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山城

《南汉山城》是一部记录耻辱的战争片，却把朝鲜的耻辱拍得大义凛然。

故事有不符合史实之处，固然有影片方的立场原因，同时也正是这些处理，使得观众得以更好地思考生与死的问题。

如果在电影中那种理想化的情况下都不能很好地解答这个问题，那么在更加复杂的现实中，应该是确乎无解了。

电影中线条很多，可以是每个人物都能作为一条线索，代表一种人生。

开篇的领路人，他的孙女娜露，守城将领李时白，铁匠与七福……当中最主要的当然是崔明吉与金尚宪。

在这两人之中，金尚宪是表现得更加立体，也更加突破传统主战形象的人物。

两人都不是一味站在朝堂与国君的立场上主战或主降，在对社稷的思考中加入了百姓的未来，这就使得两人的主张都变得沉重起来了。

然而，主战的金尚宪没想到，相较于他所说的尊严，百姓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小小生活，是夏播与秋收；主和的崔明吉想必也没有想到仁祖下跪投降时的那份屈辱，从未流泪的自己也会哭泣不已，而在几百年后，大清不复，韩国会拍这样一部电影，重现当年的景象。

利铁是其中不大不小的一个角色，却有许多令人深思的寓意。

他为了送檄文，逃出了清军的层层围追堵截，却几乎死在了自己的援军手中，因为都元帅有自己的考虑，不希望为救仁祖而冒此大险，却又受制于自己为将者须听君命的一点仁义，因此选择“没有收到檄文”。

利铁放过了军士，导演却没有像其他影视作品中的那样，接下来是以德报德还他恩情，却是再次被军士的弓箭所指。

最后呢，清军跟随军士找到了都元帅的营地，全营被灭，而都元帅，正是朝鲜王苦苦等待的援军。

在这样的纠缠与巧合中，仁祖仿佛被命运所捉弄，实际上却是被自己、被自己的官员所捉弄，以至于最终不得不选择出城投降。

在出城时，崔明吉说“殿下，从这里开始不能骑马了。

”也就预示着，之前是朝鲜王的他，即将成为满清的臣子，马后是曾经，马前是未来，曾经是仁义尊严，未来是屈辱难料。

投降时一边是仁祖对皇太极行三拜九叩之礼，沉重的呼吸清晰可闻，一边是金尚宪举刀自刎，汨汨的鲜血在地上流淌。

导演将两者的行为缓慢而又详细地表现出来，或许是有意引导观众思考二人所说的生与死之路。

总而言之，这部电影只是记述了历史中小小的一个片段，所反映的、思考的却是贯穿所有历史的问题，生死之路，当夹杂了人的尊严时就变得错综复杂。

就拍摄手法而言，南汉山城也是无可指摘，对于战争场面采取直视，又有意将观众拉离故事，使之跳出故事本身进行思考，是最好的地方。

金尚宪杀老者时的远镜头与他自杀时的背影、死后的特写……这些远近变换的镜头，恰到好处、不即不离的配乐，还有整部片子中单一的黑白色调（最后春天来临时的色彩鲜亮起来，既是色彩对比，也是呼应金尚宪对娜露所说过的话），考究的朝鲜服饰和满清金钱鼠尾辫，这些细节对于我这样一个注重历史微尘的人来说很重要，恰恰也是吸引我过了这么久也来看这部电影的缘起。

最后，蒲公英开了，船也系好了，娜露与金尚宪的约定却永远留在了丙子胡乱的冬天里。

记录一些小片段：：小人熟悉这冰路，等清军来了，就给他们带路，换取些粮食吃。

：你可是朝鲜的百姓，为何昨天帮国君，明天又帮清军？

：小人昨天帮御驾渡河，却连一碗小米都没拿到。

传令兵的头被无知的兵士砍下，只为了一顿饭的赏赐，于是自己士兵的头颅和敌军将领的挂在了一起。

：朝中的大事，怎能交给卑贱的铁匠呢？

：现在国家处于危机之中，哪有什么贵贱？

：吃喝玩乐，打人关押的时候，都是有贵贱的。

肯定有人比我更合适。

：如果你能送完这个檄文之后，安然无恙地回来，主上殿下会给你大大的赏赐。

：我做这件事并不是为了主上殿下，殿下和士大夫是献上城池还是献上性命都与我无关。

像我这样的人，只要在夏天播种子，秋天有收成，冬天不饿肚子，我们的愿望只是如此而已。

：微臣愿意死的轻于鸿毛，支撑比死还要重的生命。

：死并不轻于鸿毛，殿下。

尚宪所说的死，是无法支撑性命的。

：鸣吉无法分辨生和死，是将生死混为一谈，将生变成了耻辱。

：无法忍受耻辱，但可以忍受死亡，殿下，请不要想和天下百姓一起死。

：一个国家的君王，在面对蛮夷的时候，应该接受的是正大光明的死，怎可在全天下的百姓面前耻辱地乞求活命！

臣无法旁观，侍奉这样的君王。

请在此地砍了微臣的脑袋。

：到底什么是国君？

就算在蛮夷的脚下，只要能为了自己国家的百姓创造活路，才是微臣和百姓的从心底跟从的国君。

请先砍了微臣的脑袋，请殿下忍受……这份耻辱。

小时候一直很想问一个问题：如果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之后仍然没有打败夫差雪耻灭吴，那么如此苟活一生是否还有意义？

我们中国人在意结果，吕后受匈奴单于冒顿调戏，忍辱送美女在前，汉武帝灭匈奴在后；韩信受胯下之辱，后终于成为将军出人头地……那么要是没有最后的成功呢？

仅仅是为了生存忍辱是否还有价值？

《南汉山城》要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对于韩国电影，我一直不吝赞美之词，它不完美，但它极具个性不受束缚。

我一直说它就像一个少年，敢打敢杀，横冲直撞。

但是这部《南汉山城》让我对韩国电影有了新的认识，它完全没有了以往用力过度、煽情猛烈的毛病，也没有丑化敌人和政府、民族自豪感爆棚，它冷静客观且克制成熟，是一篇相当水准的史诗级作品。

精良的画面、六大明星联袂出演，角色分配平衡和谐，功力深厚，既不抢戏也不浑水摸鱼。

内容来源于历史真实事件——丙子胡乱。

1636年皇太极举行称帝大典，朝鲜使臣宁死不跪，朝野上下对满清“大清皇帝”的表述嗤之以鼻。

1636年12月，皇太极亲征朝鲜，渡江之后，长驱而南，仅仅十二天便抵达朝鲜京城之下。

朝鲜不敌清军，仁祖逃往南汉山城。

朝鲜从王到大臣到百姓在几乎失去全部国土后，仍然坚持了47天才宣告投降，中间充满了求和派与主战派的斗争，也有投机的骑墙分子中间和稀泥。

崔鸣吉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他只身前往敌营，面对清军的下马威毫无惧色，但他主张开城投降保存性命，他认为活下去才有希望。

礼判金尚宪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忠肝义胆，一心秉承大义，视汉族大明政权为正统的少数强硬派。

在被引路老人带到目的地时，听说老者还要为了几斗米而引路清军时，痛下杀手，但同时好心收留了老人的孙女。

他坚决反对议和，誓要与清军抗争到底。

崔鸣吉和金尚宪这两个人，主张截然相反，一个是为维护名分大义坚持道统的抵抗派领袖，另一个是为保全君王社稷和人民而委曲求全的议和派政首。

一个是理想主义，一个是现实主义。

却能惺惺相惜，相敬如宾，他们政见不同，也有冲突，所有的交锋仅限于对国家出路的争论，没有沦落到庸俗的派系斗争，甚至彼此之间有欣赏和维护。

朝鲜仁祖面对危局时过于优柔寡断举棋不定，但仍能看出他是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明君，一个疼爱儿子的慈父。

