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谋杀：科林尼案

在没有看到这部电影之前，仅从片名来猜测的话，我很自以为然地就觉得这会是一部犯罪片或者推理片。

就算看了电影开头前半段，那些杀手自首、律师对簿公堂的戏份之后，我依旧这么期待着，期待着缜密的推理，抽丝剥茧般地寻找真相。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反转之后，这部电影变成了一部关于反思二战的作品，还是一部有着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的电影。

在无数部关于德国人反思二战的电影里，《无罪谋杀：科林尼案》可能是其中角度最讨巧、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一部了。

不得不说，在反思二战这件事上，德国人总是能够找到新的角度。

看完电影再去查资料才发现，原来电影改编自同名小说(The Collini Case)，小说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本身就是一位德国执业的刑事案件律师。

看到很多地方说小说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这个说法多少有些不准确。

事实上，小说本身是基于虚构的创作，情节峰回路转，一波三折，但是在剧情之中作者有意融入了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事件，也就是所谓的德国司法沉珂——“德雷尔法”（Dreher Law）。

“德雷尔法”是德国1968年通过的一部法规。

这部法规规定“在二战时期犯下谋杀罪的纳粹成员，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被视为过失杀人。

”简单来说，这其实就是一部为二战战犯脱罪的法案。

因为谋杀与过失杀人不仅在刑度有天壤之别，更重要的是，在德国过失杀人的追诉期为20年。

通过这部法之后，原本在二战时期杀人的纳粹成员，都能因此逃过法律追诉。

起先，这部法案似乎也没有引起普通德国人的关注，反而是静悄悄地被通过了。

直到小说《科林尼案》于2011年出版之时，这部“恶法”才被引入大众的视线之内，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最终促使德国司法部长下令筹组委员会，重新彻查相关纳粹二战案件的审理。

所以我们才说《科林尼案》这部小说称得上是改变现实的小说。

而改编自这部小说的电影《无罪谋杀：科林尼案》不仅延续了以“德雷尔法”为故事核心，更是在法律层面、情感角度以及对二战历史的反省上，都做了相当深刻的刻画。

首先，作为一部以法律为主题的电影来说，《无罪谋杀》所呈现出来“法治至上”精神是非常让人敬佩的。

电影的所有人物，不管是我们所谓的反派或者正派，最初的思路都是以法律来解决问题。

比如杀人凶手科林尼是在寻求法律途径无果之后才选择手刃仇人；协助通过“德雷尔法”的律师马汀格一生都在为法律事情而奋斗，他代表的就是法律，他相信法治国家；主角莱恩作为初出茅庐的新手律师因为对法律的尊重而选择为杀“父”仇人辩护。

这也正是电影在情感方面上极具张力的塑造。

电影中的四个关键角色，受害人、嫌疑人、控方律师以及辩护律师，除了在法庭上的角色分工不同之外，他们在生活上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受害人汉斯麦尔，也就是死者，其实是主角莱恩的恩人，更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长辈。

莱恩作为一个土耳其人，两岁时父亲就抛下他们母子，若非受害人汉斯麦尔在莱恩幼年成长过程中不断施予恩手，他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成为德国律师。

莱恩陷入情感纠葛，他无法为杀死自己恩人的凶手辩护，向法庭请辞辩护律师一职。

可是本案的对手律师正巧是莱恩大学的刑法老师马汀格。

他以过来人的身分开导莱恩，将来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不可能场场都请辞逃避。

马汀格下重话：你若想当辩护律师，就要有辩护律师的样子。

这种尊重法律以至于在人情道德上可能背负污点的做法，其实非常值得深思。

放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情社会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终的重点在对二战历史的反思上面，《无罪谋杀》最讨巧的地方在于，把剧情推进过程的全部转折和悬念放在了一款罕见的手枪——瓦尔特P38（Walther P38）上。

对于稍微了解一点武器的人来说，一看到这把枪肯定会想德国纳粹。

虽然这款枪因为其优良的设计、稳定的性能，后来也成为很多国家军队或者警察的配枪，但是它与德国纳粹之间几乎可以划上等号的绑定关系还是无法磨灭。

毕竟德军铁拳，纳粹最爱之类的称呼流行了无数年。

有数据说仅在二战期间，瓦尔特P-38半自动手枪的生产数量就超过了一百万支，其衍生产品战后依旧继续在德军中服役，直到在1990年被更现代化的HK P8手枪逐步取代，结束了服役的一生。

