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的审判

我的片单里，一直以来收藏一种类型，关于作家的电影。

作家如何旅行，如何爱，如何想象，如何度过生命中平凡或激荡的时刻……我常常好奇他们怎样生活。

初看《坠落的审判》时，我被桑德拉的“冷酷”震惊。

她几乎从我收藏的那么多作家电影中脱颖而出，完全像极了一个日复一日在文字中平复惊奇和失落的人。

女作家，她并非人们设定的那般神经质、敏感、脆弱，恰恰相反，她表现出了惊人的强悍以及近乎“冷漠”的客观。

但正是这鲜明的特质让我感到桑德拉表演的精准——一个生活在写作的成功和家庭的沮丧中的女人，应该有顽石般的气质，而柔软的东西定会藏在别的什么地方，但你们无法“看到”。

讽刺的是，正因女作家千锤百炼的冷静个性，她被怀疑为杀害丈夫的凶手。

在阿尔卑斯山脚茫茫白雪中，如果有一个人能导致男作家落魄的死亡，那只能是比他更强硬的那个女人——他成功的妻子。

“杀害”的方式，在世人看来包括两种：一种是她扼杀了他的写作苗头，使他面临自我的失败和精神死亡；一种是她在对峙中赢得理直气壮，即使丈夫“被推下”窗台也合情合理。

女作家事业上的成功和冷酷的外表，构成了“杀人犯”的动机。

但这动机几乎只存在于世俗想象中，只因她背离了人们对性别、家庭、职业的习惯性看法。

她的存在即暴力。

无处不在的名声、冷酷的脸、书写的文字，统统成为人们剖析桑德拉的素材。

它们支离破碎又统一地佐证，一个不温柔、不妥协的女人，理所当然应为丈夫离奇的死亡负责。

人们要找一个合理的理由，解释这场坠亡。

正如丈夫要找一个合理的理由，掩饰自己的失败。

但对桑德拉来说，他们的观点几乎从未出现在自己的视野里。

她坚信自己爱着丈夫，坚信自己清白——却没想到一切因“剖析”变得愈发荒谬。

她越来越无法证明，她所经历的生活，就是她所经历的那样，而不是从未经历过的人们用异国语言重新构建的那种。

语言变得苍白。

对作家来说，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

她反复强调，每个人的叙述只可能是真实的一小片“碎片”。

一段音乐，一段争吵，一段文字，都是远离真相的碎片。

但这些碎片反复被陌生人捡拾起来凝视，试图从中发现点什么、领悟点什么，哪怕丈夫死前播放的那首歌里有厌恶女性的歌词，也被视作婚姻中仇恨的证明。

讲求公平的法庭，变成了基于各种素材演绎的故事大会。

用语言书写自我的作家，却无法用合适的语言证明自己无辜。

这当中人们最愿意相信的一个真相是：夫妻两人不再相爱了，他们的恨远远多过爱。

高潮部分长达十分钟的激烈争吵证明了这一点——那不堪的录音代表了人们对婚姻中极端暴力的想象。

如果你和在场的人说他们还相爱，没有人愿意相信。

但恰恰是这场戏，深深打动了我。

原本我会跟着检察官、警察、心理医生慢慢怀疑，女作家是否真的杀害了她的丈夫。

但当我听到那骇人的录音后，我却坚定地回到起点：我相信她依然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她像一把锋利的剑戳穿他的内心——因为足够的爱，才会如此锋利。

当谈论到彼此最在意的事时，他们的爱带来了深深的伤害，最终令无法承受的那位绝望。

这正是爱情的真相。

它包含了激烈的对抗。

在两个人的关系中，最深刻的牵连是你进我退、我们成为彼此的对手。

因为爱上了同一件事，我们相爱；但又因为爱上同一件事，我们又彼此憎恶。

——这段争吵比《婚姻故事》中男导演和女演员的博弈更为激烈，因为夫妻二人同为作家的关系，他们既是深知彼此的知己，也是包含嫉妒的敌人。

而家庭——养育孩子不允许平等的进步。

一个人退让带来另一个人的进步，婚姻变成了残忍的零和游戏。

我要如何证明我仍然爱着你，我无法证明。

这也许是桑德拉在争吵中最绝望的部分，她反复解释自己的行为正是出于爱。

但对丈夫来说，一切已走向了反面。

我因为爱你，所以愿意离开伦敦来到这山中；我因为爱你，所以愿意放弃社交全身心地投入写作；我因为爱你，所以使用第二语言在没有亲人的国度生活；我因为爱你，所以拾起被你抛弃的创意、宁愿把它写出来被更多人看到；我因为爱你，所以不想因为短暂的肉体欲望放弃整段婚姻；我因为爱你，所以鼓励你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持写下去；我因为爱你，所以我毫不掩饰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即使它说出来如此残酷……十几分钟的争吵里，我听到的不是怨恨，而是渴望被对方看到的嘶吼。

对桑德拉和她的丈夫来说都是如此；他们都在声嘶力竭地证明自己在爱。

他们不断付出，不断证明，像一场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

直到这场竞赛即将引爆核弹，一场无声的爆炸最终落在男人身上。

桑德拉和丈夫的“战争”，让我想起一件行为艺术作品。

1980年，艺术家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共同创作了《潜能》，无声地阐释了爱的“空间”中所包含的暴力。

两个相爱的人，共同持一把巨型弓箭：我为你搭好弓，帮你引好箭；而你的箭会射向我，一不小心我就会死在你手下。

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合作又敌对的僵持状态，像极了《坠落的审判》中桑德拉和萨穆埃尔的爱恨交缠。

他们同时拉上写作的这把弓箭，也为之投入时间和力量。

但不幸的是，当弓箭搭成，桑德拉赢来名望，她却伤害了与自己携手共进的爱人。

我不知道这场较量如果对调性别会怎样——如果是一个成功的男作家和一个甘心幕后的妻子，激烈的争吵也许不会发生。

人们甚至早已习惯了这样的配置，即使夫妻两人在同一领域，他们的竞争关系也许包含了对另一方才华的剥削，但通常当成功者是男性时，矛盾没有那么显著。

正因我们的主角是一位女性，一位成功的女作家，她的成功变得如此挑衅。

她不断鞭挞丈夫在传统家庭角色中应有的自尊——即使她获得了他希望她获得的成功，这看起来也像是一场宣战，证明他的“无能”。

庭审中人们反复证明这一点，甚至包括桑德拉的辩护律师。

但桑德拉本人并不这么认为，她依然尊重她的丈夫，相信他的才华，她从来都希望对方能够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不管他们在经历什么，儿子的变故、家庭的搬迁，她都希望他能获得内心里最重要的那部分东西。

而这正是她依然爱他的理由。

他们共同以此抵抗生命的虚无。

不管桑德拉如何解释，她的解释似乎充满虚伪。

人们更愿意相信，婚姻的本质就是一地鸡毛，就是由无数裂痕撕扯开的碎片。

他们早已在日复一日的习惯、妥协和沉默中耗尽了爱，他们必须以一场“搏斗”终止这场力量失衡的游戏——桑德拉于是成了人们假想的胜利者。

在为数不多和律师交谈的场景里，桑德拉终于暴露了她的脆弱。

她忽然哭泣，无声亦无助。

她并不在意世人如何看待自己，甚至可以淡定地看着电视里的人谈论关于她不堪的一切；但她无法忍受心爱的儿子将她推到一边。

受到所爱之人冷漠的怀疑，才是对桑德拉的致命审判。

离开家的夜，桑德拉坐在车后座静静地崩溃。

她露出心底最柔软的那块地方，像小小的石头被挪开，下面有一小片干净的沙地。

支撑桑德拉坚硬甚至顽劣的，正是这片小小的沙地。

她所爱的丈夫已经死了，她还要捍卫最后一点纯净。

儿子丹尼尔的证词，挽救了这场偏向荒谬的审判。

尽管在无数夜里他同样崩溃而彷徨，但走到法庭上，他是那个继承了桑德拉冷静和理性基因的孩子，用最基本的事实驳斥这场控诉。

他才是每天都在父母身边的人。

他才是雪山中唯一的见证者。

他虽然有视力障碍，但其余所有的感官都极度敏锐。

他反复回想自己的生活，相信日常的爱远远大于阴谋和暴力，无需再多辩词。

那段父亲再现的脸庞，是主观的回忆。

许多人不相信这是真实的，主观——虚构，它可能是孩子的谎言。

但这正是《坠落的审判》深深打动我的地方。

它是暧昧的、模糊的，但选择看见什么、听见什么，即选择相信什么。

丹尼尔相信爱的存在。

相信父母之间的爱，也相信父母对他的爱。

即使他们孤绝生活中不堪的一切被摊开放大，这最终也没有真正打败他，使他陷入公众剖析的逻辑而背离自己真实的生活。

当一切尘埃落定后，桑德拉并没有真正赢得什么，但她感到平静的抚慰。

爱不是碎片的素材，也无法剖析，但时间，人们共同经历的流逝的一切，证明了爱的存在。

在最后一个镜头里，我感受到了这个真相。

她将继续坚定地生活下去，像一块顽石，守候她身后纯净的沙地。

录音那段女主太激烈了，整个脸瞬间发红，让我见识到了白人变色。。

（不好意思讲个地狱笑话），她大声谴责丈夫最真实最恐惧的潜意识时，我感到她冒着红光……这一段真的太精彩。

法庭情节镜头的推拉紧凑、自然：画面反馈到大脑，此时精神思路得到的按摩感——如同摸着大腿肚子感受到的肌肉很紧又滑——我的日常通感为了满足人类大脑进化后能消化的最微妙的密度，钢琴必须被发明——看着弹钢琴的手的画面，我想到了这一句。

