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入者

去年9月，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宣布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影片，王小帅新作《闯入者》顺利入围，这位第六代导演在经历一系列起起伏伏之后，终于又有新作让国内影迷翘首期盼。

但这部被打上艺术片标签的影片进入内地院线之路显然经布满荆棘，好在我们终于可以在院线一睹真容。

这部新作延续了《青红》《我11》的情感诉求，视野依然关注历史问题——60年代支援三线建设人物的命运纠葛，核心矛盾建立在当年返乡名额之争上，同时王导在视听语言和剧本创作方面也精益求精，私以为是他最纯熟、完成度最高、最耐人回味的作品。

影片的叙事策略相当沉稳，影片前半部分聚焦在吕中饰演的老邓日常生活上，王小帅作为深受现实主义电影影响的导演，在处理日常琐事时显得得心应手，而“闯入者”这条线着笔并不多，寥寥几个插入的镜头却让人不寒而栗——一个游荡在孤寡老人家中的青年男子似乎正在寻找着什么，这让影片的氛围始终保持在日常生活的琐碎和悬疑之间，平静的生活似乎早晚会被打破。

在这些日常生活的场景中，我们可以看到导演对家庭生活非常常规的描绘：紧张的婆媳关系，社会养老的问题，空巢老人孤独的生活，二儿子的同性恋问题等等，这些当今社会的火热议题让普通观众将现实生活的经验和影片搭建的时空并轨，老太太的性格特征在这些日常片段中不断展现出来：充满控制欲（在和儿子们的关系，甚至在孙子的态度上），极强的家庭责任感（除了为儿子们做饭，还包括对自己母亲的态度），热衷于社会活动（带着红袖章在小区里活动）等等，这些强势的性格特征似乎并无大碍，但随着剧情的发展，过往岁月中的一件丑闻开始显露马脚。

原来在支援三线建设的岁月里，邓老太为了能争取到回乡的名额，不惜用卑鄙的手段写信举报本是患难之交的老赵，致其余生都在他乡度过，并在特殊的年代遭到政治上的蒙难，种种蛛丝马迹让而这位“闯入者”的省份逐渐浮出水面，他便是老赵家的后人。

王导采用了一个三层梦境的套层影像，去展现邓老太潜意识中深藏的道德焦虑，赎罪的心把她带回故地，故事的发展也转向对影片核心矛盾的直接展现上。

影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王导在声音运用方面颇为克制，全片并没有一处配乐，而当邓老太回到当年这桩丑闻发生的旧地时，王导的视听运用堪称影片最大的亮点：借着老太太的主观视点，当下的空间（空荡荡的工人宿舍和厂房）与过去的声音（60年代歌曲激昂的合唱声）形成了一个极其讽刺的声画对位，过去的苦果成为邓老太寻觅老赵后人完成赎罪的动机。

但导演是悲观的，邓老太未能如愿，“闯入者”的省份暴露后，在与警察的对峙中意外身亡，而这场恰巧意外有意无意的是老太太造成的，这种颇具宿命感的处理将“闯入者”这个身份巧妙的进行调换，厄运不可避免的再次降临于曾被她加害的这家人的后代身上，就像当年邓老太的行为不会被法律追究，如今苦果再酿，邓老太期待的救赎并没有如愿，反倒化为更加无法挽回的后果成为邓老太余生中插得更深的一根肉刺。

影片在主题的表现上颇为巧妙。

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老太太尽管控制欲强，但同时也是一个爱护家人，比较明事理的老人，有当下社会中任何一个老人都可能面临的苦恼，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中的小人物，并不是一个一般而言的“反面角色”。

但在过去的时代背景当中，当她这些强势性格遭遇命运的抉择，促使她做出了加害于人的行为，而这些在角色的处理上显得符合老太太的性格逻辑，正如汉娜•阿伦特所阐述的这种“平庸的恶”可能会更具破坏性和执行力。

影片中正是借着不同时代背景的对比下，邓老太这样的人物做出的符合人物性格逻辑的选择，伴随闯入者省份的慢慢揭晓，平滑的带观众抵达了那桩骇人听闻的丑闻面前，将矛头直指时代的弊端，拓宽了批判的宽度和深度。

当然影片也有不少上升的空间。

比如关键过去的纠葛这个核心情节观众是直接从大儿子口中得知，过于直白；洗脚盆这个道具的运用太过刻意，毕竟洗脚盆短路这样的小概率事件促成了俩位关键人物的通行；对于空巢老人这个问题过分的强调将主题有些分化，如果在生活上的问题的着笔更加均衡些或许影片基调会更加统一。