在各种影视作品里，瓦尔特P38也同样出尽了风头。

《鲁邦三世》的主角鲁邦所用的爱枪便是这款，《变形金刚》中威震天变形后的形态即为一把加装折叠枪托与瞄准镜的瓦尔特P38。

所以说，《无罪谋杀》所设计的这个细节确实非常用心。

P38的出现，并且幼年时期的莱恩正巧在汉斯麦尔的书房里偷偷地见过这把手枪，一举把电影中这场陷入胶着状态的诉讼案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要向历史寻找真相。

于是，莱恩沿著这把枪追查，竟然揭开一个动摇德国国本的秘密真相，也就是1968年德国法律界的羞耻——雷尔德法案。

而莱恩的恩人汉斯麦尔，在1943-1945战争期间，曾在意大利屠杀平民，正是因为这部法案而没有受到制裁。

事实上，2013年有项针对意大利坎帕尼亚（Campania）处决事件的研究，发现纳粹在意大利屠杀高达2.2万人。

被处决的包括大批屠杀的犹太人、战俘和其他平民，其中意大利平民佔死亡的多数，他们通常是纳粹军队报复游击队抵抗袭击的目标。

这与电影中所呈现的也如出一辙。

汉斯麦尔在担任纳粹军官之时，遍下达以恶报恶的命令：“死一个纳粹军人，就杀十个反纳粹游击队军人。

”抓不到反纳粹游击队军人，就用平民来凑数。

而科里尼的父亲正是那些无数被用来凑数的平民之一。

最终科里尼苦心积虑三十多年，终于杀了汉斯麦尔，踹烂他的头，大仇得报，但是他并没有丝毫的快乐。

他放弃为自己辩护，甚至在最终法律公正地站在柯里尼那边时选择自尽。

父亲之死，深深地烙印在心中。

他没有结婚生子过着一般人的生活，他整个人生都活在报仇中。

这种创伤是无法修复的。

整体来说，《无罪谋杀：科里尼案》铺排稳重，技术四平八稳。

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这部电影的社会性远大艺术性。

从电影的角度来说，确实也没错，但是它的宝贵之处在于简洁扼要地举出了案例，以影像的媒介唤起社会大众的关注，让社会重新思考案例背后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法律的公正问题，而这一切无疑也是当下的我们——公民——所亟需去学会的。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这样的电影对于我们来说，根本就是一次德国人对我们的法律意识普及教育。

尤其是电影最后选择用科林尼的自杀来结束这一切，但是无疑给我们遗留下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如果科林尼没死，法官应该如何判？

这个问题在法律上绝对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所谓正义只有透过公平、公开的诉讼程序オ能实现，而我们距离诉讼程序，更别提公平、公开的诉讼程序都如此遥远。

那么可想而知，我们距离正义到底有多么的遥远。

《无罪谋杀》让我想起几年前的一部电影《朗读者》。

尽管前者披着犯罪片的外衣，后者让人记住的是它惊世骇俗的绝世爱恋，但两部电影的视角是相通的——在现代世界如何对待二战战犯，尤其当那个人与你有亲密的社会关系时，你将站在社会公义的角度还是个人情感的角度，天平将倾向哪一端？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正义。

但实际选择没有那么简单。

两部电影之所以勾连起人们复杂的情感，让故事走向幽暗深处，恰恰因为战犯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在现代社会，他们和我们一样，有工作有家庭，过着平凡的生活。

当他们把过去隐没，你对他们的这段过去一无所知，当你某一天忽然发现密切交往的爱人或亲人曾在历史上扮演极恶的角色时，你将如何面对？

《无罪谋杀》和《朗读者》一样，抛出了极为残酷的问题。

《无罪谋杀》

《朗读者》有意思的是，这两部电影的男主角都从法学院学生走向社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律师，相对于亲情爱情，两人都偏向更为严肃的社会情感，站在人类的正义这端。

《朗读者》中的男主角对与汉娜（凯特·温斯莱特）的一段生死爱恋极为羞耻，而《无罪谋杀》中为杀人犯科林尼辩护的律师莱宁也显得十分冷酷无情，他不顾前女友的情面，更不顾待他如父的死者汉斯·迈耶的情面，坚定地走向了被告辩护方。

许多观众都能从这两部片中看到德国现代社会仍在对二战反思的态度因此大加赞赏，但我从情感深处却认为两部电影表现的反思是微妙的，也并没有走向同一条路。

在《朗读者》中，战犯汉娜被审判时，她无辜地道出“我只是完成我的工作”，令人惊诧但又合乎情理。

从观众的角度而言，我们极易对她产生深深的怜悯，因为她确实是杀人链条上微不足道的一环，不过做着本分之事。

而在《无罪谋杀》中，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是完全相反的。

明明莱宁的教授马丁格抛出了一个令人深省的问题：在当时那个时空里，在战争状态中，汉斯·迈耶也是在做着一份党卫军军官的工作，完成他分内职责（追杀意大利游击队并且因此牵连到无辜平民）——但为什么，他至今已被残忍杀害还要被追问历史的责任？

