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

by刘小Y2008年年底，一部名为《浪潮》的影片如同浪潮一般席卷了观众。

影片基于1967年美国加州Cubberley高中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德国人把独裁体制这一敏感的主题搬到了曾经以第三帝国闻名的国度，既是一种反思，也是一种警示，或许，还有一丝解释德国人当年造成的恐怖并非全民族的疯狂的微妙意味。

历史学家福山认为：民主制度已经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终极了，也因此可以说，人类历史已经终结。

（《历史的终结》）。

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这部影片向我们揭示了极权主义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任何群体中都有可能被煽动。

它有着深刻的心理基础，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潜藏在人性之中，只要人性永恒，人类的历史就不会终结，它将摇摆于民主与极权的永恒张力中。

一、文格尔先生和他的学生究竟塑造了什么？

影片讲述的是一位高中老师的大胆试验。

文格尔被无奈地分配到教授“独裁统治”课程，面对这一看似已经过时且了无生趣的主题，文格尔一开始就受到了学生们的挑战：“纳粹已经远离我们了，我们德国人不必总带着负罪感”，“独裁统治不可能发生在今天，因为没有民众基础”……面对这一群早已远离了二战影响的、不满足于道德说教的当代青年，文格尔展开了一项大胆的实验，让学生们切身体会一下独裁政体的产生。

于是一个纳粹速成班开始了它的实验课程，显然它的惊人效果显然不是通过文格尔一个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

第一天，关键词：“纪律铸造力量”。

文格尔开始像个独裁者一样发号施令。

排定教室座位，坐姿要抬头挺胸，发言要起立站直，回答要简短明确，称呼老师要用尊称……影片的成功之处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通过学生的不同个性，尽可能地对真实社会进行了模拟，增添了影片的说服力。

文格尔宣布他的纪律之后，很快，教室中就出现了持不同意见者。

有得表现出嘲讽，有的一贯的叛逆继续着抗命不遵而被赶出教室。

但是，大多数人还是选择服从了命令。

更有甚者，Tim在下课后依然保持着对文格尔的这一称呼，显然这已经超出了课程实验的范围，可是当时的文格尔沉浸在成功以及被景仰的喜悦之中，并没有做出过多的反映，这是Tim悲剧的开端。

第二天，关键词：“团结力量大”。

文格尔指示学生们统一服装，这是在他前一天晚上研读《制服》一书之后提出的，他充分意识到了制服对于一个独裁政体的重要性。

制服是最容易统一的，它是专制主义最初的外在符号，拥有隔绝和区分的双重功能。

制服带来的是整齐划一，同学们有了统一的身份标识，从此变得和其他人不一样，因为他们是一个群体。

人类是“群体动物”，这一特征激发了对异己的本能排斥，以及对同类的互助与支持。

这个小团体初步展现力量是他们让楼下无政府主义课堂“吃点灰“，从他们兴奋的表情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一些集体主义带来的魅力。

第三天，关键词：“行动铸造力量”。

这天的活动是学生们自己完成了对这场活动的命名。

与独裁比起来，反倒更像是议会政治。

在活动正式确定名称为“浪潮”后，学生们教室里为“浪潮”未来的发展，展开了热烈而愉快的讨论，一幅迷人的愿景在慢慢展开。

学生们已经被发动起来了。

“浪潮”开始走出教室，广泛招募成员，私自占领地盘；晚上，所有人一起行动，将“浪潮”的标识喷满了城市的大街小巷……从这一天开始，可以看作是团体成员的自觉，文格尔并没有下达这样疯狂的指示，体会到集体魅力的学生逐渐陷入狂热，并且吸引了更多人参与进来。

第四天，关键词：手势。

“浪潮”的手势是学生自发创造出的，渐渐的，文格尔由一个实际行动的领导地位变成了一个精神领袖，他在课上讲了什么已经无关紧要。

团体成员用这个手势来区分他人的立场，不做手势的人甚至不被允许出入学校。

“浪潮”由一个小众团体扩展成为企图影响所有人的强迫行为。

Tim在受到当地黑社会威胁的时候掏出了手枪，这是实验向暴力化发展的一步，在不知不觉中专制与暴力结合，集体的魅力已经发展成了集体的恐怖。

第五天，文格尔终于意识到事情的发展超出了他想象的范围，他能够阻止水球比赛队员们的打斗，却无法阻止看台上乱成一团的观众。

Tim提出做他的保镖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哭笑不得的麻烦。

学校、家庭、家长都在给他施压，是时候做出终结。

文格尔通知所有人周六在学校礼堂集会，上“独裁政治”的最后一课。

第六天，中午十二点，学校礼堂人满为患。

来的人远远比想象得要多。

在一场极富煽动性的演讲之后，果不其然，台下群情激昂。

“叛徒”被揪到了台上。

此时，人们的情绪达到顶峰。

“我们怎么处置他？

”前一秒还在鼎沸的人群瞬间冷却下来。

文格尔说：“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法西斯当年做的……浪潮，解散。

”Tim陷入了崩溃，开枪杀死一名同学后饮弹自尽。

文格尔看似绝妙的教育依然没有阻止悲剧的发生，这个发人深省的真理付出的代价太高昂。

这一周时间里，“浪潮”的成员们经历了自我意识的极度膨胀和对不同声音的极端排斥。

这一切的发展看似那么自然，人心最难做到的莫过于防微杜渐。

称呼的接受，白衬衣的接受，“浪潮”手势的接受……花样是层出不穷的，而且毫无原则可循，反对则被排斥。

就如同吹一个肥皂泡，一点一点增大，最后文格尔用祭祀似的一幕将专制主义扩展到极致，泡沫破灭了，人们才意识到之前的举动是多么疯狂，与纳粹是多么相像。

然而文格尔和他的学生所制造的，真的是纳粹吗？

二、真的纳粹是怎样被建构的？

只要稍微了解二战历史的人都对纳粹党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些整齐划一的制服，排山倒海的举臂礼，他极具煽动性的演讲，纳粹的党旗以及“希特勒万岁”的口号如梦魇般存在于人类记忆中。