上点三观自我实现的精神快感比什么都爽，此时柴米油盐便会成为折磨。

柴米油盐既是折磨，也往往是创作的痛苦源泉——生活就是这么矛盾和混沌，我们在其中游走、碰撞、摩擦、披荆斩棘、发疯。

我们浑身都脏透了，湿透了。

本来也不想上升到什么价值。

但我并不是什么专业影评人，所以还是要抒发我的主观所思所感。

我看到一个女人的成功要额外付出好多代价。

孩子视力残疾明明是因为男人太自我造成的，在家辅导孩子学习也是男人慷慨决定的——源自于他不敢面对内心的愧疚和恐惧，尽管没人怪他。

实际上女人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却因为男的自己没有能力自我实现而被怪罪。

没有创造力又缺乏勇敢的人——这里不分男女——才是真可怜。

男人内心戏很多，害怕失败，不敢真正尝试，而女方只不过大胆迈出了一步，并在写作上获得了成功。

这种神仙剧情也就只能发生在现在的欧洲发达国家......一个“无能的”男人居然在向妻子抱怨自己因为照顾孩子时间太长而没有空去自我实现，虽然明明双方都在照顾。

但是在东亚这样的情况99%应该是反过来的，并且女人通常不会抱怨🤪只会任劳任怨。

而片中男人却会为此自莎，说明时间被占用这件事问题严重性有多大。

从《世界上最糟糕的人》这部电影我知道觉醒的女人是不会为自己伴侣的成功而发自内心高兴的，她需要的是自己成功，要彻底向内求而不是依附别人，世界上最不妥协的人更微妙温柔真实，仿佛还是大学毕业后的“伯德小姐” douc.cc但女人很善良，通常不会去干涉他人的自我实现。

从这部电影我知道男人这方面更甚——他们往往不需要“觉醒”，这就是他们的出厂设置，他们还耍无赖↓短评区说出了某些非常典型的男性嘴脸（请勿对号入座），一些男的简直就像一个丑恶的巨婴在那耍赖，或者用诋毁和造谣的话毁灭对方，特别恶心：“男人与生俱来的天赋就是用‘无赖的方式’把一个情绪稳定的女人逼疯，还要委屈又骄傲的录下来，鸡贼透顶。

”🤫别问我怎么知道。

如果我有超能力，我会发自内心让一些人下一秒就原地车祸爆炸。

有时让男女各自破防的点真的特别明显：男的最爱用造谣诽谤和耍赖，让女的因为委屈太大而歇斯底里；但男的破防就不一样了一般都因为女的说了真话，他被狠狠戳到了🤫其他很难想象这么一个案件耗时一年，法院还要派专人陪在儿童身边，加上法院为死者请的律师……这税得上多少？

律师帅极了，法国霍建华（笑死看了影人资料发现他外号是法国张震，我还是觉得更像霍建华！

）吃了两次阿司匹林的狗子内心：为什么都是我承受这一切？

我果然只是只条狗。。。

看着能让人舒服电影的确是也种舒适的大脑被按摩过程，有的导演手法娴熟，而有的烂导演会直接强奸你🤨盲孩忧郁矛盾的心情通过弹钢琴发泄，真的是优雅又中产呵。

一女孩儿，她楼下邻居的猫产崽儿了，因为以前说好的要送她，女孩儿就抱了只猫崽儿回来养，养了一段时间后，女孩儿发现小猫的眼睛有点问题，去医院看了也说治不好。

女孩儿把这情况跟楼下邻居一说，邻居很爽快就回应道，那你来我家换只猫来养。

女孩儿马上说我不是这意思，小猫虽然眼睛坏了，但我还是喜欢的，只是告诉你一声。

邻居那儿却死活觉得过意不去，马上抱着那窝猫崽儿里最漂亮的一只上楼来要送女孩儿，搞得女孩儿很不好意思，一个执意要送，一个执意不收，一时间僵持不下。

这个过程就是在竞赛，比的是谁的道德更高尚，谁更君子。

获胜者是最后收下最美猫崽儿的那位，因为他妥协了，他把君子的桂冠交付对方，甘愿被当成是小人，更美的小猫装进口袋里，反倒变成惩罚。

我觉得这和婚姻关系、亲子关系都很像，一方总是往另一方的口袋里装东西，我的时间、我的事业、我的青春、我的一切……，这个口袋里的东西越沉重，他付出的越多，他头上的桂冠才会显得越耀眼越珍贵。

另一方呢，口袋满满的他其实并没想要那么沉重的负担，只是为了配合对方付出的戏码，为了满足对方戴上桂冠的虚荣，他就被迫成了一个罪人。

在这部电影里，女主就是罪人，真的站上被告席的那种，男主的付出已经超出极限，是他的生命。

为什么会到这种地步？

我觉得是男主觉得自己已经把自己掏空了，怎么他的桂冠还没见着个影子？

他太委屈了，不知道自己数十年如一日的交付换来的是什么，他有些后悔曾经的付出，早知道并不能换来桂冠，我何必一直往你的口袋里装东西。

女主呢，她真真切切地认为一直都是你在主动地想往我这儿塞东西，可我从没收到过，因为我连一个口袋都没有。

我没有要求你home teaching孩子，没有要求你辞掉工作，没有要求你来回换房子折腾，都是你自己要做的事，我没享受到了你的好，甚至连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好东西，在我这儿都是存疑的。

男主的需求是桂冠，但在女主这儿别提桂冠了，他一切付出都是无意义的。

女主的人需求是对男主没需求，你处理好自己过不去的创伤就行，但男主显然觉得她太冷漠了。

一个不要漂亮猫要君子之名，一个有丑小猫就很知足了，不明白为什么硬要被塞上一只漂亮猫。

你们说这场比赛到底是谁赢了呢？

老公电脑里的那段视频文件，它时间不长，却道出婚姻真实的模样。

婚姻就是场竞赛，比得是谁付出更多，谁比谁委屈，付出最多且委屈最多的。

补充想法：将男女主性别对调是导演的巧思（现实中一般女人被家务孩子困住，男人在职场驰骋），这个对调让我们有机会换位思考，反思自己。

妻子对丈夫的道德捆绑，丈夫对妻子的高傲冷酷，这些都是我们。

一个失败的作家，一个更失败的被爱者，一个盲视的孩童，一条边境牧羊犬，一次坠落，没有凶手。

于是主线即是众人寻找坠落的缘由，但已故的真相必在众人的想象还原之外。

在怎样的情感压力下，诉之希冀之事会成为记忆的一部分？

开头出现的采访记者是片中屈指可数举止自然的角色之一。

这个最后被中断的采访原本想要弄清楚作家（桑德拉·沃伊特，桑德拉·惠勒饰）小说中强化苦难的伦理考量，却被小有名声的女作家以一句“小说是真实与虚构的混合体”挡了回去。

而女作家的丈夫（塞缪尔·马勒斯基，塞缪尔·泰斯饰）、一个软弱的灵魂、一个不那么成功的作家，最终以倒在血泊中的方式呈现出坠楼主线的“名作家背后的男人”，将沃伊特描述为“一头野兽”和“冷酷的怪物”。

女主最终被公诉方指控为谋杀亲夫而不得不在律师好友伦齐的帮助下出庭为自己的清白作证。

在一场全部精彩戏码都来源于双方居家争吵录音的法庭辩论后，法官将证据重心放在了两人双目失明的11岁儿子丹尼尔身上。

几天后，法官在听取了小男孩提供的看法之后，沃伊特女士被宣告无罪。

最新获金棕榈奖的这部《坠楼死亡的剖析》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拷问心灵的佳作。

黑暗中，观众突然被问道，“你想要了解点啥？

”（What do you want to know?），接着出现女作家沃伊特在自家小木屋里接受采访。

小木屋在阿尔卑斯山皑皑白雪的山涧，采访者是一位品貌端正的文学系女研究生。

显然这个采访不怎么顺利，她们的谈话很快就被楼上开得很响的歌曲声音淹没了，那是50美分乐队的《P.I.M.P.》——一首著名的厌女歌曲。

像是全片主旨一样，一个网球从木质楼梯上一级、三级、七级加速掉下来，一条边境牧羊犬慢悠悠追着它下楼。

响声是桑德拉的丈夫塞缪尔·马勒斯基放出来的。

他也是一位作家。

他要么是故意破坏采访，要么是想引发与陌生妻子之间的情感雪崩。

桑德拉和塞缪尔有一个11岁的儿子丹尼尔（米洛·马查多·格兰纳饰）。

他的性格既软弱又坚定。

丹尼尔的边境牧羊犬史努比原名叫梅西，球技看起来一样出色。

史努比不仅是丹尼尔的伴侣，也是他的导盲犬，因为丹尼尔4岁时在一次事故中受伤，留下了严重的视力障碍。

采访者离开小木屋的时候，丹尼尔几乎同时外出散步。

他带着史努比回到屋子附近时，史努比的叫喊让他发现了倒在房前的父亲遗体。

孩子向母亲哭喊，音乐声仍然震耳欲聋。

冰天雪地、远离都市的山谷、人命案，开头让人以为这是一部悬疑片。

然而随着一段简短的法医解剖台全景镜头的结束，我们对这位才华出众的已故男作家的全部想象，就留在回忆和他人的口述中了。

直到法庭上的著名争吵前，我们都没有看到作品对塞缪尔的正面描述。

这很重要，因为我们如何看待坠落，取决于故事中的人如何看待坠落。

电影中的很多内容都是无意中听到的，听到了却没有看到，看到了却误解了，记错了，凭空臆想出来的，或者是不明智地相信了。

当我们看到小屋边雪地里死去的塞缪尔，头上有一条很深的伤口，旁边墙上还有一条血迹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他是从阳台上自己摔下来的，还是被人推下来的？

