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1977

昨晚苏老师打电话来，问想不想看《高考1977》，她多张票想约了今天早上9：20在影城门口见。

刚下过雨，车很难叫，等了半天叫到了，到影城刚好9：20，这时收到苏老师的短消息：我还在宜山路上 恐怕要迟到了 苏。

我就在影城门口等着，这时候发现很多结伴而来的中年女人。

说中年女人，其实是一些已经步入老年的中年女人了，穿得大多比较妖娆，但是岁月的痕迹很重。

回沪知青本来是有回沪知青特有的腔调的，特别是在放《高考1977》的电影院门口。

他们的出现让我很动容。

苏老师和她的干女儿迟到了一小会儿，进场之后正在演扛大包比力气。

眼睛适应了黑暗之后，发现2厅坐得很满。

2厅是个比较大的厅，相当于以前一个很大的电影院的差不多半个那么大，早上9：30的电影，居然坐了这么多人。

电影很好看，比我想象的好看，主旋律得好看，很不容易。

让我确信那个时候邓小平的出山确实是那样令人振奋的。

特别是烧荒的大火蓬蓬勃勃地烧起的时候，我很少有地被一部新电影震撼了。

大手笔啊，绝对大手笔！

就凭这一个镜头，编导就了不起！

电影里感人的故事和场面可以说连绵不断，有几处我差点落泪，所以当剧终灯亮后看到苏老师在抹眼泪我一点也不吃惊。

她说她一直在哭，因为想到很多事情，她的三个孩子当年都是插队知青，侯牧人到东北插队的时候才16岁。

那天去送侯牧人，她忍着一直没哭，回家之后，发现女儿侯牧遐把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了，于是和女儿抱头痛哭。

我拿的这张票本来是侯牧遐老师的，她坚决不肯来，因为来看了会受不了。

她当年参加高考被录取了，但是名额被别人顶了，后来是结婚回来的。

这个题材能这样大张旗鼓地拍个电影，让我觉得很振奋。

我刚才在豆瓣看了会儿评论，发现有些可能是非常年轻的年轻人写：没想到当年是这样的，没想到曾经这样地苦。

非常年轻的年轻人们啊，曾经发生的事情只能更苦，更不可思议，更难以容忍。

我昨天跟一位老师打电话，跟他说，正如鲁迅说的，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在我们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曾经发生的事情，没有最惨，只有更惨。

但是现在的非常非常非常年轻的那些年轻人，他们没有人告诉他们曾经发生过什么，所以无从去想象，无从去辨识，甚至无从去揣测。

你怎么想象一个民族的未来是生活在对自己的父辈、祖辈刚刚经历过的苦难一无所知的基础上的？

（注：苏老师是配音艺术家苏秀老师）

首先得说，这篇评论似乎不算评论，而是某个人的亲身经历，放在这里，只是为了说明这部片子还是讲了一些蛮真实的故事的。

我妈说，她绝对不会看这部片子，因为她自己就经历过那命运转折的一年，她说跟我讲那年的事也勾起了她“艰难的回忆”。

她说那毕竟是个“扭曲的时代”，尽管她是这个转折点的受益者。

有个教育局副局长曾经在她所在高中蹲点，她当年是学生骨干，因此与他熟识。

此局长对她印象不错。

她与同学一起出发去插队前，在人海中又碰到了那局长，他与我妈说：“xxx，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们说今年又要恢复高考啦！

”，他还说：“xxx，你要努力啊，不要荒废以前学过的知识，你们这届应该能赶得上。

”我妈算是她那帮同学中最早得知这个消息的，此时距离消息的正式发布还有好几个月。

那是7月份，太阳与暴雨正热烈地亲吻土地。

生产队是按地域分的，我妈所在为灶本冲生产队，隶属于林水大队，此大队又隶属于林水公社。

她第一个月主管伙食，天未亮便提着一盏小灯在黑漆漆的农舍间忙活，为十几个知青准备早餐。

一开始没有菜，往米饭里添些盐油便成就了他们一天的能量来源。

女知青常吃不饱，因为饭一上来便总让男生抢了去。

后来当地的农民给他们划了些地，他们便在上面种些菜，又养猪和禽类，好歹让餐桌上显得丰盛了些。

她说插队让她认识了“无组织无纪律”的农民，这在她口中是个褒义的形容词，她谈及第一次全村开会时，知青们遵守约定于上午10点来到会议地点，等了许久却还未看到农民兄弟们的身影，直到11点半才见他们姗姗来到，悠然自得，而会议也仅持续了半个小时而已，让知青们叹服不止，往后知青们亦学会此招，日子由此过得松散而愉快。

她还说她自打那时起便深感农民的伟大，因他们日复一日的单调劳作，却丝毫不觉烦闷，反而乐在其中。

恢复高考对于他们来说当然是好消息，我妈犹记当年是在公社报的名，其后填报志愿时可闹了点笑话。

由于消息闭塞，也绝无报考指导这类资料，她和另一女生在密密麻麻的大学名单上指指点点，只认得清华北大中大等响当当的名字，其他一概不知，也不知道自己的水平到底与这些名牌相距多少。