不过总体而言，凝重的影像和冷静的机位运动，低调光的照明等等烘托出了符合影片主题的氛围，本片不失为今年国产院线的一部低调的佳作。

本文非原创，是张慧瑜老师为《闯入者》写的影评，首发于《影博·影响》2015年第6期。

王小帅的新片《闯入者》承受了市场的冷遇，这部讲述空巢老人孤寂生活和三线老职工内心伤痕的影片本身成为不合时宜的“闯入者”，尽管导演尝试采用惊悚片的形式来吸引观众，但并没有赢得太多赞誉和吐槽，青年观众对电影的态度是“视而不见”。

在我看来，这部电影的启示是：其一，王小帅确实有探索那段特殊历史的勇气；其二，这种“闯入”式的历史观又浅尝辄止；其三，生活在非历史幻觉中的年轻人拒绝进入任何历史叙述。

也就是说，创作者与接受者的错位是这部电影的尴尬所在。

谁是“闯入者”电影一开始“闯入者”就出现了。

摄影机移动仰拍一片破旧的厂房，最后停在一个窗边，如同来自历史深处的幽灵要“闯入”当下的现实。

片头过后，一个老旧居室的电话铃响起，退休阿姨老邓匆忙拿起电话，结果没有声音。

“闯入者”从摄影机变成了一个沉默的声音，电话线、声音成为连接室内与外面的世界（空间）、过去与现在（时间）的中介。

这个无声的声音、被压抑的声音究竟是谁？

老邓和儿子一起追查陌生电话的来源，通过公安局、电话局等可能的侦查手段，这也是现代科技、理性管理对看不见的、未知的神秘之物的解魅。

惊悚片的惊悚感主要是不知道什么东西让人感到恐惧和害怕，一旦找到惊悚源，惊悚所引起的内心焦虑也就消失或治愈了。

与此同时，摄影机跟随着老邓，她不断地“闯入”大儿子和二儿子的生活，她的母亲也被安置在敬老院。

老邓不仅没有像有些退休老人那样安享晚年，反而变成了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一切都需要她“自食其力”。

影片用老邓每天对着去世老伴的照片讲话来呈现这种空巢老人的孤寂感，这成为老龄化加剧的中国社会最司空见惯的事情。

在老邓闯入子女生活的同时，电影也“平行”呈现了另一个闯入者，一个木讷的外地青年破窗而入，“闯入”居民家中盗窃、破坏、杀人。

电影一开始跟拍老邓生活的摄影机原来就是这个尾随其后的青年人，他没有“闯入”老邓的家，而是老邓主动邀请他到一个人的家中做客。

留宿一夜的青年人撕碎了老邓挂在墙上的老照片，那些黑白照片记录着老邓的人生轨迹。

这个外地青年如同历史的信使，让老邓最终确认那沉默不语的声音不是恶作剧，而是来自于历史深处和自己内心的不安。

上世纪70年代“三线”建设时期，老邓作为三线职工为了争夺唯一的返京指标而诬告同事老赵，致使老赵一家至今留在贫困地区。

这种告密者、加害者的身份一直让老邓良心不安，成为那个年代郁积在心里的创伤，以至于每当她走进老年人活动中心门口，听到退休的同龄人唱起革命歌曲，就赶紧快步躲开，仿佛这些集体合唱的歌曲可以穿越时空唤起她一直压抑的创伤。

恰如电影的英文名字“Red Amnesia”（红色失忆症），这段不堪回首的红色记忆与其说导致了老邓的失忆、健忘，不如说老邓一直刻骨铭心、不能释怀。

正如2014年张艺谋的电影《归来》中女主角冯婉瑜也患了心因性失忆症，冯婉瑜忘记了很多事情，包括始终无法辨认归来的右派丈夫陆焉识，但是唯独记得她在“文革”中遭受造反派的折磨。

惶惶不可终日的老邓也是如此，无需陌生的外地青年来“闯入”老邓的家，老赵的死讯已经让她寝食难安。

于是，影片的后半段，老邓返回到曾经工作的贵州山区工厂，当面向老赵的遗孀道歉，却发现老赵的孙子就是“闯入”她家中的外地青年。

结尾处，老赵的孙子在警察追捕的过程中不慎坠楼身亡，身体撞击地面的闷响让赶来通风报信的老邓再次惊慌失措。

那个从影片开始就摇晃着跟拍的摄影机终于静止下来，凝视着外地青年坠楼的窗口。

跟踪的目光和历史的态度摄影机定格在这扇朝向外部天空的窗口，与电影开头处摄影机从楼下凝望楼上的窗口形成了呼应关系。

摄影机拒绝走进窗口，也拒绝往下张望坠落的尸体，这既是王小帅对待那段历史的态度，也是第六代处理历史问题的态度。

这种记录风格是第六代电影的典型美学。

自上世纪90年代第六代登上影坛，就比较关注当下的生活（城市），主动拒绝使用第五代式的空间隐喻和仪式化的表达，而采用更加纪实的手法来拍摄，这是第六代所理解的更加现实、真实的创作理念。