谁又能保证，你在当时的环境里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同样性质的故事，发出同样的问题，答案却走向两端。

《朗读者》中我们会站在战犯这个角度，考虑到她也是人，是战争工业中的一环；而在《无罪谋杀》中，我们却不会姑息汉斯·迈耶的罪过，哪怕他余生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仍然死有余辜。

——我不禁好奇，造成这种情感偏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细节。

在《无罪谋杀》中，战争的恶通过非常具体的方式表现出来，它极为残酷，极为血腥，因为汉斯·迈耶利用一个孩子的单纯，让他眼睁睁看着无辜的父亲因自己而死。

科林尼背负了一生的罪责，不仅包括对汉斯·迈耶的仇恨，还包括对父亲的愧欠。

他杀死汉斯·迈耶的行为极为残暴，却包含了两种深刻的情感——复仇与赎罪。

当战争像天空中的云一样散去，人们在意大利那阳光明媚的广场上可以继续平凡的生活时，孩子科林尼却背负着仇恨与懊悔长大，他度过了悲惨的一生。

《无罪谋杀》剥洋葱般将一个无情的杀人犯的过去剥开，用律师莱宁的心和眼，我们一点点追寻这起案件的真相，穿越层层迷雾，最终到达1944年那个阳光明媚的小镇广场。

——那里正发生一件泯灭人性的事，只需一瞬间，就足以影响人的一生。

正因对个人生活的聚焦，我们看到了战争如何对受害者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

当莱宁的教授问出“汉斯·迈耶不过是做他分内之事”时，我们从内心深处都不会原谅这个恶魔，因为他的恶恶得光天化日惨无人道。

我们无法忘记孩子绝望的眼神。

从这个角度来说，《无罪谋杀》绝对站在了受害者一方，它把《朗读者》中抛出的问题引向必须通往谴责与反思的路，不容我们对战犯产生怜悯共情。

哪怕他们作为常人被残害至死的生命最后一刻如此恐怖，我们观众却不会惋惜。

因为汉斯·迈耶毁掉了无数科林尼的一生。

所以试想一下，如果《朗读者》中汉娜不是在口述，而是电影不断闪回蒙太奇那些被她送进集中营的人们的死亡或劫后余生时，我们会为谁流下眼泪……还是说，同情和悲伤根本不够消解战争的残酷，在这里面，人类共同扮演了恶人，也共同成为了受害者？

凯特·温斯莱特扮演的战犯汉娜《无罪谋杀》中还有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是战犯子孙如何面对家人的过去和他们自己的身份。

如果说莱宁作为一个法学专业学生，一个应将公平正义视作职业理想的人做出的选择无可厚非，那么他不管怎样对汉斯·迈耶一家冷酷无情，他都有他走向正义的理由。

但是对汉斯·迈耶的孙女来说却不是如此。

她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是战犯的后代，她一生至亲杀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她自己要如何面对历史，面对社会，面对未来，这是一个更加残酷的问题。

让我印象深刻就是电影中的一个细节——当历史真相最终被解开后，法庭外，汉斯·迈耶的孙女坐在椅子上久久不能平静。

她问莱宁：“我也是那样的人吗？

”这个问题问得人心碎。

对莱宁来说，追寻正义责无旁贷；可是对汉斯·迈耶的孙女来说，追寻正义意味着对至亲的“背叛”。

我将选择相信什么继续生活下去，包括脑中存储的关于亲人的回忆，如何面对这份回忆——是远离十恶不赦的他，还是原谅十恶不赦的他，似乎没有可以容我走下去的道路。

而我的自我之中是否包含着上一代恶的基因，人们又将如何看待我？

这对德国人来说是一个难题，如果放在中国社会，将更是一个难题。

从这个角度而言，包装为好莱坞式犯罪片的《无罪谋杀》，背负了更加沉重的社会意义。

它不仅延续了德国社会对战争反思的传统，还将观察的视角深入到个人生活中——我们清晰看到，战争如何在战争结束以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他们至今被道德的重重枷锁困扰，无论是战犯的后代，还是受害者的后代，每个人都在具体的生活中真切面对诘难与悲痛。