她只知自己的数学学得不错，便报了中大和广西大学的数学系。

他们曾经想要回家复习，因为他们插队的地方离家并非隔千里远，但才没几天就让带队干部拉回了生产队。

那时是秋收，也许是队里也忙得不可开交，所以是硬生生地把他们扯了回去。

至此每天披星戴月，晚上以床为桌，学习时间少得可怜，我妈一度认为自己肯定与大学无缘了。

考试是在公社。

她说语文考试三个小时，她只答了一个小时便出来了，作文题目为“最难忘的事”，她写了打倒四人帮之类。

理科是我妈的强项，但在等待结果的过程中，她并不乐观，加上习惯了在生产队干农活，她甚至认为自己将会嫁给一个农民，从此脸朝地背朝天，与黄土相伴。

某天一知青兴冲冲地跑来，说是在大队里似乎看到有我妈和另一个男生的录取通知书，他们赶紧随之而去。

在某个办公室里面，负责人员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那男生的通知书，却坚决地对我妈说没看到她的。

我妈坚持让他仔细翻查，过了好久才在乱糟糟装信件的抽屉里发现了她的录取通知书。

但打开一看，我妈有点失望，“桂林医学专科学校”，这是什么地方？

回去与家人一商量，家人都劝她别去，复读一年以备战第二年的高考，都认为这不过是个中专学校，不值得读。

在这当儿，却有相熟的医生告诉她这是大专，以后出来能当医生，并且学医对女孩子来说很不错，建议她抓紧时间去报到。

这便是她的1977，并不多舛，甚至有些平凡。

她曾经是那么平凡的一个女学生，如今也只是一个平凡的医生，日复一日认真负责地对待病人、教育女儿、孝顺父母，仅此而已。

1970年代早期，我还没上学之前，就被父母告知，要学一样乐器。

那个时代学乐器的目的，跟现在孩子们学乐器的目的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为了出路，只不过他们现在是为了“赢在起跑线上”，而我们那时候只是为了避开“上山下乡”。

那时候，我们这样的军干子弟，逃避“广阔天地”的唯一办法就是当兵，而当兵有两个去处，——要么去野战部队当普通一兵，要么学点玩意儿去当相对舒服的文艺兵。

那时候我学小提琴，就是为了将来当文艺兵。

“广阔天地”什么样儿？

我没见过但听说过，总之是苦。

像我们这些生在军营中、长在大院里的孩子，对此只能敬而远之，能逃则逃，能避则避。

再说了，当兵难道就不算干革命了？

所以，对家里安排学玩意儿，哪怕百般不情愿也得坚持，总之不要上山下乡就好。

十月一声惊雷响，揪出万恶四人帮，但上山下乡并没有因此马上停止；而且根据“两个凡是”的精神，一切似乎都不会有什么改变。

真正的改变，是在1977年，那一年邓公复出了。

邓公复出十几天之后，一个消息传来：邓公拍板，当年即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

一代人的命运和这个国家的命运因此改变，于是，我的命运也改变了，不必再每天皱着眉头“歪脖儿拉”。

电影《高考1977》的故事，就开始在邓公复出首度公开露面的那个时候。

那一天，是1977年7月30日，邓公到北京工人体育场看了一场足球赛。

当时，现场观众掌声雷动；后来，这掌声也出现在放映《新闻简报》的电影院里。

《高考1977》一开篇，知青们在露天地里看电影，银幕上出现的就是邓公看球的那部新闻纪录片。

而知青们在这一幕中的兴奋和激动，实际上已经定下了整部电影的基调，——歌颂。

就恢复高考这件事情而言，把它上升到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高度来看待，其实并不为过。

如果你是那个年代的过来人，或者对那个年代的历史有足够的了解，那么，你会发现，《高考1977》与其说是一部剧情片，倒不如说是一部纪录片来的合适。

据说这部电影让很多人感动，但我也听到一些指摘的声音。

在看过这部电影之后，我很明白人们为什么感动，也很明白为什么会有一些指摘，盖因角度不同耳。

我不能不承认，作为一部电影来说，《高考1977》有很多的毛病，譬如主题先行，譬如结构不够精巧，譬如人物性格单一，譬如某些主要人物的思想转变过程缺乏铺垫、比较突兀，等等。

而对一部电影来说，这些毛病甚至可能是致命的。

但我也不能不承认，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有一点不可否认，亦即创作者是真诚的，而且你可以从这部电影中感受到这种真诚。

我必须承认的另一点是，观看这部电影，我是投入了一些个人的感情在里面的，毕竟我曾经耳闻目睹过1977年的那些事情。

有批评者指摘人物缺乏真实感，但我不以为然，因为从片中人物的身上我经常会发现我所熟悉的人的影子，——譬如孙海英扮演的农场场长，你可能感到他的戏有些过、表演有些夸张，但我可以老实告诉你，当年很多“工农干部”其实就是那个样子，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还有批评者指摘这部电影太“政治正确”了，我也不以为然，因为据我揣度，这部电影本身就是一部致敬之作，本来就是为当年的恢复高考唱出的一曲颂歌。

你说它把知青当傻瓜、把观众当傻瓜也好，把历史当傻瓜也罢，但1977年的那个时候，情况大致与电影中描写的不差，而且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也好，知青们也罢，对邓公是感激的，当时“拨乱反正”的一系列政策，也是受到广泛欢迎的，所谓“得人心”即此之谓。