他的头是摔下时撞到了低处草棚的屋檐，还是摔下前就已经被利器击中了？

他是死于自己之手，还是死于桑德拉之手？

如果死于桑德拉之手，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证据是充分的？

如果是自杀，导致自杀的是对妻子成功的嫉妒，还是一厢情愿又无路可退的热情无数次与绝望碰壁，亦或是别的原因？

还原这位疑点重重的处于漩涡中心的塞缪尔本人，需要跨过成见，将塞缪尔掩盖起来的情感真相揭开。

但是直到法庭公开争吵的录音之前，被好奇和怜悯驱动的观众一直游走在心碎的边缘。

两个照应一时的灵魂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处处都是活结的故事，经不起顺手一撸就恢复成为平行的绳子。

桑德拉是说英语的德国人，但和塞缪尔一起旅居在塞缪尔长大的法国，作为一种为了逃离各自巢臼共同生活的折中方案。

显然，她并不适应她的旅居地，她在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兀自说着自己的母语，让周围的人来适应她。

这种本来是寻找共同点的行为在缺失了爱的加持之后变成了一种妥协。

她是一个不使用孩子母语的母亲。

她认为自己的婚内出轨是种恢复生活信心的勇气。

更糟糕的是，她现在为她辩护的律师（文森特·伦齐，斯旺·阿劳德饰）事业不顺，他们曾经好过一阵。

对文森特而言他目前需要这个案子为自己打一个翻身仗，因为桑德拉被指控谋杀了塞缪尔。

“我没有杀他！

”她对文森特喊道，急切地回答了一个他甚至没有问过的问题。

这可能是影片中最令人吃惊又情理之中的插话。

不管文森特私下怎么想，他的辩护计划是，声称塞缪尔是自杀的，因为这最有利脱罪。

至此，事情已经偏离了方向，但线索已经初露端倪。

大块头的庭审戏份和疑点重重的指控与辩驳让人们容易以为这部最新获奖的作品是一部法庭剧。

但只要追踪悬疑开头留给我们的疑问：坠楼死亡的塞缪尔想要隐藏些什么，不惜以生命来掩盖？

面对上门记者侃侃而谈的桑德拉为何在得知会有庭审环节后心态急转之下？

在我们极力要在可疑的凶杀案的细枝末节上看出端倪，想凭借自己对完美感情的理解，拼接出感情破碎的真相背后，案件的当事人在自己的角落，历数多年来的精神创伤。

“但重要的不是现实，你要开始学会用别人看你的方式审视你自己。

”律师这样对桑德拉说。

“他是我认识的人中极少数只要一走进一个房间，就会改变某些东西的人——气氛会发生变化。

我想，这就是魅力，不是吗？

我爱上了他的魅力。

我一辈子都不理解我的家人和朋友，然后他出现了，我觉得我理解他在说什么，理解他向我发出的信号。

我们并不一定完全意见一致，但我们有一些事情要告诉对方。

我们认识时，他刚刚在伦敦的一所大学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我们一起搬到了那里。

他是个很棒的老师，他有办法让一切听起来活灵活现并易于接受。

他内心深处真正想做的是写作，他多年来一直在写一部小说，我看着他挣扎，很艰难。

然后我意识到，他处理工作安排时间的方式……很复杂，不像我，……”“不，别拿你自己和他比。

回去说你们的关系。

”窗边抽烟的律师始终抓住线索。

“我们的关系围绕着智力刺激展开，即使这意味着忽略其他的一切。

”“其他一切？

丹尼尔哈？

……我们应该早点提到丹尼尔，提到那次车祸。

”“好的，我不知道会是这样，车祸发生后一切都变了。

丹尼尔那时四岁。

那天，塞缪尔应该去学校接他，但他写得很投入，所以他在最后一刻叫了个保姆去接，但保姆迟到了。

他们过马路时，一辆摩托车撞上了丹尼尔。

他的视神经受到了永久性的损伤。

在那之后，塞缪尔变得执迷于这件事情，他不断责怪自己，如果他亲自去，及时把他接回来……他充满了负罪感，也许他从未真正克服过这种感受。

我们在医院待了整整一年，陪着丹尼尔。

我们开始遇到经济困难，塞缪尔开始吃抗抑郁药。

”真相并不是晶莹剔透的，它是碎片，我们只有尽自己所能把它们捡起来。

尽管法庭最终做出了判决，你完全有可能不确定桑德拉是否有罪。

问题是就连扮演她的人也不确定：惠勒透露，在电影制作过程中，她反复问导演，沃伊特是否做了这件事，导演拒绝透露秘密。

神奇的是，这种不确定让惠勒的表演更加清晰，而不是更加模糊。

角色似乎已经武装了自己，以应对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和敌人。

凭借她慌乱的冷淡，她不需要盘问就会发怒。

我们会惊叹于她的不安的深度，也许还有她的狡猾。

电影里有一段激烈的争论在法庭上呈现，它是塞缪尔在去世前几天的吵架时录的，他的心理医生在他的U盘里找到的这段录音。

导演巧妙地把这段争吵处理成了一段闪回，让观众既可以听到争吵也可以看到争吵，这是导演赋予观众超出法官和陪审员的特权，使得更具受迫性想象的庭审现场相比之下看起来更像是一场法学院课程练习。

我们见到了真实，有勇气说服自己相信它吗？

在同样的境遇下，有信心做对吗？

在深度的不安面前，仅剩的自我尤其要抓住，还哪里管得上灵魂的安抚照应？

在绵长的愧疚中，受伤的心灵偏偏渴望温柔的抚摸、环境的安顿，还哪里有精力重新阐发曾经旺盛的创造力？

漫长的拉锯和对峙、责怪口吻的反复诘问，蔑视口吻的反复自证，始于崇拜和逃离的“智性恋”终于演化成厌恶和陷阱，爱情到此为止。

这些疑问让我们更加尊重这部电影的挑衅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丹尼尔在道德上如此重要。

当他承认“我搞混了”时，他比任何成年人都更加直面困惑的本质。

那个本质就是，自己不想听到父母吵架，甚至父母压根就没有吵架；是爸爸为什么在带狗看病回家的车上半带安慰地说，狗岁数不小了，一生都在照顾人的感受，看到人未能看到的东西，它很累了，总有一天会走的；是丈夫自己一直提前想到妻子的需求，为她遇见危险、排除困难，为何妻子如此自我，如此冷酷，不像我对她一般对我？

是“既然说了那么多次你都不理解我的精神坠落，那就让那些门外汉解剖给你看吧”；是妻子看到两人处境不佳想奋力挣脱，却怨恨丈夫死死困在过去的自我懊悔当中，为何总在被戳穿后冤枉自己、责怪自己、控制自己？

是桑德拉觉得自己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为何世人却要处处针对我？

当你相信一个事情，而有两个选择时，为了解除困惑，大人们会决定相信其中一个。

决定相信，不是假装相信，决定和假装，是不同的。

直到结尾，观众仍然可以选择他愿意相信的那个故事，片头的悬疑已经不重要了。

失去丈夫的桑德拉洗清了罪名，喝了酒，回了家，躺在夜里的床上。

地板传来哒哒哒的脚步声，可能知晓一切的史努比走来，跳上床，趴在人的身边。

可能是最近三年金棕榈获奖电影里个人观感最好的一部，《永安镇》吐槽得好：“获奖的就没烂片？

”，前几年金棕榈都颁给什么鬼。

看《西比勒》就能感受到导演的潜力，这部更是明显能看出特里耶的进步，气韵浑然天成。

最喜欢女社工和男孩交谈那一段，社工在思考之后告诉男孩，没有决定性证据支持特定判断时，需要决心，同时明确告诉他决断不同于信念和知识。

但是，还是无法给五星。

庭审戏在视听层面拍得不错，但文本不行，公诉方的论证如果律政题材看多了都不难发现实在是太粗糙了：几乎不谈事实致力于构建故事（固然所有的司法调查都是建构，但是事实始终是这种建构的重要材料，建构不等于相对主义）后半段之所以对我而言还有悬念和情节张力，也是因为电影中的法官对检察官过度纵容。

