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控诉

对于《我控诉》电影本身，如果抹去导演姓名，这是一部缺乏亮点的优秀古典电影；如果加上导演姓名，此部影片所让人联想的现实事件也是不言自明的，即波兰斯基的“罪”。

因此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品和作者是否可以、是否应该分开？

首先，我看过波兰斯基的几乎所有电影，我认为多数人和我一样，不会否认波兰斯基的电影的优秀。

对于他“犯罪”的事实，即便看过纪录片之后，我们逐渐接近事实的真相，即便存在司法不公的可能，即便波兰斯基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但是我们应该尊重法律。

因此女权发起抵制、阿黛拉离场是合理的，我们支持她们勇敢发声。

但即便我们发起抵制，也应该针对他的为人，而非他的作品。

正如当今失德艺人都会收到惩罚，且作品也都会被封杀，但其出发点是艺人的道德，而非作品本身的好坏或其人的才华，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道德。

一位有罪之人，我们势必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可以剥夺他的创作权，甚至生命。

但是我们是否就应该否定他所有才华呢？

人才，是可以分开写的。

我们可以从历史中窥见一斑。

贪官秦桧，修订的《四库全书》丰富了我国文学史；罪人秦桧，对书法艺术和宋体字的推广贡献亦不可谓少；马丁路德金，私生活糜烂放纵，通奸嫖妓皆沾，却是黑人民权运动领袖……古今中外，人与才相分离的例子不胜枚举。

民国时期，世人对多情才子胡兰成曾有这样的评价：“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

”此言可谓切中了肯綮。

阿根廷女权领导者之一、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卢奎西亚·马特尔曾在评审团发布会上表示不会参加波兰斯基电影在本次电影节的晚宴，也不会起为波兰斯基获奖而祝贺，但她认为影片出现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是正确的，会公正地评判这部电影。

也许对于舆论中的大众以及无法完全了解真相的我们来说，对于波兰斯基，也许可以持这样一种看法：其人可废，其才当惜。

艺术与道德的边界该如何把握，这也许是个哲学问题，发人深省。

若不仅限于艺术，再推而广之，可以考虑这种极端情况，如果一个人作出的社会贡献趋于无穷大，其犯下的“罪”又趋于无穷小？

能否否定其人的一切？

其中必然存在界限，但这个界限却是难以度量的，只能由主流社会价值引导。

故事的战争背景比较弱化。

只是，法国人也那么“恨”犹太人吗？

故事中的“背锅侠”，只是因为是犹太人，就无辜被认定“卖国”。

看来，“卖国”这玩意儿，也就是一种政治手段罢了。

一个犹太人，在“举目无亲”的国度，被冤枉了也就被冤枉了。

故事里头也交待了，犹太人这个团体也竞相奔走，但是完全没用，该流放照样流放。

能拯救他的，落到了这位“一面之缘”的老师身上。

很多时候，变革都是源于阶级内部的觉醒。

身为老师，自然有着学院派的浪漫。

由于“机缘巧合”，这位老师接触到了当时的“机密”。

不过，这只是开始。

当接触到真相时，这位老师面临着艰难抉择。

首先，当时参与审判的就有自己，如果翻案，就得自己打脸。

自己打脸这事儿，老师可以不放在心上，然而，这可是打了“当局”的脸，这个问题可就上升到一定高度了。

更何况，这位老师，私下里也有点自己的“小秘密”。

在这方面，老外是相当“愚蠢”的，拿自己的大好前途去为了一个“犹太人”和“当局”死磕。

结局可想而知。

翻案没翻成，还把自己搭进去了。

不过，如果故事变成这样，也就没有了意义。

最终，“正义必然战胜邪恶”，光明总会到来，即便是迟到。

故事的本身，其实没有太多的悬念，类似故事的结局在开始就可以预见，倒是可以说说故事中一些有趣的事情。

首先说说民众，当时的“叛国事件”，“当局”搞了个盛大的仪式，想把犹太人钉在耻辱柱上。

当局的这套做法可以理解，为了统治，无所不用其极。

只是可笑的民众，群情激愤，到了今时今日，蜕变成键盘侠，俗称“喷子”。

再说说这位老师的“情妇”，很有意思。

难不成是法国人天性的浪漫？

以为是真爱，但是得嫁给身份，所以婚外情滚得理所当然。

可是当事情暴露，这真爱神奇般消失了。

最后说说这位犹太人。

沉冤得雪应该很满足了，竟然还要提要求，老师的面子实在是下不来啊。

可能缺少事件背景，也可能是我本来就有点脸盲，所以这部电影对我来说看进去的门槛就变高了很多，感觉整个电影都是非常冷静的，没有煽情或者营造什么气氛，就好像当时情景就是如此故事的核心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冤假错案带来的一系列反应，要不怎么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这样的事情历史上不要太多，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推出一个替罪羊，反正普通大众最好糊弄，就像作为普通民众的我们如果不是因为某人自己发的微博我们能知道可以开车进故宫？