他不想背负千古骂名，若不顾气节，他如果承认满清政权不会被围四十多天。

他太知道投降意味什么，于是始终对勤王军队抱有希望，对抵抗清军抱有幻想。

当红夷大炮轰碎了行宫的墙壁，同时一起轰碎的还有他残存的一丝不想妥协的侥幸，等待他的将是对皇权赤裸裸的尊严践踏，蓝袍素衣，臣子跪礼，妻离子散。

这一刻他的内心是挣扎的，我要活下去，成了面对群臣最后的苟延残喘！

片中还刻画了以大臣金鎏为首的一众骑墙派，他们见风使舵，自命清高，一开始都极力反对崔鸣吉的投降主义，满口大义凛然，道义天命。

可当战局不利，皇太极真的率领大军御驾亲征时，这些骑墙派，从要诛杀崔鸣吉到开始支持他的想法，纷纷要求任宗考虑大局，保全宗室。

《南汉山城》没有仅仅停留在战与和的表层对面之上。

随着故事的发展，这个两难的选择上升到了生与死的哲学性选择之中。

到底什么是“轻如鸿毛，重于泰山”，所谓“生死”的标准又从何评判。

百姓的追求只是“夏天有地种，秋天有收获，冬天不饿肚子”，他们其实并不在意谁来当统治者。

于是，开场的老头给朝军带路啥都没得到，所以会选择为清军带路。

出身奴隶的通译投奔了清军却一跃成为重臣。

我们无法武断地说，像老头和通译投敌就是错的，他们没有从自己人那里得到起码的尊严却被要求卖命。

照片里是清军的一个翻译顾问，当领相金鎏低声质问他：你也是一名朝鲜人，为什么要帮清人？

他回答：“我的父母是奴隶，我也是奴隶，在朝鲜这个国家里，奴隶根本不是人，以后不要说我是朝鲜人”。

既解释了当叛徒的原因，也不再脸谱化。

孔子老人家都说过：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即使是对清军，影片也不愿贬低和丑化，明明可以在短时间内一举灭国，皇太极仍然守信等待投降。

而初初看来极其窝囊的朝鲜国王，那悲情的换服步行出城，伏地请罪，那苍白的脸，微颤的唇，屈辱的泪，最后还是换来了老百姓的春种秋收平静度日，一个王最大的职责无非也就是保他的子民能活着，好好活着，哪怕下跪哪怕投降，更何况他苦苦坚持了47天，别说大明，就是400多年后的我都感动得无以复加，谁说国家之间没有真正的友谊？

韩国人，选择了这么一段屈辱的历史作为电影的题材，且不美化自我回避伤痛，也不丑化敌方凭空YY，甚至没有反战情绪，视角平和深刻，真正了不起。

（本文首发微信公众号：迤逦自语）

朝鲜本为大明藩属国，萨尔浒之战中还曾出兵一万三千人，协同参战，虽然是出工不出力。

1623年，朝鲜发生了政变，新任国王仁祖李倧一上台，就全盘推翻了前任国王光海君的外交政策，一切以尊明为本位，拒绝与后金产生任何官方交往。

1626年，被袁崇焕打败的努尔哈赤郁郁而终。

继位不久的皇太极为报父仇，瞄上了朝鲜以及毛文龙，命二贝勒阿敏，率领三万余八旗精兵，发动对朝战争，史称“丁卯之役”。

朝鲜在战场上一败涂地，国王仁祖率百官从王京仓皇出逃至江华岛避难，但坚持不降，派人去明朝求援。

虽然明朝中枢积极筹备援朝，主张趁后金空虚，从海上及宁远多个战略方向直捣辽东腹地，但袁崇焕却对救援朝鲜表现得极为冷淡和消极。

眼见明朝援军无望，朝鲜被迫同意与后金议和，放弃了与明的反金军事同盟，与后金结成了“兄弟之国”。

十年来， 朝鲜阳奉阴违，导致刚刚称帝的皇太极，再次发动战争，统领十二万大军，亲征朝鲜。

仅用四天，就打的朝鲜军溃不成军、四散奔逃， 仁祖李倧逃到了南汉山城。

死守一个多月后，内无粮草，外无援军，仁祖于1637年年初被迫亲自出城投降，对皇太极行三跪九叩君臣大礼，彻底臣服于清朝：自正月三十日前，则为明国之臣子；正月三十日以后，则为大清之臣子 。

本片在2017年的韩国电影中豆瓣排名第四本片的导演黄东赫，还有一部代表作《熔炉》时代背景：丙子虏乱当时的朝鲜是大明的藩属国，长期称臣纳贡；作为宗主国的大明，则有义务保护朝鲜。

在故事发生的四十年前，丰臣秀吉曾经远征朝鲜，大明两度派兵援朝，明、朝联军最终击败日军，迫使秀吉退兵，含恨故去。

几十年过去，这回崛起的是后金（后来的大清）。

皇太极带着八旗兵南下掠大明，东进侵朝鲜。

朝鲜军力不济，于是都城失守，皇帝带着一班官僚撤到南汉山城。

此时大明疲于应付国内的农民起义，内忧外患，完全无力出兵援朝。

清军重兵包围南汉山城，希望压服朝鲜向自己称臣，以消除东部隐患，全力南下对付大明；而朝鲜耻于弃明投清，但是实力不足，援兵不到，局势格外被动。

时局越动荡，气节越昭彰正是一个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强敌围城，如果敌人恶名昭著屠杀成性，城内往往立志死守。

但清兵偏偏给予了臣服免战的希望，山城里自然就出现了力战与求和的对立。

面对兵员、武器、士气的碾压，通过求和保全实力，避免进一步失地亡国，完全合乎逻辑，却不免要背负泰山般的舆论压力。

在群情激愤、耻于臣服的人群中，喊一声“死战”像顺水推舟一样容易，但亲冒箭矢、知兵善战者又往往寥若晨星。

令人感叹的，不只是知己难得，更有知己的对立。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本片在塑造朝堂群像的同时，也给百姓留出了剧情线。

在血淋淋的战争中，最痛苦的无疑是底层百姓：他们或者被强征入伍，或者被勒令交出所剩无几的物资提供军需，像风中飞雪一样不由自主。

更因如此，对于把国家利益、百姓苦乐放在个人荣辱之前的官员，我愿称之为政治家。

以此区别于蝇营狗苟，只图个人与眼前的政客。

观后触动我们早就知道“不以成败论英雄”，却未必明白“不以战和辨忠奸”——不明白主战派里可能有懦夫，主和派里也可能有勇士。

历史上慷慨激昂的主战派，如屈原、岳飞、史可法，固然是可敬可佩的爱国者，但他们对面的主和派，是否个个都是可耻可鄙的“卖国贼”？

也许是时候拒绝脸谱化的二元评价了。

当我们把主和派们从“恶魔”还原为人，也许会发现有些人另有苦衷，有些不过当了幕后人的一张挡箭牌。

爱国的方式，不止抛头颅、洒热血一种，赌上生前身后的骂名，也是一种。

穿过幽暗的岁月，还能遇到知己吗？

回到时代背景中，去重新去认识一番吧。

三句简评：本片适合：军迷（尤其冷兵器）历史爱好者（尤其战争史）爱国者（尤其是鹰派）10分速评：细节呈现：8分剧情逻辑：8分情感共鸣：9分观影建议：年龄建议：战争场面血腥，12岁以下不建议观看纸巾提示：泪点十足

提起韩国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尤其是那些叙事范围超出朝鲜半岛、涉及东亚别国的历史题材作品，总是让人很容易想起那些无视史实贻笑大方的经典——比如2006年的电视剧《渊盖苏文》，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史无前例地穿越到了隋炀帝的屏风上；2008年的《神机箭》，朝鲜人民开发出了堪比火箭炮的夺命武器“神机箭”……这些都是小国寡民心态之下意淫的终极产物，与中国三流的网络小说没有什么区别。

即便是一些成功的商业片，甚至是在人物和思想上有一定深度的商业片，如《太极旗飘扬》、《鸣梁海战》、《暗杀》，也常常出现些许历史错误。

更重要的一点是，这类作品常常用力过猛，煽情过度，情感压倒了理智。

观众激昂之余，很难从历史中体会到什么。

这就让2017年上映的韩国电影《南汉山城》显得格外可贵。

《南汉山城》的故事围绕1636-1637年历时47天的朝鲜“丙子胡乱”展开。

1627年后金皇太极已经入侵过一次朝鲜，史称“丁卯胡乱”，朝鲜被迫与后金结盟，但实质上仍作为明朝的附属国，支持明朝，与后金敌对。

随着后金与明朝矛盾加剧，后金迫切需要解决朝鲜问题。

于是皇太极在1636年4月改元为清后，于12月再次出兵朝鲜。

朝军节节败退，国王仁祖不得不从王都汉阳退守南汉山城。

这便成了本片片名的由来。

电影开头将这段历史背景以字幕的形式介绍出来，末了加上了一句似与历史背景无关的话：那年冬天大雪纷飞，寒冷无比。

于是，整段干巴巴的历史，似乎因为这句话，一下子鲜活了起来。

这句话也奠定了全片的基调，因为历史早已剧透了本片的结局：朝鲜战败，断绝与明关系、接受清朝册封、送出质子赴清、按时向清朝贡。

“丙子胡乱”在今天朝鲜与韩国看来，无疑是一段屈辱史。

就算韩国电影不把它拍成《神机箭》那样的意淫片，把它拍成一部宣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主旋律片，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事实上，2011年电影《最终兵器：弓》就是这么做的，讲述了“丙子胡乱”中一个普通朝鲜弓箭手与精锐清军弓箭手展开的生死搏杀。