这种特殊的美学风格反映在第六代特别喜欢的两类题材上，一类是把摄影机对准自己的生活，讲述个人成长的故事，如《冬春的日子》（1993年）、《北京杂种》（1993年）、《头发乱了》（1994年）、《周末情人》（1995年）等摇滚青年或独立艺术家的故事；另一类是拍摄自己，也就是摄影机所看到的别人（他者）的故事，这反映在第六代对社会边缘群体（如妓女、农民工等）的关注，如《十七岁的单车》（2001年）、贾樟柯的电影等。

这样两种题材对于第六代来说，就如同娄烨电影《苏州河》（2000年）里宣称“我的摄影机不撒谎”的摄影师。

这种“不撒谎”的后果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电影风格，一种是极度个人化、主观化，如娄烨电影中无处不在的主观镜头，另一种则是相对克制的纪实化、客观化，如贾樟柯借鉴侯孝贤式的中景镜头；唯恐近景、特写镜头干扰了现实生活。

王小帅的电影风格不是那么极端，基本上介于二者之间，这种美学风格也产生了特殊的历史态度。

这突出体现在王小帅近期的两部作品上。

2012年，他拍了第二部三线题材的影片《我11》（第一部是2005年讲述青年人恋爱的《青红》），以“11岁”的“我”为叙事视角，用“我”的眼睛呈现1975年三线建设时期西南边陲小镇所发生的“大人们”的事情。

“我”带着青春期的性萌动，感受着一次又一次的生命“历险”远远地看见死人尸体、偶遇杀人犯、被父母做爱的声音惊醒、与被打的父亲喝酒、偷看大哥哥们武斗，以及听到遥远的枪毙人的广播，这些在大人们桌旁“偷听”、“偷看”来的历史信息，构成了《我11》中“真实”的历史片段或记忆。

这种看似客观（“无知少年”的见证）又相对安全（因年幼而无需亲身参与到那段历史）的懵懂视角，与80年代以来对于那个年代的主流历史叙述没有太大差别。

如果说《我11》选择未成年人的视角来规避对那个时代政治的讨论，那么《闯入者》则以老年人的视角再次拒绝进入那段纷扰复杂的历史。

相比小孩子无法理解那个年代的荒唐事，老邓则是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这部讲述历史伤痕的电影，没有使用闪回的段落来重构历史的现场。

王小帅大量借用纪录片中的跟拍镜头，试图“客观”记录摄影机所看到的“风景”。

这不仅体现在电影前半部分，摄影机跟拍老邓，展现空巢老人闲不住的日常生活，也体现在后半部分老邓返回贵州的工厂，摄影机跟随着老邓的脚步走过废弃的厂区，走进老赵一家破旧的居民楼。

跟拍的过程，也是解开纠缠于老邓后半生历史创伤的过程。

按照老邓的话说，那是一个政治的年代，也是一个为了私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时代，所以垂垂老矣的老邓想偿还自己的罪孽。

与80年代以来关于50到70年代是“个人遭受政治迫害”的历史叙述略微不同，老邓不只是七八十年代之交伤痕故事里的受害者，也是历史的加害者，因此，晚年同样凄凉的老邓仿佛是“罪有应得”，她要真诚地为自己的告密行为道歉和赎罪。

在这种“政治压抑个人”的历史想象中，《闯入者》不愿意、也无需追问，那个时代的“政治”究竟指的是什么，这种历史幽灵般的“闯入”并没有打开历史的丰富空间，反而再次以创伤、伤痕的名义把那段历史封存起来。

从历史返回现实七八十年代之交，把“文革”讲述为个人及家庭伤痕的历史叙述，帮助人们实现了走出“文革”、走向改革开放的文化功能，这种指认伤痕、命名创伤的过程也是心理治愈的过程，人们由受害者变成了度过历史浩劫的幸存者。

从这个角度来说，像《归来》《闯入者》等“文革”伤痕叙述再次重复了30年前的文化表述，显得有点老调重弹。

《归来》的英文名字是“Coming Home”，也就是“回家”的意思，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发配到大荒漠劳教的右派分子、一个离家２０多年的男人、一个略带沧桑的父亲回家的故事。