这些符号和影片中的一些场景是多么相似，特别是在浪潮手势的那一幕，我仿佛看见了一个新纳粹的诞生。

但是文格尔先生的实验却始终没有让我担心这些学生会真的走上独裁之路，因为它缺少纳粹的实质——特定意识形态。

德国纳粹党的崛起伴随着坚实的意识形态作为支柱。

追溯历史，德国的极权主义政治起源于人们对现状的强烈不满，经历了一战战败的屈辱和大萧条，整个民族有着共同的虚弱感。

斯大林的名言“落后就要挨打”典型地说出了这种心态：一定要不计代价地追求力量。

正是因为软弱，所以才要加倍补偿，一个有着深深的受害者心理的人，总是更渴望权力，并随时准备以狂暴对付任何轻微的伤害。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提到：为了排遣这种折磨人的软弱感，就必须有一个替罪羊，一个想象的敌人，以便可以将所有的罪孽和过错都推到它头上，要求它为一切负责不幸。

希特勒的纳粹从一开始就伴随着这样一种坚实的民主主义反犹情绪，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精神纲领，再激情的煽动演讲，再整齐划一的制服和标语都是不能造成极权主义的。

《浪潮》只为我们揭示了极权政治形成的某些浅层的心理基础（还不是全部）以及它形成过程中的外在符号，文格尔先生的实验没有一个内在的精神纲领，一切都在一种游戏式的符号化中构建，要想成为一个真正能够“席卷全国”的组织是不可能的。

然而只做到这一步的“浪潮”已经足够发人深省，极权政治的魅影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如果我们不防微杜渐，导向对虚构世界毫不动摇的信念、藐视个人作为个体的价值和尊严的社会心理一旦生成，恐怕极权组织真的可能浪袭世界，最终导致全面的对社会的控制和对自由的窒息。

三、集体主义：道德楷模还是洪水猛兽？

集体主义在中国一直是受到推崇的，它被视为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然而西方人对于集体主义却是忧心忡忡。

对奥运会开幕式的大型表演CNN的主持人只评价了一个词：“Awesome”。

Awesome表示叹为观止，可是它由awe（敬畏，惊惧的）和some组成，本身就有让人惊恐的意味。

一个人的力量不足为惧，当每个人都组成集体的某个机理时，集体主义是最有力的，也是最可怕的。

我们可以将集体主义分为两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集体主义与特权领导下的集体主义。

前者类似于大型团体操，每个个体都是独立平等的，但是能够完成令人惊叹的表演，这种绝对的平等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很难实现。

后者在社会主义国家广泛存在，在不平等状况下，集体主义更容易成为集体的领导层侵犯集体内的无权力人士个人利益的一种工具。

事实上几乎所有强调集体主义的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在集体主义的大旗下侵犯甚至剥夺集体内个体的一切可以被侵犯的利益。

这样发展下去，集体主义就变成了极权主义。

当极权主义与暴力相结合的时候，法西斯主义就诞生了，集体的强大力量衍生成集体暴力，对集体之外的人的权利与自由进行粗暴地干涉。

在集体暴力中，个人意志被集体意志取代，任何人的所作所为从另一个方面看，可能是一种尽职尽忠的行为。

如果文格尔在中国，又恰好出现在《看上去很美》之中，那么他一定会被评为一位优秀的人民教师。

艾希曼以及其他残害犹太人的盖世太保，是不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

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

阿伦特则认为，艾希曼之所以恶行累累，不是因为他本性恶，而在于他在一种恶的体制中“尽职”，而这种尽职的背后，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甚至还是一种美德。

在集体暴力中，个人迷失了自我，暴力反而成为一种所有人积极去争取的行为，就如同当年侵华日军的种种暴行与其投降后温顺的行为之鲜明对比。

这里我并不是在为侵华日军辩护，只想强调极权主义与集体暴力的可怕性。

四、极权主义之下的个人选择如果我们不幸已经生活在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该如何进行个人选择呢？

影片中各种人物形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

人类普遍存在的心态之一便是从众心理，一个孩子最怕的是被其它玩伴孤立，一个成人如果被他人视为空气则生不如死。

孤立是加入极权团体的原因，亦是极权的有力武器，这也反映了极权的魅力与恐怖。

不加入即被消灭，极权问每个人：你选择加入还是反抗？

极权主义的规律使得要向独立于两者之外，几乎是不可能的。

选择加入的，即那些属于“浪潮”的学生，加入后“尽职”的是Tim。

选择反抗的如同Karo，以及在前三天选择退出课堂的学生。

无法妄想轻易逃离极权，当极权形成，谁也逃不脱。

这里我又联想到乔治奥威尔的《1984》，他做了一个政治预言，世界无时无地都在“老大哥”那双可怖的眼睛的监视之下，主人公别无选择，无处可逃。

这样的设想令人陷入恐慌之中，至少我还想不出一个稳妥的答案，如何在极权的世界里保全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在没有好的答案之前，我想人们能做到的，只有用各种对抗性制度来预防极权的发生。