可是《南汉山城》偏偏没有走这些路。

它拒绝夹杂任何情感上的倾向或引导，只有历史和基于历史的演绎。

它的宣传海报，基本概括出了整个电影的风格，就是性冷淡。

电影的镜头色彩则让我想起国产电影《大明劫》，灰蒙蒙的、冷凄凄的，像是蒙上了历史的尘埃。

里面的人物从不会像一些亚洲古装剧里的偶像那样光鲜亮丽，观众所能见到的就是不合身的军装、破损的盾牌、皲裂的皮肤。

这大概就是所谓“历史的质感”。

“历史的质感”不仅体现在道具上，更体现在整部电影的主题上。

《南汉山城》的主题在于对历史的反思，在片中这种反思呈现出非常多元化和多层次的角度，主要可以分成三点：国际局势、朝鲜体制和个人选择。

大国政治下的小国悲剧电影对于17世纪的朝鲜的国际地位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它不过是明清东北亚地区霸权争夺中的一颗棋子。

随着明清矛盾激化，朝鲜在两方间周旋的余地也愈来愈小。

电影将朝鲜在东北亚夹缝中艰难生存的状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承认自己是棋子，其实也是需要勇气的。

电影也毫不避讳明朝在朝鲜身上留下了浓重的文化烙印。

朝鲜群臣奉明朝为上国、视满清为蛮夷，言谈间都是上国于“壬辰倭乱”中的再造之恩，即使身处重围依然坚持在新年向北京方向献礼。

这样的处理在今天去中华化为主流的韩国，实数清流。

电影亦没有因为清朝是入侵者，就在形象上予以丑化。

它难得地像理解自己一样理解入侵者：在女真族崛起的数十年间，它由一股以劫掠为生的马匪，迅速成长为一支足以问鼎中原的政治力量。

在这个时刻，对已经建了国的清朝来说，战争开始从单纯的抢掠，向其本质——政治的延续——过渡。

清军此番入侵，不是要进行对朝鲜肉体消灭，而是要朝鲜在精神上臣服，这不仅是免除自己对明战争的后顾之忧，更是全面取代明朝在亚洲朝贡体系中地位的第一步。

所以在电影中，清军非常克制，每当朝鲜求和，就停止进攻。

面对朝鲜的连番抵抗，皇太极给朝鲜王仁祖的信中写道：就连你的愚钝，也算我的无德。

这句话基本就是在说，子不教，父之过。

就在朝鲜群臣口口声声蛮子不可信时，这位蛮子头子居然已经以天朝上国自居，居高临下地检讨起自己来了。

时代的变化之快，永远超过人类的认知。

作为中国人，很难想象一部韩国电影会以一种近乎亚洲以外的旁观者的视角，如此冷静地对待当年屈辱的自己，和造成这种屈辱的入侵者。

事实上，《南汉山城》的重点不在屈辱，而在于强调在当时的大国政治下，小国悲剧是无可避免的。

当小国自己看透了自己的命运时，作为大国的我们是不是反而生出了一些同情呢？

1637年正月，按照惯例，朝鲜王在南汉山城中向北京的大明皇帝献上新年之礼，然而此刻大明皇帝并无暇东顾。

于是君臣一行人战战兢兢地在清军炮口之下举行典礼，时不时诚惶诚恐地望向城外的敌人。

而城外的皇太极则大手一挥：随他们吧，他们也只是在做分内之事而已。

电影没有表现的是，此时明崇祯皇帝正调集水师入朝作战，只是援军未到，仁祖已降。

这件事直到1749年才为朝鲜君臣所知。

朝鲜王英祖说：试思崇祯时景象，清兵满辽阳，流贼遍中原，然犹欲涉海出师，远救属国，中夜念此，不觉泪下。

毅宗德意，无异神皇。

此时已是清乾隆年间，“丙子胡乱”已过百年余，昔日“蛮子”已是中原之主，并也即将重蹈前人覆辙。

多少悲欢已成过往云烟，然而朝鲜半岛的小国坎坷却从未终结。

对朝鲜体制的自我批判在非常清楚东北亚局势和自身在其中角色的同时，电影对当时朝鲜自身存在的问题非常不留情面，这一点倒是与当前很多现实主义韩国电影是一样的。

电影毫不犹豫地揭露了许多朝鲜大臣腐败、无能、懦弱、摇摆的丑态：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哪边人多就跟哪边；军队下山作战时，将军居然留在城内美其名曰“指挥”；不维护武器装备，导致军队战力低下；只管自己，不顾士兵和百姓死活。

所谓“亲不亲，阶级分”，面对这样的统治阶级，士兵和百姓自然毫无忠诚可言，所谓的民族主义在阶级矛盾面前不堪一击。

河边的渔夫，带朝鲜王过河，结果什么都没有得到；于是他决定留下来，跟着清军碰碰运气。

清军中的朝鲜翻译，面对自己身为朝鲜人为什么帮清军的质问，冷漠地回答说：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

在朝鲜，奴隶不是人，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比起其他韩国电影中有些过头的疯狂自黑，本片的自黑可以说是以小见大、点到为止。

时代大潮下的个人抉择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和朝鲜自身的腐败脆弱，决定了这是一场不可能胜利的战斗。

面对这种大变局，朝鲜的士大夫们迫切地需要作出一个决定：和，还是战。

这个决定后面还隐含的一个决定是：生，还是死。

电影的故事主线围绕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两个人物，“主和派”吏曹判书崔鸣吉和“斥和派”礼曹判书金尚宪展开。

他们也是电影一开场就先后出现的两个人。

而他们的登场，颇值得玩味。

最先出现的是一个孤独的青衣背影，面对着一字儿排开无边无际的女真铁骑。

后来出现的是一个孤独的白衣剑客，手起刀落，砍翻了带仁祖过河后不愿随行、还声称要给清军带路的渔翁。

前者是“主和派”的崔鸣吉，后者是“斥和派”的金尚宪。

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主和派”通常被人认为是懦弱的，可是崔鸣吉却敢只身闯敌营，展现出莫大的勇气；而“斥和派”或者说“主战派”通常被人认为是刚正的，可是金尚宪却视百姓的性命如草芥。

这种矛盾贯穿了两个人坚持自己政治主张的过程。

电影对此也并未做任何评价，一切交由观众体会。

但是电影通过两个人的差异，至少表达了两个观点：第一个是，行为并非评判一个人的依据，而要看动机和结果。

清军入侵之时，朝鲜朝堂上，贪生怕死的主和者有之，跟风起哄的主战者亦有之。

但很少有崔鸣吉和金尚宪这样的人，将个人生死与他人看法抛开一边，只去为自己的信仰斗争。

第二个是，两个人的主张对立，根本上还是阶级的对立。

崔鸣吉相信的，是百姓不应遭受涂炭。

为了百姓的姓名，王室可以不要尊严。

他劝仁祖说：请不要想和天下百姓一起死。

比起崔鸣吉的“不择手段”，金尚宪可以说是“泥古不化”。

他相信的，是王室尊严。

为了尊严，上至国王，下至百姓，都可以以死明志。

所以他可以一刀解决打算给清军带路的渔翁。

然而就在他给自愿出城送信的人许诺王室赐予的荣耀时，送信的人却冷淡地说：我做这件事情并不是为了殿下。

由此金尚宪才明白，朝鲜的王室与人民，已经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没有双全之法。

迷茫中他知道需要革新，但却痛苦地得不到答案。

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就此走上各种的路，而整个朝鲜也将迎来数百年未有的新命运。

结语《南汉山城》并非完美。

为了客观、全面地展现“丙子之役”中的各方，电影时而琐碎，时而冗长。

但作为一部历史电影，其历史部分的高水准，在我看来可以弥补电影方面的不足。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就如同当年《大明劫》没有在中国收获多少票房一样，《南汉山城》在韩国的票房表现也不过了了。

