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候董建华发落

　　作為局外人，要說一句寬恕太容易，但對於身受著傷痛的人，要與仇恨斷裂是一件很難的事。

　　在寶馬生雙屍案發生的時候，譽玲跟有銘也還年輕。

譽玲心不甘情不願地來到香港，母親用著譽玲不能理解的方式關心她。

譽玲不覺得母親是在著緊她，只覺得母親賴不講理，連穿一件像樣的衣服也不允許，買一瓶醬油也得穿著校服。

譽玲覺得母親不疼愛自己，就只有表姨丈會對自己好，帶自己出去玩，然而表姨丈只是貪慕少女童稚的身體，把譽玲當作洩慾的對像。

年輕的譽玲並不明白，覺得只要有人對自己好就行，直到被母親揭發才離開了這個家，結束了這一段色慾的關係。

譽玲恨著自己的母親，一個人回到國內，當上了工廠女工，再被另一個年長的男人包養，供書教學，成了現在的自己。

譽玲曾企圖謀殺表姨丈的妻子金姨，卻沒有被人發現，這成了她心中的一個秘密，在見到沒有確實刑期的有銘後，譽玲決定幫有銘爭取刑期，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有銘，但更大程度是為了原諒自己。

我曾經做錯過，與你不同的，只是你被抓到了，我卻逍遙法外。

譽玲在街上遇到因被自己推出馬路而失去行動能力的金姨，自己跟有銘其實同樣是手上沾了鮮血的人，憑甚麼叫人受苦，而我自己卻置身事外？

譽玲幫有銘及其他同樣被判了「等待英女皇發落」的少年犯爭取確切的刑期。

有銘說他最大的願望是見見自己的生母，這令譽玲想起多年不見的母親。

你渴望見自己的母親，卻不知她在茫茫人海的哪一處；我有著一個伸手即及的母親，卻選擇背她而去，一別多年。

譽玲回到自己成長的地方，見到了已經老去的母親。

母親曾經因為女兒勾引表姨丈而恨得把她趕出家門，然而再恨都好，只要女兒肯再來看看自己，怎麼樣的恨都可以洗清。

母親沒有再用惡恨恨的語氣跟女兒說話，只是煮了一頓飯，叫女兒多吃一點。

譽玲在牆上看到自己小時候的裙，那個時候自己偷偷把裙拋出家外，打算母親應承讓自己出外跟同學看電影後，再偷偷地把衣服拿走，在外面換掉，卻被母親發現，把裙子剪成碎片。

譽玲看見裙子，說這麼破了，怎麼還留著，母親說這是你喜歡的裙子，我怎可以丟掉？

裙子一留就是這麼多年，當年母親趕譽玲出去是真正的恨，看見女兒裸身與親人躺在同一床上怎能不生氣？

然而再氣也都及不上你能回來重要，把裙子留著，就是希望有一天你回來了，能把裙子還給你，雖然別了這麼多年，裙子都不合穿了，還是一直留著，掛在最當眼的地方，好教我望見的時候，也能想起你。