“文革”后，陆焉识被组织平反回到家中，妻子冯婉瑜却再也无法认出他，拒绝他踏进家门。

此后不管他给妻子读信、修钢琴，还是一次次陪妻子去车站接自己回来，很多年过去之后，陆焉识依然无法回家。

30年前右派以受难的英雄“归来”，30年后却被阻隔在大门外。

《闯入者》同样如此，老邓执意返回原来的工厂，并向她曾经伤害的老赵一家道歉，却最终阴差阳错导致老赵孙子的意外死亡。

旧的伤痕没有抹平，新的伤痕再次浮现，这为理解《闯入者》提供了新的角度。

作为一个一直对文革历史感兴趣的九零后，有幸在UCLA电影双年展上看到《闯入者》的北美首映。

由于只大致看过故事梗概，也没有看过含剧透的影评，看电影之前只知道大概这是关于家庭、并且有提到文革的故事，所以中途的悬念没解开之前数次很想拿出手机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中途也有很多猜测，但最后空旷的窗户伴随着工业区一声一声的机器运行声，冷冰冰的画面告诉我这不是一个关于家庭成员相互理解其乐融融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关于施害者自我救赎的故事，而是出乎我意料的讲述了关于沉重历史如何影响并给予从历史中走过的人持续伤害的故事。

她们从历史中走来，也许曾经是受害者，也许曾经是施害者。

老太太通过揭发老赵，和自己曾经一起伤害别人的同僚，争取到了唯一的机会回到北京。

陷害别人在那个年代似乎是一个你死我活、明哲保身的only choice，我们可以无限地指责她，但老太太这四十年心灵的枷锁似乎又让人无力去责怪她。

我不知道王小帅导演有没有设想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看这部电影的感受，我想他最怕的结果是观众的麻木。

从高中关注文革历史以来，并不是想批判什么，而是很想从人性的角度去分析那段互相伤害、人际交往没有道德底线的历史。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很多都已经逝去，然而很多故事都还没有记录就已经消失。

我想知道这些人有多少去向自己伤害过的人忏悔？

有多少人带着愧疚活了几十年？

又有多少人以时代的牺牲品为借口让自己麻木不仁地好好生活着？

历史的悲剧，普通人确实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然而，历史不应当被尘封，如果没有反思，而是一味的逃避，沉重的历史可能还会影响现在和未来。

相比闯入者，更喜欢英文名Red Amnesia。

集体失忆不仅是对过去的亵渎，更是对现在和将来的逃避。

犯了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代人或者几代人的集体失语或者彻底遗忘。

同类的电影《活着》《蓝风筝》《美丽上海》，《闯入者》和后两部电影在感情上的表达都很克制内敛，关于压在老太太心底的往事通过大儿子的略带心酸的叙述、以及《美丽上海》中王祖贤在阳光中和母亲对话的掩面痛哭。

也许是因为带着镣铐跳舞，关于那段历史无法把更多的情绪宣泄出来；然而可能更是一种想要发声却被残酷历史扼住咽喉的无力感。

没有直接的鞭挞，却又从侧面让稍微对文革有了解的人能够感受到文革对普通民众生活的打击。

有时，一点点刺痛可以让人更加清醒地活着。

《归来》这部打着文革旗号的爱情电影，极简主义的主题表达，不知道如果中国电影有分级制度，张艺谋的剧本会有多少修改。

吕中老师影后级的表演已然让人热泪盈眶，很多在座的九零后都说她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让自己想到同样生于三四十年代的外婆。

对儿孙的关心、和子女的代沟、有些偏执的什么事都亲力亲为不愿给儿女添麻烦……以及一些关于空巢老人寂寞生活的描写、对二儿子性取向的侧面带过，都让我觉得这是一部充满了人文关怀的电影。

而目前被光鲜亮丽的脑残片包围的中国影坛，不就缺少这类电影吗？

在之后的问答环节，王小帅导演自己也说这部剧本是有自己在中国的三线城市生活的成长回忆和对老一辈人艰难生活的回顾和记录的。

艺术尽管高于生活，却始终源于生活。

影像的堆砌，特效的炫目，迎合的是市场，失掉的是对电影艺术的尊重。

关于中国的城市，很多生活化的镜头让人很想念北京，即使有脏乱的地方，但我们还是无比的爱她。

而对贵州工地老楼镜头的缓慢推进，伴着苏联歌曲作为背景音乐，老太太慢慢地走着，流着泪；那是我最喜欢的镜头。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留白艺术，但看着那些红色的砖墙，残破的园区，联想到那段给太多家庭带来毁灭性打击的混乱历史，我是有种流泪的冲动。