《南汉山城》中所表现的这种屈辱，与如今亚洲各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格格不入。

所以，我更加佩服《南汉山城》这种直面屈辱的勇气；而且他们直面屈辱所用的武器，不是无脑狂热的吼叫，而是冷静客观的思考。

“成王”与“败寇”：从《双面君王》到《南汉山城》看历史的重塑 文 和运超多数影迷都知道，韩国现实影片以敢于批评著称，其实他们的古装电影也有不少类似内容。

2012年的《双面君王》和2017年的《南汉山城》都很典型，故事都反映我们历史上的明末，正逢辽东地区清朝崛起，李氏朝鲜夹在两者之间。

这两部影片都由李秉宪主演，都有非常大的争议，也都和我们的明清两代交替有关。

先不谈对错，恰恰这种争议也再次证明韩国电影敢于表现的活力和勇气。

本文想特意借此谈谈影片对待历史的争议，也尝试探讨韩国电影对历史主题的挖掘和诠释。

双面君王海报《双面君王》悖论：既成为“王”更成为“人”《双面君王》对历史上光海君李珲的演绎自然没有完全基于史实。

史料《光海君日志》号称留下有十五天时间空白疑点，影片虚构一个替身，毕竟是小说野史的论调，迎合今天的商业娱乐手法。

大体上《双面君王》依然尊重光海君的事实，不过把好坏一分为二，貌似巧妙转移在真光海君和替身光海君两个角色身上。

不好的一面认为光海君比较暴戾，主要根源于他既不是嫡出，也不算长子。

老爸宣祖李昖一再表示，给过他世子名分只出于暂时推他出来对付倭寇。

可宣祖根本不喜欢这个庶出儿子，还娶了年轻的继妃仁穆王妃生下永昌大君，对光海君的继承产生威胁。

由于光海君继位非常艰难，加上文武大臣的派系纷争，所以就唯有运用严酷手段。

即便光海君有批评，当今韩国民众对逃跑避难，等待明朝救援的宣祖更普遍认为是无能。

所以《李尸朝鲜》中，把带有宣祖影子的王写成死后被炮制成怪物，摆明是尖锐地讽刺。

另外好的一面，光海君希望改变一些传统旧制，像虚构的替身河善是底层贱民，折射出光海君会把大众利益放在首位的契机，替身反而促成光海君巩固王位的一种内在动力。

如今韩国电影大量故事聚焦权贵与平民之间的矛盾，像《寄生虫》也非常突出划分了资本家新贵族与底层平民的尖锐差异，片中传神流露一种轻视——气味。

也许并非有意，宛如社会习俗一样自然而然，形象区分出不同阶层的身份隔阂。

放在古装片中就是更加明显的出身对比。

《双面君王》中，设计替身这一套路将权贵和贱民两种身份进行缝合。

贱民河善一开始确实低俗，混迹妓院，轻薄无赖，靠着一张“脸”和善模仿混饭吃，像侍卫这些人都看不起他。

历史上光海君李珲没有正式登位时，敌意最大的领议政是柳永庆。

光海君的王妃也是柳氏，尽管并非来自同一家族。

电影演到原本光海君和柳氏关系并不太好，甚至大臣们正在议论要废除中殿。

历史上柳氏与光海君关系始终不大好，光海君更爱金氏片中虚构冒牌货河善修复了王与中殿（韩孝周饰演）的关系。

冒牌光海君渴望与柳氏拉近关系，努力营救其哥哥（文昌府院君柳希奋）避免遇害是一段重要情节。

历史上光海君喜爱的是金氏（号称四大妖女之一，口碑很不好），恰恰他非常厌恶柳氏家族势力庞大，中殿柳氏确实遭到废黜，两人有一个儿子，后来夭折。

而且柳氏被放逐，晚景非常凄凉，并没有与光海君有和好的迹象。

关于感情生活的种种虚构可以算从平民视角窥探宫廷男女关系的喜剧化处理，多少已经在改善光海君形象，避免宠爱奸妃，抛弃原配的渣男行为。

真正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对明朝的态度，不论电影还是真实历史都争议很大。

虽然光海君抗倭时的表现得到明朝赞许，但他的继位，明朝这边却意见很大，拖延很久才同意。

万历朱翊钧在立太子问题上曾引起非常大的风波，光海君庶出又非长子，这一点朱翊钧又倾向朝鲜立长子，光海君对明朝自然就有不满，这还仅仅是表面的。

还有更严峻的事情刺激光海君。

当时一度传出，既然朝鲜大臣对光海君继位产生有争执，身在辽东的大将李成梁建议由明军直接占据，改设郡县。

因为刚赶走倭寇，他们为此纷争，光海君似乎没有坐稳王位，所以，李成梁提出这种比较过火的建议。

李成梁家族祖上世代都避居高丽朝鲜，非常熟悉那边民情。

李成梁镇守辽东多年，虽然功劳不小，但滋生贪婪、自大等种种问题，不论对蒙古、女真还是朝鲜，传出过努尔哈赤兄弟当家奴服侍过李成梁，并不是事实。

但传说有一定根据，他们一家出于部落弱小而投靠李成梁，所谓觉昌安父子等为明军当向导，反被误伤死于非命，为努尔哈赤后来著名的七大恨之一。

边疆大将多数对其他部族盛气凌人，造成努尔哈赤对父亲、族人的死记恨于心，这的确有因有果。

类似，明方对朝鲜自然也半斤八两。

后期朝鲜使臣入贡记录见闻的《朝天录》已经细致写下明朝由上到下的衰败。

今天不少人觉得朝鲜使臣有夸张，其实出任使臣的都是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文人士大夫，多数人对前往中华是一生梦想，生怕遗漏任何细节，其中一位来过京师的使臣就是《南汉山城》里与崔鸣吉对立的金尚宪。

他们能与明方人士交流，直接对话的少，通过书写毫无障碍（史书称笔谈）。

后期的朝鲜使臣过边关需要贿赂一次，到了北京觐见更是层层贿赂。

自古以来入贡行贿可说是惯例，但后期盘剥层层叠加，令使臣十分震惊。

万历年间从皇帝到下级官吏，从北京派出所谓税监引出民间许多风波，见于《明神宗实录》《明史》和众多笔记史料，上下敛财把情况搞得一团糟也是客观事实。

光海君日记也属于李朝实录之一打响萨尔浒之战时，努尔哈赤已经年近六十，纵横关外四十年。

已有漠南科尔沁部、漠北喀尔喀部等蒙古部落依附。

明朝下令朝鲜出兵，光海君流露出非常激烈的情绪，通过《光海君日记》可以看到，商讨出兵，上至万历朱翊钧，下至辽东都司，给的指令不少，光海君也多次解释，明显不愿参战，只愿意做一种防备朝鲜边界的支援。

明朝起初设计围攻对付建州女真时并没有考虑朝鲜，辽东经略熊廷弼建议让朝鲜出兵，因为他们也多少受到建州滋扰，趁此机会派遣使臣驻守义州等地招抚流民，整合边界人力物力配合明朝，得到皇帝认可。

这就是《双面君王》中，冒牌光海君听到一堆对朝鲜指手画脚的要求，非常激动地抗拒，深感毫无自主的尊严。

还有一层情况是，明方知道朝鲜兵力少，但装备不差，鸟枪和各类火器比较多（从各种韩国古装片都看得出来），而明军调集兵力出关是大难题，如刘綎是从四川万里迢迢赶赴辽东。

所以，明朝对朝鲜，包括叶赫部女真的弓箭手、骑兵等协同作战比较看重，甚至以为就此一劳永逸解决建州女真。

老将刘綎多年领导川军，参加过两次朝鲜抗倭战事，凭借其威望可以带领朝鲜军作战。

可结果刘綎的一万多川兵伤亡殆尽，而朝鲜军却没有及时与刘綎形成配合。

关于朝鲜参加萨尔浒之战，说法很多。

普遍认为是朝鲜军受光海君命故意行动迟缓，甚至不越界（所谓防御性声援）避开战斗，拖延了汇合时机，造成刘綎一部的失败。

更暗黑的说法是，光海君在派军前已表示让将士准备投降。

可能性不大，稍微中和的感觉是，刘綎部先被消灭后，女真兵再包围迟到的朝鲜军，当时朝鲜军内部分歧，都元帅议政府左参赞姜弘立为首得知明军败绩，感到不敌，于是投敌背叛，由此，女真得到第一批较多火器火炮。