阶级之间就是天堑啊。

但是仍然觉得敬佩，会有这么一些人守护者公平和真相，他们完全可以不管，也会有很好的生活，但他们良心过不去。

这就是我始终对人性保持一点点乐观的原因吧，总有一些人用他们的热血和善意，理智和热爱守着社会的底线，不论是那样年代里需要抛头颅洒热血，还是需要为了真相付出生命，又或是在咱们这样的和平年代不受诱惑，不惧艰险。

并不是异类就必须要烧死，权利越大心越黑，多给别人一些宽容和尊重，世界和平有爱多好呀但电影确实不是我的菜

公众号：抛开书本法国时间2月28日，第45届法国电影凯撒奖颁奖，罗曼·波兰斯基凭借《我控诉》获得最佳导演，宣布结果时颁奖现场有部分女影人退场表示抗议，其中包括《燃烧女子的肖像》的导演瑟琳·席安玛和女主角阿黛拉·哈内尔，以及多位女演员。

事实上，在凯撒奖刚公布提名时，就有不少团体抗议波兰斯基和他的作品入围，而当晚包括罗曼·波兰斯基在内的《我控诉》的主创人员均没有出席典礼。

颁奖典礼上，宣布最佳导演奖由罗曼·波兰斯基(《我控诉》)获得后，《燃烧女子的肖像》演员阿黛拉·哈内尔迅速离场，并怒喊“恋童癖万岁，干得好，恋童癖！

”导演瑟琳·席安玛和演员诺米·梅兰特也随她离开。

另有多人离场，场馆外有不少人举着火把示威，抗议凯撒奖，场面一度混乱。

同时安排的颁奖人是一名性侵受害女性嘉宾，哈内尔公开过自己被《恶魔的孩子》导演克里斯多夫·卢基亚性骚扰的经历，从她12岁持续到15岁。

现年87岁的罗曼·波兰斯基曾于1978年被美国司法机构认定强奸13岁少女萨曼莎·杰默，此后他逃离美国，至今仍被美国通缉，不能入境美国及其他与美国有引渡条例的国家。

近些年来也有一些女性指控波兰斯基在过去几十年有过性骚扰行为，但波兰斯基否认了这些新的指控。

尽管出现如此尖锐的争议风波，《我控诉》在本届一举获得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与最佳服装设计三项大奖，最佳影片大奖花落导演拉吉·利处女作《悲惨世界》，也是今年代表法国参与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竞争之作。

而此前大热入围提名的《燃烧女子的肖像》最终只获最佳摄影奖。

法国凯撒学院奖董事会的21位成员将于2月28日凯撒奖颁奖仪式后集体辞职，然后将进行自我改革，重新选举成员。

早前，有近400位电影界人士，包括影星蕾雅·赛杜、 奥玛·希、导演米歇尔·阿扎纳维西于斯、埃里克·托莱达诺等曾签名请愿要求凯撒进行彻底整改。

这不是第一次波兰斯基引发女性抗议了。

2019年八月末威尼斯电影节，开幕伊始话题几乎被波兰斯基垄断，消息传来令国内影迷错愕不已。

开幕评审团新闻发布会上，本届评委会主席卢奎西亚·马特尔和电影节艺术总监阿尔贝托·巴贝拉回答记者关于波兰斯基强奸幼女案件和影片的关系提问时，出言产生分歧。

马特尔：“我本人并不会将导演本人和他的作品完全分开来看，因为没有哪位导演是完全透明的。

我不会参加电影节为波兰斯基举办的晚宴，因为我还代表着在阿根廷还在反抗和奋斗的女性们。

因此我不会祝贺他，但是电影节选择他的电影当然是正确的。

”她又说道：“因为这至少带来对话，而且引发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如果已经有了法庭审判，接下来对导演应该做什么？

拒绝接受他参加电影节？

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但我们必须和他展开对话，没有比电影节更好的地方去进行这样的沟通和对话了。

”巴贝拉：“这是最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将导演声誉纳入特别考量，而是觉得应该将导演作为艺术家和生活中人的身份分开来评价。