看过后觉得失望，情节很单薄。

该剧试图告诉观众的是：即使在和平年代里，当群情被煽动以后，都存在着走向极端的危险。

所有冲突，都是意图让观众感受die Welle的严重危害性来设置的：- 实际上，die Welle能发挥的正面团队精神，正是体育活动中需要的。

无法让人相信参加体育的孩子会依赖这个组织来理解团队精神。

- Die Welle的危害性和集权的联系并不顺理成章。

教师本人从未陷入对集体膜拜的自我陶醉中，和妻子的争吵显得无厘头- 给观众留下一个不明晰的印象：Carol反对die Welle是因为个人失宠的反应，还是因为她的良知“作祟”。

- Die Welle做的“罪大恶极”的事情是损坏公物，在市政府大楼涂鸦。

虽然这做法触犯了治安处罚条例，可跟法西斯主义并不直接挂钩。

实际上，涂鸦行为是非常普遍的，甚至有时被鼓吹成反抗专制的行为，和是否参加法西斯性质的组织没直接联系。

- Die Welle在体育竞赛中发挥的作用是负面的么？

他们只能被归入穿着统一服装的拉拉队性质，这和足球迷一样呀。

（为了自圆其说，只能设计一段攻击对手的行为）- Die Welle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也无法用坏来定义。

打跑几个小瘪三，或统一团队戏剧排练，die Welle甚至可以用积极来形容。

为了夸大die Welle的负面性，只能把负面情节重点编到一个人身上：偷藏枪械，无家可归，迷恋组织，最终自杀来制造本片高潮。

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精神失常学生的覆灭。

选题的立意是明显的，不过故事讲述起来是苍白的。

它有抄袭das Experiment的痕迹，不过在剧情设置上更差了一筹。

Ron Jones，赖纳•文格尔的原型。

　　Jones 的自述（1972）　　多年来，我留藏着一个奇怪的秘密。

我与200名学生一起共有着这种沉默。

昨天，我偶遇了其中一名学生。

有一瞬间的恍惚，我感到光阴回到了曾经。

　　Steve Gonigio曾是我的世界史课程的一名高二学生。

我们完全是意外相遇的。

那是教师们最意料之外的场合之一——你沿街走着，在一家僻静的小饭馆吃东西，或是在购买内衣，这时一名以前的学生冒出来向你打招呼。

这一次，是Steve沿街跑下来，喊着“Jones先生，Jones先生”。

我们尴尬地拥抱着，互相问候。

我不得不回想一会。

这个拥抱我的年轻人是谁呢？

他叫我“Jones先生”，那一定是以前的学生。

但他叫什么名字？

在我迅速回忆的间隙，Steve感到了我的疑问，并退后了一步。

然后他微笑着，慢慢抬起一只手，做成凹下去的姿势。

天啊！

他是“第三浪潮”的成员！

那是Steve，Steve Conigio。

他坐在第二排。

他是个敏感机灵的学生，会弹吉他，喜欢戏剧。

　　我们就那样站在那儿，互相微笑，而我则也无意识地抬起手做了个弯曲的姿势。

这个行礼姿势是灵活的。

两个同事在战争后很长时间相遇了。

“第三浪潮”依然存在着。

“Jones先生，你还记得‘第三浪潮’吗？

”我当然记得，那是我在教室中所经历过的最令人惊恐的事件之一。

那也是秘密的源泉，这个秘密将由我与200名学生终其余生来悲哀地共有。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们说笑着，谈论有关“第三浪潮”的事。

然后就是分别的时刻了。

那感觉很奇怪。

你以这种碰巧的方式遇到了以前的学生。

你抓住了自己人生中的一些时刻。

握紧它们。

然后告别。

不知你们下次何时甚至能否再见面。

噢，你们保证会给对方打电话，但实际并不会。

Steve还会继续成长与改变。

我是Jones先生。

Steve转过身，向我行了个无声的礼。

手臂上抬，做成弯曲的波浪的形状。

我也将手臂弯成相似的样子，向他回了礼。

　　“第三浪潮”。

好吧，最终看来它还是可以被谈及的。

这里我遇到了一个学生，关于这场噩梦，我们谈了几个小时。

这个秘密最终一定会黯淡下去——这花了三年。

我可以告诉你、告诉任何人，关于“第三浪潮”的事情。

现在，它只是一个梦，要被记住的、而不再是我们所试图忘记的东西。

这就是它如何开始的——我认为，是Steve提出的一个问题，碰巧式地开启了“第三浪潮”。

　　那时我们正在研究纳粹德国；我的讲授被这个问题打断：“为什么德国人声称，他们对于屠杀犹太人并不知情？

为什么无论是市民、铁路列车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清楚有关于集中营和人种灭绝的事实？

为什么有些人作为犹太人的邻居甚至是朋友，却称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他们并不在场？

”这是个好问题，连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

　　那时学年还剩下几个月，而我也曾经历过二战。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决定花费一周来探索这个问题。