司法实践中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还是略出戏。

更重要的是，这其实也破坏了电影本身对虚构与现实之张力这一议题的讨论。

如果检察官的论证本身很粗糙，后面动用视听对这种事实建构过程和方式提出的质疑就显得缺乏意义：因为被挑战的对象本身就显而易见地脆弱。

有人说夫妻吵架那一段和《婚姻故事》里那段都是婚姻吵架戏经典，我只想说，建议持此说者看一看《守望尘世》S3E4最后15分钟，看一看伯格曼和HBO的《婚姻生活》。

另外，这种中产婚姻生活题材我也是越来越无感了，当代全球布尔乔亚们的拖延、无能、缺乏责任感、不愿做决断在虚构与现实里反复上演，本片也没拍出新意。

社工说得对，关键在于决心，最后反而是儿子把握到了这一真理并果断行动。

PS，全片开头，男孩第一次出门时确实没带手套。

A couple is a chaos.雪白的山间木屋，安静的一家三口和一只狗，未曾想到混乱的降临会给每个人带来坠落和审判。

在全球范围内狂揽包括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等280项大奖及提名后，导演茹斯汀·特里耶带着她的电影《坠落的审判》一同来到她所观察到的“映后讨论女性主义最多的”中国。

茹斯汀·特里耶这次，她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残酷的故事。

在阿尔卑斯山脉的怀抱中，一座复式结构的木屋如孤岛般静默而立，隐匿于云雾缭绕的山间，仿佛被世界所遗忘。

没有邻居的喧嚣，没有朋友的足迹，只有夫妻二人、他们视障的儿子和一只狗。

整个家庭的生活节奏被不为人知的夫妻争吵和琐碎的日常所填满，继而又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无声的坠落所打断。

专注接受新书采访的妻子，忽然被楼上丈夫循环播放的强节奏旋律打断，伴随而来的是箭在弦上的紧张和冲突。

狭小的木屋依然安静，却见证了这场没有目击者、但终将被世俗的法庭用放大镜来审判的悲剧。

这场悲剧中的每一块木片、每一道裂纹、每一件物品，都被毫无预兆地沾染了现实的沉重与命运的无常。

还有生活其间的人，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言语，挣扎、沉默、悄然哭泣与内心绝望的呐喊，都在漫长的审判中无声地回响。

影片中的木屋与法庭，一个向内，一个向外，与世隔绝的安静与甚嚣尘上的争辩，构成坠落和审判之间彼此勾连又彼此互斥的叙事场域。

相比一般的法庭戏，茹斯汀·特里耶是用婚姻作为更深入的影像切口，探讨法律系统如何利用虚构的物理性“证据”来审理案件，以及在此背后的性别歧视与保守假设。

而剧本分工的精妙之处在于，法庭戏用大量的笔墨来展现检察官对桑德拉的审判，书写着当被审判者的犯罪动机不可证伪的时候，控方是如何妄加推测，以及这些推测可能如何地远离真相。

我们得以目睹，检察官是如何沦为主观释放恶意却不自知的“不可靠叙事者”。

影片《坠落的审判》堪称用人物情绪和氛围构建电影真实性的绝佳范本。

犯罪纪实和心理剖析的元素，在特里耶精密编织的叙事网络中被融合得天衣无缝。

作为观众的我们，则在紧张的故事推进中，一边不由自主代入推理角色，一边被提醒着不断反思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

特里耶在采访中多次提到，她向来对犯罪纪实故事有着浓厚兴趣，并希望通过这部电影展现一些非常复杂且模糊不清的主题。

即使当影片结束时，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并与现实形成强烈的互文：它们嘘枯吹生，甚至在世界不同国家都有着极为复杂且得不到统一答案的理解偏差。

但特里耶并非是想以悬疑贯穿整个故事，正如她所言，她也绝不是想用一个形而上的或者泛泛的“女性主义”理论作为创作支点。

当一位女导演想要更具体、更近一步讨论夫妻间的亲密关系时，比《婚姻故事》更深刻的“坠落”之阵痛和“审判”之撕扯便徐徐揭开。

在现代社会中，女性本就难以避免地面临种种偏见，在家庭关系的地位和选择上往往面临着更为露骨的生存困境：桑德拉的双性恋身份成为案件中的不利证据，是社会对女性及性少数群体的不公评价和刻板印象；

回忆中最为狼狈不堪的木屋吵架戏，展现的是当男性被调换位置，置于传统家庭性别秩序中的第二性时，那种性别力量失衡带来的“坠落”会真正演变为戴锦华说的“跳楼”，而这也正符合弗洛伊德曾经提出的“客体性焦虑”；当桑德拉在中餐馆看似“庆祝胜利”结束后重回家中，儿子和她交流的语言已经悄然地从惯用的英语替换为法语。

这种由亲密关系羁绊离合导致的阵痛将永远持续下去。

相比厘清过程真相，收拾残局往往是更必须履行的母职。

特里耶最终向观众们所传达的是，女性主义之外更需要被剥丝抽茧、令人无限回味的人性议题：法庭上的审判看似是剥夺个人私密性的噩梦，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又何尝不是面临着法庭之外的审判，它们普遍地存在于网络或现实的一次次吃瓜中；几乎每个人都是不可靠的叙述者，都在创造一种无意于接近真相的叙事。

当均质化的商业大片开始或多或少地关注起第二性，当教化性与符号化的口号、理论和概念，开始悄然越过第一性的叙事与创作，我们在当下所需要的又究竟是怎样的女性主义电影呢？

是《芭比》还是《热辣滚烫》......？

我们最需要的或许正是像《坠落的审判》这样，以女性的视角作为第一性主体，自动带出性别与人性的双重反思的相辅相成的作品——在我看来，女性被赋权或者女性主体本身的求权，并不会如想象中那样给现有的性别权力结构带来坠落的危机，也因此更不应该被人们用世俗的目光所裹挟、用刻板的价值排序苛刻地进行审判。

更深的广义是，当我们试图依靠窥视得出的“罪证”、不可靠叙述、主观想象与构陷去接近他人私生活之前，不妨请先尊重生活的真相。

带着以上的种种思考与疑问，我们跟电影《坠落的审判》的导演、编剧茹斯汀·特里耶女士展开了一次独家对话：看电影看到死：法庭电影的最好看之处，往往都在于叙事层面的分工，在于如何讲故事。

其间关乎所谓的犯罪事实和真相陈述，不同的证词给出不同的答复和陈述。

影片中有一位检察官的角色操控着所有观众的视点，就像我们通常所称的“不可靠叙述者”。

在创作剧本时，您是怎样利用拷问与证词去设置叙事分工的？

茹斯汀·特里耶：首先，我本身就对法庭、庭审这类题材充满兴趣；创作时，也跟一位著名的律师合作了很久，他是我们的法律顾问。

拍摄时，法庭戏的部分其实非常难拍，我也做过一些取舍，对人物有所删减。

为保证整体性，在影片所有的拍摄手法上，无论是通过对法庭上的证词的审判，还是通过桑德拉的小说去寻找一些蛛丝马迹，我都是不停地切换各种各样迥然不同的方式与视角来呈现的，这种拍法也会连续不断地带动观众的注意力。

因为媒介和公众只有通过不同的表达去寻找真相，律师其实也在做着同样的事。

而他们所有人都不在场，没人知道真正发生过什么，也许只有狗狗看到。

所以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如何用不同的视角去讲同一个故事。

关于检察官这个角色的设定，首先他就是一个很强势的男性形象，他是一个恶人。

从整体的戏剧呈现和编剧专业的角度来说，他的存在也会让主角的处境显得更加艰难。

同时，这个人也不是只代表他个人的一些看法和态度，其实我也想通过他，去反映整个社会对桑德拉这样一个女性形象的质疑和批判。

从社会层面看，她整个人就会由此被贴上种种不合常理的标签和负面的评价。

看电影看到死：影片中的丈夫是一个妻子的辅助者，他生气愤怒，在家开音乐打扰妻子接受采访，索性将自己人生的问题全部归咎于妻子。

为什么这样设置丈夫角色？

茹斯汀·特里耶：这次来中国，我听到不少关于男性与女性在夫妻关系中的职权与地位的讨论，我是震惊的，同时也是被深刻撼动的。

人们频繁地提到，男性与女性的位置在家庭性别结构中被调换这一点，这是贴近现实的意义。

而在《坠落的审判》当中，我认为挺值得注意的是，当法庭正式宣判桑德拉无罪之后，桑德拉也并不是真的就此“赢得胜利”。

因为男主角生前处于更弱势的位置的懊恼，还有他的死亡，都将会持续影响桑德拉之后的生活局面。

桑德拉将会持续处理丈夫的死亡带来的残局。

看电影看到死：直到片尾，最终都没有笔墨触及到女主角和律师发生任何关系，我长舒一口气，真的很感谢您这样的处理。

记得之前主创们在采访中曾就此充分讨论过，您最终是如何做出现这样的定夺和取舍的？

茹斯汀·特里耶：首先，桑德拉这位女主角的私生活本身就已经完全被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她连同她的私生活一起被凝视、被偷窥、被分析。

从剧作层面来说，确实也没有多余的位置再提供给她和律师的感情线。

还有一点，事实上他们在结束庭审后去中餐厅那场戏非常重要。

表面上，他们看起来是在庆祝庭审赢了，但其实完全是充满着悲伤的气氛，甚至他们连个拥抱都没有。

这位律师以前很爱女主，他也许现在还爱着，但是我们无从得知。

但因为这场审判，因为这一系列事情，他们之间从现实来说也就没有什么可能性了。

看电影看到死：我非常喜欢您这部电影的一个原因是：世界范围内，很久没人能塑造出一个如此复杂的身处家庭中的独立女性，而且能把为人妻、为人母、为女人、为社会个体的各种属性都在同一个故事中表达出来。