这也是战争的残酷，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科里尼案件》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在我看完电影以后，出于好奇去查找了电影相关资料。

我惊讶地发现，原来电影原著《科里尼案件》的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他的身份中确实包含了这两个极为具体的问题——既是一名坚守正义的律师，也是纳粹战犯的子孙。

他的祖父正是在纽伦堡审判中被指控为纳粹主犯之一的巴尔杜尔·冯·席拉赫！

巴尔杜尔·冯·席拉赫18岁加入纳粹党，1931年成为希特勒“帝国青年团”领袖，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中因“危害人类罪”被判处20年监禁。

直到去世之前几年，年幼的费迪南德才对这位祖父留下一点直观感性印象。

在我看到的访谈中，费迪南德对祖父的态度既像是坦然面对的，又像是讳莫如深的。

有时他愿意直截了当地来谈一谈祖父，有时他又避之不及。

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费迪南德说到祖父墓碑上的一句：“我是你们中的一员。

”这不仅对他来说，对我们看似局外人的旁观者而言，都是一句警世恒言。

“我是你们中的一员。

”——在我看来，就是《无罪谋杀》这部电影的核心观点。

作为战犯的恶人，有善的一面；作为杀人犯的恶人，亦有善的一面；作为亲人的人，还有恶的一面……绝对的善和恶并不存在，我们更多时候都在模糊的灰色地带，因为不同时空产生的问题做出自己人性某一面的选择。

当汉斯·迈耶的孙女低头沉思问出“我和他一样吗”，这是一个极为残酷的问题，就像作为律师的费迪南德问他自己，我和祖父一样吗？

故事中的莱宁正是费迪南德分身出的另一个自己，他对电影中的她说：“你是你自己。

”这句话让人解脱，释然。

可以想象费迪南德带着问题写到最后，他对历史和自我都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战犯下一代不应背负战犯的恶名，而应成为独立的人继续生活下去，但他们又应比普通人对战争更有道义的责任，他们更应该为这沉痛的历史延续自己追寻正义的职责。

律师莱宁和汉斯·迈耶的孙女，正如费迪南德的分身自我最后也是我个人好奇所致，我发现《朗读者》的原著作者本哈德·施林克与《科里尼案件》的作者费迪南德竟同是法律专业出身的作家，施林克还是费迪南德学生时代的法律教授，这是多么神奇的巧合！

他们以不同类型的故事抛出相似问题，虽然审视战争的角度不同，但两部著作改编的电影都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战争延续的罪恶和人性中极为复杂幽暗的一面。

我非常喜欢《无罪谋杀》中马丁格教授说的一句话。

当莱宁让他以法律史专家的身份接受庭审时，他从原告辩护席走向证人席，开着玩笑说：“换个角度看看这里也不错。

”在法庭的中央再看一看原来是战犯的被害者，和原来是受害者的杀人犯，还有世间高高在上的审判者，历史没有因此改变，情感和反思却变得不同。

是的，“换个角度看看”，这正是《朗读者》和《无罪谋杀》共同抛出的问题。

让我们换个角度，再看一看人性与战争。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从整体上散发出一种久违了的“经典剧情片”的气质。

围绕一起凶杀案，以控方和辩方的法庭交锋为故事线，塑造律师、被告、受害者等各有动机和性格特征的系列人物，最后带出颇具历史深度的社会议题，完成主题升华，并留给人广阔的思考空间，余味袅袅。

敏锐的观众自然会意识到，以上评价几乎适合所有的法律题材经典电影：《刺杀肯尼迪》、《因父之名》、《控方证人》、《大审判》……等等，是熟悉的套路，但能做到经典，自然各有其特色。

而能与这些经典相提并论，本身已经是一份殊荣。

影片一开头，就以“留白”的方式交代了罪案本身——案发过程被略去不表，老人的惊讶直接切入嫌犯浴血，惊世骇俗地出现在酒店大堂。

被“反转反转再反转”的“诡叙”惯坏了的我一度猜测案发现场一定另有隐情，留待法庭揭露，营造悬疑气氛。

没想到影片的气质如此古典——缺失的罪案现场最后揭晓，只是为了塑造人物，掀起情绪高潮。

被酣畅淋漓的一段复仇戏“心灵马杀鸡”之后，我不禁反思，电影的剧情是否需要那么多的“反转”和“包袱”？

我们是不是已经在“叙事资本主义”的邪路上走得太远了？

所谓“叙事资本主义”是我发明的一个词儿，就是努力在有限的影片（剧集）长度内塞进尽量多的信息、线索，制造重重“反转”，以抓住观众的注意力。

本来，制造“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悬疑是剧情片的看家本领，不然既没有恢宏的场面，也没有激烈的奇观，观众凭什么盯着几个演员从头傻看到尾呢？