我们不能因为他受到的指控就忽略他作品的天分，波兰斯基作为导演的才能在今天世界上实属罕见，我们不能等100百年后，才来承认他的作品和成绩。

这些遭遇可以让我们理解他有的电影为什么会如此黑暗文/东SIR我无法审判他犯过的罪行，我只是个电影评论家，并不是生活或者法庭的审判者。

在我看来，电影观众也应该持有这一态度。

”马特尔言语传出，影片制片方马上表示除非其澄清言论，并明确表示本片将得到公正的评审，否则考虑撤片。

之后马特尔发表声明，表示自己会对波兰斯基的《我控诉》和其他主竞赛影片一视同仁，还表示她的言论被“严重误解”了。

该片的制作方表示接受道歉，事件才得以平息。

这实际上不是波兰斯基事件第一次在世界影坛掀起滔天巨浪。

十年前年苏黎世电影节宣布将授予波兰斯基终身成就奖。

2009年9月27日波兰斯基放下手中的工作飞到苏黎世准备接受颁奖时，才下飞机就被扣押，美国政府要利用这次机会在有司法引渡关系的瑞士抓捕波兰斯基。

消息传出来，世界震惊。

马丁斯科塞斯、伍迪艾伦、大卫林奇、王家卫等一百多位世界著名电影人联名发表抗议信。

那届苏黎世电影节全体评委戴着“释放波兰斯基”的红色臂章出席开幕式。

600多名影迷聚集在影院周围抗议，要求释放波兰斯基。

法国政府和波兰政府联合对瑞士政府开展外交斡旋。

（波兰斯基有法国和波兰双重国籍）法国文化部长发表公开讲话：“波兰斯基是法国的骄傲，法国不会坐视。

”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也表示关注此事。

最后，瑞士政府驳回了美国政府的引渡申请，还给了波兰斯基自由。

如此兴师动众又如此对波兰斯基阴魂不散的究竟是什么事呢？

先说其人，父亲是波兰犹太人，却信奉不可知论。

母亲出生在沙俄，却信奉天主教。

他们婚姻的结晶波兰斯基生于法国，这造就了日后波兰斯基电影里景深处的斑斓。

德国纳粹上台后，他们举家回到波兰。

后被关进不同的集中营。

母亲去了恶名彰显的奥斯维辛，再也没有出来。

父亲和小波兰斯基被关进了毛特豪森，侥幸躲过了焚尸炉。

波兰斯基中间逃出了集中营，在各地流浪。

这段黑暗的经历波兰斯基很久不愿面对。

传说《辛德勒名单》开始属意的导演是波兰斯基，波兰斯基回复斯皮尔伯格说他还没准备好面对那段黑暗。

而等他准备好已是将近十年后了，2002年波兰斯基才推出他关于犹太集中营的电影《钢琴家》。

波兰斯基有着电影天才。

长片处女作《水中刀》就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奖。

而后的几部电影也都获得成功。

后来他辗转到了英法，1965年凭《冷血惊魂》拿下柏林电影节评审团大奖；1966年凭《荒岛惊魂》拿下柏林金熊。

感情上也邂逅了美丽的美国女演员莎朗-塔特。

去好莱坞后《罗丝玛丽的婴儿》也一举成功。

一切似乎长夜将尽。

然而凛冬又至。

1969年的8月9日，波兰斯基在英国工作，有8个月身孕的莎朗和4位朋友在家欢度周末，然而飞来横祸，后来到案发现场的警察看到一条从屋顶挂下的绳子勒死了莎朗和她腹中8个月的胎儿；4位朋友也都死于非命，死相极惨，其中二具尸体，分别中51刀和28刀。

