周润发、万梓良、李子雄、刘德华、狄龙，还有后来的郑伊健、陈小春，就在这些传奇里来来去去。

斌哥和他的兄弟们，就仿照香港电影，在大同搭建了一个江湖。

剧中有一幕，他们聚在一起，看周润发、万梓良和刘德华主演的电影《英雄好汉》，尽管是在屋子里，他们还是认真地穿着黑西装、白衬衣，打着领带，有人还戴着白手套，在屋子里的墙上，贴着“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样的字。

▲豆瓣的这张剧照后面，都是夸廖凡的。

这一幕是整个故事里，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几个瞬间之一。

请注意坐在前排的这个小伙子手上的白手套，是啊，做戏就要做全套。

那个时代，是容得下他们的。

那个时代，识别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人们不知道怎么分辨流行乐和摇滚乐，也不知道穿西装要不要剪掉商标，不知道喝红酒到底要配什么菜，更不知道怎么识别一个边缘人群，以及如何对待他们。

他们的规矩，甚至情义，都带有混搭色彩。

他们把香港电影里的江湖规矩，和古老社团的规矩，乃至佛啊道啊的规矩混搭在一起，形成他们的一套仪式和相处方式。

例如向人行礼的时候，双手合十，掌心微空，例如把几种白酒拼在一起，喝“五湖四海酒”，在迪厅里看国标，在葬礼上表演国标，大哥在葬礼上上香的时候，小弟们在身后列成几排。

那个时代也容得下斌哥。

廖凡演的斌哥，精悍结实，身体硬得像一把紧绷的弓，皮肤深棕，头发黑亮，贴着脑门，是那种精力特别旺盛的人才有的头发，眼睛里有灼灼的精光放出来，喜欢穿深色的衣服，走路的时候腰杆挺直，又带点警觉，像一头随时准备捕猎的野兽。

▲二勇葬礼上的斌哥和巧巧。

巧巧后来给勇嫂放下一摞钱，说是斌哥和她的心意，看钱的厚度，该有二十万吧，在2000年代初，那是一笔大钱。

他常常面无表情，但面无表情不等于没有表情，他的表情都是藏着的，或者说，是区别对待的。

在外人面前，他深藏不露，不给表情，在兄弟们面前，他会带上一点表情，在巧巧面前，他会有更多表情。

身边人的亲疏程度，是依据给出表情的多少来区分的。

他也非常笃定，心里很踏实，知道自己的根有多深，枝叶能覆盖多大面积。

调解老贾的借款纠纷的时候，他手底下还在忙着自己的事，只给点余光给他们，到了节骨眼上，搬出关二爷来，事情就了了。

他在迪厅里见二勇，听二勇诉苦说有人造谣他的楼盘闹鬼，听完了，他似乎就有数了，知道是谁做的，自己又该怎么解决，马上应承下来。

甚至还有人袭击他。

那样郑重其事的袭击，简直是一种抬举，是变相地承认了他的权威。

后来的时代，不会袭击他，只会羞辱他。

就在时代摸着石头过河、建立自己的识别力的空档，他们有了一点空间和时间。

然后，因为持枪事件，一切急转直下。

等他出狱之后，他已经全盘皆输，尽管他还念叨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许用不了三十年”，但他拥有的已经全部被夺走了。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输，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其实他没有错，只是时代把大门关上，把空档封上了。

▲人一生有几个决定命运的瞬间，在电影里，也常常会有这种“命运的时刻”。

斌哥和袭击他的小伙子的这个照面，这片刻凝视，也是一个“命运的时刻”。

在“企业化”的时代，一切都变了模样，即便还是巧取豪夺，但都变成利益的来与去，他踩空了几年，就跟不上形势了。

摄像头的时代，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都被严密监控，神秘感是多余的，情义也是多余的，他的价值就在于那些情义、规矩、神秘感，这些事物没有意义了，他也就没有价值了。

也许，时代根本就没有变，一切照旧，是他变了，他的荷尔蒙分泌越来越少了。

他可以去适应新形势，但荷尔蒙的减少，不够给他提供燃料了，他也可以重新寻找价值，但荷尔蒙的分泌不足，让他丧失信心了。

荷尔蒙的减少，让他从狼变成了狗。

廖凡表现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一个人在时代和时间的双重作用下，荷尔蒙的消退，这种消退，是生理性的，更多是精神性的。

他居然把这样一个又有生理性又有精神性的过程，给演出来了。

而这，应当是不可能的。

在奉节的小旅馆里，和巧巧见面，他尴尬、喏喏、前言不搭后语，想说谎，却连说谎的气力都没有，当巧巧起身走开的时候，他的手指浅浅地弯曲了一下，却终归没有攥成拳头。

▲斌哥和巧巧在奉节的小旅馆里相遇。

下一个镜头，巧巧起身，斌哥无力地弯曲了一下手指。

大家肯定很奇怪，为什这个房间里有三张床，因为巧巧没有钱，只能买得起最便宜的铺，三张床的房间，要比标间便宜多了。

重返大同的时候，他形容枯槁，头发稀疏，医生给他做针灸的时候，可以看见他的白发。

巧巧棋牌室的男孩给他送上饭菜的时候，他怒喝着“什么规矩，先上主食再上菜”，已经非常心虚。

巧巧让半身不遂的他“滚出去”的时候，他挣扎了几下，却没能站起来，再坐起来的时候，满脸通红，额头上有青筋暴起。

男人是如此脆弱，但在大时代面前，谁又不脆弱呢？

▲后半段的斌哥，给人的感官刺激少了，但这却是廖凡演技爆发的时刻，暗暗的、不动声色的爆发。

他再也没有表情了，哪怕是对亲近的人，也没有表情了。

他的魂被抽走了。

以前是藏着，现在是彻底没有了。

但藏着和没有，是不一样的，他精细地表现出了这其间的差别。

而且，丝毫没有演的痕迹。

当过话剧演员的人，因为是在舞台上，要放大自己，才能让别人看到，所以往往有着夸张的表演和台词，不论演什么，都会过于郑重，都会留下痕迹。

出身于话剧世家，自己也演过话剧的廖凡，却没有痕迹。

他让我们看到并且相信，斌哥或者他，就是那样，一点点失去了生命力，失去了勇气，失去了信心。

这个故事于是就可以汇入“贾樟柯宇宙”，被封存起来。

因为，贾樟柯的电影里，有那么多对往日的追怀，对时间流逝的感叹，对流散的无奈，但往日之所以那么值得追念，不是因为那段时间特别美好，而是身处那段时间的人，有充足的荷尔蒙。

▲喝“五湖四海酒”的片段，是最早放出来的。

这个片段，在故事里，属于“记忆的夏夜”，人生的高光时刻，在故事最后再度回想，让人万分惆怅。

斌哥这条线的故事，也让我想起韩国电影《薄荷糖》，斌哥和薛景求演的金永浩，到底做错了什么呢？

也许什么都没做错，只是生命激情消退了。

而他们身边的人身上，也在发生同样的事。

即便枪击事件没有发生，奉节小城没有被水淹没，不明飞行物没有从乌鲁木齐的天空飞过，摄像头没有密布在大同的每个角落，斌哥和巧巧，也都注定要坠入沉沉暮色。

这才是人类永恒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