像《控方证人》、《非常嫌疑人》等影片，都凭戏剧性的反转成就了一代经典。

“反转”本身并无原罪。

可惜最近几十年，为“反转”而“反转”的倾向愈演愈烈，为了让观众张开惊呆的尊口，编剧们开始抛却人物塑造、剧情合理性这些根本不顾，一味追求“分分钟刺激”“秒秒钟惊呆”，不但是不管人物性格特征，而且有时候连剧情前后都合不上。

更有甚者，挖坑不埋，一切敬请期待续集，只要哄你看完全片就行。

编导连基本的职业操守都弃若弊屣，实在令人齿冷。

在这波大潮之下，衍生出所谓的“高智商电影”，诸如《看不见的客人》、《海市蜃楼》、《网络迷踪》、《恐怖游轮》等等。

其中翘楚，当然是被影迷们奉为新晋大师的克里斯托弗·诺兰的作品。

他的每一部片子，无论类型是科幻、战争还是犯罪，密集的信息量和步步惊心的悬疑是必不可少的标配，也是成功的秘诀之一。

可就算是这些环环相扣、逻辑缜密的良心之作，在我看来也是得不偿失——将影片的主体“人”让位给了“故事”，将人性深度兑换成了叙事快感，是否也是一种舍本逐末？

相比之下，《科林尼案》的“老派”其实是一种可贵的品质，虽然已经遗落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太久。

观众们看完全片，记得的不是迷失在各种算计和迷宫里的焦虑，而是清晰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编剧所要表达的主旨。

记得的是一个被战争摧残的家庭，几个被剥夺了正常生活的受害者，他们令人一掬同情之泪的遭遇，以及有良知的人们为讨回公理、维持正义，不惜冒险犯难的浩然正气。

当看到小镇暮色中携手走远的父子的背影时，多少感慨，令人无语凝噎。

一种崇高的宣泄和升华喷涌而出，这正是好的艺术作品所应该达到的境界。

远非各种匠气十足的“高智商电影”可比。

影片几个主要人物的设定很有意思。

一个意大利蓝领谋杀了一个德国富翁，隐隐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70年多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担任辩护律师的律师来自土耳其裔移民家庭，对手是金发碧眼的前导师，曾参与制定庇护纳粹余孽的恶法。

主角决裂了同样美艳的金发富家恋人，雇佣了一个意大利太妹。

所有这些设定，都带着一点同情少数人群和边缘族裔的左派立场，将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当然，倾向无所谓好坏，只要考虑一下整个西方基督教文化就奠定在信仰如羔羊般被献祭的耶稣基督就好了，这坚若磐石的信仰自然会影响到各种艺术作品。

最后致敬一下影片中扮演罪犯的老英雄弗兰科·内罗，年轻影迷恐怕想不到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大叔居然拥有堪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傲人履历。

他最著名的银幕形象是“姜戈”。

没错，就是那个拖着棺材浪迹西部，迷得昆汀·塔伦蒂诺神魂颠倒，几十年后还专门拍了一部《被解放的姜戈》隆重致敬的那个“姜戈”。

虽然在大半时间里他神色木然，可那只是剧情需要，随着真相揭晓，他的冷峻随回忆涣然冰释，将一个童年因无心之失害死了父亲，长大后不婚不育矢志复仇的“罪犯”内心丰富的层次一一诠释出来。

他出色的演绎证明了，“姜”确实是越老越辣。

一老人主动投案杀了一长者，并不再开口为自己辩护。

法院给他安排的公益无偿律师是个菜鸟，这是菜鸟第一次作辩护的案件，而且被害人是领养过他若干时间的长辈。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故事轮廓清晰，涉及的面广，包括悬疑、复仇、纳粹、司法黑暗和公正、个人情感等等，本可以拍得异常悲壮、后劲十足，但是剧本和导演认知把电影拍得像红色题材的口号宣传片一样，恨不得每一秒都尽可能嫌疑化、沉重化。

从人物设定、台词交代、表演处理，都特别讲究得很外化，特别是男主律师，应该是个偶像需要他来吸引票房吧，处处强化若有所思和灵机一动，直接怀疑导演和他是从国内某影视城毕业出来的，硬生生把一部沉重的反思佳作处理垮了…PS：值得敬佩的是，德国作为二战的罪恶国，他们大部分民众并不回避曾经的过错，并积极反思。