事后周围邻居回忆91米外的邻居听到传来一些零星的枪声。

1.6公里外露营的听到了凄惨的呼叫：“噢，上帝，不，不不……”后来凶手曼森家族说是因为《罗斯玛丽的婴儿》亵渎了他们的神灵，才下此重手的。

于是，波兰斯基成了欧洲媒体笔下的悲情天才。

波兰斯基悲痛欲绝，为缓解痛楚。

以250美元每小时的天价跟莎朗介绍认识的李小龙学习中国功夫，但显然中国功夫不是疗伤良药。

波兰斯基沉湎于美酒和女人。

一时间美国报纸上充斥着波兰斯基骄奢淫逸的报道。

于是，波兰斯基成了美国民众眼中的花花公子。

强奸幼女案发生在1977年3月的一天，穆赫兰道杰克尼科尔森私宅的泳池。

女方为当时年仅13岁的萨曼莎盖曼。

对于事件发生双方说法不一，波兰斯基说对方发育成熟、动作熟练，不像未成年。

（波兰斯基这方面可能确实没有太在意年龄，后来他和娜塔莎金斯基发生关系时金斯基才16岁，只是《苔丝》的成功，让金斯基对波兰斯基始终心存感激，没有追究罢了。

）女方却说是被迫的。

但不可辩驳的是事发时波兰斯基诱骗女方喝下了有安眠酮的香槟酒。

波兰斯基只能认罪。

进入司法程序后，波兰斯基的律师是道格拉斯达尔顿，女方的律师是罗杰古逊，二人都是处理此类案件的高手。

一番寸枪舌箭双方达成缓刑协议。

然而很不幸，案件的主审法官是劳伦斯特里邦德。

一个喜欢出风头的喜欢成为中心人物的法官。

再加上波兰斯基在美国民众中花花公子的口碑发酵，劳伦斯特里邦德断然拒绝了协议，放话要把波兰斯基投入监狱100年（有说50年的）。

波兰斯基闻讯大惊，连忙跳上汽车直奔机场买了一张机票飞往欧洲，至今再也没有踏上美国土地一步，哪怕1981年凭《苔丝》拿到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2003年凭《钢琴家》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亦不能回美国出席颁奖礼。

波兰斯基回到欧洲后，悲情天才的人设开始起作用，加上法官在处理上确有瑕疵，所以他和他的电影在欧洲受到很好礼遇。

在2002年凭《钢琴家》拿下金棕榈、英国学院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2010年凭《影子写手》获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欧洲电影奖最佳导演、最佳编剧；2011年凭《杀戮》拿下威尼斯电影节小金狮奖；2014年凭《穿裘皮的维纳斯》获凯撒奖最佳导演，影片在欧洲三大、凯撒奖、戈雅奖、欧洲电影奖中更是多次入围。

然而他在美国的境遇没有任何改变，哪怕后来受害方要求撤销对他的起诉，也没获得美国司法的免罪。

这就是波兰斯基的悲剧人生，这里面有命运对他的不公，确也有他犯下的错误。

作为影迷我们对他直接的认识就是他惊人的电影才华，这些遭遇可以让我们理解他有的电影为什么会如此的黑暗。

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波兰斯基，世界是复杂的，世界上每个人也是复杂的。

我们很少遇到完美无缺的圣人，我们也不太可能遇到十恶不赦的恶人。

我们自身的知识亦有限、精力亦有限，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能完整的评判这个复杂的世界、复杂的人是困难的。

我想我们能做的就是专业的东西交给专业的人士来处理，比如波兰斯基的司法问题就交给专业的司法人士来解决，既然专业的说在欧洲因为司法管辖权的问题，他不需要服刑，我们就尊重专业人士的意见。

然而他的电影才华为这个世界创造的精神营养应该是属于全世界，每个热爱电影的人都应该给予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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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的片名就像电影中所表现的一样，来自左拉的《我控诉...！

》。

影片用精致而写实的画面几乎完整还原了德雷福斯Dreyfus案件的始末。

历史图片波兰斯基并没有以事件主角德雷福斯的视角展开故事，而是选取了后任情报部门主管发现事件真相并力争还德雷福斯自由的故事线。

先要说明的是，目前很多翻译把德雷福斯翻译成屈里福斯，这个很容易让人困惑，毕竟在历史书上中文一般都翻译成德雷福斯。

（当然还是很感谢字幕组）

1，反犹历史早的很？！

电影开篇就是在可以看见远处法兰西象征——艾弗尔铁塔的广场上，德雷福斯当众受辱，被剥夺军衔和佩剑，虽然他口中一直高喊自己是清白的，但是围观者还是群情激愤的对其攻击与咒骂。

整个事件的经过当然电影已经交代的极为详尽。

但是加上一定的历史背景也许可以更好的理解本片。

这就要从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惨败说起，战争的失利不但让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整过国家进入第三共和国，更使得整个法国社会包围在一片仇视德国的氛围中。

在法国凡尔赛宫加冕的德皇！

而犹太人作为很多法国人解释战争失败的替罪羊，也开始受到攻击。

紧接着又发生了“巴拿马丑闻”，更是让犹太人的处境雪上加霜。

简单来说就是1891年成立的巴拿马运河开凿公司因为项目前景很好，所以吸引了法国当时大批中产之家购买它的股票，后公司又多次通过行贿政府官员的办法，使得政府通过法案，允许其再次发行股票。

最终公司破产，众多中小投资者深受其害。

就在这种反犹的背景下，1894年9月一份被送往德国住法国武官的信被人发现，信中记载了法国的部分军事机密，而字迹和德雷福斯上尉貌似吻合。

其被捕后，又出现了上述德国武官写给意大利参赞的信等证据，很快德雷福斯被判终身监禁。

请注意本案自身的关键词——犹太人、德国等等，都完美契合大众对敌人的认知。

当然就和电影中一样，虽然又有很多波折，但是最终由于皮卡尔（男主）的调查和揭发，德雷福斯最终获得自由并官复原职。

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898年1月左拉发表的《我控诉...！

》。

负债累累，作恶多端的人被认为清白无辜，而德行端正的人却被控有罪。

当社会无耻到这种地步，它就要开始腐烂了。

（第十八段）左拉还说：整个欧洲和世界在注视着，全世界都相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