　　“纪律铸造力量”　　周一，我向我那些高二年级的历史课学生们介绍了一种体验，这种体验显示了纳粹的特色——纪律。

我讲解了纪律的妙处。

为在一项体育运动中获得成功，一位运动员要如何刻苦而有规律地训练？

为让一个动作变得更加完美，一位芭蕾舞者或是画家要如何刻苦地工作？

还有科学家为追求一种构想而献出的耐心。

这就是纪律。

它是自我训练、控制，是意志的力量，是为获得优秀的精神上与身体上的能力而付出的肉体的艰苦，是根本的胜利。

　　为了体验纪律的力量，我邀请——不，我命令整个班级练习并采用了一种新的就座方式。

我阐明了良好的坐姿对于强制集中注意力和增强意志力会有多大的辅助作用。

实际上，我正是以这种坐姿指导全班。

这种坐姿要求把双脚在地面放平，将双手交叉平放在背后，来强制脊柱挺直。

“你们没感觉到这样你们可以更轻松地呼吸了吗？

你们变得更加警觉而敏捷。

你们难道不感觉更好吗？

”　　我们一次次练习这种立正一样的姿势。

在坐着的学生们身边的过道上，我踱来踱去，指出他们的小瑕疵，让他们进步。

良好的坐姿成为了学习中最重要的方面。

我让全班解散，允许他们离开座位，然后出其不意地召他们回来并以这种端正的坐姿坐好。

在这种迅疾的练习中，全班学会了在15秒之内，就完成从站着到以这种坐姿坐好的动作。

在紧凑的练习中，我不断强调双脚平行、地面放平，双踝锁定，双膝直角，双手交叉、平放背后，脊椎挺直，下颌收住，头部向前。

我们还做了喧哗类练习，其中说话只能 在接下来几分钟的练习任务中，他们不断进步，全班都能够一声不发地完成从室外的站姿到自己座位上的坐姿的过程。

这一机动过程仅花费5秒钟。

　　多么奇怪——学生们接受这种统一的程式行为有多快！

我开始好奇，他们到底能被驱使到多深的程度？

这种对服从的展示，究竟只是我们在玩的一个暂时的游戏，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这种对于纪律与一致的渴望是一种本能需要吗？