“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有的时候，我们想要一个答案，这些都怪谁呢？

那些悲剧都是谁造成的呢？

当导火索被点燃，谁都可能成为刽子手。

与其愤怒地指责和控诉，不如冷静的反思和总结；与其一味的逃避和遮掩，不如坦荡的公开以不让更多的人曲解历史。

希望历史不被遗忘，而怨恨，会在了解和反思中被宽容。

最后，希望这部电影在中国四个月后顺利公映。

也期待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真正的进步。

看完觉得是很不错的电影，虽然算不上多好看。

电影中，邓美娟乘坐老同事的车，在绿树环绕的山间公路中穿行，有苗民成群结队一闪而过，“慷慨歌燕市”老兄说这个镜头似乎有些意味深长，他联想到“三线建设者固然承受了许多不幸，但其它人呢？

”我也有类似的反应，同时想到的则是村村通公路看来似乎搞得真不错。

一部面向现实的电影，大概总有这样的好处，即那些偶然进入观众眼帘的细节，甚或无关宏旨的背景，总能激起观众对于现实的一些联想。

电影中不厌其烦的交待当事人老年生活的细节，絮叨、固执、控制欲，和小儿子、大儿媳的争执。

豆瓣上有人解读为这是对红卫兵和运动积极分子的性格描述。

导演这样大费周章的铺陈，大概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深意，起码不止于告诉我们一个退休老太太是多么可怕这一点。

但是，相对于在北京老年生活和性格的反复刻画，对于当事人的年轻生活，只是以大儿子之口，交待年轻时是运动积极分子，批斗过许多人，寥寥数句带过，观众只能自动脑补一个典型运动积极分子的形象，而无从获知更多的信息。

如果老年的确是青年的延续，或者如网络警句所云“不是老人变坏，而是坏人变老”。

那么，电影中砝码两端似乎太过不平衡，以至于这种联系，只能从逻辑上推敲，而无法从故事中获得。

当然，这也许是审查尺度的结果。

但一个原本是立志要铺陈大时代的故事，最后仅仅把大时代当成了影影绰绰的幕布，总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青年/老年，贵州/北京，前后两节之间联系的稀疏，在一些细节上似乎也能印证。

老赵的孙子在邓美娟家里感叹房子很大，邓美娟的同事则说老赵一家留在生活桥，虽然离市区远了，但两套房子打通，毕竟更宽敞。

一前一后，细节上似欠圆融。

令人难忘的仍然是电影的贵州部分，曾经红火的工厂已经凋敝，生产萎缩，以出租厂房为生。

建设者们纷纷离开，投向市区，只留下冷冷清清的宿舍。

一代三线建设者们老去后，围坐在一起，诉说各自的愤懑。

其中的上海话、北京话，印证着大家五湖四海的出身来源。

虽然看完整部电影，依然觉得更像是叙述一个年长者的忏悔和她的私人恩怨，但能够在幕布上看到这些，依旧值得鼓励。

大五一，一个人去看了《闯入者》。

与它同期的有《左耳》，《何以笙箫默》之类爱情片。

各式情侣都去影院追求浪漫。

我也就不凑份子，浪费钱财了。

《闯入者》和《十七岁的单车》等一样，对待文革，侧面观之。

然，这种不是正面的展示（也不可能正面展示得了）却将那种深层的悲哀表现得更加清晰。

唯一要吐槽的就是排片，真是...算了...片子因琐碎而更加真实，就像我们每一天过得日子一样，平常简单。

就在这样的生活中出现了意外。

这意外引申出一个故事。

这种结构很有带入感。

简单说，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结尾。

摔下楼的声音短促至极，错愕间，影片就结束了。

戛然而止得让人来不及反应。

很多没说完的话，结束了就结束了，说其实也说不清。

每个人都一样，在完成对自我的救赎。

但在现实的残忍之下，救赎的成功与否就不得而知了。

一部最多三星的片子，因为触动了文青的敏感神经，所以四星？

在影院看的这部片子，好几次都想退场，但考虑到这是朋友圈的一个比较有品的朋友推荐的，就一直坚持下来了，想着后面总会有惊喜吧，谁知道，看到最后，并没有惊喜。

为什么这部片子我认为只有三星？

1.剧情：几乎是单线叙事的情况下，节奏还那么慢，片中本应该是谜一样存在的老赵和老赵的孙子（小红帽），就那么平铺直叙的被女主的大儿子讲出来了。

编剧还可以再懒点么？

白白浪费了前面大量对小红帽作案的铺垫。

2.人物：主要演员是吕中、冯远征、秦海璐、秦昊，为什么我只看到了吕中。

冯远征和秦海璐的戏份加起来也就是个大配角的量吧？

这两个人物对剧情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还有二儿子秦昊， 导演是为了套同性恋的话题，所以要把他设计成一个同性恋么？