我们在伦理上的色当之役（法国1870年被普鲁打败之役）败了，今天比当年的败北还惨百倍。

从此之后，整个法国分裂成了挺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最激烈的时候，人们甚至在酒馆由于观点不同而大打出手。

监禁中的德雷福斯政客们也纷纷表达观点进而站队，甚至法国政坛也得以重塑，最终的无罪释放，使得右翼力量在议会中受到重创。

请注意这件事的时间是1894年，距离《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等的故事发生还有40多年，这种对一个特定族群的仇恨其实由来已久。

很有趣的一点是，刚到任的皮卡尔开始调查德雷福斯事件时，镜头两次给到他无法打开办公室窗户的镜头，也许需要打开的是正义之窗。

影片结尾皮卡尔和德雷福斯的见面也意味深长。

面对使自己回复自由身的男主角，德雷福斯没有丝毫的感恩戴德，而是告诉对方你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一个社会要因为一个人仅仅做了本职工作就该得到表演，那就仿佛和表扬一个运动员没有服用兴奋剂一样荒诞。

电影整体稳重，基调平缓，镜头语言也很平实无华，这反而增加了本片真实事件的感染力。

2，到底电影和导演如何评价当然最后还是要说一下广受争议的波兰斯基本人。

他作为犹太人，长期关注大屠杀题材，拍出过《钢琴家》等反应二战的片子，同时他的妻子被曼森家族杀害的事件也是尽人皆知。

当然波兰斯基作为现在还在被美国因为性侵通缉的人员，当年的案件大家也基本有所耳闻，当时他以没有受到公平审判为由，弃保逃亡国外。

当年案件的真相并不是本文重点，重点是最近在凯撒奖上，有些电影人听到波兰斯基获奖后起身离开以示抗议，更有很多人到豆瓣给《我控诉》刷一分。

《流浪地球》剧组成员上千人，难道作为普通观众可能了解他们所有人有无犯罪记录吗？

波兰斯基的案件当然应该是美国执法部门去追究，表示抗议的电影人也表示理解。

但是在市场化的今天，我们面对的包括电影在内的各种产品，只需要考虑产品本身即可，而不需要知道编写了微信的程序员们的道德水平或者犯罪情况。

5星，我个人很喜欢这部电影。

作为一部已历史真实事件拍摄的电影，故事情节高度还原，功过是非已经盖棺定论。

仅拿这部电影来说是非常优秀的，影片里无处不体现着拍摄精致的质感，人物场景精心的考究，透露着艺术气息的匠心。

让人觉得赏心悦目，观感极佳，并带着一股70年代胶片电影的古典风。

至于人物，只能说殊途同归，都是想维护国家的正义，军队的荣耀。

有的人想排除异己，遮羞蒙弊。

主角则想伸张正义，公正对待。

但还是保留了个人看法。

我能同时理解双方的做法与出发点，只是这个世界并不完美，结局也不可能完美。

即使才华横溢如本片导演的人，也无法掩盖污点，这就是人生。

舆论就像洪水，汹涌来袭的时候，分不得方向，只能被其裹挟前进。

但是我们不能一直任由洪水泛滥，要竖起一道围墙，不能向舆论低头，要分清楚方向。

我很佩服法国凯撒和美国奥斯卡，好电影就是好电影，不能因为舆论和抗议就去改变对于艺术、对于好的定位，如果连这种程度的大奖都向舆论妥协了，那这个世界有多荒唐！

21世纪最可怕的就是“民粹”。

电影应该是艺术的，让人遐想、向往、触动，电影人也应该有所坚持。

我不了解罗曼.波兰斯基，也不为他说什么。

但是我想说当年那个被他QJ的13岁美国女孩已经50多岁了，但现在为止，她仍然受到舆论的伤害，生活也受到巨大的影响，一片片雪花不仅仅是波兰斯基的艺术创作的肩上，而且也要压垮那个女孩。

其实，这起案件自从在1977年发生后就已经成了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几乎波兰斯基一有作品问世它就会被拿出来重新演绎一遍，即便案件受害者萨曼莎·盖默在多年以后表示早已原谅了波兰斯基，并参与到为波兰斯基的辩护中去。

理智在什么时候显得都尤为的重要。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公审别人，那是神和法律的权力。