一种被我们隐匿在特许经营的饭店*和电视节目编排中的社会本能？

　　【*特许经营的饭店：原文为franchise restaurants——译者注】　　我决定将班级的忍耐力进一步前推至一种受到严格控制的动作。

在课堂的最后25分钟内，我引入了几条新规则。

学生们必须于铃响前在教室中用那种端正的坐姿坐好；必须带铅笔与纸来做笔记；在提出或回答问题前，学生必须站在桌边，并且以“Jones先生”作为开场白。

我们还练习了“静默阅读”的讲习会。

那些回答得懒散迟缓的学生遭到了斥责，而且都要不断重复自己的动作，直到表现出典型的规范与尊敬。

　　回答所表现出的强度与速度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回答的内容本身。

为了强化这一点，我要求所有的回答必须限制在3个字（单词）以内。

那些努力提出或回答问题的学生受到了嘉奖。

而且，他们会因为表现出干净利索而彬彬有礼的举止而受到认可与表扬。

不久，全班都开始踊跃地提出或回答问题。

课堂的参与水平由以往的寥寥几个左右着讨论过程的学生扩展到了全班。

甚至是初到的学生，在回答的质量方面也有了逐步的提高。

似乎每个人都听得更加用心。

新人也在发言。

回答开始加长，因为那些曾经通常犹豫不敢发言的学生也为他们的努力找到了支持的力量。

　　至于我在这种练习当中的参与——我只是提出问题。

为什么我之前没想到过这种技巧？

学生们看上去对于得到的任务更加专心，并能够准确地复述事实与概念。

甚至他们提问的水平也更高了，并且对待彼此更加富有同情心。

怎么会这样？

这里，我营造了一种专制式的学习气氛，而这看上去非常富有成效。

现在我开始沉思的，不是这个班级能被驱使得多深，而是我对于开放的课堂和自主选择式学习的观念将会改变多少。

难道我那些对于卡尔·罗杰斯*的信条即将枯萎消亡了吗？

这次实验将走向何处？

　　【*卡尔·罗杰斯：Carl Ransom Rogers（1902-1987），美国心理学家，当代人本主义心理学代表人物。

——译者注】　　“团结铸造力量”　　周二，也就是实验的第二天，我走进教室，发现所有人都按照那种端正的坐姿安静地坐好了。

其中有些人的脸上挂着放松的微笑，这种微笑是源自于他们取悦了老师。

但是大多数学生非常郑重其事，专注地看向正前方。

颈部肌肉僵硬了。

没有微笑的征兆，没有想法，甚至没有问题。

为了这个动作，每一束纤维都拉紧了。

为了缓解这种紧张气氛，我走向黑板，以大写字母写下了：“纪律铸造力量”。

在它下面，我又写了第二条准则：“团结铸造力量”。

　　全班都在这种凝固般的死寂中坐着，我开始讲授我的课程，关于团体的价值。

在游戏的这一阶段，我的内心激烈辩论着，是终止这个实验还是继续。

之前我没有计划到如此强烈的服从程度。

实际上，对于这个关于纪律的想法能够如此实施，我感到异常惊诧。

就在我内心激辩着是停止还是继续时，我还在不断地讲述着关于团体的事情。

我以我曾作为一名运动员、教练和历史学者的经历来编造故事。

这很简单。

团体，就是一同工作与奋斗的个体间存在的结合力。

它是与你的邻居一同搭起一座谷仓。

你觉得自己是本人以外的某种的东西的一部分——一次运动，一个团队，一场比赛*，也是一种动机、目标或理想（cause）。

　　【*比赛：原文为La Paza，西班牙语。

——译者注】　　要后退，为时已晚。

我现在体会到天文学家为什么总不懈地看向天文望远镜。

我越来越深地探究到了群体和个体的行为的推动力，并形成了我自己的观点。

还有很多东西尚待看见、尚待理解。

许多问题萦绕于我的脑际。

为什么学生们能够接受我所强加给他们的权威形象？

对于这种最高指挥官式的举止，他们的好奇心或是抵触感哪去了？

这一切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

　　在我描述了有关团体的事情后，我向班级重申，像纪律一样，要理解团结，也必须亲身经历。

为给他们提供一次与团体相遇的机会，我让全班背诵：“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

首先，我让两名学生站起来，让他们回忆我们的格言。

接着，又加入两名学生，直到全班都站起来背诵。

这很有趣。

学生们开始望向彼此，感到了归属感的力量。

每个人都有能力，都是平等的。

他们在一起做些什么。

我们把整节课都用来做这些简单的动作。

我们齐声背诵格言，循环往复；或者说，用不同的音量。

我们总是一齐说着，强调着得体的坐、站、说的方式。

　　我开始把自己想成实验的一部分。

我喜欢学生们展示出来的这种整齐划一的动作。

看到他们那样满足、并有激情去做更多，是非常值得的。

要把自己从班级正在发展的那种势头和一致性中抽离出来，我发现这越来越难了。

我受着这个团体的支配，正如我也在引导它。

　　课堂时间要结束时，我不假思索地创造了一个班级礼节。

这是只为本班级成员而设立的。

要行这种礼，需要把右手举起，朝着右肩做一个弯曲的姿势。

我把它叫做“第三浪潮礼（the Third Wave salute）”，因为这里的手很像一个即将打下来的大浪头。

其中“三”的想法来自于与海滨有关的知识，即波浪是一环环来到的，而在每一组波浪中。

第三波浪潮都是最后、也是力量最大的。

既然已经有了礼节，我便规定：在教室之外，也要用这种礼节来问候本班级的任何成员。

当下课铃响起，我让全班都保持完全的静默。

每个人都肃穆地坐着，我慢慢地抬起手臂，把手做成弯曲的姿势行礼。

这是一种无声的识别标志，有些特别。

没有命令，但全班同学都回了这个礼。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个班级的学生们都会以此互相问候。

你可能正在沿大厅走着，这时有三个学生突然走向你，每个人都闪电般的快速行了个礼。

在图书馆和体育馆，学生们也会被看到在做这种奇怪的，像是手的摇摆舞的动作。

你也可能在两名学生互相行礼之后，听到自助食物的碰撞声。

30个人做着这种奇怪的旋动，这其中的奥秘很快为这个班级和这个关于德国人人格的实验吸引来更多的注意力。

许多本班级之外的学生询问他们能否加入。

　　“行动铸造力量”　　周三，我决定给那些希望继续我所谓的实验的学生，每人发放一张成员证。

没有一个人决定离开这个教室。

现在，活动的第三天，教室里已有43名学生。

其中13名学生为参加这个实验而翘了课。

当全班都端正地坐好时，我给每个人发放了一张卡片。

我在其中的3张上各打了一个红色“×”的标志，并告诉收到这三张卡的人，他们有一项特别的任务——向我报告那些不遵守课堂纪律的人。

接下来，我进一步开始阐述行动的意义。

我告诉他们，如果没有行动，纪律与团结将变得毫无意义。

我探讨了为一项行动而担当起全部的职责，这种行为的妙处。

由于你对自己，以及你的家庭或团队信服得如此彻底，你将不惜一切去维护它们、保卫它们以至于扩展它们。

我强调了，艰苦的努力以及彼此忠诚将会如何促进更快的学习以及获得成就。

我提醒学生们，当在比赛中获得伤痛、遭遇羞耻时，仍身处班级中是什么样的感觉；从体育馆到阅读课，学生们都在互相斗争的境况；那种从不行动、从未成为某种东西的一员、从未互相支持的感觉。

　　没有人提示他们，但此时学生们全部站了起来，表达他们的赞扬和感激。

“Jones先生，我第一次学到这么多东西。

”“Jones先生，你为什么不一直这样讲课呢？

”我被震惊了！

不错，我一直在一种受到极端控制的设定下向他们灌输信息，但是他们竟对此感到自在和接受，这一事实开始显露出来。

花费时间与精力来写关于德国人人格的作业——这种任务被学生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了，意识到这一点，很令人困惑不安。

