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城记

　　　　一代人的故事只属于一代人。

红衣小女孩似乎是用来代表这个时代的，而420工厂只算是上个世纪的遗留物，他们之间并不发生联系。

　　　　老贾说他不是局限在自身观察，是致力于关注时代下的个人感受。

“历史不能是抽象的，个人的表述对于这个时代非常重要。

”　　　　一个伪纪录片，将创作者的个人理解提升到表面，在被事实和想象联合构建的历史中寻找一个平衡点。

就像所有的口述历史都是亦真亦假，抹不去个人的印迹。

在每一个转折点出现的黑场，不失刻意地强调他要表现的是大环境下的个人命运。

不同人物对同一个事实的回忆会出现多少偏差，抱歉这好像是我曾经试图在短片中探讨而惨遭失败的问题。

　　　　这“不伦不类”在我看来是一次成功的实验。

他说“没有什么可以束缚我们，我们要不停尝试，最终找到一种最适合我们表达的语言。

”此话一出，带着来自电影学院的亲切感。

狂妄与盲目，有时并不那么无用。

　　　　仅你消逝的一面，足以让我荣耀一生。

1. 诗意“二十四城芙蓉花，锦官自昔称繁华”——这是贾樟柯在《二十城记》中给电影定下的诗意怀旧基调。

《二十四城记》承载诗意的主体——成发集团，曾经的国营420发动机制造厂——于1958年从东北南迁至成都，2008年老厂房拆除，工厂整体迁移至郊外工业园区，市中心的旧址被房地产商买断，将开发成为住宅区“二十四城”。

420厂的前二十多年历史是真正的“昔日繁华”，通过多位被采访者口述片段的边边角角表现出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能月供肉三斤，令人羡慕的福利待遇和工资收入，子女就学分配就业的便利…… 采访对象的年龄从高到低，视角变化由旧到新，繁华走向没落，辉煌变作冷落。

从被采访对象的选择上来看，贾樟柯对被摄题材的感情是不言自明的。

尽管他拍摄电影的初衷是“记录中国历史的变迁”，但他并不像拍摄纪录片一样站在一个客观的，尽量脱离个人情感的视点来完成这种记录——他也无意掩盖自己的“不客观”——他选择的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从《小武》到《任逍遥》到《世界》到《三峡好人》，再到《二十四城记》，他选择记录的是社会的暗角，是弱势群体面对变迁的彷徨与无所适从，是小人物直面大时代的勇气与牺牲。

在“记录”的过程中，贾樟柯也并不执著于“发生真实”，比如《三峡好人》中凌空飞腾的楼宇，还有《二十四城记》中由演员扮演的受访者。

他将“发生真实”等同于“故事真实”的手法和美国作家Tim O’Brien的越战回忆录写作手法殊归同途，这样的叙事方法早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故事片”“纪录片”之分，二者都是导演用来表明自身艺术理念的手法罢了。

所以在《二十四城记》中，420厂真正员工的采访录和演员表演出来的采访录相互交织，“发生真实”为“故事真实”的导入，“故事真实”为“发生真实”的补充。

不论是哪一种的真实，他所表达的，都是对被采访对象的真切同情与敬意，每个镜头都浸透了他的无限深情。

2. 悲情《二十四城记》中九位受访者，五位真正的420厂工人，四位演员，八个谈话段落都有一个悲情收尾。

但这还不够——为了进一步升华采访的主旨，贾樟柯在段落之间引用了多首诗歌，插入了相关的流行歌曲，并重复了受访者的收尾语。

这种央视东方时空般的悲情轰炸式剪辑方法让我有点错愕。

照理说，在观众对影片大环境与中国工厂变迁心知肚明的情况下，过分频繁的重复同一种情绪是政治宣传才用的低级手法，而一贯以静默镜头语言为标志的贾樟柯，突然跳到对岸手舞足蹈起来，这让人在感情上很难接受。

就好比顾长卫在《孔雀》中用做西红柿酱的细节来表现七十年代，但如果人物一边做酱一边频频唠叨物质匮乏冬天吃不上蔬菜，那我就得狠狠皱眉。

为了打破单一化的悲情氛围，贾樟柯在段落间也使用了多种调剂方法，比如厂房里两位拆卸机器的工人，一个搂着另一个的肩膀拍摄静态镜头，两人本来神情肃穆，可其中一个时不时要动动另一个，结果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还有下一代的小姑娘站在厂房里巨大的电风扇前，风把头发吹得很乱，她笑得很腼腆很甜。

当然，专业演员的使用是电影最大的调剂，尤其陈冲饰演的顾敏华访谈片段。

这里，贾樟柯甚至还幽默了一把，让陈冲开自己也开观众一个玩笑；但严肃的贾樟柯毕竟不太会说笑话，或者说，这个笑话讲得十分之冷，就跟《三峡好人》里贸然升空的大楼一样，最后的结果并非幽默，而成了无所适从。