很多男性的公众人物也有参与到女权运动中去，就像韩国演员刘亚仁说过的“他很支持女权运动，因为女权运动是人权运动一部分”。

我也很尊重女权，不管男权女权都是人权的一部分，男女平等，人权高于一切。

希望大家都不要成为雪花和组成洪水。

我控诉 (2019)7.42019 / 法国 意大利 / 剧情 / 罗曼·波兰斯基 / 让·杜雅尔丹 路易·加瑞尔

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 (2008)7.52008 / 美国 英国 / 纪录片 犯罪 / 玛琳娜·泽诺维奇 / 米娅·法罗 佩德罗·阿莫多瓦

才华，非人私有，乃是人类共有的财富。

这是我们要保卫艺术家的原因。

无论人性的善恶，他都成为了天选之子。

天才，是那些将常人无法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的人物。

许多人都感觉到了，但他们表达不出。

这个任务于是交到了天才手上。

艺术家变成了稀有之人，他以非人的方式存在于作品中。

他是艺术作品的创造者，而不是所有者。

所有者是整个人类。

但这丝毫没有言及另一个问题：艺术家也是活生生的人。

人，有喜怒、有善恶……他也会做出违背道德与逆反人性的事情。

不是因为他是天选之子，便有了豁免恶罪的权利。

分开来看：艺术品的作者，一个符号化的抽象人物，一个普遍意义上的选子。

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喜怒哀乐。

能因为前者的贡献，弱化后者的道德审量吗？

不能，艺术家同样首先是人，活在群体社会中。

于是，他也得遵循内心的道德法则。

然后才是创作出作品、为全人类共享的艺术家。

艺术作品甫一诞生，便进入全人类共有的虚拟档案馆。

实质上不为艺术家所有。

因为艺术家的身份，从而享有道德豁免权。

这是自古以来的叙事建立起的神话，无法分开。

只是一点，当我们评判一件艺术品时，忘掉它的创作者。

把它当做人类共享的财产来看待。

如此，才是欣赏艺术的正确方式。

我控诉和七君子，两部试图还原的都是背景极其复杂的历史事件。

时隔七十年左右，一个是欧洲的犹太人，一个是美国的非裔群体。

在2020年的大背景下，显得尤其应时应景。

共通点是Abbie甩去嬉皮外套豁出命似的对Hayden说的那句话：We are not killed by what we do but who we are。

国家，军队，重权，人民，个体。

选择对抗的个体不管是因为理想主义还是英雄主义都值得后人敬佩。

嬉皮笑脸或许也只是在认清这个庞大机器的真相之后一种伪装。

唯独过不去的一点是，Polanski的个人背景很难让观众撇开偏见。

过去半年来，《我控诉》显然是一部非常“艰难”的电影。

由于导演波兰斯基的性侵丑闻，它先是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被多位评委公开指责，之后又在媒体界引发广泛的舆论。

多年来饱受指责的波兰斯基，也一如既往地确认缺席电影节现场。

但即便如此，《我控诉》依然凭借作品质量在第76届威尼斯电影节上摘得了评委会大奖。

获了奖却无法领奖的波兰斯基当时，我们发了一篇文章《争议！

风口浪尖中的他，唯有以电影来控诉》，也一度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少争议。

作者在该文中写道：“反观今天处处裹挟着‘政治正确’的主流民意，有多少经过深思，又有多少人云亦云。

”