尽管《双面君王》电影没有表现这一战役，但这一幕背景却是涉及塑造光海君形象的重要段落。

片中冒牌光海君河善非常激动，对明朝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真正的王哪怕再窝囊、再卑躬屈膝，只要能够保全子民性命，再如何牺牲都会去做，这才是王的责任和使命。

然后他主动给努尔哈赤发出书信告知朝鲜是被迫出兵，许均等一众大臣对这个冒牌货产生巨大敬意，好像这一刻他就是真正的王，这是全片推向高潮的燃点。

到底真正的王应该如何行使手中职权？

电影已经脱离史实，却表达出了艺术化的观点，当然，这是非常难让我们观众接受的一点。

实际光海君是一个不愿与任何一方敌对的王，当时朝鲜刚经历两次抗倭，光海君倾向于恢复生计，被视为“泽民”的君王。

如片中还有推行大同法，这有事实依据，但电影表现的也并非事实全部。

就是通过塑造一个艺术化的王，实现编剧导演对历史的一次“重塑”，让今天观众重新接受历史。

从努尔哈赤起兵开始，几十年里一直常与朝鲜联系，让他们不要帮助明军。

萨尔浒作战前，更有一次非常慷慨地的贿赂，史称送珍贵毛皮物产多达千份。

光海君虽对明朝不大积极，也没有决定背叛。

有迹象表明，光海君可能对明朝的战术部署不看好。

显然今天的观点早已公认这一计划有漏洞，缺乏灵活性，留给努尔哈赤可趁之机。

明朝以步军为主，还分散兵力试图合围，又在辽东山林作战，根本无法有效配合，是过于死读兵法想出的计划。

光海君解释“以不教弱卒，趋入贼窟，比如群羊攻虎，无益于征剿，其在我国反有不守之忧矣”也出于客观事实。

更要紧的是，实际参加萨尔浒之战，朝鲜将士并非死守命令，勇敢支援明军作战的绝非少数。

虽然有姜弘立、金景瑞等主将率部投降，但左营将金应河、右营将李一元等其他将领士卒很多积极迎战。

还有云山郡守李继宗、永柔县令李有吉、右营千总金尧卿、吴稷、左营千总金佐龙等，很多人都英勇牺牲。

即便主将投降，跟随的不少出身两班士族的将士还对屈服建州不满，又被杀掉数百人。

朝鲜备边司对姜弘立、金景瑞的投降深感耻辱，认为“人臣大义，扫地尽矣。

”光海君为了安抚上下，也对姜弘立、金景瑞等进行罢官谴责。

明朝上至万历朱翊钧下至主将杨镐，对朝鲜出兵和英勇作战进行积极肯定。

但我们过于看重姜弘立、金景瑞等投降，往往忽视朝鲜军积极迎战的另外一面，实际牺牲的与投降的可能基本相等，各有一半。

本身的光海君是十分复杂矛盾的。

《双面君王》用两个人物形象分别演绎光海君，是一种戏剧化的简化认知。

编导主创站在平民河善的立场肯定王需要有人的本性，要重视普通人生命，这是今天韩国影视寻求市场接受基础的主流观点。

河善这个贱民做出的大胆举动，他并非真的王，但他代表了“人”的感受，寓意大多数民众的心声，连许均这样的传统大臣都被河善感动，唯有一切事务的出发点是尊重“民意”，才具有真正成为“王”的品质。

尽管这些内容让我们的观众不舒服，但不得不承认，对于历史故事的解读实在是非常厉害的塑造。

像号称《思悼》续集的《逆鳞》，也通过正祖李算对《孟子》“民为贵”思想的再解读进行主题表达，都试图强调平民价值观，反思古代“王者”之所以高贵的真正立足点，这些完全是今天角度的“过度解读”，恰恰相对容易被今天观众所接受。

南汉山城海报《南汉山城》的反思：对“投降”立场的改写《南汉山城》的背景是李氏仁祖李倧投降清军，背弃原来宗主明朝，归顺新主清朝，还奉上质子，接受年年纳贡的条约。

他们也是推崇儒家忠孝仁义等伦理，需要找到依据说服自己和说服臣下，这样的故事对我们来说，想要做正面宣传简直不可思议。

笔者唯一想到能够参照的恐怕要数同样明末清初的一批士大夫：如吴伟业、侯方域等，尤其以曾为文坛宗主的钱谦益最为典型。

论世人境遇口碑之差，能比钱谦益更甚的也许唯有一个吴三桂了。

钱谦益后来被乾隆钦定为贰臣，他的确为了弥补投降的悔恨参与过抗击清军，假如不清楚钱谦益处境感到的压力和弥补，就无法理解对投降一事的真正心理纠结所在。

《南汉山城》主角正是与钱谦益同属文人士大夫的崔鸣吉，由李秉宪饰演。

与金瑬（片中大胡子领议政，指挥北门之战害死许多士卒）、李贵、金自点、沈器远、申景禛、李曙、李兴立、具宏、沈命世等，为拥戴李倧登位的一等功臣。

他是阳明心学的奉行者，处事以良知为宗旨。

换句话说崔鸣吉好务实，不是空谈儒家的那种人。

在明代儒学领域，阳明心学的盛行本就是饱受争议的逆流，这对理解崔鸣吉的所作所为非常重要，他和主流士大夫崇尚程朱思想不同。

从史实来说，崔鸣吉说服仁祖李倧投降，与《双面君王》中光海君的争议又有不同。

多数韩国人对他的才干都比较公认，他死后，李倧“临朝叹曰：‘崔相多才而尽心国事，不幸至斯，诚可惜也！

’”（见《仁祖实录》）保全社稷是他天大的功劳。

一百多年后，朝鲜正祖与承旨郑民始还谈到：“上曰：‘故相（指崔鸣吉）之丙子札，实出于断断血忱。

非故相，谁敢岐异于清议之际乎？

’民始曰：‘其时若无此人，国家岂有今日乎？

’”明末清初的众多文人士大夫，对于前途抉择的两难非常真切。

很多人选择死，很多人选择逃，可事实上大多数人还是无奈之下终归选择顺从，虽然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但一旦做出决定，能够释然的人还是很多。

因为大势所趋，并没有太多批评。

古人并不过分鄙视所谓良臣择主，比如名著《三国》《水浒》，有各种人才投降的案例都属正面评价。

古人真正看不起的：一是内心反复，如勇猛无双的吕布就定义为小人；二是主动出卖，对官渡之战时许攸背主，张松带着西川地图到处找机会卖主就持批评立场。

明末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均等很多人是遗民，但对身边朋友亲戚子侄选择出仕清朝，并没有老死不相往来。

像屈大均起初一门心思参加反抗，最后失败返乡，对广东的清方官员也热心交往。

那些官员可以说都了解屈大均的态度，可没有人举报他心怀前明。

实际钱谦益还是屈大均的文学伯乐，对其才华有过推广，屈大均内心对钱谦益非常敬重，恰恰钱谦益的行为是糟糕的“主动出卖”。

他既是文坛宗主，又是弘光朝礼部尚书，他居然主动谋划投降，对整个文人群体的影响非常大。

连他的女人柳如是都羞愧无比，与陈子龙、张煌言、夏允彝、夏完淳等众多文士豪杰天壤之别，有门生情谊的屈大均恰恰也属于后者之一。

钱谦益过后非常羞愧，他的纠结比因恐惧而投降的吴伟业更强烈。

两人差异正在于一个是被动，一个是主动。

钱谦益急于补救自己的耻辱（正如吴三桂后来又主动背叛自立，尽管第一次投降他是被迫，非吴伟业诗歌《圆圆曲》所写冲动和主动），渴望有同道中人与他的悔恨相“呼应”。

当时卞玉京在南京被钱谦益和柳如是救出安置，钱柳试图让吴伟业与卞玉京重逢。

顺治七年（1650）邀吴伟业做客，卞玉京没有相见。

次年，两人在太仓吴伟业家中重遇，卞玉京仍保持道士身份，两人没有再续前缘。

吴伟业前后写了好几首诗词表达感伤，如著名的《琴河感旧四首》和《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

偏偏钱谦益为吴伟业的诗词强作注解，号称“以诗存史”的钱谦益妙笔生花，写《读梅村宫詹艳诗有感书后四首》对《琴河感旧四首》进行唱和（见《牧斋有学集卷四》），还写序认为吴伟业堪比李商隐无题诗隐含时事，“虽极秾丽，皆托于臣不忘君之意，因以深悟风人之旨……彷徨吟赏，窃有义山，致尧之遗感焉。