其实早在2007年，杜海彬的纪录片《伞》就已经尝试了记录中国某个弱势群体面对巨大的社会变迁寻找出路的题材，影片从广东中山一个小镇的制伞工厂车间工人的机械重复性手工劳动开始，以河南洛阳某乡老农的自述访谈收尾，提出了“中国农民的出路究竟在何方”的大问题。

在表现手法上《伞》过分的追求客观让其失去了“观众缘”，其反响还不如《二十四城记》的零头；但如果对比一下杜海彬和贾樟柯对访谈的处理方法，就能够看出来，贾对情绪的安排是多么的任性与单一。

杜海彬的《伞》采访了雨伞厂的工人，求职的大学生，还有河南洛阳老农。

悲情与沉重的情绪同样浸透镜头，但杜海彬只允许自己结尾放松了一次，他在大部分时间里的叙事风格与许鞍华的《天水围的日与夜》非常相似；杜海彬缺乏的，是许鞍华所擅长的段落之间的小调剂小抒情，是“放”的层次。

而采取了诗歌起题、串联并高调收尾的《二十四城记》，在表达诗意的同时竟然忘记诗歌语言本是最讲究留白的，要想情绪迸发得多辉煌，前面的铺垫就得多隐忍多压抑！

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缺乏的正是“收”：情急情浓当然是最好的出发点，但导演的情绪再浓烈也不该泛滥到整部影片，完全失了调度，让悲情悲到渗出水来，从而变得廉价。

3. 观众在比较《二十四城记》与《天水围的日与夜》过程中，我觉得很难脱离“观众”这个要素。

贾樟柯是很在乎观众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在乎，所以情急意切，生怕观众不能领会他在镜头背后的想法，所以要反复明示：述说，诗词，歌曲，字幕。

而且许多处诗词的插入也并不圆熟，譬如欧阳江河那句“整个玻璃工厂是一只巨大的眼珠/劳动是其中最黑的部分”，姿态便无比做作。

但也许我本来就不该如此苛求，他是大陆唯一一位拿到商业投资后依然在忠实记录社会弱势群体的“大格调”导演，比起他的执着，任何批评似乎都是一种错位。

但每当我想到天水围，想到许鞍华，我又无法遏制自己心中的某种不满。

这部从王晶那借了五十万才得以成形的小制作，这部从出发点就洗尽铅华平实到底的作品，其带来的心灵震撼，却远远超越了我本该更有生活体验与共鸣的“下岗”、“整改”、“迁移”。

我并不介意“发生真实”与“故事真实”的穿插，一次次的访谈也的确让我动情落泪；但眼泪不该是情感的终结，也不该是最后的交代，我更想要的，是眼眶潮湿只一滴泪将落未落的度量，是胸中万言，出口却只有一声长叹的回味。

有人说《二十四城记》像一首晚唐的诗歌，关心民众民生，悲悯却不忧伤；但我依然希望贾樟柯能够将“悲”影像化而不是语言化，将情绪收敛化而不是放纵化。

在改革开放的巨变中成长起来的我们，伤痛记忆是心房上的灰色烙印，再沉默也不会消失；我们只需要一个闸门，一个出口，我想要流着自己的眼泪，就像我们的父辈流过他们的汗水一样。

二十城与天水围：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5ea3820100cwjg.html

著名而倒霉的先锋艺术家谢小萌先生曾在《疯狂的石头》里说过，这个城市是母体，是子宫，而我们都是她的孩子。

我正在寻找一些人来展现这种母体的美。

我曾前后三次造访过成都，除了连天的阴雨之外，那真是个很让人着迷的城市。

（从电影中也可以看到，几乎没有阳光灿烂的镜头）那个盆地城市的四周遍布着一些当年作为国家工业脊梁的大型国营工厂。

这其中有些工厂如今还欣欣向荣，但几乎已是凤毛麟角。

贾樟柯描写的420厂旧址所在地，如今是一个叫做二十四城的商业住宅区。

和住宅区的名字一样变得艺术感和诗性十足的，还有人们关于这个厂的点滴回忆。

这些回忆的蓝本，可能都是一些平常而流俗的故事——工作，回乡，下岗，再就业，经过了那个时代的人，每个人都可以说出很多这样稀松平常的往事，无非是感叹悲欢离合和个人的得失，然而在经过了贾樟柯一次发情般的怀旧，在那些八十年代的歌曲和外国性感诗句（比如叶芝的那句：穿过我青春的所有说谎的日子/我在阳光下招摇我的枝叶和花朵/现在我可以枯萎成为真理）的包装和放大之后，猛地就被雕刻得感性而深刻。