其实，《高考1977》远算不上一部优秀的电影，但它却可以算是一部基本忠实反映了历史现象的电影。

你当然可以批评它浅薄、煽情、缺乏对历史本质的探寻。

但无可否认的是，它基本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皮相，虽然它可能因此缺乏灵魂。

当然，《高考1977》的这个题材具备拍一部史诗巨片的基本条件，但这不仅要看创作者的功力、气魄和胆识，还要看我们所处的大环境是否允许。

凭心而论，对于十年文革，对于三十年前开始并延续至今的改革，我们所拍的电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缺乏表现而是缺乏追问，不是缺乏视野的宽度而是缺乏思考的深度。

所以，《高考1977》是且只能是一曲充满激情和怀旧的颂歌，绝不会变得冷静、理智。

不信，可以回头翻一翻2007年国内媒体对恢复高考三十周年的那些报道，看看那些报道的基调和人们的回忆，你也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看到这样的一部《高考1977》。

电影尾声处，赴考知青们乘坐的拖拉机突然抛锚，为了赶上开往考场的火车，知青们在山野上树林中一路狂奔，正当他们看着火车无情地远去、即将失去机会的时候，场长开着一辆拖拉机及时赶到，知青们挤上那部没有后斗的拖拉机奔赴考场而去。

这一幕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而这，也恰恰是那个年代的极好写照。

文/scarlett不简单啊，这部电影。

它可以让我在观影过程中泪流无数次，看完仍然觉得不算佳作。

而且，我确信，会随着岁月冲刷，渐渐模糊。

影片讲述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青们，在历史重要事件――恢复高考时发生的故事。

关于文革的电影，在岁月渐渐远去时，解禁的话题会越来越多，人们面对真相的可能也越来越大，《高考1977》似乎就是一部企图再现集体记忆的影片。

但是，和谐得有点过了。

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科教片，由学校组织学生们去看。

影片里都是什么呢？

田园牧歌式的幸福生活，在农场待了十一年的小伙子和小姑娘们乐天知命，迟领导平易近人，面对高考大家一条心，为了能参加高考的权利不惜绝食明志。

如果我还在读小学，也许真的会相信，社会真美好，有问题的是一小撮极个别，知识太重要了，高考多么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父辈的一切，不努力读书多么可耻，不读书就废了。

从小到大，我们就是这样一步步被洗脑的。

这是真相么？

真相是《天浴》里的文秀，为了换一张回城批文，与下放地声称能帮她的每一个男人上床，然后怀上一个不知道是谁的孩子，在无望中自杀。

虽然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但是我们还有建在的父辈，这是不能抹煞的伤痛记忆，为什么我们不能给后辈真相？

那些丑陋和伤痛，还想再来一次吗？

如果上山下乡那么美妙，基调那么美好，为什么可以离开农场可以高考的时候，众人趋之若鹜？

影片以主旋律为出发点，有着电视剧典型的节奏，回旋着八十年代影视剧作品的象征意义。

比如烧草的时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神使鬼差，我就在心里对自己说，象征着邓小平复出以后，改革春风即将吹遍大江南北，祖国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旧的腐朽的错误的通通要改变了……很好，非常鄙视自己。

这不就是高考考试的答卷么？

终于摆脱应试教育企图找到自己的想法，现在居然又与它们打照面，固定思维再次翻身。

不是说导演不用心，只是，这种主旋律的电影，对国内的电影事业，有多大意义，对于人心成长，有多大意义？

但我想导演是真的经历过文革的吧，很多一笔带过的，其实是真实的生活，只是尺度把握得太严了。

比如一直想离开，最终还是死在农场的小根宝。

他绝对不是个例，他的死亡也不是意外。

这是时代造成的悲剧。

比如私下用送礼来刮分票数，本来以为背后还有很多故事，结果最后变成和谐地扛包，可以触到人性的细节，又一次轻轻带过。

还比如农场的领导迟，他的形象被强烈地美化。

从老军人到领导知青在农场生活的人，他从不压迫人，只是希望大家好好干农活，他也博爱，最后把所有的人都当成自己的孩子，他还公私不分，因为女主角和王学兵恋爱，就提她做队长。

这里没有人性的丑陋，只有人之常情的无奈。

如果文革的上山下乡对于广大青年来说，仅仅是肉体上的锻炼，这十年对中国的影响，也未免太被轻估了。

当然影片也有塑造得假得相当明显的地方：从影片开头，女主角抱着王学兵，问他是他的意思还是组织的意思，让她做队长开始，我就知道，最后，这个女的，一定会借助王学兵让她离开，然后王学兵走不了。