在短暂的风平浪静之后，半个月前的凯撒奖风波又将《我控诉》及波兰斯基再一次推至舆论的高峰。

法国凯撒奖将最佳导演、最佳剧本奖都授予了《我控诉》，这个结果引得颁奖典礼现场多位女性电影工作者当众退场，其中就包括《燃烧女子的肖像》的导演与主演。

而国内舆论方面，继凯撒奖之后，《我控诉》的豆瓣评分短时间内曾一度降至6.3分。

显然，《我控诉》的低分并非因为影片本身质量太差，绝大多数都要归咎于导演波兰斯基的性丑闻持续发酵所带来的舆论愤怒。

关于波兰斯基本人的罪责，我们在此不想做过多议论。

而无论如何，影片《我控诉》中出色的连贯影像空间构造及叙事上的巧妙编排，都注定了它是一部可圈可点之作。

放置于波兰斯基本人的语境下，这场“控诉”多少也会有一些别样的意味。

出色的影像塑造能力，对熟悉波兰斯基的观众或许早已是老生常谈。

但《我控诉》作为一部以一战前的法国为背景的历史电影，在影像塑造上与波兰斯基的其他作品又略有不同之处。

在遵循古典式摄影的基础上，影片《我控诉》利用影调和置景构建出了一个连续的封闭影像空间。

乔治·皮卡尔上校所在的情报处建筑，便是影片中一个典型的封闭空间。

该空间的首次亮相在影片开头部分，亨利领着皮卡尔前去情报处上任的这一场戏中。

随着二人来到情报处，先是给到一个仰视镜头展现该建筑的外部全貌，灰蒙蒙的外墙颜色以及仰角带来的压迫感，先入为主地奠定了该空间的部分影像基调。

随后二人正式进入到建筑内部，人物面部阴影出现，光源明显减少；镜头则并没有直接给到室内空间，而是卡在二人进门位置的中景。

紧接着，才正式带出室内空间的部分。

循着画外音及人物视线，镜头右摇，带出位于人物左侧的小房间。

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明显有一处模糊的室外光，使得房间内部充满雾感。

这种进门前后的观感差异，在室内明晰地划分出两个表演区域。

而后，波兰斯基又采用缓慢右摇的方式，通过光源变化及构图设计，将楼梯间赋予了分界线的意义。

由此，这栋建筑的内部从纵深层面上又被分割开来，再次形成两个独立表演区域。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波兰斯基在这一段落中有意编排的影像节奏：“即在交代新空间上，使用慢速小幅度摇镜与直接切换有序交替的方式。

”

罗曼·波兰斯基这种颇具特色的摇镜，正是波兰斯基营造封闭空间感的重要法宝之一。

缓慢的摇镜有效地限制了观众在视觉上对空间内信息的获取速度；亦可以说，波兰斯基将观众从图像中获取信息的部分“权利”掌握到了自己的手中。

但由于这种摇镜幅度相当有限，观众所观察到的空间往往都有所缺失（甚至一部分室内空间自始自终是残缺的）。

单从此处看来，大量使用这种运镜其实是一种相当有风险的做法，或许稍有不慎影像氛围就会出现断档。

但《我控诉》显然并没有陷入到这种困境之中，而原因则正是我们上文所提到的对空间先入为主地分割。

波兰斯基利用空间内不同部分中灯光、画面背景色的差异以及构图内的线条，将一个大空间从水平、纵深两个层面分割成多个独立的小空间。

然后，再把这些小空间按照一定的顺序呈现出来，而连接这些空间的显然就是摇镜。

在本就彼此独立的狭小空间之间使用这种有点“残缺”的衔接方式，进一步加剧了视觉上的挤压感。

同时，多个空间的先后交替出现，显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建造影像迷宫，用视觉迷惑来制造压迫感。

这种空间内的独特组接，使无数残缺的碎片被结合到一起，反而构造出一个个充满压迫感的连贯封闭空间。

也正是因为波兰斯基在本片中自始自终坚持使用这种手法，才在一个个平凡的空间内为观众带来不同寻常的体验。

在缓慢摇镜的呈现下，甚至就影片开头巨大的广场也被赋予了些许封闭感。

事实上，《我控诉》中对空间封闭感的追求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它恰恰是对本片叙事的一种有意呼应。

从整体故事上来看，影片《我控诉》的两个核心人物就是皮卡尔和德雷福斯。

德雷福斯是线索人物，虽然这个角色全片出场次数极少，但正是他所引发的这次事件支撑着全片叙事的进行。

历史上&电影中的德雷福斯皮卡尔是主要叙事人物，由他牵引出一条叙事线。

观众在本片的绝大多数时候也正是跟随着他的视角在看这个事件。

历史上&电影中的皮卡尔上校而《我控诉》中，皮卡尔与德雷福斯彼此产生交汇的原因，则正是因为这两人拥有一个相同的社会背景：“法军。

”

在影片前半段，叙事就紧贴着这两个主要人物的社会关系而展开，一切都发生在法军内部。

而由皮卡尔情报处处长身份所牵扯出的工作内容，则成为了影片前半段叙事的唯一动力，某种意义上像是“侦探电影”。

由各种线索引发的闪回，也穿插在皮卡尔“日常”的工作中。

观众看到的是他处处受限，施展不开手脚。

而法军所代表的封闭体制，显然是被波兰斯基视觉化，成为一个个具体的牢笼：情报处、法国陆军司令部，甚至是他的处所。

然而，皮卡尔这个人物本身，在影片前半段显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囚禁”了起来。

即使工作上有诸多不顺，但他依然坚持履行着他作为情报处军人的职责，并无怨言。

他为关押他的体制牢笼而服务，毫不动摇地坚持着对这一体制的信仰。

但当影片叙事上出现第一个转折（那封信或许不是德雷福斯所写）时，皮卡尔的处境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军队体制对他的限制越来越大，他开始不理解这种限制。