贾樟柯故事仿佛一次时代的逆行，在过去的那个只有集体没有个体的岁月，没有人会像贾樟柯一样去发掘他们背后的故事。

所以，这样的述说的角度，轻而易举的便引起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共鸣。

在大变革的时代，作为一种共性，人们对未来总是充满了迷茫，反而对过去有一种特殊的狂热。

《二十四城记》在我看来把这种狂热掩藏的很好，然而贾樟柯作为一个经历者，他的怀念不可能不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

贾樟柯是70年生人，这些曾经活跃在中国大地上的国营厂矿，应该是时刻伴随着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的。

四二零厂到二十四城的变化，是当年无数国营企业辉煌的历史和没落的现在的一个标本般的转变经历，而其从一个侧面反应出的成都这个城市的变化，也是中国无数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留影。

可以说，即使没有完整的经历那样的时代，我的祖辈，父辈，甚至我们这一代中的很多人，脑子中都有一个“四二零”的影子和一个“二十四城”的现在。

在看的过程中，我甚至有一个想法，其实我们自己拿起DV，找到那些曾经的人，废弃的工厂，很多人都可能会拍出一部自己的“二十四城”。

贾樟柯的电影在这之前我只看过两部，一部《小武》，一部《三峡好人》。

作为贾樟柯电影中的精神，这部《二十四城》，也是继承了他电影里一贯的秉性，一如既往的深沉而欢乐难觅，并以小人物来反映时代的变化，只不过这部以口述方式占据了更大篇幅的纪传体回忆录，带着更加沧桑和写实主义的底色。

电影里记述了从四二零厂作为自己人生事业起点的老中青，甚至80后四代人的故事，记述了他的创立，崛起，辉煌以及没落，记述了工厂的，城市的甚至个人的变迁和离合。

这部电影的创作手法很像去年的那部《南京浩劫》，都是以电影演员扮演的方式来口述历史，然而很多人可能会不明白，这部为了纪录真实历史变迁的电影为什么要用一些著名电影演员来破坏这种本来很容易创造的真实感和严肃氛围，贾樟柯为什么又要放弃这种表现故事的主动权，而回到一个彻底的拍摄者的位置？

我想，这是因为导演贾樟柯并不在乎你认为那些人物和故事是否真实，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这样的题材，一定会让我们感动，并让我们不得不去相信。

这样艺术化的虚相，很容易的就勾起了你回忆的欲望，并投影到了现实。

贾樟柯，他只是打开了你回忆的闸门而已。

我想起了小学的时候，我们学的那篇著名的课文《琥珀》——“在那块透明的琥珀里，两个小东西仍旧好好地躺着，我们可以看见它们身上的每一根毫毛。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是怎样的情景。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部电影是献给那些曾经活跃在中华大地各个城市的国有企业以及为了他们所奋斗过的人们的，它像是一枚记忆的琥珀，包裹并埋葬它的是时代，是社会的发展，是城市的变迁，是那些废弃的厂房，锈迹斑斑的机器，以及如今繁华的“二十四城”。

http://vincentzhangyue.blogbus.com/logs/36990820.html

昨晚看了《二十四城记》。

如果说，“电影”是从“打算看电影”这个念头产生就开始的：《24城记》也开始得未免有点太早了。

中途又历经波折，好容易拿到票，坐在电影院里，去年看《三峡好人》那种无比激动的心情又再度回到我心中。

《二十四城记》如何？

诸位，我昨晚看完，直到现在才写这么点感想……这就是我的评语。

如今所有的导演都在进行伟大的尝试：就是试图打破“纪录片”和“剧情片”之间的界限的尝试。

大部分导演采取的是这样一种策略：试图赋予剧情片以纪录片的质地，丰厚和真实。

《三峡好人》也是如此。

在我看来，《二十四城记》试图进行的是反向尝试：在纪录片中安插剧情，故事就在讲述者的口中。

所有人都没有直接关系，他们的人物关系笼罩在巨大的命运下面：他们相互裹挟，相互观看，相互漠视，相互抚慰。

一点闪光的东西都没有吗？

当然有。

贾樟柯毕竟是贾樟柯呀！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小片段是两个人工人站在镜头前：其中一个年长的不断搔另外一个的脖子，直到对方笑出来。

那个笑容，那些面孔，实在是太生动了，让我感动不已。

但是，正因为是贾樟柯，那种“不够！

完全不够！

”的渴求，深植在我心中。

《三峡好人》开头那酣畅淋漓充满各种体液的长镜头呢？

举起一张十元人民币，放下时出现实景的天才想法呢？

更多的，那种气韵，气质，气息的东西呢？

并不是说我没有感动。

你们知道，我是一个工人的女儿，从小因为三线建设出生在四川。

可以说，电影里的点点滴滴我都太熟悉了：我爸妈的单位叫716，是搞潜水艇的，我们过去的番号是成字138部队，我们在四川的山沟沟里一住就是十七年，我们的单位有电影院，有子弟学校，有医院，还有豆浆厂！