不知道是导演的问题还是女主角的演技问题，她浑身上下，透着的，就是离开的欲望。

从一开始，就不觉得她是单纯的人。

但是王学兵最后留下的理由也未免太和谐了。

为了他的承诺！

他觉得这块土地很美。

那他的爱情呢？

他完全可以高考，没有他，这块农场不会差到哪里去。

因为女主角说为了他可以这样那样，如果他们是真心相爱，为什么不两个人都留下来，或者一起走？

都是能考上的啊。

说到考试，我觉得很多人都要好好反省了，为什么他们可以十一年不看书，一考一个北大，一考一个复旦，还有我最向往的西南政法，这一群人，真是很特殊。

所以，他们的故事，就特别和谐？

真是可惜了王学兵！

他的角色，完全属于性格飘忽型，没有力度，纯属为了高大全形象而牺牲，如果以后他都接些这样的角色，估计很快就会被年轻人淡忘。

当然很多小细节，让人热泪盈眶。

女主角无意遇到她爸爸时，这个老人，确实是挺可怜。

他们当时的境况，就是时代的错误，但是为了生存，他的亲人离开他，他已经被政府践踏，却还要被亲人疏远。

其实女主角是相对真实的人物。

她不认父亲，因为她觉得是父亲的错，让她被牵连十一年，让她待在艰苦的农场，让她看人脸色，她的命运，都是因为她有个这样的父亲。

她没能站在时代之外看问题，不是她的错。

她的这种对亲人愤恨的觉悟，来自那个时代掌权者对她们的洗脑，不是她的错，也是正常的。

她和她的亲人，都是受害者。

所以她父亲的泪和痛苦，格外值得同情。

虽然我不喜欢她，也不会痛恨她。

至少她是稍微显得真的人物。

至于影片中的裸戏。

特别反感镜头停在胸部的暗示性裸戏，然后背部来个特写，乳房露个轮廓，什么意思？

让人遐想？

这不是爱情了，这是肉欲。

爱情是满心澄净，要不你就不要裸戏，要不你就坦率一点。

不至于非加个不知所谓的裸戏，强烈让人感觉，都是女主角的计划。

门也不锁，刚好她睁开眼睛，领导就冲进来了。

女主角经常口口声声说要留下来，但是每次她说完，事情就朝着她离开迈进。

唉，是我太小人了么？

总之这部电影，以和谐为名，让人看到的，却都是光鲜亮丽背后的硬伤。

很快，就会让人淡忘。

只有《天浴》才能烙在心头。

我们回看历史，绝不是为了赞颂，而是为了明天，伤痛不重演。

（Scarlett原创影评，转载和约稿请联络 QQ;7463246 ；MSN:[email protected] ；Mail:[email protected]）附：影片信息 片名：高考1977导演：江海洋 吴天戈编剧: 江海洋 谷白主演：王学兵、孙海洋、李显欣上映日期：2009年4月3日 中国 类型：剧情

夜深，困，寥寥数语罢1977年，黑龙江双鸭山，煤矿场之前，这是爸爸从农场调到了这个煤场那一年，高考恢复了当时，老三届知青的梦想与前途似乎早已泯灭小学、初中一直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却无法利用自己的知识更进一步更因为成分问题没有任何的希望只有这次高考，才能重新回到自己的理想之路上来过程同样的一波三折按照当时的政策，已经27岁的爸爸因为年龄原因必须赶上这一年的高考，否则就可能永远地错过机会了（虽然后来修正了，直到1979年仍可考，但是当年并不知）但是终于，通过煤矿相关领导的大力协助，终于在报名截止前搞定了介绍信而爸爸也如愿进入了大学那是一次生命的转折这当中的故事还有很多我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听爸爸和妈妈说那段在北大荒的往事1981年，爸爸毕业，1982，我出生然后爸爸从初中老师到中专老师到大学讲师到大学副教授到大学教授期间翻译了译林出版社版的《魔戒》等书这一切的开始，是1977年的那次高考——那一次，确实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我是抱着游戏的心态来看这部电影的，高考，1977，太过符号化的两个词汇，注定导演不可能在影片中表现太多的个性。

然而，我感兴趣的是孙海英饰演的村长这个角色，也许是导演有意为之，也许是无心插柳，村长，公章，很好的诠释了一个抽象的名词——权力。

村长说：“陈琼，让我们家婆娘给你找个婆家”村长说：“潘志友不再担任连长，具体原因，我就不说了”村长说：“只有通过内部测验的人才可以参加高考”。

我相信，如果换一个场景，一个50多岁的老人是不可能奴役一群血气方刚的青年男女的。

是的“奴役”，通过村长每天挂在腰间的那枚公章来奴役着一群男男女女为了他的理想——开荒——而奋斗。

他享受着这种权力，所以即使中央有文件同意青年人参加高考，村长还是一意阻挠，因为中央的精神会破坏他的权威，所以他要阻挠。

吊诡的是，即使青年们——无论人数还是体力都要胜过老村长——明知他的做法是违背中央精神的时候，依然不敢反抗，而只是绝食、请愿……“权力”在这部影片中呈现出了迷人的色彩，一枚冰冷的公章就可以决定几十个青年的命运，甚至人们去绝食，去自杀，仍然不敢反抗那小小的一枚公章。

为什么？

首先，权力是一种包含强制力的体系。

老村长弱不禁风，可是他的背后是县长、市长以及依附在他们周围的既得利益者。

反抗一枚公章的结果是要做好对抗整个社会的准备。

其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了对权力的崇拜。

这是当权者有意为之的，然而当权者也会深受其害。

当中央的要求与村长的利益发生矛盾时，村长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保护自己的利益。

因为他清楚，一群生活在权力枷锁中的人们是不可能反抗权力的。

权力一经创造，就会脱离权力的授予者而单独存在。

这就是那枚公章的力量。

1女主好几身簇新的棉袄、外套轮换穿，她那历史反革命父亲更是穿着崭新的呢子西装和大衣，他和孙海英坐在一起，我还以为他是哪个中央首长来视察了呢。

2女主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他学校给他安排的工作，竟是在一个装有独立电话的办公室（！