秦昊也非常敬业的用一次又一次捋头发的动作证明自己是个gay，实在太做作了，去看看梁朝伟和张国荣演的gay好吗？

不是捋个头发直男就能变gay的！

吕中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主角，演技肯定是没得说的，但因为其他演员的形象、故事太单薄，所以观影过程中会对这个老太太非常不理解，怎么那么固执讨人厌。

建议没看这片子的也不要看了，浪费电影票和时间。

去年被很多人赞的《闯入者》，忍了前面三十分钟的长镜头，后面用快进的方式直接把它变短了。

从王小帅的《日照重庆》到这部，一部不如一部。

用那么多莫名其名的长镜头，把一部本来30分钟就可以讲完的微电影，硬拖成一部106分钟的大电影。

用那么多跟随镜头想操控观众，结果把观众困成狗了，毫无节奏感可言。

要说烂片会被人骂的吧？

那还真的就是部烂片。

解构现实主义、现实解构主义？

还不如筷子兄弟的那部小短片《老男孩》，只少让我们看到心酸和人文。

而这部《闯入者》呢，只有红牛的植入广告比较给力，还有秦昊的基佬演的比冯远征在《私人定制》里正常。

吕中的表演相比起《我们俩》里的金雅琴，奥斯卡与金鸡杯的区别。

这剧本是个文科生编的吧，......！

中国导演都老了么？

只剩下靠吃老本过活了么，不学无术就会黔驴技穷地。

学人家，就是把自己学没了，东施效颦，只会让别人取笑。

作为一个普通二逼屌丝青年，弱弱滴问句：中国文艺片都这么严肃么？

非得装得像个文化人一样。。。。。

用那么些个诡异+悬疑地风格，把我伟大的朝阳区群众“大妈”的一天，拍得如此让人讨烦。

我想说的是，中国导演们那么有文化，你信么？

把一个个鲜活的人，当一个个具体的道具在拍！

把一个个鲜活的人，当一个个具体的道具在拍！

把一个个鲜活的人，当一个个具体的道具在拍！

胸疼的是看到豆瓣里的文艺青年们一个劲地赞，弱弱弱地问那么一句：你真的带着自己的视角在观看在思考么？

跟以前《冬春的日子》《青红》《二弟》《扁担姑娘》相比，只能说退步不是一般地大。

甚至连《我11》《日照重庆》都赶不上。

那些说这部片子是王小帅巅峰之作的人太世故了。

这片子情节经不住推敲，长镜头用得让人恨不得中途退场，价值观也不可取。

先说情节的经不住推敲。

1.老赵的孙子因为什么不放过老邓一家，电影缺乏有说服力的交代。

２.老赵怎么说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斗争经验和心理素质哪能那么脆弱——知道老邓背后揭发他，造成他可能永远也回不了北京，就中风卧床不起？