我们也有保密费，我小时候经常能分到保密本儿。

我们也是走的奉节。

我妈妈，简直就是电影里那个沈阳妇女的影子：她老家是大连，十三岁随父母来到四川，再回东北，已经人过中年。

我感动了，我哭了，我看见那个下岗女工在公车上讲述她的艰辛，我看见赵涛讲那个在工厂里劳作的妈妈……泪流不止。

我的父母，是体力劳动者，当儿女目睹父母年事已高，还在从事体力劳动的时候，那种心痛，也真的是像赵涛所说：是从内心里痛出来的。

但是这种感动太肤浅了。

我在贾樟柯的电影中，寻求的绝不是这种“百姓人生”的感动。

我的感动被破坏了：我们祭典父母这一代人苦涩青春的方式，难道只是买一套“24城”的房子？

这是贾樟柯第一次在电影里使用职业演员，他采取了一个小心翼翼的方式：正如很多导演在电影里掺杂了非职业演员在职业演员中，他恰好相反：他将职业演员掺杂在非职业演员中。

陈冲，吕丽萍，陈建斌，扮演了三个老厂的职工。

有时，贾樟柯的电影里会出现少许“有些过”的东西，比如《三峡好人》里的小马哥，是有些造作的。

但是在《三峡好人》这种湍急如大江大河的电影里，少许的败笔一闪而过，但是在《二十四城记》这种静止的电影里，那些瑕疵，不，我不认为是仅仅是瑕疵，而是缺陷的东西，却被放大了。

陈冲扮演了一个叫做“小花”的厂花，她说自己因为长得像陈冲得了这么一个外号，真名反而不被人所知。

镜头外的人（是贾樟柯自己吗？

）问：“那你真名叫什么？

”我们的陈冲笑着说：“我叫顾敏华。

”全场大笑。

是为了这种幽默感吗？

不，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幽默感。

观众们大笑的时刻，是察觉这是“扮演”的时刻，也是梦醒的时刻。

也许这正是贾樟柯所要的：他要一种间离的效果，要这种浅薄的幽默，要观众明白，不要那么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即便是你愿意相信。

但是，我只是感觉到，我被嘲弄了。

陈冲演得不错，就像吕丽萍和陈建斌，他们已经演到了一个职业演员所能演出的最好。

但他们不是“大丽”，也不是“顾敏华”，那么，我们如何面对真正的，被隐藏在电影后的，也许真的存在的“大丽”，“顾敏华”呢？

我深爱贾樟柯。

这是我苛责的原因，也是我失望的原因。

我开始审视和逼问他拍摄《二十四城记》的动机，而他的电影动机，在之前，我从未怀疑过。

相比宁浩替第九城市旗下游戏所拍摄的短片《奇迹世界》，外界对贾樟柯与华润相结合、推出《二十四城记》似乎颇有微词。

原因在于宁浩被认定是名商业片导演，而他之前的小众作品无人知晓，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贾樟柯不同了，作为第六代的领军人物，他身上还扛着艺术电影的大旗不倒，现在大胆地向商业倾斜，总难免落人口实。

事实真是这样？

那如何去看待贾樟柯从地下时代到浮出水面的转变。

判断一部好电影，商业与艺术绝不是区分好坏的硬性标准，二者也不是势如水火，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更像无中生有。

在张艺谋时代，无论他怎么拍，没有手法上的批评也总要遭受道德上的质疑，那真是中国电影的两难局面。

如果宽容看待，无论《二十四城记》是命题作文还是长久构思，只要质量合格，主流满意，对于贾樟柯将来的身份多样和路线转变，影片的出现都是百利而无一害。

　　变动《二十四城记》并非贾樟柯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片，它的两不像引发了激烈的观点冲突。