）看守文革期间查没的图书。

你说这不是把他放回他的反革命老巢了吗？

果然，他接了个电话，匆匆拿上一套查封的教材坐上火车给他女儿送去复习高考了。

而他单位呢，除了一个妇女说他是畏罪潜逃以外，其他人都坐视不理。

他一个黑五类分子，旷工跑了那么长时间，我们也没看到单位的同志来抓他归案，生活简直比普通工人还自由。

我不得不怀疑他果然是中央首长，在那某某中学体验生活呢。

3女主得知男主要扎根农村，决定留在农村陪他。

她采取了什么办法呢？

铛铛铛铛！

竟是让老迟爱人给她介绍个婆家。

女主，请告诉我，你已经是扎根农村的知识青年了，要留下有什么难的？

为什么你竟要用结个婚然后红杏出墙的方式陪伴男主？

难道有邻居大妈逼婚？

别忘了，那年代兴的可是晚婚晚育。

4影片一开始就交代了，农场在进行建设会战，写标语开大会，探亲假要推后，似乎任务很紧张。

可是没过多久，我们就会看到，光天化日之下，小根宝几次不用去劳动，躲在宿舍寻死呢。

再没过多久我们又会看到，光天化日之下，几个主角不去劳动，跟着历史反革命上数学课呢。

再没过多久我们又会看到，强子送骨灰回上海后，给自己放起了“复习假”，在胡同口搅和洗澡水呢。

请问会战到底紧张还是不紧张？

5有人说这部电影揭露了文革的恐怖。

可我觉得，这哪里是揭露文革，分明是美化文革，神化文革。

随着导演的镜头，我仿佛看到了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知识青年驰骋在幸福的原野上，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天天有新衣服穿，夜夜有酒喝，铁皮罐头一买就是一大袋；精神生活也极大丰富，不想劳动？

可以！

随便看书上课谈恋爱。

在那里，虽然有一类人叫“历史反革命”，但他们可以坐在单独的办公室里，穿着体面的西装，有书有茶有电话，旷工旅游没人管，过着悠闲的生活。

在那里，没有欺骗，没有出卖，没有我们世界里被文革扭曲的人心人性。

人人相互帮助，人人亲如兄弟，从革委会主任到招生工作人员，全都帮你掩盖犯罪事实。

呵呵。

从《高考1977》看中国电影的问题黄佶　　摘要：中国电影不重视细节，不重视铺垫，不能正确理解脱戏的意义和作用；中国电影至今还在塑造“高大全”式的人物；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应该深入民众、深入生活，重建正常的生活逻辑和审美情趣。

全世界所有优秀的影片都能够在盗版光盘的小摊上找到，只要三四元一张。

中国的电影观众已经被这些光盘训练得很有眼光和品位了。

中国的电影评论应该少歌功颂德，多说干货。

---　　一位玩电影的网友告诉我某高校举行《高考1977》的上海首映式，我就跑去了。

看完后导演江海洋、总策划汪天云等上台和观众交流。

我也说了几句。

该片的确有动人之处，我作为 1977 年的考生之一，也回忆起了当年的情景。

不过我一向喜欢挑刺，就借机直接向导演发难了。

　　首先，小根宝背的那个大麻包，电影里说有三百斤重，但我一眼就看出来根本没有三百斤。

电影给了麻包好几个大特写，但麻包并没有被谷粒涨满的感觉，一看就是用泡沫塑料挣起来的。

导演也承认了这一点。

　　观众在小根宝背麻包这场戏笑场了，导演觉得很奇怪，比小根宝壮得多的人都没有把麻包扛到终点，而能否把麻包扛到终点将决定小根宝的命运。

这么紧张的场景，观众却笑了。

　　准确地说，笑场发生在小根宝已经背上了麻包，正要迈步开始走出去时。

这时，女主人公陈琼（周显欣扮演）等人扑上去，抱住他，叫他不要这样做。

就在此时，笑场了。

　　三百斤的麻包，相当于两个胖男人的重量。

身上背着这样的重量，关心他的人应该是尽量减少他的困难，让他快点完成，早点解脱。

电影里却是扑上去抱住他不让他走，其中的虚假成分一目了然，观众当然要笑了。

　　电影和戏剧不同，电影的细节一定要高度逼真。

那个麻包可以不到三百斤重，但必须很重，否则演员演不出真实的感觉，情节出了问题，导演也发现不了。

　　《我的团长我的团》，片花做得很好，充满了战争的真实感。

但正式开映后，我看了几个镜头就不要看了。

那些演员脸上有很多油污，很脏，但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是在干净的脸上抹了化妆油彩。

我曾看过一篇文章，介绍一部外国战争片的拍摄，其中的演员真地是两个月不洗脸，那才能够把士兵在硝烟和泥水里跌打滚爬的残酷战争感觉拍出来。

　　其次，《高考1977》对知识青年在农场里的艰苦生活没有做足够的铺垫，使得观众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那么想离开农村，要拼着命参加高考。