譽玲肯回來探望母親，已意味著原諒母親。

看見掛起來的裙子，譽玲終於知道不是母親不肯原諒自己，而是自己不肯給自己機會去原諒那個早已變得和氣，懂得說一句「你想說的，你自會對我說」的明理母親。

最後，譽玲跟母親說「我們一起住吧」，正式完結了兩個人之間的恨。

　　有銘從小就被丟到孤兒院去，父親為了申請一間較大的公屋才把他接回家裡去，卻又對他不好。

後來，有銘跟了老大，在同夥脅迫下殺死了一對外藉男女。

外藉男女的父母聞得子女葬生，傷心得高叫殺死他們的人應當判處死刑。

譽玲為有銘請求判決刑期，找來了當日的報導，竟見那對男女不獨失去了生命，在死前更遭受殘虐。

面對這這兩個被虐者的照片，震撼得信念動搖，「到底我在幫一個怎麼樣的人？

」。

與死者沒有關連的人看見照片後尚且驚惶得不敢再去見殺人者，對死者的父母而言，那種傷痛又怎能輕易地化得掉？

然而，死者的父親卻在多年之後原諒了殺人兇手，更為當年只有十六歲的有銘求情。

這樣的寬恕要多大的勇氣才做得到？

　　眾人在知道死者家屬為有銘求情時都開心得奔奔跳跳，但有銘卻坐在花灑之下，一臉感傷。

要寬恕自己並不見得比寬恕別人來得易。

有銘跟譽玲說自己當時是被迫的，同夥說苦他不打兩棍的話，他便要成為當日的第三個死者，有銘在這樣的協迫下才加入殺人。

然而，一句被迫就能置身事外嗎？

殺了人就是殺了人，殺人者終生受折磨，死者掙扎的樣子殘留在有銘的腦海中，成了夜夜的夢魘。

家屬的原諒反而成了更大的壓力，面對著長期的囚牢生涯，以及無了期的心靈折磨，有銘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然到了最後一刻，有銘卻放棄了，死亡沒法子贖回自己所犯下的錯誤，如果真的後悔，就用活著的生命去還吧。

囚並不是想令人變得絕望，而是希望犯過錯的人明白自己失去自由雖然痛苦，但相對於那個生命被自己剝削掉的人來說，自己的痛又如何比得上他／她？

有銘放棄死亡，一心等待那個沒有見過臉面的母親。

　　一個恕字說得輕易，放在自己身上，又要多少的寬容才能做得到？

http://www.chinakolau.com/wordpress/?p=134

　　别管是少年犯还是妓女，都是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导演将镜头对准他们，意图在于引起更广泛的社会关注，从而体现一种人文关怀（这种恶心的酸话平时的我是断然不会说的 - -）。

然而，和妓女相比，少年犯显然不够好。

　　 　　妓女1很早之前看的，还是dvd，我心理的阴暗面啊……片子感觉还不错，有些半写实的味道，也有艺术上的修饰，而且朱茵演的还不错，给影片添了彩儿。

通篇的妓女生活的最后是她们一心向往自由身的结局。

看得有点久了，不知道脑子里的印象是不是已经有偏差了。

少年犯其实和妓女1是一个意思，通篇的让观众看，他们是怎么怎么惨，如何如何背，最后给一个积极向上的结尾。

这套路安妓女身上也许还能打动一些人，可安到剥夺了他人生命权利的罪犯身上，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导演一方面在渲染当年宝马山双尸案如何惨（说实话我真没觉得惨，虽然也玩了几个歪歪扭扭的镜头以及一闪而过的暴力场面，比人肉叉烧包什么的差远了，可惜导演的才华没能得到施展），一方面又在高呼那些少年犯成为了体制转换时期的政治牺牲品。

通过讲述二十三名少年犯面临着把牢底坐穿的黑色未来来抨击两任政府法制不健全无视人权这种换汤不换药的丑恶行径。

但可惜，对少年犯的惨表现的不够到位，我并没觉得他们有什么值得我去同情。

他们为什么不能一直坐牢？

他们是故意杀人犯，冷酷无情，手段残忍，属于有组织的团伙犯罪，因为年龄没枪毙了他们算他们走运，因此，我自然就会觉得不管等候谁发落都没什么不人道的。

这样一来，导演的意图就会大打折扣。

　　 　　对议员的刻画还是比较成功的，一位敢说敢做，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直人士（导演认为的正直 - -）。

但是每到关键时刻却偏软，比如临近末尾记者还问他为什么被赶出去的时候那么听话，他也是避而不谈。

从开始的女工罢工失败到最后的为少年犯争取生存权的妥协，这都是一个看上去且他自己也以为自己牛掰的责任感强烈的社会人士，其实在家里一样的受老婆气怕孩子骂。

写完这段我发现貌似对他的刻画又是不成功的 - - 　　 　　对艾敬，我不想多说什么了，她在自己的文艺小天地里活得挺好的，希望她以后还是老老实实的周游世界去吧 - - 　　 　　这个片子流于表面，不能打动人心，有些地方甚至起了反作用，比妓女差了很远，不是说沾了政治、社会边缘的边就一定值得看的，表演更不用说了，除了张有铭，其他几位都可以无视。