这样的国家才是伟大的！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个人所有行为都是正确的，那如何正确对待和规避过错呢？

我想他们的权力监督管理和法律惩罚是尽可能完善的，首脑和民众都明确的知道国家基本情况，透明了几乎所有。

最最重要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970年12月7日，时任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纪念碑前惊天一跪，轰动了全世界。

这一略显夸张的举动，使得德国国家形象就此大幅度提升。

他们对战争罪行的全面反思，得到了举世公认。

而在艺术文化领域，除了美国人不遗余力地拍摄反战电影、控诉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外，德国人自揭伤疤的态度也不落下风：无论是经典战争片《从海底出击》的写实和压抑，还是德国版《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血腥和残酷，德国的电影工作者们总是试图最大限度上还原那场战争的真相。

他们更是敢于直面曾经的反人类罪行，拍摄了诸如《死亡终点站》这样的大屠杀题材电影。

在2019年这部名叫《无罪谋杀：科林尼案》的电影中，德国人再次重翻旧账，将一段武装党卫军屠杀意大利村民的恐怖故事带了出来。

这次导演马可·克罗伊茨派因特纳使用了一种类似悬疑片的拍摄手法。

当所有杀人证据都指向一个叫法比奇·科林尼的意大利老工人时，他却故意缄口不言，沉默如海，导致观众们不断猜测他的杀人动机。

你知道他一定杀了人，你也知道他一定是蓄意杀人，然而导演好像偏要折磨一下你的耐心，你越是想知道他就越不让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直到将近50分钟，一把二战的德制瓦尔特P38手枪出现…… 此时此刻，不管你是否战争片爱好者或军迷，都能猜到这把手枪绝不会平白无故的出现了。

电影里的男主律师莱宁正是通过这把手枪找到了突破口，而你也在隐约中猜到了个大概……当莱宁在法庭上告诉众人被谋杀的德国老人汉斯迈尔就是制造蒙地卡蒂尼大屠杀的元凶——一名武装党卫军军官时，观众倒吸一口凉气的同时，心中那块巨石也陡然坠下。