是如何做到将女性在家庭中不为人知的隐痛如此缜密地在影像中揭开？

茹斯汀·特里耶：在写作之初，桑德拉·惠勒也赋予了我很多对于生命隐痛中的私密感的建构之思考。

影片中，虽然我想探讨婚姻中的夫妻关系，但女主角不管是基于妻子、母亲还是其他属性，她都不认为自己应该是完美的。

这非常重要。

我不愿说她是完美的，不管从任何一个女性扮演的社会身份或者角色来说，她都是复杂的、充满多面性的可能。

而社会总是这样：当一个女性拥有了权力，她就会自然而然地被外界警惕，人们因为警惕而想把她拽入泥潭。

看电影看到死：桑德拉·惠勒把这个复杂多层次的角色演得非常到位，您当初为何选择她来饰演女主角呢？

想知道您是在看过玛伦·阿德的《托尼·厄德曼》之后产生的意愿吗？

我相信，好莱坞还有许多优秀女演员等着跟您合作，比如同为探讨夫妻关系的《婚姻故事》中饰演妻子的斯嘉丽·约翰逊。

能跟我们透露您接下来想合作的女演员吗？

茹斯汀·特里耶：我的确看过《托尼·厄德曼》，那也是我最爱的四部电影之一。

但选择桑德拉的原因更多是因为，她的表演非常真实、几乎看不到任何的痕迹。

她平时演的更多是戏剧，所以那种在其他演员身上痕迹很重的表演方式，在她的身上几乎看不到。

其实我们俩认识的年份更早，大约是在十一二年前，当时是在柏林电影节上，桑德拉给我的短片颁奖，我当时就很喜欢她这个女人。

再后来就是看完《托尼·厄德曼》之后，我决定要找她来演我剧本里的这个角色。

我们在此之前也有合作过《西比勒》，那个角色就是为她而最终书写成那样的。

《托尼·厄德曼》中的桑德拉·惠勒

拍《坠落的审判》前，桑德拉·惠勒只问过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个角色是否有罪。

她几乎要求素颜出镜，不要求精致美丽的妆容，也非常地投入。

拍完后我甚至觉得她的一部分进入了我，对我来说这是很稀有的体验。

我很喜欢《婚姻故事》。

但我觉得，斯嘉丽·约翰逊扮演的妻子在这部电影里仍然是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

她同样是富有力量的女性，她可以显得更强势。

我曾经跟斯嘉丽·约翰逊私下见过一次，当时我们还没谈到合作相关的事，但我很乐意同她合作，她是非常优秀的演员，希望有一天有这样的机会吧，谁知道呢？

《婚姻故事》中的斯嘉丽·约翰逊看电影看到死：近两年来，世界范围内涌现出各种不同类型的打着“女性主义”旗号或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

我认为您的《坠落的审判》是一部很标准的女性电影，作为导演的您是女性，领衔主演是女性，叙事也是从女性的视角切入。

您也曾在戛纳拿金棕榈时说，“我想将《坠落的审判》献给所有女性”。

每个好剧本都需要一个创作支点，您认为您的创作支点是“女性”或“女性主义”吗？

在您看来，当下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女性主义电影？

茹斯汀·特里耶：我的这次创作，其实起源于生活在噩梦中的反思，我的女儿给了我很多灵感，所以我最早想到的其实是孩子视角。

我想拍一部男女关系的电影，而孩子是这段亲密关系带给对方的存在，也是离合得失的最大共享者。

影片《坠落的审判》当然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我感兴趣的是呈现女性的复杂性与她们所处的被社会强加价值观与道德审判的复杂的外部环境。

但我很反感在创作初期用一个论点或一套理论支撑起一部电影，我们不该只为了理念而创作。

我认为，真正好的女性主义电影最重要的是，不必去照顾男性的想法和视角，而是回归到女性作为自我的第一性去思考和行动。

因为男导演从男性视角切入的作品，我们已经看过太多，有时候也会不由地代入其中，并对此感到可信。

撰稿&采访| Celeste；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前两天有男性朋友来聊天，说：“电影还没看过，但是单看简介，这不就是琼瑶和她第一任丈夫的故事嘛！

”“她老公想写历史巨著，她写言情。

结果她火了，她老公写不出来，就炸了。

”我听完以后说，其实琼瑶还写过一本小说，在水一方，里面也有类似情节：女主的丈夫是个志大才疏的小说家，想拿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一直都写不出来。

女主为了赚钱补贴家用，就只能出去教钢琴，还给电视台写点配乐，出乎意料的反响很好。

然后女主丈夫就炸了。

还用当时刚刚开始在台湾流行起来的女权主义理论攻击女主，说她写的曲子都是靡靡之音，通过展现女性的柔弱来讨好别人……其实琼瑶有时候也蛮搞笑的。

看到不少评论批评电影的女主Sandra，说她自私、冷漠。

这些评论可能没有注意到，Sandra在婚姻中是有不少让步的。

她喜欢伦敦，却为了丈夫搬到法国乡下。

这对于一个热衷于搞事业的女人来说，不是个容易的决定。

当然，很多事情她可能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比如稍微克制一下自己的欲望，不要在隐瞒丈夫的前提下和其他人发生关系。

再比如吵架的时候说话可以不要那么尖刻。

如果她有先见之明，知道老公会是那种因为自尊心受到打击就会去跳楼的人，有些话可能就不说出来了吧。

唉，吵架的时候都是话赶话，想要克制是挺困难的。

但我始终认为，即便Sandra付出这些努力，她和她丈夫的婚姻问题仍然会存在。

她丈夫不会因为她温言相劝就变得能写、会写，她也不会因为她丈夫写不出干脆就自己也不写了。

且不说这种要求在价值观上毫无合理之处，就算仅从功利的角度来考虑，她也应当努力工作、赚钱。

否则一家人喝西北风去吗？

Sandra和她丈夫之间的差距，是由两个人的性格决定的。

Sandra克制、有条理，随时随地都可以进入工作状态。

她丈夫可能也有些才思，但工作习惯就不行。

这个差别也是电影里清清楚楚的呈现出来的。

也就是说，这个家庭女强男弱的格局，是注定的。

只要Sandra的丈夫内心还无法接受这一点，夫妻之间总会有矛盾、隔阂、冲突。

它们可能不以跳楼这样极端的方式爆发出来，但很多时候，即便不极端，也足够令人感到难受。

解决之道，也不是没有。

而且说起来也挺简单的——只要Sandra的丈夫承认自己的写作能力没有妻子强，就没事了啊。

或者退一步，他能想明白这一点：也许他同样也是一个有很多聪明的想法的人，但是他老婆工作习惯更好，因而比他更能适应现在的写作和出版行业的节奏。

那就老老实实当一个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嘛。

主业是相妻教子，副业是写作。

心态放松一点，没准积累到一定阶段，也能发表一些不错的东西。

只要退这一步，自己也舒心了，家人也会更好的。

那么，又是什么使得Sandra的丈夫无法退回到这个海阔天空呢？

是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自尊心。

可是，一个男人为啥必须事业成功了，才能找到自尊心呢？

他的自尊心，为什么会在和老婆事业比较的过程中受到影响呢？

这些，当然都是整个社会性别结构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是性别的角度。

即便你不喜欢Sandra，站在她丈夫的角度，想为她丈夫喊冤，你也得回到性别的角度，这个冤才喊得通。

对吧。

文｜梅雪风 首发于《T Magazine》公众号一关于婚姻的复杂和残酷，很容易让人想起伯格曼的《婚姻生活》，以及萨姆·门德斯的《革命之路》。

这两部电影侧重点各有不同，伯格曼的《婚姻生活》主要聚焦于婚姻本身内部，在这部电影中，婚姻就像是人类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乌托邦，一种非人性又必须的社会机制，让两个人绑缚在一起。

它对一个完美妻子和完美丈夫的要求，让每一个人都收敛他（她）的真实性情，让他和她成为另一个个人。

它对性方面忠诚的神话，同样压抑了最基本的人性。

它的形式感，让人感受到高强度的信任感和安全感，但这种高强度的联系，也同时让人在短时间内会会厌倦，以至于生出逃离和叛逆的情绪。

它身上的道德戒条，让人最终走向无可避免的虚伪，也让你对你生出的所有的厌烦、疲惫，背叛等情绪充满了负疚感。

而这种负疚感，则又更进一步刺激了你想背叛或者逃离的情绪。

婚姻，它所制定的过高要求，与真实人性之间形成了最基本的张力。

它的维系，必然与谎言、忍耐相伴，而长久的忍耐，则必须以冷漠、嘲讽与互相伤害作为基本的泄压手段，最终婚姻，就在这样的平静冷漠和间或的精神与肉体暴力之间继续或者破产。

伯格曼用同样的冷酷目光解析了婚姻这一世界之间最难以言说的关系，写出了那种打断了骨头连着筋的复杂。

当影片中那对深爱却又无法再以夫妻的形式生活的两位主角离婚后，他们成了最好的情人。

在没有了婚姻那种强大的形式和道德约束之后，他们似乎灵肉合为一体。

在偷情的禁忌感中，他们重新体会了到了热情，体会到了真诚，体会了他们彼此对对方无法言喻的渴望。

这是个讽剌而又悲哀的现实。

相较于伯格曼的高屋建瓴，萨姆·门德斯的《革命之路》则讲的更为具体。

在这部电影中，婚姻是中产阶段格式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指标，它代表的是按步就班的平常生活，是柴米油盐，是理想主义的死亡。