也许导演是因为有了这片做底子积累经验妓女才拍的不错吧…… 　　 　　最后这不是cult片，如果说cult，也许只有人肉叉烧包算。

个人以为买凶拍人是经典的港cult，AV也许也可以算一部，彭浩翔是香港唯一一个cult片拍的好的，现在貌似也不拍了。

选题很好，一个是权力交接的过渡期表现出港人的焦灼，一个也是过去立法漏洞造成特殊人群的情况纪录。

前半个小时感觉黑色、讽刺的料还算不错。

可惜后面反而走了下坡路，浪费了这个题材。

最大的问题是这些少年犯本身就已经面目可憎了，看完以后只让观众更讨厌，连同情也没有，看了接近两小时，甚至让我觉得这些人最后判三十年一点也不值得可怜。

个人认为不恰当的点有：1.大部分演员演技不行，偶尔让人出戏。

特别是艾敬粤语口音死板，发音不准2.艾敬去说服议员的时候逻辑清晰，准备功课全，结果后面突然人物矛盾又想到自己帮杀人犯开始纠结，这感觉顺序反了3.少年犯跟艾敬莫名其妙的感情线，特别是当年强奸抢劫的少年犯在跟陌生人见一次面之后开始撩妹的行为让人反感4.想表达少年犯成因也包括家庭教育失败，但是少年犯家庭没怎么介绍，只对一个少年犯家庭口头说了几句妈妈跑了，后妈不疼。

反而对议员和艾敬的成长环境用了非常多的篇幅介绍，感觉主题错了吧5. 片子应该是想走现实主义风格，但是有一些内容却明显又不是现实主义，看完就会出戏，比如梁议员的家务事6.梁议员的家务事更失败的一点大概是开始想说担心家庭教育失败影响孩子成长，但是后面莫名其妙又跟老婆复合。

对孩子教育的投入也没见到有什么内容，可能加一个孩子吃药的细节就算应付了？

7.特别给少年犯招黑，让观众厌恶的几个细节还有：1）梁议员第一次跟少年犯见面的时候，一个囚犯说这种无限期刑罚让他绝望，只是为了母亲而活。

但是跟议员见面，却争着抢着跟艾敬和议员握手，这个细节我是不相信萌生死志的人能做；2）少年犯一听到梁议员也没有争取到好结果，立刻就要报复梁议员，结果他的家人劝他说这样子不厚道；3）回归以后，特首依据终身法院大法官的建议做了判决，但是又纷纷觉得判的重，理由是跟同类案成年犯比刑期长，还有不能放假和假释。

逻辑上观众是能懂，但我估计大部分人情感上不能接受吧，谁家里死了人了都能大度的原谅凶手？

4）觉得刑期重，大家又决定要自杀抗议，注意不是因为忏悔当年杀人罪行去自杀，而是觉得杀人强奸抢劫判三十年刑期太重；5）自杀抗议，结果这些自认彼此是兄弟的少年犯，在同伴真的撕衣服要自杀的时候，没有一个拦着明知道谁要去自杀的那个人，都只是听着。

过了好长时间，真自杀的话估计都断气了，才疯狂喊狱警救人；6）更搞笑的大概就是明明说要自杀，结果就是坐在那哭，连自残都够不上，这就有点扯了；7）梁议员第一次见少年犯后说这班年轻人法律知识真好，甚至比一些议员还好，隔壁男助理大概揭晓真相，因为这是关系到他们自己切身利益，当然研究透彻拉8.本身少年犯的身份定位就够糟糕，还要一遍一遍案件复习，告诉观众当年怎么杀人的细节，外加当年报纸。