果不其然，德国人又要对二战那段黑暗历史进行自我鞭尸了。

身为MMF集团总裁的汉斯迈尔，和蔼可亲，事业有成，曾获德意志十字勋章荣誉。

还对莱宁有着养父一般的恩惠，赠送给他一辆老派的奔驰轿车。

这样一位受人敬仰的老人，在战争年代却是一位双手沾满鲜血的SS军官，这种反差是否过于不可思议呢？

不，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演员”比比皆是。

多少像迈尔这样的战犯，只要把军装一脱，转眼就在一个新生国家扮演起中流砥柱的角色，不但远离清算，反而活得有滋有味。

你很难说他们是在演戏，还是本性使然，就像迈尔对莱宁的照顾，你很难说出于一种怎样的情感。

人性太复杂了，很多时候，它比深渊还要更加靠近地心。

莱宁是一名土耳其移民。

在现今德国乃至欧洲，移民和难民越来越多地涌入，我们司空见惯的同时，也很少去换位思考他们的处境。

就像德国国家足球队有很多土耳其裔的球星那样，莱宁以土耳其移民的身份考取德国律师，并在德国家庭照顾下长大，这毫无疑问是一种隐喻。

这也让他担任科里尼的辩护人时压力巨大，并且难以洗刷一种“白眼狼”的嫌疑。

莱宁还面临着无数诱惑，这是一个现代版的浮士德故事：他的老师使用歌德的典故，暗示他放弃良知，做出一个更有利于职业发展的选择。

讽刺的是，这位老律师当年就是做出了几乎相同的选择，并成为1968年颁布的德雷尔法案的签署者之一，给德国法律画上了污点。

然而，德国毕竟是一个盛产思想和哲学家的伟大国度。

莱宁也没有重蹈老师的覆辙，他坚定选择了程序正义的这一方。

不管你信仰真主还是上帝，真正能审判一个人的，唯有法律。

莱宁的老师甘愿成为浮士德，所以终将面对丧失灵魂的虚无。

意大利人卢凯西站在法庭上揭露迈尔，也为他被指控为通敌的父亲完成了赎罪。

“无罪”的法比奇·科林尼，也终于可以如释重负地上路了。

历史是最好的剧作家，电影也正是取材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畅销小说。

但无论如何，“科林尼案”都只是冰山一角。

就像以色列特工曾经满世界地追寻纳粹战犯那样，又有多少坏人因为德雷尔法案得以庇护呢？

这显然已经无法追溯。

而现今的世界各地，隐形的歧视仍旧随处可见。

电影里的菲利普曾对河里游泳的莱宁说，“不要污染我们德国的湖。

”甚至菲利普的姐姐也对莱宁说过“若不是我爷爷，你还在卖沙乌尔马（一种穆斯林手卷食物）”的气话。

所以，电影让一位土耳其律师担任主角，自然有其更深层次的用意。

也只有像他这样不徇私枉法的“白眼狼”越来越多，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有希望。

总体来说是好电影，节奏感好，镜头语言也很棒，唯一缺点就是详略不够完美。

比如被害人的儿子孙子一家的车祸事故，对剧情发展没啥推动作用啊，再比如男主的父亲和朋友们和披萨小妹可以融合成一个角色再多点剧情的。

男主和被害人孙女的感情线倒是有用的，毕竟男主要去被害人家翻东西。

有的地方太简略了，突然就找去被告的家乡，突然就找到了他的家人的墓地和在世的朋友，突然就反过来指控被害人有战争罪，“合理化”谋杀行为。

最有意思的最精华的部分其实应该是指控对方律师参与制定法案帮助战争犯们脱罪，这也是电影的核心思想：反对战争和此法案，笔墨却太少了（可能这样拍出来实在是无趣吧）。

这部电影其实也算点小反转吧，而且人物都没有脸谱化，杀人犯可以是“好人”，而那个“好人”也可以是杀人犯。

看着自己的家人倒在敌人的枪下的那一幕让我眼泪直流。

最后的最后最重要的就是：反对战争！

在飞机上看到一半：男主可能在查案上和事业上是个非常靠谱的人，但情感上靠不住。

等我看完：这部根本不是想讨论感情喂！

1，老律师明显体现了幽默，人格魅力和游刃有余带来的体感上的更容易博得好感，是把精通人性的，善于利用人性的律师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2.男主是为了真相而不那么重所谓的情爱的人，但其实男主价值排序里是有很多关于其他的感情因素在的，但男主明显是不会让情感影响自己判断的人。

3.女主，看似只是旧情复燃，究其动机还是试探的意味更多，算是自以为能掌握敌情，但本质上还是让情感占上风。

4.男女主的互动还挺明显的表达出你以为的日常和真正上心的区别，男女关系中仍旧需要有理智分清所谓的真心和目的。

人际中还是需要清醒。

5.男主最后寻找的是卖披萨的研究生小姐姐和他关系很不好的父亲来帮忙，这个配置其实还挺妙，律师行业的特殊性和真正能帮到你的人究竟是谁，可能很多时候你能真正信任的人不是那些能一起快乐玩耍的人。

人性就是很妙。

6.人性是复杂的，无论是死者的前后反差，还是老律师的行为，甚至女主最后伸出的手，以及被告的自杀。

7.老律师最开始对男主的接近可以算是肆无忌惮的对新手的藐视和习惯性的自信，但最后的改口既能说是保全口碑，也能说是良心发现。

8.男主的新手设定，这个设定很神奇的点在于，新手思考角度的非常规化，和对案件的不麻木，甚至对于行业潜规则的漠视，毕竟这个案件得罪了很多业内人士。

新手的热血和对正义的坚持吧。

9.男主最后推开女主的手，算是在做自己的事情里尽力找到自己的信仰，然后不断认定正确和值得的过程。

有自己信仰并能坚持且有能力的人真的后半程非常高光！

10.世界本来就不公平，所以当正义得到彰显才更显得可贵。

最后那一幕，男主看到被告的小时候和他的父亲真的泪奔。

11.看到感触很深的弹幕：人都是为自己的信仰而活的。

战争里没有赢家。

一次不正义的判决堪比数次犯罪。

首先感谢#桃桃观影团#提供的观影机会，但很遗憾这部审判纳粹暴行的片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人心，也就临近片尾科林尼自杀后情绪才略微调动了起来。

原因有二，其一:影片叙事有种左右横跳+强行推进的迷惑感，粗略捋下剧情:一开始莱恩傻乎乎接了案子准备为凶手辩护→发现被害人是熟(en)人(ren)准备打退堂鼓→转头又对老相好表示得尽律师义务(咱可不是亲属关系哦，回避不着哦)→见科林尼死活不开口便开始划水顺便跟老相好打一炮(绿帽+1)→发现凶器有蹊跷果断化身名侦探（太弱智了）打算背刺→约老相好再打一炮(绿帽+2)然后偷摸搜集证据准备背刺→隔天在法庭上掀桌“異議あり!”→四天就挖出了迈耶黑历史(之前早就给了护照的镜头，诶，我就不去查就是划水，就得先跟老相好搞搞不伦，就是玩儿，DDL是第一生产力！