”

钱谦益强行注入故国悲情的思想至今还影响许多人。

吴伟业简直惊得目瞪口呆，啼笑皆非。

当面不好驳斥钱谦益一番撮合美意，后来写《梅村诗话》专门对几首关于卞玉京诗词特地澄清：“余有《听女道士弹琴歌》及《西江月》《醉春风》填词，皆为玉京作，未尽如牧斋所引杨孟载语也，此老殆借余解嘲。

”同为诗文高手，吴伟业一句“借余解嘲”，非常犀利地看出钱谦益唱和的真实用意。

丁功谊等研究者就认为，原本钱谦益感到后悔时一度拒绝创作，仅与柳如是有几首男欢女爱的诗歌。

因是久违之作，让一些朋友称道他从男女感情中寓意某种深沉感慨。

钱谦益敏锐发现这一突破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诗文创作中重塑自己。

钱谦益婉转表达对弘光的失望以及种种苦心，可这是“虚构的艺术”。

尽管钱谦益在柳如是等亲友鼓励下确实参加了一些反抗，但不能与之前的投降就此抵消，重点是他刻意改变自己的形象，认为自己从一开始就寓意反抗，投降是“卧薪尝胆”，这与真实的过去完全不符。

钱谦益在弘光一年里基本附和阮大铖、马士英等辈，尤其为皇帝选淑女积极奔走。

弘光元年五月，清军从扬州南下，钱谦益与马士英、王铎已经商议求和。

让李乔等公开制造舆论（可见《明季南略》），又有李清《三垣笔记》载，钱谦益明白透露“此时唯有向小朝廷谏言议和”，朝野一片哗然。

而在诗文中，钱谦益逐渐蜕变成为一个苦心孤诣、忍辱负重的仁人志士，《牧斋有学集》的作品实在太多。

原本钱谦益的诗就非常隐晦，充满典故隐语，加上一些自注，他是故意指引后来的读者进入精心设计的朦胧语境中。

历史上的崔鸣吉画像理解钱谦益这样一个经典案例，对理解《南汉山城》非常重要，真实的崔鸣吉鼓动仁祖李倧投降与今天电影根据历史的渲染手法可以说完全互为表里，与钱谦益的修饰行为非常相似。

与崔鸣吉对立的礼曹判书金尚宪，李倧登位时，金尚宪在母亲丧期，所以他不属于拥戴仁祖的功勋大臣。

金尚宪在天启六年出使明朝，得知清军进犯的消息后，在北京上书兵部请求出兵救援朝鲜。

《仁祖实录》说：“金尚宪闻本国被抢，泣血呈文，辞语慷慨，中朝人皆谓朝鲜有臣。

”金尚宪返回是天启七年五月，对崔鸣吉主持第一次议和猛烈批评：“虽兵至城下，事决存亡，犹以伏剑决死争之，不以虚礼为轻也。

……今并与区区所自保者，不能守之，则虽有仓廪、府库、宫室、百官之富，与亡国无异也。

” （见《仁祖实录》）第一次主和，崔鸣吉存着试探清军，所谓缓兵之计云云。

仅限于贡献钱粮物资，双方约为兄弟。

即便如此，清军撤退还在平壤等地三次大型抢掠，众多大臣批评崔鸣吉投降，迫使贬去地方数年。

第二次南汉山城就完全是崔鸣吉主动策划投降。

不过对仁祖李倧来说，可以认为经过四十多天的争论，有过矛盾挣扎，他的身上有一些现实环境逼迫的色彩。

当时多数大臣都尊奉忠孝仁义的儒家理念，背信弃义就普通人都无法接受，遑论明朝不久前对朝鲜有赶跑倭寇这样的滔天恩德。

所以，金尚宪等斥和派与崔鸣吉的矛盾达到顶点。

崔鸣吉坚持认为清军不贪图土地民众，不希望朝鲜作为对付明朝的后顾之忧，表明他善于揣摩形势（从努尔哈赤攻蒙古、攻宁远每次都会贿赂朝鲜，稳住后方）。

当了解条款后，崔鸣吉回来与金尚宪争论焦点就是保全宗庙，他一直主打救王的心理，而不是关乎百姓的“救亡”。

李倧经历两次逃跑，从内心已经对清军感到恐惧，但金尚宪等众多大臣不依不饶，“免冠伏藁于阙门外，请就死于贼阵。

” 崔鸣吉却说“此乃人臣守节之义耳，然宗社存亡，异于匹夫之事。

”“吾恐本原不立，大义不可单行，亦不足以救宗国之亡。

而同归于亡国之大夫，安能免后世之责哉？

”非常狡猾地把宗庙的概念与民众的概念混淆，意在打动王的偷生心理。

片中也出现类似辩驳金尚宪说的只是“话语”，毫无实际意义，坚持劝王用前一次议和的立场，先保全性命，然后再“发施仁政，收拾民心，筑城储粮，益固边备”。

片中是高潮部分大义凛然再度诠释何以为“王”，正如经典的诗文“包羞忍耻是男儿”！

崔鸣吉是一个务实地谈判高手，在君王面前步步为营，让李倧认可他的理由，然后力排众议，选择与崔鸣吉出城投降。

当然，清军也确实在外围施加压力。

次年（1637）正月，多尔衮攻打江华岛，众多宗室女眷被俘虏，仁祖的底线彻底崩溃，金尚宪的哥哥金尚容死于江华岛。

仁祖李倧终于选择出城投降，李倧明明知道后果将选择承认清朝为宗主，永远背弃明朝，而且需要抵押亲贵子侄做人质，需要听候清军调遣派兵相助，答应了许多条款，然后“跪受汗书而返”。

崔鸣吉吃定仁祖李倧软弱求生的本能心理，添加保全宗庙为重的压力，完全媲美三国时鲁肃劝孙权抗曹的策略，只不过立场完全相反。

鲁肃认为臣子可以降，要当君主就不能降；崔鸣吉是如果今天王不降，那么明天的朝鲜就不再有李氏的王。

片中皇太极等清方人物之后，崔鸣吉两次做使者去盛京向清朝谢恩，多次与清方打交道，他已经是不二人选，实际使命是委婉拒绝出兵协助清军。

第一次成功，还赎回朝鲜俘虏七八百人。

第二次就失败，朝鲜不得不出兵，成了明方的敌人。

崔鸣吉和钱谦益一样是文人，善于为自己的言行进行修饰，历史也给了他非常戏剧化的机遇。

第二次出使任务失败，崔鸣吉写诗表达一种愧疚心理：“山城不死皆臣罪，泣向东风拜杜鹃。

”明显开始转调，认为对清朝屈服是为了怜悯士卒百姓，流露悔恨和粉饰的意识。

没多久，崔鸣吉又因为暗通明朝的罪名再次到盛京受审，他和金尚宪被关一起达一年，通过诗文唱和化解恩怨。

崔鸣吉以《廉蔺》为题赋诗：“完璧微功何足称，负荆高义是难能。

丈夫心事如春水，肯许中间着点冰。

”金尚宪唱和：“廉蔺遗风古史称，一时功伐各争能。

后私先国差堪许，那似初心玉映冰。

”要知道，崔鸣吉是怂恿王“背主投敌”的主谋，哪怕出于务实的求生心理情有可原，但无论如何也谈不上“宁为玉碎”的廉颇蔺相如吧。

崔鸣吉如何能与金尚宪一样自比苏武？

崔鸣吉的诗文迟川集论初衷而言，不论李倧还是崔鸣吉都不希望走到这一步。

朝鲜君臣一直希望明朝君臣谅解。

当时辽东经略是洪承畴，崔鸣吉帮过一个僧人独步回明朝，就让他递交咨文给洪承畴希望在朝廷方面帮忙解释。

崔鸣吉苦等消息也有诗文为证：“张骞槎路仍多阻，徐市楼船久不还，易被秋风欺白发，难从仟龟借红颜，年来无限伤心事，穷巷苍苔独掩关。

”（见《怀仟词》）心情复杂可能是事实。

不久，洪承畴也被迫降清，似乎提及崔鸣吉带去咨文一事，让皇太极对朝鲜大臣的归顺心生猜疑，就有了羁押审问一事，时间长达近四年。

目前留存由孙子崔锡鼎（著名的理学家和数学家）所写《先祖行状》记录是僧人独步联系洪承畴一事，可能也不是全部真相。

如《东华录》所言就严重得多，至少主事的大臣崔鸣吉与兵马使将领林庆业为主谋，与明方一直往来船只，暗中涉及军事援助和物资供应，所以皇太极才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不像送一个僧人联系洪承畴那么简单。