看一遍可能会关注到啊这是不少少年犯参与的案件。

看两三遍感觉就只能提示观众这些人多么罪大恶极。

9.少年犯唯一正面的点可能就只有其中一两个努力学习，还考了文凭之类，还有被害人先原谅杀人犯后，杀人犯自杀前写了一封信道歉。

但是这好像也无法扭转观众的恶劣观感，特别是在没死成的情况，更让人觉得好笑题外话，少年犯确实有心智不成熟的一面，但用这个当借口，给这些人辩护，我也无法认同。

少年犯量刑，个人认为一个是应该考虑犯罪时的认知状况，这点上现在孩子普遍早熟，一刀切说他们不明白，感觉就纯是借口。

另一个，也应该参考同案犯的量刑标准吧。

比较成年犯相对一致或者减轻是可以接受的。

“发落”这个词，很有皇帝权利的意思，不过也真差不多就是皇帝般的人物了。

邱导的拍摄题材总是独特，这回又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非常轰动香港的宝马山双尸案，是一起童党杀人事件。

童党是一个社会学名词，应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的进步已经越来也少，但依旧还是有着不可小觑的存在数目（而且很难明确界定），成为社会学及犯罪学常常研究的课题，也是黑社会类型影视剧常用的人物背景。

这些孩子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未成年，因家庭和社会原因，或是童年成长过程中留下的一些摆脱不去的阴影，导致性格反叛，成为社会犯罪的隐患。

而当犯罪已成事实，在法律的裁定部分，又是一大难题。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不能等同于成年人，我还是不太认可的。

犯罪还分年龄差别吗？

这是法外情的部分？

对于未成年人受侵害我们会更愤怒更心痛，但未成年人犯法同样应该更愤怒，仗着自己年纪小就能为所欲为吗，就应该得到更多层的保护吗，那低龄犯罪岂不成为一种优势了！

低龄不是低能，他们其实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和成人无异，一样的犯罪结果就应该得到一样的判决。

而电影中，这群未成年罪犯又处于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香港回归前后，于是他们的刑期从“等候英女皇发落”变成了后来的“等候董建华发落”，在等待中绝望的他们开始了另一段没有希望的等待……甚至最令人发疯的大概是，最终宣判的刑期远远低于自己已经服刑的岁月。

如今的香港以法治令人生畏，不知在未成年人法这方面的相关法律完善到什么程度了。

片子已经很老了，更有浓浓的港味，和时代特殊的气息。

那些想要突破权法，为罪犯寻求生路的人，也都在经历着内心的剧烈挣扎，佩服他们的理性，因为大部分人的脑子里都只充斥着“他们该死！

死无葬身之地！

死一百次都不够！

”正如整部片子的基调，也都是客观得如同一部纪录片，带我们了解相关政法的变化历程，以及囚牢内外的人们所受到的牵扯。

不要纠结公平，总有人需要成为通往公平路上的一砖一瓦。

完全没有想到一向剑走偏锋拍cult电影的邱礼涛拍了一部这么写实的电影，直接把回归以后特区政府如何处理港英政府遗留问题摆上台面。

从来不知以前的香港还有等候英女皇发落这样一种刑罚，片中那些事件的确震撼，也的确很难处理，也的确表明了当时的很多香港人对97后特区政府的不信任。

包括最后董特首的处理，可以说是导演把自己的不满借电影直接骂出来了，胆肥啊（借犯人之口直接骂董建华），当然也可能只是如实的记录。

所以这部电影真的是没有一点藏着掖着。

电影中反映的青少年犯罪问题最终如何处理，看完我也一直纠结，韩日好像判罚比较松，当时还觉得放过了很多该死的熊孩子。

而电影里面香港却如此不讲情面，又觉得青少年心智不成熟这一条好像有道理。

杰作看完就是让人思考啊。

此片剪辑了很多回归时的政治画面，特别是董建华向李鹏宣誓那段，寓意颇深。

该片无明星，无知名演员（唯一认得的还是大陆曾经火急一时的歌星艾敬），但演得都像当事人一样，特别是梁议员印象深刻。

本片配乐一流，特别是片尾曲选用了BYEND的《我是愤怒》，太棒。

杰作，不容错过。

邱礼涛算得上是烂片常有但我很喜欢的导演。

这部电影勇气之可嘉，立场之偏颇，想说之庞杂，心意之诚恳，手法之拙劣，真像足了学生作业。

邱导可是在香港电影圈浸淫了数十年的老手，竟然还有如此学生气的作品，我不得不说这也算得上是一种赤子之心了。

绝对不是讽刺。

　这部片子有点像面镜子，关于电影内所涉及的人权法律人性民主等等问题的镜子，你通过它可能会看到你内心对这些问题这些现象的思索体悟，但也可能会看到的只是真实投射成的假象