编剧自己信吗？

３.老赵的孙子“小红帽”跑到北京报复老邓，那四处闯入空巢老人家里动机又是什么呢？

就为了找一个落脚的地方？

用开水浇花以及杀死了一个空巢老人以后表现得好像啥事没有一样，是想说明小红帽心理扭曲变态吗？

要是这样的话，最后放过老邓倒说不通了。

——变态的人哪容易那么悬崖勒马？

而且已经杀了一个人，横竖躲不过法律的制裁，紧接着再把老邓处理了，倒是很符合小红帽的心理。

再说，小红帽报复老邓肯定不是想要对方的老命——这不便宜老邓了吗？

联系他电话骚扰、砖头砸玻璃、垃圾堵门的做法，他是想要老邓一家——或者仅仅是老邓——生不如死，最好是瘫痪在床，这才符合变态者的报复心理。

总之，电影编剧的水平太差了，太不把观众当回事儿了。

３.老邓第一次去老赵家撞见小红帽，一开始小红帽没戴帽子，等到老邓出来回头从窗户玻璃看到小红帽的时候，小红帽神奇地戴上了小红帽，这是导演的蹩脚安排吧？

看电影的时候，有观众还说，他为啥要戴上帽子呢？

是为了让老邓知道他是谁。

再说长镜头的毛病。

长镜头用得好也行，关键是电影给我的感觉是为了长镜头而用长镜头。

而且和电影的悬疑色彩也不合拍。

最后说价值观的不可取。

老邓30年前写揭发老赵的材料，后来一直为这个内疚。

看来他揭发的问题大都是无中生有，或者说是，栽赃陷害，要是这样的话，老赵一家会善罢甘休？

要知道老赵也是“斗士”。

30时间老赵一家难道不会坚持要求组织查明真相、给个说法？

要是老邓揭发的都是事实，那老邓内疚什么？

也没最后信佛教，为啥要没有原则地内疚？

只能说是导演和编剧硬让老邓内疚。

退一步讲，就算我们相信老邓产生了赎罪的情结，那让她最后抢在警察前头通知小红帽快跑的情节安排也说不过去。

老邓不打110报警，权且理解成她不想把老赵唯一的孙子送进监狱或者送上刑场，是赎罪的表现。

但是她为啥去通知小红帽快跑呢？

要是电影交代小红帽家有一条秘密地道，或者小红帽家在森林边上……总之她认为小红帽有逃脱的可能才会去通风报信，没这个把握，她去干吗？

却劝他自首，才说得过去。

另外，小红帽在北京杀了人，难道他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吗？

他以为躲回老家就没事儿了？

就算他是这样想的，那么老邓到他家以后，他接下去正常的反应也该是赶紧换地方躲起来，怎么可能仍然呆在家好像没事人一样呢？

就算他心存侥幸，以为自己做的事儿不会有人发现，那么老邓去他家告诉他警察来了，他也明白一切都完了，选择放弃抵抗是最好的办法，怎么可能往楼上跑呢？

知道自己跑不了还硬要跑，只能说这是导演的蹩脚安排。

最后导演又安排他从楼上掉下去摔死，更是一种蹩脚的安排。

补充说下电影所倡导的价值观的不可取。

老邓30年前不该揭发老赵——这是导演想要告诉观众的主张，老邓30年后应该给小红帽通风报信——这也是导演想要告诉观众的主张，可是这种主张是错的。

不客气地说，老邓30年前害得老赵中风不起，30年后害得老赵的孙子摔死在水泥地上。

这肯定不是导演拍这部片子的初衷，但电影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

意大利导演塞尔乔·莱昂内执导的名作《美国往事》在开场将近八分钟时设置了一段刺耳的电话铃声。

这段铃声把主人公“面条”从皮影戏院拉回到抢银行现场，又从禁酒令取消庆祝现场拉到警长办公室。

它既是一段前情摘要，也是悬念的起点，更是一种烟瘾中的迷蒙错乱，所以要说经典，莫过于此。

《闯入者》的开头同样出现了一段刺耳的铃声。

而与《美国往事》不同的是，吕中饰演的老邓拿起了话筒；电话另一端，是呼吸，是沉默，是闯入者。

几次三番的骚扰引起了老邓和她的两个儿子的种种怀疑与猜测，闯入者的身份也在不断的求索之中逐渐清晰起来。

导演王小帅始终向我们发出这样的疑问：那个一直响不停的电话到底是谁打的？

诚然，在影片进行至后半段时，我们已经可以得出“老赵的孙子”这个答案了，但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这个答案，那又确乎是辜负了创作者的良苦用心。

因为，故事或明或暗、或深或浅地向我们提示了三种可能，即老伴去世后孤单所致的“幻觉”、没有得到工款因而伺机报复的“刘胖子”，最后才是老赵孙子这个所谓的“鬼魂”，而这三者实际上又分别对应了空巢、欠薪和历史三大社会问题。

这样的设置无疑意味深长。

它表明，随着故事的展开，所谓真相和“谜底”或许只有一个，但种种问题却是现实存在、不容忽视，也无法抹杀的。

从作用上讲，三条线索的交错并行一方面裹挟并保有着剧情的全部悬念，而另一方面也无疑增加了全片的厚度，拓展了观众的视野。

这也就解释了一些评论中提到的空巢问题与大三线建设问题之间存在的“割裂”。

可以说，这种“割裂论”的出现正是源于对影片当中至为重要的隐性纽带的无视，错把贯穿全片的线索看成了前后相隔的部分。

一言概之，《闯入者》这部电影绝非前段与后段、是非与对错这样简单的逻辑和结构就可以评判和容纳的；而“闯入者”到底是谁这个问题，非但不简单，反而值得观者进一步思考。

公允地说，《闯入者》并不完美。

除了些许匠气十足的镜头和不少明显缺乏生活质感的台词以外，作者对整个文革时期“前因”的交代也仅仅是采取大兵一人“说书”的方式，如此简单明了不仅显得过于敷衍，而且也实在对不起之前连篇累牍的铺垫和沉着流畅的叙事。