有人认为贾樟柯应该更加平实，用传统手法像《铁西区》那样去表现没落与变迁，拍出一部浩浩荡荡的纪录片。

这种指责拒绝了任何变动与突破的可能，而《二十四城记》恰恰是一部游走在纪录片和剧情片之间的电影，它用知名演员去扮演受访对象，讲述那些真假难辨的人生经历。

故事原型是真实感人的，但从演员嘴里说出来又带有不真实色彩。

整部影片就是如此奇异，给人嬉笑也带来感动。

《三峡好人》记录了三峡工程跟县城拆迁的互相影响，《二十四城记》也起到了相同的文化研究功能。

国有大厂420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终于支撑不住，接受了改变的命运。

表面上贾樟柯变得小心翼翼，用不同人的讲述碎片，尽可能地讨好所有人。

实际上他没有背离对于现代中国的关注，只是包裹的东西复杂了些，美学观念上受到了影响，比如演员的引入，令人联想到了房间内的假花。

假花能装点周围、美化一切，但是它的存在却破坏了整体的真实。

相比之前作品，《二十四城记》少去了常见的生活细节捕捉，一段段的口述史跟一篇篇的访谈录构成了它的主要内容。

诗句与演员互相配合，煽情手段也不再掩饰。

《二十四城记》比任何一部贾樟柯作品都要有感情，看银幕上不同的人儿泪水纵横，打出的诗句述说着一座工厂到一个城市的变动。

但在深挖掘与不修饰的层面上，在震撼观众的可能上，影片多少表现得有些力不从心，见好就收。

　　哀愁《二十四城记》用讲述人的年龄变化，带出了工厂命运和观念改变的必然。

这是一个独立的小集团，只因命运安排来到了成都；这是一个微缩的小社会，存活在中国的母体之内。

420厂和二十四城的背后都有一双大手，一双影响中国社会的手。

贾樟柯想用他的摄像机去充当眼睛，告诉观众，让他们看清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改变，就犹如把所有感情放在沉默的镜头中。

那时候的固定镜头长时间对准着420厂的工人，犹如给不同的人画肖像画一般，让观众有足够时间从正面去认清他们脸部的特征。

这种相对的静止起到了不断强调、强化印象的功能，放大了一个个人物所包含的细微魅力，与观众达成面对面的交流。

他们有的眼睛微微湿润，有的身体放松自然安详，有的还表现出不安与羞惭的神色。

人们对待420厂的情感，肯定不会变成二十四城崛起时的满心激动，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买套房子去孝敬父母。

贾樟柯的哀愁也不仅于此，那样会变成廉薄的同情。

他的镜头景深里，依然有着数百成千的工人，统一身着蓝色制服，无论是进还是出，看上去都如此相似。

然后厂区里逐渐萧条，空无人烟。

门上大字被拆掉，更新换代。

老去的父辈跟消失的工厂，在淡淡的怀旧情绪和流行歌曲中，贾樟柯的哀愁油然而露。

这种哀愁放到结尾的俯瞰里，成都是如此迷人，但是它笼罩在一片薄雾里，身影迷朦。

迷朦里的命运，未来往哪里，这次的贾樟柯没有了超现实，但一样的是未来并不可知。

http://ent.sina.com.cn/r/m/2009-03-19/16052428366.shtml

题记：人在很投入的做爱的时候会不自觉的呻吟。

人难免有时候会有些应酬，即使没快感也要装作投入，例如卖淫的时候，给领导过生日的时候，党会上鼓掌的时候……——魏晓波在这部电影里还是能找到以往贾樟柯电影中的元素，每遇到一次，就会被舒服一次。