在首映式之后的座谈会上，一位年轻的女研究生说：从电影里看，他们生活得很开心，为什么一定要离开那里呢？

　　这是中国电影常见的毛病，不做铺垫，没有伏笔，演员就突然笑了，或者突然哭了，或者突然打别人一耳光，或者突然要自杀了（《高考1977》里小根宝的多次自杀也很突然）。

　　实际上，只要有几个简单的镜头，就能够使观众了解知识青年生活的艰难和前途的无望：天寒地冻，铁镐砸在土地上只有一个白色的小坑；年轻女孩子的手冻得伤口累累；下工后文化生活单调，报纸是一周前甚至更早的，等等。

　　相反，电影却把知识青年的生活表现得象一场集体的狂欢节：大家一起欢快地看露天电影，聚集在一起进行扛麻包竞赛（使人们想起了美国大片中的地下拳击赌场的场景）。

难怪年轻观众不能理解片中人物的行为了。

　　座谈会上，有学者提出：虽然没有铺垫，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仍然能够看懂。

　　但问题是：这部电影并非只给经历过 1977 时代的人看的。

要成为经典电影，那么首先要让一百年、两百年之后的观众也能够看懂。

美国老片《百万英镑》实际上也是主旋律电影，歌颂了诚实守信的品德、自食其力的美德，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年轻的小观众仍然能够看得懂，仍然看得津津有味。

　　第三，女主人公陈琼突然脱掉了衣服，裸露出身体，拍了场裸戏。

这在逻辑上也没有因果关系，一看就是为了脱而脱。

男主人公潘志友（王学兵扮演）是个正派的青年，一直被非常传统的革命委员会主任老迟（孙海英扮演）寄予厚望，并选做接班人；女主人公陈琼也是一个正派女子，是青年突击队的队长，对“反革命”父亲情断意绝。

现在突然来了一场脱戏，很没有说服力。

　　如果男女主角平时就自由奔放，感情深厚，现在突然面临人生重大关头，例如一方父母突然官复原职，来接他（或她）离开这里，于是女方冲破传统束缚，脱衣奉献，还情有可原。

　　中国电影现在把脱戏当成了胡椒面，每部电影里都要撒一点，惟恐没有脱戏，票房就不好。

　　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情，观众不会为了看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裸戏”而花几十块钱的。

今日之中国，更加疯狂彻底的“真军”表演到处都能够看到：可以播几小时、有千般花样的一张光盘，只要几元钱，而在网上则完全是免费的。

我在上广告课时，为播放某些尺度暴露的广告而犹豫时，同学们（包括女同学）对我说：“黄老师，你就大胆地放吧！

我们什么没有见过？！

”　　电影中不是不能有脱戏，但要和故事情节相吻合，要水到渠成，此时不脱不足以表达电影中人物的情感，如果此时不脱，观众反而要感到不可思议。

　　陈琼为了不影响情侣潘志友（王学兵扮演）的前途，请老迟为她在当地找一个婆家。

如果老迟真的为她找到了，未婚夫说好明天要来接她，当天晚上她主动去找潘，演一场脱戏，做最后的生死诀别，才符合逻辑，这场脱戏才不会游离于故事之外，相反，这场脱戏会成为两人深爱的证明，被观众所认可，并感动观众，并因为政治因素居然能够破坏神圣的爱情而对那个时代有深刻的感受和反思。

　　外国电影脱戏多，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就是这样，所以观众不会意外。

007 这样的电影，脱戏是为了刻画邦德这个人物，表现他的风流倜傥，以此去弥补他出神入化的神功所形成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使这个角色真实可信。

　　美国很多电影没有脱戏，但仍然很受观众的欢迎。

《罗马假日》没有脱戏，但并不妨碍它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仍然被传为美谈。

如果在片中清纯的公主赫本突然露出胸部，这部电影反而要被彻底毁掉了。

　　脱戏如同菜肴中的调味品，要恰到好处。

中国菜里如果莫名其妙地放一些美国起司（cheese）或日本芥末（wasabi），那这菜就毁了。

　　美国有很多大片，是“纯爷们”的，根本没有女演员，例如《最长的一天》、《巴顿将军》、《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等等，但是仍然大受观众欢迎。