电影影像极少带有切肤之痛地反映青少年犯罪和社会人权等问题，因而该领域的作品默认为社会的隐晦，长久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导演邱礼涛不肯随波逐流，将思考、情感、价值观诉诸于《等候董建华发落》这样一个电影平台，坦言自己对青少年犯乃至底层群众的关注，更重要的是明确地表达对久久忽略的人性与法理孰轻孰重的再探讨。

编剧抛弃了剧情耍花枪式的闪传腾挪，或冷静或严肃地将姿态俯至底层，与现实进行当面对质:香港法院秉承人权精神，体谅张有铭(男主角)等青少年犯心智不成熟，判处“等候英女皇发落”，实际操作中青少年犯没有确定刑期，羁押时间远超刑期；议员梁忠勤，女孩誉玲的口号仍然是人权之名，帮助他们确定刑期；他们付出了很多努力，最后还是遗憾失败。

真相往往看守在弥漫的层层雾气之后，并被打上诡谲的标签。

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命令我们要用矛盾的辩证法观察世事——这绝对又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故事。

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层出不穷，折射出的香港底层群众孑孓的生存困境，谈话节目《锵锵三人行》也曾经讨论过底层群众的生存问题，这样冰冷刺痛的现实问题即便发展如今天依旧无法根治，不甚唏嘘；等候英女皇发落转为特首发落，在主权易帜的大背景下法律该是如何衔接，民众在历史过渡阵痛期表现出的惶恐不安与怅然若失是真实的写照，像是陈果导演《去年烟花特别多》中五个军人的何去何从，不自觉成为九七的一个注脚；梁议员像是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孤立无援、倔强坚持地为青少年犯找回人权，这样的“异类”与奔波于现实利益的政府官员形态的对立永远难以弥合，面对这样的官僚阶层的反思何等必要；这个日渐腐败堕落的社会环境与埋怨一代不如一代的双重标准，是一个巨大的反讽嘲笑着称之为“文明”“进步”“发展”的东西，像是黄秋生在《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拿着的那一把锐利的切肉刀，邱礼涛亲手拿手术刀一点点地撕开着整个社会的面目，浓丽的血痂、浓郁的血液正欲喷薄而出。

宝马山双尸案是引子，镜头聚焦的是诱导青少年犯罪的原因。

张有铭在监狱里痛哭流涕地向誉玲倾诉自己的爸爸经常打他虐待他，一直找不到亲生妈妈，少年犯的头逼他拿棍子下手，否则他吃不了兜着走，这符合芥川龙之介在《罗生门》中揭示的人世真相以恶凌恶。

受恶到凌恶，这一切的一切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那就是张有铭走上犯罪的道路。

张有铭被抓住了，他是不幸的，誉玲没被抓住，她是幸运的，但犯罪的本质是不会变的，两人心中对犯罪的畏惧感和愧疚感是不会变的，这或许也是誉玲迅速和张有铭产生互动沟通，誉玲选择帮张有铭确定刑期的一个原因。