例如巧妙的配乐，例如缓缓的摇镜头，例如梦境般的过去和惨淡的现在。

但是除了这些，《二十四城记》呈现出的是一种让我觉得反感的假。

早期的片子还是以“纪实”风格取胜的。

我始终觉得《小山回家》和《小武》呈现出的粗糙是惊艳的的，独一无二的。

后来的片子虽然看起来还是很纪实，但是故事性和戏剧性都大大的增加。

剧情片毕竟不同于纪录片，它没有还原真实的责任，它要做的是以作者的主观视角呈现作者脑子中的“真实”。

《二十四城记》当时如果拍成一个纪录片，会是一个不错的片子。

但是，贾樟柯有了投资商。

我觉得有投资商是个好事，但是拿了投资商的钱应该拍部像样的片子出来，对得起那些钱。

影片中的几个真实演员的部分先不说。

吕丽萍、陈建斌、陈冲、赵涛等人那都是演了些什么玩意。

吕丽萍讲的故事够惨，但是不是亲娘谁都演不出那种丢了儿子的痛。

陈建斌为了使表演更加真实，还假装咳嗽。

陈冲演的像上海人，但是压根看不出一点工人的痕迹，脸可真够光滑的。

赵涛演的还像，但是怎么看都让人想起他在贾的其他电影中的样子。

这些演员都是著名演员，观众都认识。

这是一个讨厌的提前。

所有电影导演在用大家都认识的演员的时候首先要做到的是设法使观众忘记这个人是凯特•温丝莱特，这个人是“汉娜”。

这里我说到的“设法”包括化妆（这是最幼稚的办法），还有设置剧中人物的生活场景，说话方式等等。

吕丽萍拿着一个盐水瓶走，这个不足以使观众认可这是一个工人。

所以，这一群演员用的很蹩脚。

还有，导演在刻意的往影片里塞“历史大事”，非要把人物的小命运和时代的大背景联系起来。

例如抗美援朝、周恩来去世等。

填一两条就足够了，怎么每个人都有历史大背景？

这就有些刻意了。

虽然，中国这个荒谬的国家，每个人的历史都被政治不断的改变，每个人的历史都是国家的历史，因为国家总是掺和和操纵个人。

但是，把这些都说出来，除了给人意淫一下，其他作用就很轻了，历史并不重要，个人的命运比历史更重要，历史甚至都不需要出现我希望我的观点都是片面的，贾樟柯是对的。

我希望有一天我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嘲笑好多填前或者好多年前的魏晓波。

还有，贾樟柯叫的那声“小妹妹”很撩人。

魏晓波2009-3-21于长沙

（一星：因为不推荐给没有思考和欣赏能力的人）还有什么比写木钱的稿子更让人兴奋救急 字数还写超了因为是资讯性质的版面 就绷着脸写 成评论了... 其实想说的东西很简单贾在纪实和虚构表演上的结合 产生的突兀 (也算是另一种间离效果了) 除了对观众是考验 甚至是对电影本身可能性的大胆的尝试即便这种手法的使用可能有其现实因素 依然令人赞叹单从记录性的角度说 《冬春的日子》可以被MoMA收藏 那么贾樟柯的电影都是具有文献意义的 也难怪日本人在收藏码字的时候 背景音乐是北野武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ost 俩人都是有令人动容本事的导演 北野还对贾有知遇之恩 在贾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他 除了是贾稳定的资金源 TAKESHI OFFICE更是贾在经营运作上学习的对象 也算影坛佳话了吧...另蛋是 电影还是电影 怎么玩都是电影 它的意义和趣味都只存在于电影的范畴里 梦想顶多照一照现实无修改 全文>《二十四城記》全國巡回觀影3月5日电影《二十四城記》正式在全国院线上映。

十年的电影生涯，《二十四城记》是贾樟柯的第八部长片，这也他的电影第三次进入中国的电影院。

贾樟柯的态度很简单，“贾樟柯的电影，被观众看到就是胜利。

”贾樟柯的电影以对现实和时代变革中被忽略的个人经验为一贯的关注点。

早期的贾樟柯把镜头对着自己，在家乡山西拍摄了三部影片。

从《世界》开始他的视线离开了山西，《三峡好人》和《二十四城记》取材于四川。

“二十四城”是成都一个地产项目的名称，它的原址上是一个曾经内部代号“420”的军工企业。

《二十四城记》记录了有近五十年历史的420厂被拆除的经过，以及工厂三代人的个人记忆，一段新旧体制更替的历史，被忽略的悲喜。

不同以往的叙事方式，《二十四城记》采用了纪实采访的方式拍摄，人物在一个对谈的环境中讲述故事，画外音的采访者就是贾樟柯。

直接有效。

况且地产项目的拆除作业是不等人的。

除此之外，不但采访真实人物，贾樟柯突破性地在本片起用了四位演员来演绎420厂兴衰的“亲历者”，其中陈冲可算是有国际影响力的影星。

所谓突破性不单是因为贾樟柯一向使用非职业和非明星演员，更在于他将纪实和表演两种素材混合使用的表现方式。

观影经历比较少的观众可能会非常不适应，不明白贾樟柯在干什么。

导演解释说，“这种真人与演员搭配的手法，恰恰是想告诉观众，这些是假的，虽然它会有一种观影上的障碍，一种突兀感。

但这个是我在受到戈达尔电影理论影响下做的新尝试，按照他的理论，就是要在镜头间留给观众一些破绽，告诉观众这或许就是假的，然后让观众自己去判断、思考其中的含义。

”《二十四城记》的这种在亲身讲述和虚构讲述之间的“对位法“，不时提醒观看者“电影这种艺术形式的虚无本质“，同时也拉扯出空间，将思考什么是“真实的经历和记忆“的机会留给观者。

实际上这种“留下破绽”的手法在《三峡好人》、《东》和《无用》中都不同程度的使用。

贾樟柯本人言行很温和，但无论针对电影这种表现形式还是观众的感受方式，他的创作姿态一直流露出很强的挑战性和企图心。

就在《二十四城記》在全国公映的前期，在媒体的配合下，贾樟柯和主创赵涛在全国多六个城市进行了巡回的见面和观影活动。

这是贾樟柯在国内最高调也是最投入宣传的影片了。

国内的发行方为北京和上海两家非常有实力的集团，有网络也有荧幕。

比起《世界》的无人问津，《三峡好人》的惨淡收场，《二十四城記》的命运应该会好不少。

在经营上讲，贾樟柯对国内发行和票房毫无压力，“国内市场对我来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你不在影院里面推广，这个市场就会更加萎缩，最后就像现在台湾电影的状况。