于女主而言，她将终生固守在灶台和孩子之中，她的自身价值将成为云烟。

对于男主而言，他将成为他更年轻时所讨厌的社会大机器中平庸的一员。

他们的悲剧在于，这两者的不同步。

男主当然感受到了那日复一日的重复所带来的重压，但他只是感到无聊而已。

而对于女主而言，这种与诗意与浪漫绝缘的生活已让她身处崩溃的边缘。

女主坚定的渴望逃离，而男主只是觉得可以一试。

当这个体制给他一丁儿甜头时，他瞬间就跟这个体制合解。

他的痛苦其实并非对这个体制的唾弃，而是不能深切地参与这个体制，不能成为这个体制的中坚分子。

所谓的远方，只是他自我麻醉的一种美好说辞。

他们的分裂，在于女主终于认清了男主世俗的本质，他是个胆小鬼，还是个势利的胆小鬼。

这部影片深刻的地方在于，影片中的邻居对于这对夫妻试图想要移居巴黎的不安，因为这是对他们岁月静好的生活的否定，他们的离开，将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死水一般的生活，意识到他们都不敢面对他们生活里深深的绝望，这种直面，将让他们无法再保持优雅和镇定。

这也是邻居的妻子，在丈夫说出觉得主角夫妇的选择不靠谱时长舒一口气，甚至是不禁哭出声的原因。

她虚弱的内心，终于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她找到了同类，就可以强鼓起勇气说服自己，真正有病的不是自己，而是他人。

她可以用正常来命名自己，来掩盖她其实心知肚明的自己生活的空虚。

与前面这两部电影相比，这部《坠落的审判》，似乎同时涉及到了上述电影所描述的问题，也就是婚姻本身的残酷，以及夫妻双方不对等所带来的问题。

它既在讲夫妻两方长久相处所带来的必然冷漠，也在讲存在感的缺失，是怎样惨烈而又漫长的酷刑。

但与前两部电影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在某种程度层次更多。

它坚定地站在婚姻的外部，以一个坚定的旁观者的角度去抽丝剥茧地解析婚姻，描述出那种互相依存却又有近身搏杀的复杂境况，却又延伸开去，去讲述了真相的不可接近，即使是当事人也是如此。

而更一步，它形而上地提出了一个问题，真相是不可得的，但我们对于真相的需求是如此强烈，而最终我们能做的，就是虚构。

或者更武断一点说，一旦我们开始讲述，虚构就产生了，我们要活下去，就得需要虚构才能具备的那种明晰和强壮。

二从故事上来说，可以将《革命之路》与《坠落的审判》对照着看。

《革命之路》更多的是一个女性存在感的缺失所导致的惨剧，而《坠落的审判》则更多是一个男性因为找不到生命意义而酿成的悲剧。

《革命之路》中，女主似乎认为到达巴黎，就能解决她生命被虚耗的现实，但《坠落的审判》，则证明了离开其实也是一种逃避，主角一家回到丈夫的故乡，并没有真正让问题消失，而是让丈夫没有了自我逃避的借口，而不得不真正面对自己的失败，而当这一失败如此确定无疑地展现在他面前时，他根本无法承受。

影片中虽然丈夫虽然只在极小的一段回忆中出现，但其实全片都在讲他的悲剧。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试图寻找各种救命稻草可不得的故事。

在生活上，他让自己的孩子眼晴失明。

在经济上，他们身负债务生活困窘。

在事业上，他最醉心的写作，毫无进展。

他努力地找回自己。

他尽心照顾自己的孩子，来消减自己的罪恶感。

他看心理医生吃药，来调整自己的心情。

他修整自己的别墅，试图经营民宿来改善经济状况。

他试图学习妻子的写作方法，来写出他一直难产的第一部小说。

但这所有一切复杂的地方在于，这既是他的努力，也是他的逃避。

他用照顾孩子和修整别墅，来逃避他写不出作品的困境，因为这样他就可以说自己没有时间。

他吃药的同时，也顺理成章地埋怨给他开药的医生，因为药物让产生了药物依赖，这让他无法工作。

他怪罪自己的妻子剽窃了自己的创意，让他不得不另起炉灶。

在他的这种兼具进取和逃避的行动中，真正致命的是，妻子的反应。

对于照顾孩子，妻子客气地表示感谢，却并不认为是对方的付出，让她得到了她充裕的创作时间。

对于剽窃创意，妻子只是认为一点灵感的启发，其实无关大局。

丈夫本能地把妻子当成他事业的最大背锅侠，但妻子却敬谢不敏。

这让这个敏感却孱弱的男子，最终孤立无援。

对于妻子来说，她认为她已经做到了所有。

她让丈夫照顾孩子，因为她理解丈夫的负罪感。

她理解丈夫想要换一个环境的需求，顺从地回到了自己根本不习惯的法国乡下。

她给予了丈夫所有的自由，她自认为自己根本毫无瑕疵，而对方却认为这是一种自私的放弃责任。

这部电影冷静而又客观地描绘出这夫妻两方的义正辞严，一方是溺水者试图抓住任何救命稻草的慌乱和狂热，另一方则是一种强势者对于弱者的绑架行为的天然厌恶和轻视。

这两种情绪，在无数次的矛盾中，已成为思维和行为定势，以至于最终他们都丧失了最初他们本该具有的善意。

这是一个无解的精神困局，这也是影片讲述的重要部分。

但更重要的，其实在另一部分。

这也是影片用了一个半悬疑片和半法庭片方式的原因，它讲述了外界对于这样一个困局无法避免的简单化。

警察的侦查和法庭的审判，都是外界试图寻找真相的努力。

它们诉诸物理客观规律（刑侦技术），它们诉诸各种外人的证言证词，比如来访的青年学生，比如心理医生，比如他们的孩子，还有那段录音，这其实就是这两个当事人自己的最真实的证言。

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让我们离真实更近。

每一个证人的证言，都只是宥于他们视角的一种解释。

更重要的是，旁观者有一种他们无法意识的对于戏剧性的强烈需求，在片中影片主创也借片中人物讲到：相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自杀的故事，人们更愿意看到一个作家杀死他丈夫的故事。

这种不自知的倾向性，让他们在利用真实的细节去推演真相时，无法自控地充满着偏向性。

影片正是看到了这每一种解释的偏狭，所以在每一次展示了这种解释的时候，都会很快地提供另一种解释的方法，最终让那一种看起来言之凿凿的解释变得模棱两可。

我们在这部电影中，看不到任何的倾向性。

也正是这种没有倾向性，所以任何方面的说辞都有着它的合理性。

而它的好，也在于它的绝对中立。

所以即使到了结局，它也没有给出到底是不是女主杀了她的丈夫的答案。

它没有试图为女主洗白，也没有试图为死去的那个丈夫辨白。

它只是把他们放在影片那如法官一样审慎而又冷静的目光之下。

既使是对影片主角和丈夫被偷录的录音，也是如此，这亲口说出来的话，应该是最为真实的，但正如女主对自己律师所说的话：每句话都是真实的，但又并非如此。

因为他们在狂怒之中，所有的话都出于攻击对方的目的，所以夸大其辞和偏狭成为基本手段，他们各种用自己的细节编织了有利于自己的真实，却遮蔽了更多的真实。

整部影片，就是这样讲述了真实的不可知，这里面更多的是人性的复杂和宽阔。

女主对于那个女学生，也许是勾引也许只是长久独居的好奇。

女主出轨，也许是她纯粹出于“生理卫生”目的的自我欲望的抒解，也许就是她出于显意识或者潜意识的对于丈夫的报复。

女主的屡次撒谎，当然有可能是为了家庭考虑，不愿意那些残忍的真相被自己儿子和公众听到，而造成伤害，当然也可能是她对于激情杀人这一事实的自觉隐瞒。

而女主的丈夫，他埋怨自己的妻子，既有着妻子自私的正当原因，还有他无动自控的嫉妒，以及因这种嫉妒而出自本能地想拉着妻子一起毁灭的潜意识。

影片堵死了任何可以给你确定解释的每一条路，最终的结果，就是表达出了对于世界复杂性的尊敬。

也正是基于此，影片在描绘婚姻这一世界上最为复杂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更为形而上的论断。

这就是影片要将女主设计为一个以自己的真实生活作为材料的虚构作家的原因。

她讲述自己的父亲和母亲的真实故事，却最终却是个虚构作品。

这也是女主夫妇的儿子是个盲人的原因，作为一个离真实最近的人，对于真实也只能盲人摸象。

面对真实这个永远无法抵达的这个现实， 他唯一能够让自己平静下来的方法，就是虚构。

只有虚构，才能让无解的现实成为他能够理解的现实。

于是他在最后虚构了一段父亲给他讲的似乎预示着自杀的话。

在这里，主创用了一个非常隐晦的手法来标记这段话的非真实性。

因为在其它有关父亲的段落中父亲的说话都是父亲的原声，而这一段，父亲的形象配的却是他这个儿子的声音，影片用这样一个微妙的方式来表现了他撒谎的事实。

通过这一他生造出来的事实，他强化了父亲是自杀的逻辑，然后用这一逻辑说服了法庭也说服了自己。

而这也是影片最为深刻和最为悲哀的一点，在这个绝对的不可知的世界，虚构才是我们活下去的唯一方法。

而所有的被讲述出来的真实，必然带着虚构。

整部影片正是通过这一层，完成了具象到抽象的飞跃。

这时候，它就不再只是关于婚姻的解析，也是对于我们如何确定这个世界的探讨。

这也是这部影片真正的好处。

它看起来异常朴实和现实，却又在内在里充满着某种飘渺的气质。

它没有任何滥情化的审美倾向，却让影片有了一种更为沉实的悲凉。

它让看似确凿无疑的现实，变得漏洞百出。

它让人性显出它内在的模糊性，所有的表达在说出口的那一瞬间已是无意或有意的欺骗和删减。

它不给你任何悬疑电影所应该有的爽感，它在让我们知道更多的同时，最关键的地方却像黑洞一样永远横亘在你面前。

就像片中电视节目中评价女主的作品一样：影片用虚构摧毁了现实。

现代性与导演意志

《坠楼死亡的剖析》的结尾，没有真相。

面对没有真相的结果症状，可以看到，此刻作为女主角的客体小a本质上是一种剩余，是在寻求真相欲望的辩证法中提出的，主体因为象征能指的局限总是无法在象征界找到他真正想要的真相，只好不断的更换她的欲望对象，而这些处在现实中的欲望对象只是客体小a的代理与替身，并不是主体真正想要的，因为主体并不知道她想要什么，才会一次又一次的投入欲望真相的对象之追寻之中。