学生在学习技能方面的表现显著进步。

他们在学着更多的东西。

而且他们看上去还想要更多的东西。

我开始想，学生们可能会去做我分派给他们的任何事情。

我决定一探究竟。

　　为给学生们提供亲身行动的经历，我口头分配给每个人一个任务。

“你的任务是设计‘第三浪潮’的横幅。

”“你来负责不让任何非‘第三浪潮’成员进入教室。

”“我要你在明天之前记住并能背诵每一位‘第三浪潮’成员的姓名和地址。

”“你要负责劝说附近小学的至少20个孩子，告诉他们我们的坐姿对于更好的学习是必须的，并且训练他们。

”“你的工作是在课堂结束前读完这本小册子，并把它的全部内容向全班做报告。

”“我要你们每个人，给我一个你们认为可能加入‘第三浪潮’的可靠朋友的名字和地址。

”……　　为结束这种亲身行动的集会，我指导了学生们一个引入新成员的简单步骤。

它是这样的：一个新成员，只需一位老成员介绍，并由我发放一张成员证即可。

一收到这张成员证，这个新成员必须马上弄清我们的各种规则，并保证服从它们。

我的通告激发出了一种热情。

　　整个学校都被猜测与好奇带动起来了。

它影响了每一个人。

学校的厨师询问“第三浪潮”的曲奇饼是什么样子的。

我说，当然是巧克力片。

我们的准则还进入了一次下午的全体教职工会议——在会上我受到了“第三浪潮礼”；我回了礼。

图书馆员为横幅而感谢我，她在了解后立即把它挂在了图书馆入口上方。

*截止这一天结束，已有超过200名学生被批准加入该组织的行列。

我感到非常孤寂，甚至有点惊恐。

　　【*图书馆员……上方：原文为The Librarian thanked me for the 30' banner on learning which she placed above the library entrance.——译者注】　　我大部分的恐惧是在“告密”事件的影响下表现出来的。

尽管我只正式指定了3名学生向我报告行为不端者，然而大约有20名学生来到我这里，向我报告Allan怎么没有行礼，或是Georgine说了批评我们的实验的话。

这一监视事件意味着全班的半数学生已以观察并举报自己班上的同学为己任。

在这样突然爆发的报告潮中，似乎一个合法的阴谋正在进行……　　班上的3位女生告诉了她们的父母关于我们的课堂实验的事情。

迄今为止，这3位女生是班上最聪明的学生。

她们彼此间都是好友。

她们拥有一种无声的信赖，并且以学校里这种给予了她们学术性与领袖力的背景为乐。

在实验的日子里，我很好奇，她们对于课堂里这种平等主义的形体重塑做何反应。

她们已习惯于因成功而获得奖励，而这种奖励在该实验中不复存在。

质疑与推论的智力能力在实验中也毫无所存。

在这种好战的氛围中，她们似乎惊呆并忧郁了。

现在回看，她们表现得很像那些所谓“无学习能力”的孩子。

她们旁观这些活动，只以一种机械般冷漠的方式参与其中。

尽管别人都冲进来，她们却控制着自己，只是观望。

　　她们告诉父母关于实验的事后，引起了一小系列的事件。

这几位家长中一位的犹太教牧师*给家中的我来了电话。

他非常有礼貌，而且和蔼可亲。

我告诉他，我们只不过是在研究德国人的人格。

他似乎很愉快，并告诉我不要担心。

他会与那几位父母谈谈，让他们的关注稍稍冷静下来。

通话结束后，我联想起了历史上那些类似的对话——牧师接受那些站不住脚的前提条件，或是为之致歉。

如果他大发雷霆，或是单纯地调查情况，那该有多好！

那样我就可以向学生们举出公开反抗的例子；但是没有。

这位犹太教牧师也成为了实验的一部分。

他成为了一名拥护者、一名共犯——他让我继续保持着对实验中那种压抑感的无知。

　　【*犹太教牧师：原文为rabbi。

——译者注】　　第三天结束时，我很疲惫。

我感到混乱。

在角色扮演与行为受控中的平衡已无法区分。

许多学生已经完全进入了成为“第三浪潮”成员的状态。

他们要求其他学生严格遵守规定，并威吓那些轻视这次实验的人。

另一些学生则沉迷于这次活动，扮演着自我分配的角色。

我尤其记得Robert。

对于他的年龄来说，他的体型很大，几乎从未显示出什么学习的技能。

但是为获得成功，他比我已知的其他任何人都更努力地尝试。

他上交了非常精致详尽的每周报告，从图书馆里的参考书上逐字翻录而来。

Robert与学校中许多孩子那么相似，既不出类拔萃，也不惹是生非。

他们并不聪明，不能参加体育团队，也不为吸引注意而标新立异。

他们仿佛是消失无形的，让人注意不到。

我开始知道Robert这个人的唯一原因，是我发现他在教室里吃午餐。

他总是独自一人吃午餐。

　　而“第三浪潮”给了Robert在学校的立足之地。

至少他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他可以做些事情。

参与。

有意义。

这也就是Robert所做的。

周三下午的晚些时候，我发现Robert跟着我，我问他他到底在干什么？

他微笑着（我想之前好像从未见他笑过）称：“Jones先生，我是你的贴身保镖。

我怕你会出点什么事。

我能干这个吗，Jones先生？

”面对这样的担保与微笑，我无法拒绝。

我有了贴身保镖。

他整天为我开门、关门。

他总是走在我的右侧，笑着向其他班级成员行礼。

他无时无处不跟着我。

在教职工休息室（学生禁入），当我大口喝咖啡的时候，他就在门口无声地立正。

当一名英国教师与他搭讪、说他是“教职工室里的学生”时，他只是微笑着告诉这位教工，他不是学生。

他是一名贴身保镖。

　　“荣耀铸造力量”　　周四，我开始计划着结束这次实验。

我又疲惫又担心。

许多学生越轨了。

“第三浪潮”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中心。

我自己的情况也相当糟糕。

我现在本能地以一种独裁的发号施令者的身份行事。

噢，我是仁慈的。

并且，我每天都要就这次学习实验的好处与自己争论。

就这样，实验的第四天我开始失去了自己的论据。

当我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来角色扮演时，我却越来越少地回忆这次实验合理的起源与目的。