”《二十四城記》海外版权早已为投资方收回了成本。

投入财力和精力宣传是为了培养国内的观众能进电影院看艺术电影。

毕竟中国的发行体制和审查制度很大程度窄化了上映影片的类型和内容。

曾经的贾樟柯是“ 体制外“导演，体制和规则对抗者，现在他靠自己的力量影响中国的电影格局。

我是带着期许看《二十四城记》的。

在看《无用》的时候，我认为贾樟柯在处理摆拍和纪实拍摄时出现了技术问题，这自然激发了我看《二十四城记》的兴趣。

因为我得知，作为纪录片的《二十四城记》，却启用了陈冲、吕丽萍、赵涛等演员，贾樟柯在《二十四城记》中如何为虚构部分找到着力点，就成了我乐于了解的问题。

(如果有兴趣详见这里http://www.douban.com/review/1937980/）可事实证明，我为自己找的这个看点并没有找到点子上。

从感性的观感角度看，《二十四城记》的表演部分并没有给观众带来多少不适感，它的表演部分似乎天然就不存在《无用》里存在过的问题，我认为原因有二。

首先这些部分都采用了知名演员，因此观众可以在第一时间意识到表演的开始，当然这一条在外国观众那里并不起作用。

第二，也是关键的一点，《二十四城记》里的表演部分只是对消逝的历史的重现，而《无用》里的摆拍却更多地带有导演的情感抒发，因此《二十四城记》不存在感情着力点的问题。

在《二十四城记》里，我们无需去追问陈冲等人的讲述是否确有其事，我反而倾向于认为这些回忆中有不少编剧成分，因为每一个故事都比较戏剧化。

我觉得贾樟柯本来就更多地在采用故事片的手法，导演的用意就是如此（回想一下可以发现，真实的访谈部分在电影中占的比重是比较少的，而电影中的非访谈部分，则既可以看作纪实镜头，也可以看作故事的一部分）。

比较真实访谈与演员谈话，我认为演员表演远不及真实访谈生动具体，只有陈冲的那一段更像真的，这也许是因为表演的风格正好暗合了上海人性格中某些浮夸的成分。

那么问题出现了，如果贾樟柯本来就更多地采用了故事片的手法，那么这部电影又为什么非要以纪录片的形式出现呢？

结合我之前看过的贾氏的访谈、讲座，我的判断是这样的：对艺术家而言，现实并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那些想象的，高于现实，而又与现实紧密相连的东西，才天生是艺术家的领地。

而真实（或曰纪实）就是维系想象与现实，赋予想象生命、理清现实脉络的那根细线。

贾樟柯力图摒弃故事片的模式，正是为了更多地追寻那些高于现实的部分。

在故事片中，导演会把很多精力放在铺陈情节，烘托背景上，可这些并不是一个勇于探索的导演最为倾心的部分。

对于《二十四城记》而言，纪录片的形式就是那根天然的细线。

从这个角度看，贾樟柯的努力称得上是成功。

有评论认为贾樟柯对于三线建设这段历史的观察是流于表面的，这完全可以理解。

作为一个外来者，贾樟柯显然不可能像《小武》或者《站台》那样为观众呈现出如此之多的个人生命体验。

在故乡三部曲之后，为贾樟柯所越来越多地关注的是中国的当下现实。

在《二十四城记》中，贾樟柯的真正焦点并非三线建设历史，而是历史与现实的重叠，并由此将观众引入微妙的思考。

在这个角度之下，我们可以找到非常之多的意象：穿着古装，走在现代大街上的陈冲；即将被改造为“二十四城”的420厂灯光球场；作为演员的陈冲和顾敏华（陈冲扮演的角色）的故事中的陈冲…同时，贾樟柯在处理电影配乐时采用了这样一种方式，即一首流行歌曲在访谈中被提到，然后在下一个镜头里成为电影配乐。

当然，这部电影也远非完美，当贾樟柯选择了这种形式，其实同时也决定了《二十四城记》感染力的不足。

最后八卦几句：看到最后一段时，我已经没有办法客观地看待这部电影了，每次看到赵涛我就想笑——因为我发现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看见过一个漂亮的赵涛，印像里每次贾导都把人家打扮得灰头土脸的。

而且，这次赵mm演的不像是一个消费主义的时尚女魔头，倒有点像一个顾影自怜的小文青。

“他已经忘记了，电影是由流动的画面构成的。

”2007年去世的欧洲艺术电影大师伯格曼曾经这样批评安东尼奥利的某些电影。

就在24城之前，贾樟柯的制片潘剑林导演制作了一部让许多人目瞪口呆的电影——《夜未央》，并不是因为他对外宣传的题材问题，而是他将整个电影变成了一部访谈录，配以少量的隐喻画面，将语言在电影中的功能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