倘若照弗洛伊德理论的话，誉玲的行为不是内发的而是外来的，是所谓的“强迫重复原则”，那是什么？

是她在反思自己的过去？

是在为自己的过去赎罪？

归根到底是人性的驱使。

电影核心部分是关于等候英女皇发落的判决讨论。

这是大英帝国民主法律的产物，基于青少年心智和判别力的年龄缺陷，这样的处决自是法外开恩。

改过自新，宽大处理，这是法律之外的人性伦理的胜利，理应鼓掌。

事情的结局是莫测的，当漫长的等待变相为无休止的监禁时，当主权交接法律蓝本的延续与否时，结果演化成了对人权的束缚与践踏。

这是一个有关政治的命题，等候是英国民主的产物，而在大陆等候×××判决是永远不可能出现的。

电影有一个细节是一个青少年犯在知道自己被判无期徒刑时，嘴里说道宁愿香港变成大陆一样，这样枪毙就一了百了。

这恰好说明香港人在一直受益于民主与法制的同时，也深受民主与法制之困，当民主与法治成为累赘时反而不想再要。

政府议员由三百万选民由民主选举产生，为选民服务，对选民负责；梁议员小到煤气水电大到基本法修订，扮演着九七前夕港区的公仆。

人大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

有人居然抱怨没有行使过选举之大权，不可谓不“可笑至极”。

这两者有差别吗，是没有吗？

有的话又在什么地方呢？

梁忠勤议员称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应该做的事，值得做的事，在外人看来是在以一种勇敢到近乎莽撞的行为为青少年犯请命。

尽管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眼里这都是一个“异类”的举动，可正是有这些“异类”举动，才有把社会陈腐与压抑的气息驱散的可能，这个社会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和进步。

相比于他的同事，即其他的官僚阶层，更倾向于讨论安己身立己命诸如此类的命题，梁忠勤是大哲柏拉图洞穴比喻中看见外面世界的自由者，其他人是永远只能看见自己影子带着镣铐的囚犯。

我也一直想知道，也一直想问，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难道做一些无关紧要、不痛不痒的东西就能万事大吉？

难道人人选择乐呵呵地妥协沉默真的就能国泰民安？

难道那些真正触动社会敏感神经剖析社会弊病的人就要被认为成“异类”？

我发觉没有任何时候比我现在更加的体会到狄更斯“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的箴言，只有那些无法心安理得地坦然面对社会生存困境的人才是社会进步的关键，他们才是社会进步的“脊梁”。

若有若无的关注使底层群众游离于社会的逼仄空间久久得不到释放，恶劣的社会大环境日趋成了青少年犯罪滋生的温床。

《等候董建华发落》是一部有关于法理与人性的电影，关注的视点是底层群众。

等候英女皇发落到等候董建华发落，法律的基石有了绝对的变化，判决的最后结果反不如前，这只能说明是无法撼动的旧法律体系，旧人情观念，旧官僚阶层，而无法实现在所谓新社会里的对三旧全面系统的改制，也就始终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与法制文明。

对于香港的影视创作者来说，1997年是一个非常别扭的一年，这一年香港回归，但是这一年也是一个分水岭。

香港人的过去和未来也会因为这一年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对于内地观众来说，这样的变化对于自己影响不大。

对于香港人而言，这样的变化对于自己影响很深（当然，后来看来影响也不是很大）。

然而香港的一干创作者们却迈不过这道坎。

有的人很别扭，比如陈果，到现在一直别扭，有的人很茫然，比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影片的导演。

他本来想通过一部影片来展现社会问题，然而他通篇说了很多，但却又好像什么都没有说。

《等候董建华发落》听起来好像是一句发牢骚的话，实际上也是一句发牢骚的话，这句话的前前后后代表着香港的过去和未来，但却没有人愿意看看香港的现在（片中的二十一世纪）。

一群少年犯，在英国殖民时期的香港因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在等待英女王发落，等到了回归后，他们的案件没人受理的时候，又成了等待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发落。

这样的等待之间，这些少年犯们开始了自己的五味人生。

而在监狱之外，为了他们自由平等而奔走的人们同样有着自己的五味人生。

邱礼涛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一定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因为这部影片涵盖的内容太多太多，但通过影像展现给观众的却显得太过于凌乱。

作为观众，在观看了这部影片过后会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邱礼涛好像是说出了很多的社会问题，但好像是什么都没有说，因为他讲述故事的方式并不系统，所以稍显零散，这对于观众不友好，同样对于片中的角色们也不友好。