《最长的一天》是讲诺曼底登陆的老故事片，真是够长的，长达三个小时，但是仍然令人反复看也不厌倦。

中国的导演们敢不敢也拍一部“纯爷们”的影片呢？

　　即使用女角色，也要把她们融合在故事里，象《亮剑》那样，女角色的形象和影片很一致。

《我的团长我的团》里有个美丽白净面孔很洋气的女角色，我一看到她出现，就知道这部片子完蛋了。

　　在《高考1977》中，装有高音喇叭的高架，是导演设计的一种象征，象征着威力巨大的组织。

高音喇叭掉下来砸死人，象征着这一力量最终会带来灾难。

但是让小根宝挺身而出救人并死亡，缺乏铺垫和逻辑性。

挺身而出救人，是来不及思考的，只能是一种本能。

小根宝有这样的本能基础吗？

他平时有过类似的仗义行为吗？

他和被救对象的关系特别铁吗？

没有，至少没有很清楚地交代过。

　　也许让一直挑战组织的张国强（周大勇扮演）去死，更符合逻辑（他就站在高架下面），也更富有象征意义（挑战组织没有好下场）。

　　中国的电影有个毛病：喜欢塑造“高大全”的人物。

同样死一个人，也要选择死于英勇抢救别人，而不是死于普通意外事故。

　　在影片的最后，潘志友（王学兵扮演）提前离开考场，放弃高考，连老迟都觉得意外。

潘的理由是留下来和老迟一起建设农场。

即使现实中真的存在这样的人物，这种人物也不具有典型性，更何况这违背了整个影片的逻辑。

　　另一方面，如果真的要扎根建设农场，难道就不能去读大学了吗？

读了大学掌握了科学知识，不是能够回来更好地建设农场吗？

中间不就离开三四年的时间吗？

所以，编剧设计潘的这个举动也是为了塑造一个“高大全”式的人物，结果反而破坏了影片的真实性，损害了影片本来的教育意义。

　　导演对于老迟（孙海英扮演）的台词不断引起笑场觉得难以理解。

实际上，老迟让孙海英来扮演是个败笔，或者说孙海英刻意假装出来的拿腔拿调是一个败笔。

　　老迟这个人物本来应该是很出彩的。

老迟的转变也是有铺垫的，被陈琼的父亲（赵有亮扮演）训斥；愿意让潘报名高考，却拉不下面子，于是把图章扔在潘的桌子上，让潘自己在报名表上盖图章；小根宝死后沉痛的表情，大喇叭从此停止广播，等等，其转变还是有逻辑、有基础的。

　　老迟应该是一个沉默寡语的人，但一字千钧，不容置疑，不容挑战。

少言，反而能够产生一种悬念，一种无形的压力，人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不知道他下面会做出什么举动。