我发现即使在不必要的时候，我也开始滑进角色本身。

我想知道并不这样的人是否很多。

我们得到或者自取一个随意的角色，然后就为迎合这种形象而弯曲自己的生活轨迹。

不久，这个形象就成为了他人唯一接受的身份。

因而我们就变成了这个形象。

我所创造的这种情况与角色带来的问题是，我无暇思考它将去往何处。

我身边的事件凌乱不堪。

我担心学生们做出他们将会为之后悔的事来。

我也为我自己担心。

　　我再一次想到，是结束这次实验，还是听由它自己前进？

两种观点都难以实行。

如果我停止实验，许许多多学生将遭半途而弃。

他们已将自己置于同等者之前，陷于激进的行为之中。

从情感上与心理上来讲，他们都已将自己张扬在外。

如果我突然地将他们带回教室的现实中去，那我在今年的剩余部分都将面对一群迷惑不解的学生。

要把Robert一类的学生强压回座位上、告诉他们这只是个游戏，这太痛苦了。

他们会受到那些更聪明的、以一种谨慎有度的方式参与其中的学生的冷嘲热讽。

我不能让Robert们再次失落下去。

　　另一种想法，也就是放任其自流，更加不可能。

事情早已失控了。

周三晚上，有人闯进屋子，“洗劫”了这个地方。

我后来发现这是某个学生的父亲。

他是一位曾在德国战俘营中度日的退休空军上校。

一听说我们的活动，他便无法自抑，便于晚间闯进了屋子，并搞得它一塌糊涂。

我早上发现了背靠在教室门上的他。

他向我讲述了他那些死在德国的战友。

他抓住我，不断地摇晃。

以断断续续的口吻，他恳求我理解他，并送他回家。

我打电话叫来了他的妻子，他在邻居的帮助下走回了家。

接着几个小时内，我们谈些关于他的感觉和行为的事。

但从周四早上的那一刻开始，我开始益加关心学校可能发生什么。

　　我们的活动会怎样影响到学校的教职工和其他学生，我越来越担心。

“第三浪潮”扰乱了正常的学习秩序。

学生们翘课来参加，而学校的辅导员开始质询班里的每个学生。

学校里真正的“盖世太保”正在工作。

面对这个在各方面爆炸式膨胀的实验，我决定尝试一个老的篮球策略。

当你面对着很大的困难的时候，能采取的最好措施就是意料之外的。

那就是我所做的。

　　到周四，班级已经壮大到80余名学生。

惟一能让他们达到一致的地方就是那条“无声端坐”的强制纪律。

当一整个屋子的人都在完全集中注意力且满怀期盼地坐着时，一种奇怪的寂静便会产生。

这使得我可以从容地靠近他们。

我谈及荣耀。

“荣耀比举止和礼节更加重要。

它是一种任何人都无法从你身上取走的东西。

荣耀就是自知自己是最好的……这是不可破坏的……”　　在这段渐入高潮的演讲中，我突然降低嗓音，宣布“第三浪潮”的真正起源。

用一种低沉而有条理的音调，我阐明了“第三浪潮”的背后是什么。

“‘第三浪潮’不仅是一次实验或是教室活动。

它比那些重要得多。

‘第三浪潮’是一个全国性组织，旨在寻找那些愿为国家政治体制改革而奋斗的学生。

是的。

我们一直在进行的这项活动，就是在为真正的目的而实践。

全国范围内，像我一样的教师一直在招募并训练一个能通过纪律、团结、荣耀与行动来向国家展示出一个更好的社会的青年团队。

如果我们能改革学校运行的体制，我们就能改革工厂、商店、大学以及其它一切机构的运行体制。

你们就是被选召出来促进这一事务的青年人。

如果你们能够站起来展示出你们在过去四天内学到的东西……我们就能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

　　...　　我们可以赋予它新的纪律、团结、荣耀与行动的意义。

一种新的目的。

一切都只取决于你们和你们的意愿来表明立场。

”　　为了给我庄严的话语赋予些真实感，我把注意力转向班里的三个女生，我知道她们曾经质疑过“第三浪潮”。

我要求她们离开教室。

我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并指派了4名护卫，负责护送她们到图书馆和阻止她们周五进入班级。

接着用一种戏剧化的语气，我告知全班，周五将有一个特别的午间集会。

是一个仅面向“第三浪潮”成员的集会。

　　这是一次狂放的赌博。

我就在那一直讲着，担心一旦我停止，会有人大笑或是问一个问题，然后整个计划就会在混乱中泡汤。

我解释着，周五中午，本组织的全国主席的候选人将宣布“第三浪潮青年计划”的成立。

与此同时，从全国各处而来的1000余个青年团队将会站出来表示对于这样一次运动的支持。

我还透露，他们就是被选出的本地区的代表。

我还询问他们能否表现优秀，因为新闻界已被邀请来记录这次事件。

没人大笑。

没有一点儿反抗的嘀咕。

与此迥然不同，一股狂热的兴奋席卷整个屋子。

“我们能行！

”“要穿白衬衫吗？

”“能带朋友来吗？

”“Jones先生，你看到《时代》杂志上的广告了吗？

”　　这条谈论完全出于巧合。

即期《时代》杂志等出了一整幅的彩页广告，是某种木器。

广告商把产品定名为“第三浪潮”。

广告用红、白、蓝色的大写字母写道：“第三浪潮正在涌来。

”“Jones先生，这也是运动的一部分吗？

”“是暗语吗？

还是别的什么？

”“是的！

现在认真听着。

　　“这都是为明天安排的。

12：00前十分钟，在小礼堂坐好。

准备好展示你们所学到的纪律、团结与荣耀。

不要对任何人说起此事。

这次集会只针对成员。

”　　理解铸造力量　　周五，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一大早都在为集会而布置礼堂。