第一个问题自然是少年犯的刑期。

法官们可以定义少年犯的恶，但却没有办法定义少年犯的悔过。

谁来评定他们的悔过，他们究竟做了什么才叫悔过？

这一点没有说明，同样的也没有人去定义，影片的核心内容是少年犯的公平问题，是少年犯面对自己的刑期的法制问题。

然而创作者怎么展现的呢？

创作者试图展现了少年犯面对的法律给予他们的不公平，甚至于展现了少年犯曾经行过的恶有多么的恶性。

但唯独没有展现少年犯的悔过态度。

影片展现出来的这些少年犯的悔过态度，无一例外都是对于自己所面临的刑期的不满以及对于自己现状的公平与否的担忧。

这些都不是悔过的态度，充其量只不过是面对自己的现状的一种发泄。

试问这样的发泄，宣传的是什么？

这些人真的值得原谅吗？

这样的态度之下，恐怕没有多少人会选择原谅这些少年犯，更不会有人愿意相信他们也会重新做人。

为他们奔走的女孩在看到自己支持的少年犯曾经的罪恶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强烈的心里不舒服，更何况普通人。

想要获得普通人的谅解，一定要有一颗悔过的心，然而片中却没有让观众看到这颗悔过的心究竟在哪里。

一味的卖惨，只能让观众们对于这些人感觉到厌恶，失败的自杀更像是对于现状的反抗，而并非幡然悔悟，请问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邱礼涛想要展现的第二个点，莫过于对身处香港的人的迷茫的描绘，不管是从内地来到香港讨生活的大陆人，还是香港本地的原住民。

他们的社会问题都值得关注，罢工，家庭暴力，青少年犯罪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一直到九十年代，香港迎来了经济腾飞的几十年，且被誉为亚洲四小龙。

然而快速发展的经济并没有解决香港人的恶社会问题，一直到九十年代回归前后，香港的社会问题愈演愈烈，时至今日，这都是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主要矛盾。

这些问题有人会注意？

大家看到的香港是一个辉煌的香港，就如同大家看到的香港电影曾经也是一个辉煌的代名词一样。

没有人意识到这种辉煌是会有相应的代价作为平衡的。

有获得就一定会有支出的成本。

而很多时候，大家都看到了获得却忽视了成本。

真正等到问题出现后，这种成本被转嫁到底层人群身上的时候，他们能做什么？

他们自然会抱怨社会的不公平，抱怨政府的无能。

但这些是真正的原因吗？

香港的劳资矛盾为什么在之前会形成罢工的趋势，本质上因为发达国家六十年代的产业转移造成。

当香港经济迎来腾飞的时候，他们接受的是发达国家基础的轻工业，而这些基础轻工业往往是劳资关系最为紧张的行业，因此，工人运动如火如荼，社会矛盾随意滋生。

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迎来了自己的经济腾飞，但付出的代价本片说的非常详尽。

然而这种代价却没有人认真研究。

重新选一次，香港人还会不会为了经济而牺牲自己的社会结构呢？

这些问题邱礼涛会考虑吗？

这些问题，香港的本地导演会思考吗？

看到问题却看不到问题产生的原因，就好像说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说一样，往复循环而已，没什么意义。

……

《汉谟拉比法典》里有个案例：一个人的新房的墙倒了，压死了他的儿子，于是房主把砌墙的工匠告到了汉谟拉比那，最后巴比伦伟大的王判工匠的儿子要去抵命。

因为汉谟拉比认为是工匠的过失导致了房主儿子死，失去儿子的痛苦是由工匠造成的，所以应该让工匠也尝一尝失去儿子的痛苦。

法国大革命时，人民的伟大领袖左拉，用他的阶级理论把无数人送上了断头台。

后来有个叫夏洛蒂•科黛的24岁女孩，为了要拯救自己的国家，不想国家陷入野蛮之中而杀了他。

当人们为了制止罪恶，而犯法杀人，就如二战时，基督教神学家朋霍菲尔想刺杀希特勒。

法律又该以怎样的姿态对待。

20世纪初，美国律师单诺用尽全力为一个杀人犯辩护，除了为证明他有精神病外，另外就是在讨论死刑的问题，到底死刑代不代表公正呢？

如果一个人死了，我们让另一个人死是不是能够换回那个死去的人，他所失去的正义以及他的尊严呢？

那么，在20世纪末的香港，在那个文明社会，法律正无人道地囚禁一群希望改过自新的年轻人。

它们把看成垃圾的东西扔在一边，就以为能解决一切问题。

可法律本义应该不是惩罚，而是让人与他们所处的世界更美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