正因为崔鸣吉确实内心对明清之间也有过反复，所以像金尚宪那么固执，后来也渐渐接受崔鸣吉。

这三四年里，崔鸣吉与金尚宪、李敬舆唱和多达250多首，占生平诗歌一半，足见当时他的郁闷和反思。

后世公认崔鸣吉刻意模仿杜甫，有依照《秋兴》《赴成都韵》《曲江》《咏怀》等许多同调模拟之作。

与钱谦益“以诗存史”的老杜情怀极为相似，绝不是巧合。

崔鸣吉大肆称颂苏武、廉颇、蔺相如等义士豪杰为自己重谱心曲，婉转在诗歌中表现自己救亡图存的种种，为后世留下理解他苦心孤诣的一份最有利的证据。

这一方式也与钱谦益后期所为完全一致。

电影《南汉山城》正是抓住历史上崔鸣吉这一人物的弹性，他已经有大量诗文史料“改写”了自己鼓动仁祖投降的动机，顺带对仁祖李倧的投降进行大胆重塑，把宗庙与百姓的概念巧妙置换。

当然，保全了君王，自然附带保全了百姓，这的确是事实，但初心目的和后果成效却不能等同。

历史是微妙的，这正是儒家哲学的厉害，凡事都能把天下苍生绑在一起。

他们之所以为王为君，不就是高高在上把统治百姓巧妙说成护佑子民么？

即便投降偷生都可以道德捆绑，他们也可以说是为了保全尔等性命才不得已而为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是多么阿Q，多么虚伪的幌子！

《南汉山城》这种立场转换和《双面君王》等许多影视一样，统统把历史的切入变为普通平民视角。

《双面君王》通过冒牌光海君的贱民出身，自然内心代表平民，在纠结中产生对明朝不满，抗拒出兵得到一些大臣支持，诠释一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儒家理想的“成王”含义；到《南汉山城》就更进一步，哪怕兵临城下选择对清军投降也同样诠释为君王爱惜百姓生命，重塑一种对“败寇”形象的正面肯定。

虽然这些历史故事的出发点多少都有一些依据，但无一不是经过严重夸大和有意识地处理，带着后人和今天“过度解读”的想当然。

从艺术表达和观众接受层面，由于出色的戏剧技巧，他们的电影都非常有震撼力和感染力，为今天许多不大了解历史的观众重新认识历史找到一些合乎情理地角度。

从我们国内观众的角度，历来对韩国电影呈现中华历史一直有诸多意见，这一点确实源自从高丽新罗到朝鲜长期附属他人，压抑太久需要释放，往往过犹不及，多少有些扭曲心态。

正如笔者专门提到钱谦益，他确实用不大光明的手段刻意重塑自己，但不能因此否定他在文学层面是当时一流的大诗人。

韩国电影人今天对历史的重塑也同样非常成功，不论娱乐化的包装技巧，还是挖掘主题阐发抑或人物塑造实际都值得我们总结和学习。

2020年3月

电影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

而这部《南汉山城》则让我从另一个视角去观察了一下这个世界。

现在的我看这部电影跟几年之前看这部电影的观感绝对是不一样的，甚至有可能是天壤之别。

有很多的感想肯定是属于朋友圈发不出来的那种。

国家？

忠奸？

善恶？

等级？

强权？

生死？

尊严？

正义？

邪恶？

信任？

背叛？

不得不说韩国电影很多都是很牛逼的。

把这些箩篼筐筐都刻画的淋漓尽致，敢于直面所谓的耻辱。

如今的我看待这部电影就真是看到了无数个早上说的那些孙子编出来的各个大箩筐，以及无数个被装在这些箩筐里的人们。

肯定有人会看得热血沸腾吧？

而我只感觉然并卵……我很好奇，许多人在看这部明朝，清朝，朝鲜同时存在的电影的时候，心理上会不自觉的站在哪一方？

估计更多的人应该是会选择明朝吧，并且自主的划分为我们这一波。

我们？

这又何尝不是另一个箩筐？

那么电影里说着一个字也听不懂的满语的清皇太极呢？

他算那一波？

以及再后来的大清王朝又算是哪一波？

这让我想起前些日子看到的一篇一个小学生写的一篇小作文，标题是：

假如我活了一千年，我的祖国它是谁？

是啊！

祖国？

这又何尝不是……不能写了，收。

从汉代中国在朝鲜半岛设立郡县时起，两千多年来，朝鲜半岛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国的版图内。

以同文不同种的社会架构，到唐代开始形成了一种半依附中华文化藩属国体系。

中华文化通过数次大规模战争让朝鲜人敬服于中华文明的天朝上国的国威下。

到明太祖朱元璋时高丽将领李成桂篡位经过明朝皇帝赐国号“朝日鲜明”取得合法性时起，朝鲜便彻底庇护在中华帝国的羽翼之下，学中华科举、中华文字、中华衣冠，一切都以天朝上国的模样塑造自己。

中华也未亏待自己的白衣之邦，在李氏朝鲜遭遇日本入侵时援朝作战。

让李氏朝鲜从感情上更贴近中华文化，可是待女真崛起时，朝鲜人绝望的发现，“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

自身的实力和崛起的后金相比蚍蜉撼大树，明廷也无力干预。

在困守47天后，朝鲜君臣面临选择。

朝鲜人受儒家思想熏陶，对气节与未来是否能够掌权对死还是投降经过激烈的辩论。

其实这本没有什么，难就难在这次投降，把朝鲜的气给泄了，再到朝鲜国祚结束，朝鲜人已经没人愿意站出来维护这个政权、包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

韩国人倒是想用这个片子，找回点骨头，可惜时代变了。

财阀的时代，没有尊严，没有祖国。

面对蛮族入侵，文明世界毫无招架之功。

这只能说明这个文明的制度太腐朽，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不一致。

内部各种矛盾导致国破家亡。

据外国历史学家评选，中国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三五个人中，一个是成吉思汗另一个是努尔哈赤！

蛮族领袖！

他们能够凝聚人心懂得赏罚机制和利益共同体的真实含义，故能所向无敌。

大明和朝鲜都是内部太腐朽了，根本扛不住满人的金戈铁骑。

面对国难，每个人看法不一。

怎能说谁对谁错？

这世界上可曾有过真正的正义公道？

全是利益！

个人利益，家庭利益，集体利益，民族国家利益，谁都不为别人考虑，最后就是博弈大战。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吗？

匹夫只是承担纳税劳役义务的人，根本没有半点儿权利。

根本不匹配。

所以对于谁当皇上自己都跟家炒土豆丝儿的老百姓来讲为国捐躯牺牲自己或家庭是愚蠢的选择。

看看那些屋顶被扒的百姓，那些草席被夺的士兵，他们多么无辜啊。

统治者精英贵族们应该承担这个义务，因为特权都是他们的，他们应该为自己的特权和国家而战。

满嘴仁义道德规矩体统，骨子里却是最懦弱的败类。

棒子面儿，天朝的好一点儿没学到，中国的坏全被他继承了。

私利与公义的扭打之前就发现韩国的历史片有独到之处，尤其像之前的《鸣梁海战》《思悼》等给人印象深刻，而《南汉山城》一出，感觉不仅是韩国历史片的新高度，也是世界历史片的新高度。

电影难得之处在于直面历史，我们很多观众一看韩国历史片，尤其是涉及清王朝的，都会来句“我大清”，好像自己姓爱新觉罗、钮钴禄一样。

这样，在心态上就输了。

简单地说，故事的背景是：17世纪初，围绕着东北亚地区的霸权，与明国对立的女真族改国号为清，并要求朝鲜成为其属国。

朝鲜秉持民族自尊心和与明国之间的邦交义气奋力抵抗。

1636年12月14日，清国大军越过鸭绿江，攻向首都。

仁祖和其大臣们南下江华岛的路被阻，因此逃至南汉山城。

当然，朝鲜是经不起清军的攻击，最终朝鲜国王出城投降。

也就是说，韩国人这次讲述的是一段屈辱的历史。

其实无论直面恐惧或者直面耻辱，人都会更加的理性，更加的警醒。

这部电影，我觉得可以作为广泛思想教育的素材，也可以成为爱子爱女的私家教材。

因为对于国民而言，大到治国安邦，小到炒股买卖，都可以从中获得安身立命的教训。

因为直面历史，直面耻辱，所以电影展现了很多“患难真理”，相当富有启发性。

朝鲜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投降？

很明显，正如影片所言“民族自尊心”还有“与明国的邦交义气”。

正如日本历史上政客处理“黑船来航”（美国的海军进入其港口，逼迫其通商开放）一样，先摆出作战的准备再说，如果只是一味见到强大的敌人就投降，那么就会让民众对民族失去信仰，对国家失去信心，也会让国家政府对世界失去信用。