）→马丁格反杀一回“法院早就判啦，迈耶是无辜哒，血亲复仇damedane”(可电影都给了迈耶准备在童年科林尼面前杀了他父亲的镜头，这么变态的人渣还有脸说无辜?这什么弱智阴间辩护?）→莱恩懵B了“科林尼你丫之前咋不跟我说?跟我这儿挖坑玩儿呢?”→科林尼痛心疾首“这国怎，总亏民，我陷思，定法问!”→一查还真这么回事儿→马丁格GG→科林尼自杀。

其二:人物刻画比较扁平，科林尼还好些，眼里的悲愤、大仇得报后的空虚和解脱都能让人感同身受，你一开始死活不开口就不开口吧，可从莱恩身上就很难看到法与情的纠结(也不是没有刻画，但就那几个画面很难让人产生共情啊)也看不出对律师职业道德有多坚持(前期不是打退堂鼓就是划水，也不知道马丁格后不后悔当时点了他一句，后边查案与舆论的阻力也不是很大，对比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戏剧冲突的张力简直差远了)哪怕是最后的正义审判也略显爆发力不足，拔屌无情搞不伦的形象倒挺令人印象深刻的。

剩下的角色里老爹&太妹纯工具人，老相好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马丁格表现拉胯卖相还行，哦还有挂掉的发小就是个最后憋了的电灯泡，简直不知所谓。

本文文笔是有些胡闹轻佻，但实属不吐不快，不过虽然片子不大合我胃口但若能让观众对当年那段历史产生兴趣，去了解去反思，我觉得还是值得看看的。

没想到是这样的故事，没想到是这样的原因。

有些后悔没有在电影院里看这部片子了。

一场莫名其妙的凶杀案，一个缄口不言的罪犯，一个人人口中的好好先生。

可在短短几十年前的历史里，原来一切都这么不同。

那个法律前辈说不要追究了，那个孙女说毕竟已经过去太久了。

可是，如此深仇大恨，终极一生都未能忘怀分毫。

可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区区其中一位罢了。

可本片想探讨的应该远不止纳粹的残忍凶恶之处，而是我们现行的法律。

法律未必等于正义，甚至可能成为罪犯的帮凶。

可法律还是有其意义所在，能给到人宽慰和或许迟来的审判。

最后老爷子自杀时我想他是满足的。

世界知道了他的过去，法庭承认了法律的疏忽，他总算有了这场迟来的交代。

记得谁曾经说过，希特勒一个人是无法屠杀这么多犹太人的。

可除了他以为，大家仿佛都在做“不得已的本职工作”罢了。

不过是押送犹太人，不过是在集中营里做饭或烧火，不过是士兵中的一员……人人都以为不干自己的事，说一声自己也是被迫的。

可是，人从来都是有选择的。

我记得那个在人群中唯一一个不给希特勒敬礼的照片。

是的，在历史的洪流中，这样的人很少，很难，很伟大，可能芸芸众生难以付出自己牺牲自己来完成真正正确的事情。

那么，事后清算的时候，也不要觉得委屈了。

拍得中规中矩，剧本、演员、摄影、音乐没有什么明显的短板，主题深刻来自原著。

全程不觉得无聊，因为本来也不是真正的悬疑片，而是平淡而近真实的德国式电影。

前半部分闲笔描绘出男主生活浮世绘，后半部分结案，看似前后无关实际有深意，因为对二战中事件的立法和执法与社会息息相关。

请了当红男星作主角律师，还套了一个悬疑片的外壳，吸引了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所以当时在德国有六周票房冠军的成绩。

关于庭审太平淡，德国确实没有像英美法系那种让双方律师在庭上唇枪舌剑直接辩论的制度。

这个电影中让对方律师做证人，还诘问立法正确与否，已经为了戏剧性而超出一般法庭辩论的范围。

有人问是否建立在真实事件基础上，小说作者在访谈中说不存在一模一样的真实事件。

曾经在北意山里看到过有关二战屠杀平民的小小纪念碑，报章上了解到的类似本案的事件是德军在意大利圣安娜的战争犯罪。

印象中类似战争犯罪很多是在意大利法庭缺席判决了，但罪犯却未被绳之以法。

这也和德雷尔法案有一定关联。

关于德国有关立法和执法的沿革需要时间去了解，还有原著没看过。

以后有时间再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