这样的电影风潮大概是从阿巴斯2002年的实验电影《十》开始的，沿着某种被命名为大师的小路缠缠绵绵的传到了中国。

可是如果我们只需要字幕的话，电影又在什么地方存在呢？

当你看过从《十》到《夜未央》之后，也许你对《24城》就更有承受能力了，至少贾樟柯顽强的保留了他的贾氏美学，当你看到那些错过班车的人们，看到那两个始终在长城火箭下打羽毛球的男人，看到那些与工厂融合在一起的脸庞，你也许还会想到，贾樟柯依然是那个时常带来惊喜的导演，那个让人们在标语口号下谈恋爱的男人。

但是当你有看到一个一个人旁若无人的叙述一些半真半假的事情的，特别是那个坐在空荡荡客车上的东北女人时，你是否会想起另一个人？

对的，就是阿巴斯。

当你看到演员从非职业过度到职业的时候，你是否又想起了一部戏？

对，就是那个《希林公主》，当阿巴斯以与职业演员合作是致敬作为理由的时候，你真的相信么？

就如同我看到吕丽萍时的感觉一样，你以为我会真的相信贾樟柯是要达到什么什么效果么？

就是一个表演的效果。

他只是觉得自己某种推动的情绪在真实面前在逐步消失，于是他选择了表演，以及无休止的调色和诗句。

我承认那些颜色和诗句以及音乐都是玩弄得炉火纯青，总是恰到好处的击中了许多人的胸膛，可是这个真的是拍出《站台》的贾樟柯么？

是什么东西让他将现实的力量放弃了，是什么东西让他沉浸于语言的陈述，是什么东西让电影走得如此的艰难。

我不得不称赞他，多年以来他对电影的理解让他将所有的镜头都运用得如此成熟，也许更应该感谢的是，多年来的广告公司生涯，让他对那些当个镜头表演的情绪做得如此到位，我曾看见一个网友评论说，他的一个法国朋友也被24城感动的一塌糊涂。

我在想如果去掉那些音乐呢？

如果去掉那些本身就蕴含着巨大情绪的诗句呢？

他是被做电影导演的贾樟柯感动，还是被做广告导演的贾樟柯感动？

如果他也曾看过那部让许多法国人背着面包矿泉水坐足八个小时观看的《铁西区》，他是否还会回头看这部主观色彩极其浓烈的《24城》？

当贾樟柯当了多年老总回头，历史已经不再是历史，现实已经不再是现实，而是构成他心中史诗的一个素材而已，那个反复出现的工厂门口的巨大的俯拍，已然让人高高在上的去怜悯这段历史，怜悯那些穿着蓝色工作服如同蚂蚁一般的人们。

恕我愚钝，竟然不曾在三峡好人那两段超现实里看出贾樟柯的转变，可是难道贾导已然忘记，历史是流动的，时间是流动的，电影也是流动的。

当冯小刚不厌其烦的让他的演员在电影上说相声的时候，贾樟柯又加入了评书的行业。

昨天在家看了《二十四城记》，洗脚的时候还在琢磨，但愿贾导不是就此江郎才尽了。

在担当了好多年的中国艺术电影发言人之后，他怎么也不能再步了老一代电影家晚节不保的后尘啊。

所谓的诗意，到这里成了明白无误的煽情，本来和成都没什么内在关系的一个片子，非要贴出“成都，仅你........”的抒情句子，我想这和翟永明的参与不无关系，而这还真的关照了那些泪点比较低的文青们。

对于国企变迁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直接影响到人的生活的现实问题，导演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见解，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只是不断罗列的泪点（几乎每个人的讲述中都有一个）、工厂内景、新旧建筑物对比、新旧人物对比，在那些类似《百姓故事》的讲述段落中，因为专业演员的出现而使得叙述的真实感大打折扣。

比如吕丽萍丢孩子的部分，如果由一个工人来讲会是什么样子？

那些专门讲述惨痛往事的催泪电视节目在真实感上也不会比这个差。

当然，这些演员是专门加进去的，导演显然不满足于拍一个纪录片那么简单。

这些演绎的部分：小说化的陈建斌的残酷青春、陈冲的红尘往事，还有穿着戏装的人，抒情诗句，都在不断地将真实感抽离，这是贾导喜欢的手法。

在《三峡好人》里，灵光闪现的非现实和故事本身互相刺激，产生出一种奇异的宏大气场。

在24city里，这种不真实感则破坏了其作为背景的现实和真实人物的讲述，一种互相抵消的作用。

一个好的题材，加上并不深入的素材和抒情，以及不成功的构架，作为楼盘广告来说，的确是绰绰有余了。

这部电影再次集中了贾樟柯所迷恋的情绪和事物，怀旧、诗意、不锐利的触角，只是，这次呈现出的是它们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