所谓民无信不立（子贡问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所以，一开始以和谈为名出使清军大营，实际窥探清军强弱虚实的吏曹判书（简称吏判，我理解应与吏部尚书相当，因朝鲜为明朝属国，而降低一级称呼）崔鸣吉，发现没有胜算：清军粮草充沛，兵强马壮，十倍于己。

所以一早就提出投降。

毕竟此时，被困山城，又逢寒冬，不仅粮草短缺，而且缺乏御寒的衣物，兵器也残旧。

而且之前也做过抵抗，不算是不战而败。

但是崔一提出，就遭遇了其他大臣的反对，甚至有人主张要拿他的人头悬挂在墙上，稳定军心民心。

为什么忠臣良将俱在，却无法绝境反生？

处于优势，只需要谨慎，大致不会有岔子；但是处于败局，弱势，就好像看到自己手里的股票不断下跌，指数也在下跌。

心里慌张，精神紧张，虽然有很多选择，但是似乎每一个选择都可能指向毁灭或者生机，不知道该怎么办才是“对的”！

的确，人类本身并无法控制“偶然性”，不到最后一刻，谁也无法判定谁输谁赢。

朝鲜君臣陷入了一个困境，在这个困境中，似乎看不到一个“奸臣”（回头我们可以拿这个去反思、检验中国历史），每个人都是殚精竭力，忠君爱国；不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

片中，主和派崔鸣吉的思路是对的，百姓有生机，国家有生机才重要。

主战派的思路也是对的，就算要死，也绝对不是蛮夷的脚下。

而且，主战派的战略和决策其实也没有“错”：一、虽然敌我悬殊，但是山城易守难攻，敌人也受苦寒影响；二、发现敌人虚弱的位置，准备突袭，向勤王军队表决心；三、发布檄文给勤王军队，里应外合，突破重围。

但是，最终还是失败了，为什么？

关键是“大势已去”？

不是，历史上并不缺乏绝地反攻，并不缺乏以弱胜强，更不缺乏抵御外侮的胜利。

关键其实是“私利与公义的扭打”。

比如说，朝鲜国王，他的利益难道就和国家捆绑？

不是的，即使是一国之君。

他在意的更多是“王位世袭”，他怕死，也不愿意送儿子去做人质换取和谈。

至于大臣，领相（对应首相，宰相）也是忠心爱国，身先士卒。

但是他也有“私利”，他坚持贵族的待遇，坚持贵族的尊严，更坚持传统的礼节，所以不愿意捐献出衣物给守城的士兵，所以即便突袭也要鸣鼓而出兵。

在国王宣布投降之后，礼判金尚宪最后以死表诚，更是忠心耿耿，但是他也有“私利”，就是自己的名节。

即便是从头到尾，我看不出有“私利”的崔鸣吉，正如他自己所言“臣以后便是万古逆贼”，是他草拟的投降书（本来该有礼判金尚宪写，但是金拒绝），是他坚持的和谈投降，所以他就像李鸿章之于中国历史一样，难逃“卖国贼”之名。

连名节都放弃，只有像司马迁那种使命感十足的人才能做到。

我们看不到他的“私利”，那毕竟也是放在现在来看，是他保留了朝鲜的生机血脉。

放在历史上来看，真实的他，也完全可能是为了自己妻儿老小，自己的富贵荣华。

更不要说那些勤王的军队，掌握救援大军的都元帅，竟然畏惧敌人，逡巡不前，接到檄文（表现君王抗战决心，命令出击的文书），居然想出“杀了送信使者，当做没有收到檄文就好”的办法。

与国家同命运的国家统治者、朝廷重臣尚且如此，可见，即便在危难关头，个人的存亡兴衰与国家的存亡兴衰始终是不一致的。

追根到底，私利与公义在扭打，终究两败俱伤。

而所谓的“不一致”，关键是统治集团与百姓的利益本来就不一致。

一开始，金尚宪要追上国王，靠一个老人带着过冰路。

他问老人：清军很快就要来了，你为何没有随御驾一起走。

带路的老人回答：虽然他们生性野蛮，但总不至于和糟老头一般见识吧。

小人熟悉这冰路，等清军来了，就给他们带路，换取些粮食吃。

金又问：你可是朝鲜的百姓，为何昨天帮国君，明天又帮清军？

老人回答：小人昨天帮御驾渡河，却连一碗小米都没拿到！

金转身就把老人杀了，没错，他很理性，很识大局。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问题。

后来，金让铁匠徐利铁替君王送檄文给勤王军，一开始就许诺：主上殿下，会给你大大地赏赐。

徐却冷静地说：我做这件事情并不是为了主上殿下，殿下和士大夫是献上城池还是献上性命，都与我无关。

像我这样的人，只要在夏天播种子，秋天有收成，冬天不饿肚子，我们的愿望只是如此而已。

更不要说，领相出使清军大营，指责那个为清军翻译的朝鲜人：郑大人，我听说你祖上也是朝鲜人。

结果对方反诘：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领相，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在朝鲜，奴隶可不是人啊！

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所以，崔鸣吉和金尚宪在困境中，在山城里都琢磨透了：新的路，那是百姓的路还是国君的路？

百姓和国君一起走的路，为百姓而走的新的活路……只有在除旧革新之后才能有，你也是，我也是，我们所拥立的国君也是，这就是我在城中所领悟到的。

国家利益捆绑的其实是百姓，但是朝鲜君臣却始终忽略了百姓。

如果百姓不被当作奴隶，他们绝对不会背叛，因为国家灭亡，他们连磕头作揖当奴隶的机会都没有。

当然，要实现新的路，就得改革。

要放开私利与公义的扭打，只能借力百姓。

究竟崔和金两人领悟出来的道理从何而来？

我们可以看到，片中最应该被称为历史罪人的，不是崔鸣吉，而是领相。

明明守军无法御寒，连武器都拿不起来，身体没有能量如何抗敌杀敌？

而他的观点是：收集宗亲和士大夫们的衣服，有损体统，王室和士大夫若失去威严，在这寒冷而孤独的城里百姓将失去依靠。

没有军队保护，国家就完蛋了，还说这样的昏话，可想而知。

作为军事指挥，他更是“不懂装懂，食古不化”。

将领提醒他清军悄寂，得先派人查探虚实，风大得等待时机。

他居然说：今天可是巫婆算出来的必胜吉日。

还敲鼓进军。

前军中了埋伏，被突袭，毫无生机，他居然还要把剩余的军队全部撒出去送死。

过后，还把罪责推到领军将领上，导致他们一人受杖责，一人被砍头。

昏庸无能不可怕，关键是食古不化，成为历史的绊脚石。

相比之下，金尚宪懂得听取铁匠的意见：修改枪筒，提高攻击力；发送草袋，让守城将士保温。

甚至最后还对铁匠委以重任，让他突出重围，去给勤王军队发送檄文。

因为他听懂了关键，谁更有能耐，谁更聪明。

肉食者鄙，统治者总是忽略了百姓的智慧；百姓的智慧都是被逼出来的，是九死一生总结出来的，能一样吗？

相反领相，不懂军事，却不听取军事统领的意见，肯定只能起到反作用，越尽忠职守，越祸国殃民。

经此一事后，朝鲜君臣是否反生变革，我们不清楚，也无需过问，这毕竟是历史。

但是影片所展示的目的和主题很明确：处于劣势，要图存求生。

改革要与民同心同利，发掘新生智慧和力量。

这对于我们而言，也应该深有启发。

此外，影片展示的大量政治哲学，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儒家思想的精髓，比如片中“民无信不立”“名义之辩”（片中被翻译为大义和名分，其实应该直接翻译“名”“义”）。

17.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