而作为身处实在界的客体小a，其与想象界的关联就是客体小a往往是主体幻想运动的终点，主体的幻想运作到客体小a时，便会感到一种乏力般的无聊，原因就在于她触碰到了无法被象征化的原质，而客体小a与象征界的关联就在于它是被象征界所禁止的、所排斥的，但它却有时和主体的肉体最为息息相关的东西，主体面对现实生活中难免遭遇到的实在之物时，不禁会对象征界产生一种怀疑：为什么要对这些事物进行这样一种区分，至此大他者的回答是无力的，面对客体小a时，大他者遇到了自己界限与匮乏。

在上述一通拉康系的所谓“正版”精神分析验证的胡诌八咧后，观众可能最终会知道另一个更浅显易懂却也更深刻的“真相”，这个“真相”犹如豆瓣热评所说：“没有哪一种生活能经受得住抽丝剥茧的审问与反刍”。

如果“生活之不堪绝望”是拉式精神动力学中所谓{二元对子、异化虚构、雄辩升华}的结论，那么或许“真相”也真就诚如拉式的理论所断言的：“人（本身）归根结底就是某种症状！

” 且《坠楼死亡的剖析》没有从一个侦探个人的封闭视角去探究生活真相，也没有让孩子以家庭内部的“外人”角色区挖掘家庭秘密，而是以疑似谋杀的公诉案件属性，由公权代表社会提起公诉来揭开一切谜底。

不可否认，本身这个设置就是一个巨大的戏剧性来源，是导演特里叶的主动剧作选择去呈现法庭，这样一个靠叙事，又可以尽量价值无涉的“官僚作业方法”，来产生有理性有表达的公共精神价值，并彰显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可怕深邃的分析洞察。

片如其名的《坠楼死亡的剖析》，正是靠着缜密严谨的结构、精湛入微的表演、意有所指又不能明确的高明调度、冷静又感性的叙事态度，利用法庭的空间属性构建的叙事与戏剧性场域，挖掘着这样一起薛定谔般自杀/他杀案，之于一个单独家庭内亲子、夫妻关系乃至现代生活的独特纹理。

而影像与生俱来天然的机械复制属性，又会不留痕迹地给电影打上适应所有现代家庭的普遍性标签。

可以说，《坠楼死亡的剖析》令人叹为观止、五体投地、拍案叫绝、神出鬼没、惊为天人的叙事挖掘能力，简直透彻到深入骨髓，直到“铁锹挖弯”，碰到了上面所述的“真相”的地基之时，才能说，电影本身在这也必须完结，此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生活或“‘真相’”，就如拉式所论断的人的最基本境况一样，呈现出其不堪入目又冰冷坚硬的症状。

但拉式的论断还有隐含的后半句...... 后半句是“到此，这个症状也就不能再继续分析下去”。

解释不会无限推演进行下去，而必然会终止在一个地方，犹如作为儿子的丹尼尔，最后的哀求和原谅。

观众亦或导演都将属于描述生活方式的断言给了生活，将留下的无论是{剖析}还是{审判}的所谓深刻印象，都当成了是一种具有最高概括性的综述，生活在这里只能剩下疲惫，和最后的“正义”，犹如电影的结尾。

可以想象其实在这里，保持清醒是不可能的，最后连带疲惫和“正义”一起追求的，只有最无辜最受伤又最一锤定音的丹尼尔，他在最后出庭来作证、来控诉、来拯救。

不过如此虚构又真实，且充满“戏剧性”的逻辑框架，在现实中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真实的、但南辕北辙的非戏剧性逻辑。

在现实世界的海洋法系、大陆法系和全过程法家法系的法庭场域中，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有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或法定亲属关系亲属，享有的选择拒绝作证权利的亲属拒证权。

所谓天塌下来也要实现的正义的位阶和其价值排序，要排在亲子、夫妻、人性伦理的存续之后，这是真实世界中来避免家庭伦理被瓦解的“安全网” ，也是保存人性的{目的地国}，是法律能有合理性、有效性、权威性在法律之外的保证。

诚如孟德斯鸠所言：“为保存风纪，反而迫坏人性，须知人性却是风纪之源。

”不难发现，此处也正是电影的所谓“复杂”“面相”、剖析”深度，和审判法与叙事的场域等等一切可以成立的，所奠基的，可能会把铁锹挖弯的基石所在。

从挖掘和揭示的解释视野上看，新科金棕榈得主特里耶的虚构作品，充斥着知识分子真诚的鞭辟入里与入木三分，站在她所相信的“生活真相”那边，以所谓雄辩的语气、拟定的结论、沉着的态度，分析着生活会怎么不好、婚姻多么不堪、其中的恶多么不可避免的时候，到底是在说我们需要更多妥协、更多隐忍、更多美德、更多沟通，还是说因为生活、婚姻、关系的可怕，变坏可能性的不可避免，所以我们必须舍弃关系、必须快人一步、必须钻营算计、必须不择手段呢？

其挖掉基石、铲除{目的地国}的结论恐怕顺理成章且不言而喻。

正是这样一出精湛技艺的结构主义剖析审判“神话”，费尽巨大心力与劳苦，却也构建不出哪怕一丝任何事情可能变好的可能性，而只有“不建立任何关系，肯定就屁事没有”的结论，让人人知恶懂恶，对事情、关系和未来会怎么变坏、多久变坏、坏到何种程度、坏出何种后果变得即敏感又熟练。

这样的敏感，非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让目力所及的一切关系和事物还有未来都面目可憎、虚假丑陋。

相应地，我们对如何得到解决之道，让爱和美可能，让事情如何变好之善，就会越来越匮乏和枯萎，在恶上极尽分析，在善上极度天真，《坠楼死亡的剖析》就是这样一出先射箭后画靶子对{恶}的穷极复杂式剖析，对事物为什么注定会变坏的“极致深度”审判，构建出所谓“真相”的智慧，在切实地摧毁着腐蚀着我们的信念和生活。

而其实恶本身极其浅薄的属性其实早就注定了，其“复杂深度”离真正的混淆和相对，离复杂多元的生活面相，其实还差的相当相当相当相当相当相当相当相当相当相当相当相当相当相当相当相当相当相当相当相当相当相当相当相当之遥远......

对这部《坠楼死亡的剖析》是非常期待的，它之前拿了戛纳金棕榈，当时前方的记者、影评人都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所以我在它出资源后，第一时间看了。

首先，我认为它配得起它的荣誉，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其次，看完后，我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部电影以及我的感受。

用一句话总结，电影讲了一个三口之家，男人坠楼死亡，法院对妻子提起诉讼，女人最后被判无罪的故事。

我看完是这样的感觉，就是电影给我们呈现了法庭调查、审理的过程及结论，作为观众的我们，可以选择相信或不相信，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导演给我们呈现的关于婚姻及情感的某个切面，某种真相。

婚姻生活其实是双方的隐私，作为外人，其实我们很难了解到一个陌生家庭里，夫妻之间，夫妻与孩子之间的真实关系的全貌。

长期的婚姻生活里，家人彼此袒露无疑的，状况是复杂的，它融入了经济情况、文化背景、不同性格、各自的工作经历、认同感、成就感、亲密性等太多的东西，这些东西有些可以很好的比较、衡量，有些则隐秘而很难说出个对与错，有多少家庭每一天的生活是经得起外人和法律、道德的重重审视和检查？

它是不是对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还有羞耻感？

甚至到最后，都仍然无法给出一个绝对正确的判断呢？

电影通过丈夫坠楼的案子，把一个家庭内部的种种情况剖析给我们，足以带出了许多的思考，这种思考，联想，追问，不仅指向电影中的妻子，丈夫，孩子，还指向法庭上的法官和旁听者，指向辩护的律师，更指向屏幕前的观众。

导演的功力体现在她的故事讲得看似平淡，实则抽丝剥茧，扎实到位，对于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和情感，一点也不松懈。

故事层层递进，是可以一气看到结尾的，节奏掌控非常好的故事。

电影一开始，女人在接受一个女学生的采访，双方聊得很开心，不仅如此，女人作为被采访者对采访者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开始反向向女学生提出问题。