这样反而能够体现组织在生活中的巨大存在。

但现在一个喜剧式的赵本山式的演员破坏了这种意境。

　　中国电影中精彩的对话不多，还不如情景喜剧和小品里的密度高。

《高考1977》同样如此，只是在最后，才出现了几句精彩的台词：“如果是你的女儿，你敢不敢（私刻公章）？

”“我敢！

”“我也敢！

”　　好的台词，来自对生活的观察、积累、精练和升华。

赵本山的魅力就在于他在不动声色之间说出的话充满了生活的真谛。

这源自他长期扎根基层的积累。

在春晚上，相声演员一字一句地说出一段段从网上抄来的俏皮话，然后满脸期盼地看着观众，惟恐他们不笑不鼓掌。

看着这种景象，真为中国的相声演员悲哀。

　　专业人士有一种清高，对非专业人士的批评很不屑，观众看不懂，就抱怨观众水平低。

实际上，电影做出来是给大众看的，不是给学过电影理论或者研究电影的人看的。

中国的电影人如果仍然自命不凡，脱离大众，那么拍出的电影将永远不会好看。

实际上，中国电影里的一些问题，其原因是电影制作者已经失去了正常的生活逻辑和审美情趣，所以他们自以为符合逻辑的、美的东西，大众却认为不符合逻辑，不认为是美的。

　　在座谈会上，有人提出，电影在制作过程中，应该邀请观众代表参与评论，及时修正，以免最终产品出问题，遗憾终身。

实际上，广告片的制作，就是始终密切“联系群众”的。

在策划之前，要进行市场调查，在创作过程中，也不断请消费者代表来看，提意见，并做相应修改，以避免做出失败的广告。

电影和电视剧产业也应该转变观念，向广告行业学习。

　　座谈会上很多人对《高考1977》做了评论。

但是和“两会”中的代表委员们一样，十分钟发言中前八分钟是歌功颂德，后面两分钟才说点干货。

中国电影要发展、要进步，电影评论的风格首先要改变，直接说干货，至少应该用八分钟或九分钟的时间说干货。

　　汪总策划在座谈会上说：“我们就是来听意见的，不解释。

建议主办者把今天的讨论发言批评全部上网。

”我看江导演也是真心想听批评意见的。

这样很好。

中国电影人应该清楚，他们的竞争对手不是国内同行的作品，也不是境外拍摄的商业大片。

而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电影。

地摊上的电影光盘只要三四元一张，全世界所有优秀的影片都能够找到，不仅有商业片，更有很多艺术性、思想性、历史知识性、摄制技术性俱佳的影片。

中国的电影观众已经被这些光盘训练得很有眼光和品位了。

　　中国电影人不要怕有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影片没有人要看。

卖光盘的小贩卖这些影片，就说明它们有市场。

如果这些影片没有市场，盗版者就不可能大批量地去复制生产。

　　中国电影界也不要把“主旋律片”看得很神秘。

实际上外国很多大片都是主旋律片。

《拯救大兵瑞恩》的情节是：美国政府规定：当来自同一家庭的儿子们在战场上牺牲得只剩下最后一人时，他就可以退役回家，以免父母膝下无子之痛。

为了使瑞恩能够平安回家，其他战士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保护他。

这样的影片不是在大力颂扬美国人鼓吹的“人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吗？

这不就是一部主旋律片吗？

　　实际上，人类的进化过程同时也进化出了是非观。

这种是非观是无法颠覆的，深深地扎根于每个普通人的心灵深处。

即使备受压制，即使只有少数人在坚持，它仍然会永久地存在下去，只要环境一合适，它立即就能够发芽开花繁衍，重新占据主流价值观的位置。

这种是非观就是主旋律。

电影的制作者回到民众中去，艺术地、戏剧性地把这种是非观表现出来，即使没有“主旋律片”的帽子，它仍然是主旋律影片。

（2009年3月28日）

我简直不知道，到底是电影感动了我，还是心里印象的突然出现，震撼了我。

你们的奔跑，你们千百次在我脑海里奔跑。

从我第一次知道“知青”这个词，你们就在我脑海里奔跑。

你们知道吗，我知道在火车驶出北京和上海时你们的复杂心情，我知道你们在蛮荒之的饥饿和孤独，我看见你们在东北奔跑，在西藏奔跑，在海南奔跑，在云南广西奔跑。

我不知道你们要跑向哪里，要跑想什么。

我甚至看见你们回到城市之后，粗糙的双手，不知所措的眼睛，独自徘徊在你们早已跟不上节拍的街道上。

而今天我居然因为你们虚幻的影像而痛哭不已。

那个因为纯良而显得那么残忍的年代，那个可以因为高考而绝食、说谎的年代。

追问是温和的，然而毕竟是追问了：谁让我们不能有知识？

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恶的故意，却一起完成了一个天大的恶？

是什么让我们在可以善的时候，还善得那么不彻底？

为什么我们要用恶的方法来实现善？

是什么让我们可以自由的时候，却自己退缩了？

时至今日，你们依然在我的脑海里，苦苦追问，这是为什么，到底是什么力量决定了这一群人的一生？

到底谁要为此负责？

如果责任在个人是不是只要惩罚特定的人就万事大吉？

如果责任在集体那是不是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有罪，因而每一个人都没有罪呢？

影片看到最后，我几乎是哭自己了。

人生的许许多多，其实是相似的。

那一刹那的高尚，一刹那的卑微，一刹那的不顾一切。

不知道怪谁，也不知道感谢谁，不知道谁把自己推向这里，更不知道自己这一步走的是对还是错。

你们有，我们也有，未来的一代代人，他们都有。

可是只有你们的姿态是奔跑的，是迫不及待的，是壮烈的。

而且伴随着血腥。

我们不会了。

那样的姿态和酷烈，我们不会有了。

我们在相同的痛苦里，用不同的方式奔向火车站，奔向考场，奔向未来。

然而我不称赞苦难。

何时何地，我永远不赞颂苦难，英雄不是苦难造就的，苦难只是英雄的一个契机。

我不羡慕你们的苦难，而且不因此认为你们的青春比我们更有意义——尤其是，当我要追问你们的苦难时，我找不到答案。

然而我无法否认，你们这一代人，是一个分水岭。

你们是最后一代奔跑着的人，你们是最后一代能站在当地说“尊严”和“权力”的人。

随后的我们，还有他们，只能疲惫地躲在银幕后面敲打键盘。

我们不再奔向人生，我们等待人生经过自己。

回放了无数遍的片尾曲，已经分不清是宋祖英的嗓音还是这个故事本身在不断的感染着我。

努力平静之后的深夜,试图以很轻松的语气去表达对这十一年的感受,却始终无法释怀。

故事在一群身处黑龙江某个农场看似无忧无虑的下乡青年们观看邓小平复出的新闻开始，那样的场景仿佛让烦腻了喧哗都市的我们极度向往，那里才是人间天堂，没有竞争，没有烦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

快乐,淳朴,安分...写满那一张张并未成熟略带苦涩的脸上。

下乡，我们是无法体会其中的酸甜苦辣，关于它的故事，我也只是从姑父的闲聊中略知一二，却从来没有现在这么深刻。

莫名的，让我有一股勇气穿过时间隧道，去经历那十一年。

随着小平同志的教育改革政策，那小小的农场也开始了它的不平静。

当小三带着还只是“万一”的消息不远十多里路来到另一个农场的上海知青队时，面对这么一个并未确定的喜讯，大家的表情是那么的“不安分”，我敢肯定这是近十一年来从未有过的。

后来，小三带着收音机奔到还在农作的知青队伍，终于“红头文件”下来了：场面的背景是一片火海的枯草荒原，正暗示着这十一年的“窝囊”现在可以统统“付之一炬”，我们终于可以“春风吹又生”了！

那种兴奋是我们这代人始终无法体会到的。

可是，当这个“万一”确认为“一定”时，却无法带给每个人希望。

在那个不平常的年代，从来没有过家庭成分会显得如此重要，甚至可以让陈琼面对多年未见的父亲侧目！

而那个还带着“反革命分子”帽子的父亲却不远万里带着复习资料来到刺骨的农场，很有用心的在那一本本教课书上写满了各种题解和思路，甚至不惜作伪证明让自己清白以便自己的孩子能有资格参加高考...那个又冒充县招生办人员的父亲留下那一套属于孩子的“希望”离开了那片土地，面对他不断远去的背景，我不知道想说是父亲的伟大还是恢复高考的伟大。

总觉得老迟代表着当时的“流行”势力，而潘志友，张国强们则是新潮，新的希望。

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老迟转变的依据，大概是因为他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他除了组织性原则性，也是有人情味。

很感动，老迟可以面对省招生办领导反问道，你要是为了你女儿，你敢么？

最后，我们可爱的老迟，一个很有人情味的父亲和那在我还是孩子时经常看到的拖拉机，载着这十多个孩子，驶了那让我们苦苦等待了的高考...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会和我一样看到：那破破烂烂的拖拉机，不经意间，载上了我们祖国、我们民族进步的希望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