这不免让人想起土耳其导演努里·比格·锡兰在其名作《安纳托利亚往事》中完全不交代前情的做法。

有趣的是，锡兰的简省不仅不会让人感到费解，反倒强化了观众体察人物、感知气氛的耐心，增强了观众对角色的认同。

这也无疑提醒我们，《闯入者》所做的“加法”已极，但“减法”却还远远不够，因此也就与“杰作”二字相去甚远。

不过瑕不掩瑜。

正是在这段情节前后，王小帅也创造出了无数令人称奇并且纯粹属于电影艺术的影像片段：林荫路上小憩、老邓抚摸着“小红帽”的手安眠、“小红帽”手持菜刀犹豫不决，三个场景通过蒙太奇巧妙勾连，让人彻底陷入真假虚实中无法自拔；破败的老厂房不断出现在老邓的回忆、幻觉和梦境当中，而“小红帽”则如幽灵般反复出现在不同空巢老人的居室里；老邓的老伴每每坐在对面平静地观察她的喜怒哀乐，他的遗像却挂在墙上，赫然昭示着常人眼中无需辩驳的死亡。

记忆、幻觉、梦境和现实四个层面通过类似这样的方式相互渗透、抑或“闯入”；通过这种方式，王小帅把现在和历史彻底打通，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中国往事”，同时也构建了自《青红》以来、以“大三线建设”为核心话题的某种历史观念。

如王小帅本人所言，“一个人走过来，不能把历史消磨掉。

一个国家走过来，历史不能不正视。

”在影片结尾，破败的工厂仍旧为掉了半面窗户的窗框所限，窗框之外是一片黑暗。

这或许是在提醒，更像是在督促，因为现在的即将成为历史，历史的也总会留下一些印记。

1. 吕中饰演的老太太对其儿子们的闯入者形象镜头里她穿过重重“关卡”来到二儿子家，想给他做顿饭，却只招来不满，抗议和冲突。

二儿子问她为什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就来，她发怒道你是我儿子，你家就是我家。

或许在她愤怒的说出这些话时心里明白自己已经变成了儿子生命里的外人，自己的存在已经变的可有可无。

她执意的想去接孙子，给孙子做狮子头。

她奋力的想在大儿子一家的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徒劳的想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但是她自己一个人在家吃饭和逝去的丈夫哭诉时的自白清楚的表明，她知道自己的好意已经是一种打扰。

虽然两个儿子都让她搬去同住，但是她明白如果她真的搬去，只会是他们各自生活里的闯入者。

2. 小红帽少年代表对老太太一家的闯入者形象他因为爷爷的死决心来到北京复仇。

最初的他应该是带着希望的，复仇的火在心中燃烧，一个计划在脑海中慢慢形成。

但是他入室抢劫中却失手杀了人。

他是个蹩脚的闯入者，就像这个城市中无数带着希望，能够在这个城市中拥有一席之地的年轻人一样。

他必须要速战速决，终于发现目标了，他一路尾随，没想到老太太竟然把他领回家，因为觉得他是个“贵州来北京找工作的”。

不仅如此，老太太还给他烧孙子最爱吃的狮子头。

给他盖被子。

他想过对她儿子一家下手，但是后来有一次听到老太太在电话里的忏悔后，他还是放弃了。

他想过对她下手，在他高高举起那个泡脚盆的时候，在他举起那把刀的时候。

但是他没有下手。

当年那个一心钻营要回北京举发爷爷害得他中风的仇人已经变成了一个衰老虚弱孤独的老太太，或许让他想到了自己的奶奶。

他撕掉照片，回去陪自己的奶奶了，心中是充满复仇计划失败的沮丧还是知道仇人过得并不好而感到安慰呢？

3. 两个闯入者形象的正面碰撞以及隐藏其后时代，社会，国家权力对个人生活的闯入者形象吕中这个老太太决心回去看看，当她执意去老赵家时却发现小红帽少年竟是老赵的孙子。

她想过报警，拨110时却听到当年的老同事谈到老赵一家，听到小红帽少年的奶奶现在与他相依为命时她放弃了举报的想法。

甚至当她在水果店看到警车，知道警察要去抓捕小红帽时，她跑的上气不接下气闯入老赵家要小红帽快跑。

或许她是希望能够借此机会救小红帽一命从而免除自己内心的愧疚之情。

所以当小红帽从窗子上摔到地上那“砰”的一声，也就是宣判她希望自我救赎之路的尽头，是宣判自己和解希望的死刑。

人最终要背负自己行为的后果而生。

但是，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在国家权力对个人选择的粗暴干涉，个人自由意志领地的随意闯入和践踏之下，每个施害者的同时不也是受害者吗？

时代和社会的悲剧，映射到每个个体，于是每个人都是悲剧拼图的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