比起谈论自己，她更想了解对方。

这是第一次电影向观众展示出这个家庭里女人的某种“不寻常”。

接着，楼上传来很大声的音乐，这时我们有点听不清她们的对话了。

女人说是他丈夫在放音乐。

女学生很快表示想要离开，因为音乐似乎暗示着这家里的男人的不满。

这是第二个“不寻常”。

我们必然会想知道，男人为什么不满有人采访自己的妻子呢？

如果他不满，为什么不直接下楼来说一下，至少不以这样粗暴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或者我们还可以联想到，这对夫妻之间肯定是存在沟通和情感上的问题的，要不然，丈夫不会有这样不礼貌的行为！

这短短的一个开始，为之后发生的坠楼，及法庭的审理都埋下了一个疑点，同时做出了一个铺垫。

在接下来的几次庭审戏中，随着调查披露出来的越来越多的事实，我们逐渐了解到，他们夫妻之间是一种矛盾重重，问题多多的状态。

坠楼已死的男人在这段婚姻生活里，其实已经陷入极其痛苦的境地。

我在这里想就那段吵架录音的戏，以及之后小男孩的表现做一点自己浅薄的分析。

这一段很有意思，融进了导演的巧思。

导演把一场夫妻吵架戏分成了两部分，先是直接展示厨房里的对话场景，当两个人都开始情绪失控的时候，镜头突然转回庭审现场，全场安静，只有之前这场争吵的录音回荡在法庭上，这时，我们不仅听着恐怖的录音，同时还看到了现场所有人严肃的表情反应。

再之后，法庭要求妻子回答录音里最后的声音到底发生了什么？

也就是说，不管是作为观众的我们，还是法庭上的法官，了解到的只是事实的一部分，因为一部分依赖于妻子的解释。

这场重头戏我觉得是导演最想表达的东西，这场争吵是他们夫妻真实生活的一个代表场景，一个情绪的爆发时刻，也是悲剧发生的最后一次“倾诉”。

我们跟随法庭审理，所了解的，只是他们全部生活极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是我们不了解的。

但是法律和观众只能通过这一点信息来做出判断，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片面的东西。

让我们具体看看他们争吵的内容，这是他们这个家庭真正的分歧和痛苦所在。

一开始，我们是直接看到了夫妻两人在厨房里发生争论，男人的状态是很颓的，虽然是白天，他在喝酒。

他抱怨自己要处理许多生活琐事，又要教书，还要照顾孩子。

他的时间被大大的占用了，他没有时间去写作。

他觉得他们的生活总是以女人的写作事业为中心。

女人写作成功，显然让他产生一种强烈的自卑和不安，甚至自我厌恶和否定，他同时憎恨女人的自私。

他还说女人借用了他的写作大纲和构思，他因为所有这些事情，而一事无成。

当然，造成痛苦其中还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几年前，儿子是在他照看的时间里发生意外造成视力的永久损伤的，关于这一点，他自己一定是相当自责的，治疗使他们的家庭陷入财务危机，即使搬来法国，也没有实质上的改善。

从他们的争吵中，我们看到了他濒临崩溃的状态。

他既对自己不满，也对妻子不满。

他们之间的沟通是无效的。

所有的事情，都让他越来越深地陷入泥沼，仿佛没有一件事他能够解决好，这让他有很大的挫败感。

在一个家庭里，是不是女人的成功都对男人造成了极大的权威上的困扰？

男人是不是也应该学习接纳女人比自己成功呢？

在这个家庭里，女人自信又行动力强，一切应对自如，男人则脆弱，怨天尤人，啥也干不好。

强烈对比之下，男人无形中被自己给的压力给压垮了。

如果改换一下对自己能力的评估和期待，是不是会让他重新振作起来呢？

我们只能想象这些，他已经死了。

悲剧已经发生。

我忍不住想，这好残酷。

夫妻生活对双方都是残忍的。

那么，为什么说他们之间沟通是无效的呢？

让我们来看看，他说他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没有时间写作。

妻子反驳说他们可以让一个邻居来照看儿子，这样男人就有时间了。

并且说一个作家是不会因为要处理生活上的事情就不能写作的。

她表示，她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工作。

她没有强迫男人花那么多时间陪孩子；她写完了自己的书，为什么男人不可以？

因为极有可能男人就没有写作的能力，他也没有那种排除干扰的意志力，所谓没有时间写作大概只是一种借口（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发出苦涩的微笑。

导演太懂像我这样总是找借口没有写东西的人的状态了，不忍直视）。

好辛辣而且直白地揭露啊！

是不是男人一直不愿意正视这一点呢？

我们这里不是要评判男人的写作能力，只是在说他深受这种自我否定的折磨，他走不出来，他一直在原地转圈。

即使妻子多出时间来照顾儿子，他也可能还是不会开始写作。

这时，镜头里我们看到，妻子走到他身边，给他倒上酒，说我爱你，然后回到原先的座位上，继续发表自己的观点。

这时，他们的对话，其实不会对双方的关系，男人的情绪有任何的改善。

再接下来，女人的情绪也开始崩溃，她开始毫不留情大声指出，其实他们的生活重心一直是以男人为中心的，包括搬家，包括他们说什么语言。

这不是她的国家，她是外来客，她要对邻居们格外地表现出友好，她还要面对男人的各种恼人的脆弱的情绪。

当男人指出他们夫妻生活方面的事情，女人直接气笑了。

男人说她出轨过，女人就爆发了。

她不理解为什么一吵架，男人就要把这事儿说一遍。

这里就更有意思了，因为我们通常在影视作品看到的都是性别转换的场景：为家庭琐事付出更多的妻子指责事业有成，挣钱更多的丈夫出轨过，然后丈夫回击妻子，为什么每次吵架都要说出轨的事。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同情女性，那么，此时性别颠倒过来，观众会不会同样地同情男性呢？

再接下来，画面突然切回庭审的现场，在场的所有人只能听到这段争吵的录音，所有人都听到了他们激烈的争吵，两个人情绪失控，肢体暴力冲撞声，玻璃碎裂声，以及其他各种可怕的声音。

此时，我们看到庭上观众的表情都是相当震惊而且紧张的。

这种家庭里隐私的对话、争吵被无保留地呈现在公众面前，无论对妻子，对孩子（他也极可能之前经历过父母类似的时刻）都是相当痛苦及不想面对的。

这和之前几次庭审时呈现给观众的这一家人的状态，是有一个突然加强的、升级的印象的。

当一个家庭不那么愉快的一面，暴力的一面暴露在我们面前，也许我们很快会形成一个自己的判断，但是正像妻子在法庭上说的，在这里，在法庭上看到的，只是他们婚姻生活中极小的一部分，不是全部。

我们不能也不应给出自以为正确无比的结论。

我们看到了他们痛苦，他们婚姻的真相，但是他们接下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没有呈现。

问题是悬置的，但是痛苦总要找到一个出口。

无论是对丈夫，他有可能会自杀；还是对妻子，她有可能愤怒地把丈夫推下阁楼。

这一段录音发生在丈夫坠楼的前一天，原告律师认为是第二天坠楼的预演，但是，无论如何，这只能是一种推断，而不是直接的证据，所以在法律来说，是站不住脚的。

再往后，法庭要求在下次审理时，也就是周末过完后，男孩提供他的证词。

这时我们的狗狗演员出场了。

男孩把阿司匹林拌进狗粮里，让狗狗吃。

狗狗当然毫无戒心地吃了。

结果，第二天早上，狗狗已经奄奄一息。

当然，狗狗最后被救了回来，要命的是，我们这时才知道这原来是男孩有意进行的一个试验，以验证爸爸之前吃了很多药，是想自杀。

我想说，这无论如何有点危险啊，孩子！

回到正题，男孩的证词就是讲了这个事情，不仅如此，他还向法官讲了父亲的一段话，大意是狗狗是爱男孩的，但是它也有可能感觉到累了，于是有一天突然离开。

这里，导演再次展示地是“真实生活里”的一场对话：父亲带着狗狗去医院的路上，在车里对儿子说了上述一番话。

那么问题来了，这真的是一段曾经真实发生过的对话吗？

还是孩子愿意相信真实发生过的一场对话。

男孩觉得爸爸是已经有过一场和他的告别的，这是说得通的。

而且，他的这一番陈述，绝对有利于证明妈妈是清白的。

我想，这一点小朋友是很清楚的。

他不是无意识地向法官说这一段话。

而且，导演向我们呈现地是一个男孩思路清晰，语句完整的表达，不仅如此，简直可以说是一种文学化的处理。

我们也看到了，法官显然也是有一些意外，除了意外，也有一点感动。

我们可以说，这次陈述对于判决结果形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

我同时感慨，这个十一岁的小男孩的表达能力好强，能够如此清晰地描述一件事情，并且加上自己的感受。

是不是他的父母都在写作方面有比较强的能力（？

），所以他因此也有这样的能力呢。

而且，这时候，经过了漫长的庭审戏，必须要有一个结果了，这个案子一直没有直接证据，如何得到导演想要的结果呢，如何让观众相信那个结果呢，这场戏可以说是直接给出了一个情感上非常有力的理由。

最后，我们看到妻子回到家里，看到已经入睡的儿子，这个家庭好像已经开始回归平静的生活。

我们也希望他们母子在面对完这一场审视后，真的能开始更好的生活。

无论有多少糟糕的、无奈的、撕裂的时刻，生活还是在继续，人总得抱着这样的信念才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