明明他是在为体制工作，体制却要求他停止工作。

显然，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让皮卡尔渐渐地对体制的决断产生了怀疑。

在最终的尝试之后，皮卡尔彻底激怒了体制，反而是被体制先行抛弃了。

巧妙之处就在于，整个前半部分的叙事中，由第一个转折点而引发的戏剧冲突并不是来源于人物或者外部环境的变动。

无论是皮卡尔还是军队体制本身，都只不过是保持了其原貌；而打破这一平衡的不过只是一个合乎常理的真相。

这无疑说明《我控诉》中看似高尚、牢不可破的军队体制，在简单的常理问题下，便暴露出其壁垒是由固步自封与仇视所搭建而成的本质。

而随着常理的不断追问，这一严密的体制也就逐渐走向自我瓦解。

皮卡尔被军队高层们赶走的情节显然就是这一过程的开端，同时也宣告着影片第二部分叙事的开始。

随着皮卡尔“心甘情愿”地被体制剔除，他便失去了之前的人物动机以及军队背景，同时也意味着他开始真正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走入到社会环境中（但并不意味着与体制反目成仇）。

摆脱体制对他的部分束缚之后，通过与左拉为代表的社会改良派的沟通合作，他才逐渐意识到体制内部出现了与社会道德常理相悖的问题。

由此皮卡尔获得新的动机，即所谓的良心。

而从此处开始，叙事方式也不再像是之前的“侦探电影”，而是转变为“社会律政电影”。

最明显的标志便是，观众不再完全跟随皮卡尔这一人物来看整个事件，转而直接聚焦到事件本身。

影片的叙事节奏也不像前半段那般紧凑，而是在主要事件讲述中时不时抽出一些篇幅来向观众展示当时的社会面貌。

观众也不再和皮卡尔一起被关在封闭的体制空间内，从而对于时代背景下的反犹主义有了更多自由思考、观察的余地。

皮卡尔与主线叙事的因果关系变弱，也意味着这一人物逐渐转向“线索化”、“普通化”。

后半段的两场庭审中，皮卡尔显然都并非核心，他不过是证人、参与者的其中一位，甚至在后半段的几次关键转折点上，皮卡尔都是缺位的。

而与之相对的，波兰斯基也将对皮卡尔这一人物的关注点转移到他自己的困境上。

即便是暂时离开了体制，皮卡尔的生活依旧没有完全逃脱它的掌控。

除了现实层面的威胁与监视，更严重的是他在精神层面对“体制的正义”和“常理的正义”的纠结。

作为一个生命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效忠于体制的人，他依然没有放弃掉对体制的认可。

皮卡尔试图找到体制内这一问题的根源所在，但由于其依旧是在用体制内“政治正确”的目光来检查体制，所以他是无法深刻认识到特权主义与种族偏见这两大病根的严重性的。

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纠结，化为无形的封闭空间，继续囚禁着皮卡尔的心智。

而波兰斯基在影像上也呼应了这一点，他通过改变置景与灯光将小空间内部变得凌乱而压抑，让观众更为直观地感受到皮卡尔的处境。

甚至波兰斯基还安排线索人物德雷福斯回归主线，通过他在法庭上一次次地宣誓忠诚无罪但却一次次地以失败而告终，暗示其与皮卡尔某种意义上的共性：“作为坚守信念的、正义的平凡人，却都被自己所效忠的异化后的体制关押而沦为囚徒。

”

这也正是影片《我控诉》叙事到最后，所传达出来的悲剧根源所在。

当结尾二人都重回体制内，并不约而同地透露出对时代大环境的无力以及无限的忠诚时，不免显得有些悲壮。

人未变，但时代早已不同从前。

而波兰斯基是否也是在借《我控诉》为自己辩护呢？

从笔者的个人观点来看，或许这部影片与波兰斯基个人罪责的关系，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大。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长期背负骂名与罪孽的生活，一定程度上也给了波兰斯基不少创作灵感。

他或多或少地将自己对标身为囚徒的德雷福斯，但与此同时，也正因为他将自己对标德雷福斯，才不至于有过多的为罪行辩护的意味。

原因在于，《我控诉》中无论是皮卡尔还是德雷福斯，几乎都没有做什么主动的反抗，他们始终都心安理得地呆在黑暗、封闭的房间内的人。

而真正有所控诉的其实是左拉一派人，他们站在明亮的房间内不断敲打墙壁，要推翻这堵墙，让隔壁的房间也得以见光。

而如今的波兰斯基，或许早已不再具备这种激情与底气。

对于波兰斯基来说，《我控诉》中最为珍贵的或许不是赫赫有名的报纸公开信；而是对反犹主义的又一次警醒，以及德雷福斯与皮卡尔对视时眼神中所流露出的，那种在历史长河中久经沉浮的无奈。

作者| 黄摸鱼；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