11：30，学生们开始进屋；一开始几个学生来寻路，接下来越来越多。

一排排开始坐满。

一种隐秘的安静覆盖了整个屋子。

人群的上方，“第三浪潮”的横幅像云一样挂起。

十二时整，我关上屋门，并在每个门处都安排了警卫。

我的几位装扮成记者和摄像师的朋友开始与人群互动，拍照并草草做一些匆忙的描写。

一组照片被拍下来了。

200余名学生挤在屋子里。

没有一个空座。

这个团队似乎由不同类别的学生组成。

有运动员、社交上的杰出者、学生干部、不合群的人、常早退的孩子、单车骑手、装作时尚者、学校达达主义艺术家的代表，还有一些住在干洗店里的学生。

然而，当他们用一种极其端正的坐姿坐着时，整个团体仿佛就是一支军队、一股力量。

每个人都目不转睛地聚焦在我放在室内前面的电视。

没有人动弹。

整个屋子没有一点声音。

仿佛我们都是一次诞生的见证人。

这种紧张与期盼是超越信念的。

　　“在把频道换到将于5分钟内开始的全国会议前，我要向媒体展示一下我们训练的程度。

”这样说着，我行了礼，随之而来的是200只手臂的回礼。

然后，我说出了“纪律铸造力量”的话语，接下来就是学生们异口同声的反复吟诵。

我们做了一次又一次。

回应的声音一次比一次大。

记者们绕着这个仪式不断地快速摄影，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都被忽略了。

我重申了这次事件的重要性，并再一次要求学生们表示出对此的忠诚。

这是我最后一次让谁来背诵了。

整个屋子在发自喉咙中的嘶喊中震颤——“纪律铸造力量”。

　　12：05了。

我把屋里的灯关掉，快步走向电视。

室内的空气仿佛都榨干了。

难以呼吸，更难以说话。

仿佛这些灵魂呐喊的高潮将一切都轰出了屋外。

我打开电视。

我现在站在电视旁边，直面着装满了人的屋子。

电视发出一片明亮的磷光。

Robert就在我的身边。

我对他耳语，让他密切关注接下来的几分钟。

屋子里惟有的亮光来自电视，它正对着屋子里的脸庞们。

所有的眼睛都紧盯着这片光，但它的画面没有丝毫变化。

屋子里陷入一片死寂。

屋中人与电视间仿佛正进行着一场精神上的角力。

而电视赢了。

调试用的白光屏并没有突然变出一位政坛候选人。

它一直“吱吱”地响着。

而观看者也仍在坚持。

一定会有节目的。

一定就快到了。

在哪里？

人们仍在对着电视出神，仿佛有几个小时。

12：07了。

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片空空的白光。

不会开始的。

人群陷入焦虑，接着是沮丧。

有人站起来大喊，“没有什么领袖，不是吗？

”所有人都震惊了，先回头望向那位沮丧的学生，紧接着向电视转回来。

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怀疑。

　　在这一片混乱的时刻，我缓慢地向电视挪动。

我关掉了它。

我感到屋子重新灌满了空气。

屋子仍在一片凝固的寂静之中，但我第一次感觉到有人在呼吸。

学生们把手臂从椅子后面收回来。

我本料想着，问题会像洪水般涌来，但得到的却是极端的寂静。

我开始讲话。

每一个字好像马上就被拽出口中然后吸走。

　　“认真听，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们。

坐下。

根本没有什么领袖！

没有什么叫做‘第三浪潮’的全国青年运动的东西。

只是你们已习惯了。

被控制了。

被你们自己的欲望所操纵，驱使到你们现在发觉的这个地步。

你们与我们所学习的德国纳粹分子别无二致。

　　“你们以为自己是被选出来的，以为自己比屋子外边的那些人更强。

为了得到纪律与优越感的良好感觉，你们交换出了自己的自由。

你们选择了去接受集体的意志，以及自己坚定信念之上的弥天大谎。

嗯，你们自己想着，只是为寻乐而参与这事，想着自己任何时候都能抽身而去。

但你们在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你们已经走了多远？

让我给带你们看看，你们的未来是什么。

”　　说着，我打开了后面的投影仪。

它迅速地照亮了电视后面挂着的一块白布。

很快，庞大的人群出现了。

纽伦堡集会*上的呐喊声猛地冲入视野。

我的心头受到一阵重击。

在幽灵般的影像中，第三帝国的历史在屋子里展示出来。

纪律。

巨大的谎言。

傲慢。

暴力。

恐怖。

人们被推上货车。

集中营里仿佛看得见的恶臭。

没有眼睛的脸庞。

审判。

被无视的恳求与辩护。

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而已。

我的工作。

突如其来地，影片在一个镜头处定格。

“每人都必须承担责任。

没有人可以宣称，自己丝毫没有参与其中。

”　　【*纽伦堡集会：德国纳粹党曾于1933、1937、1938等年多次在纽伦堡召开盛大的集会。

文中所指不详。

可能指的是1937-09-05召开的集会，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纳粹集会。

——译者注】　　当影片最后的片段在投影仪上闪过时，室内陷入一片黑暗。

我感到腹部发痛。

屋子闷得闻上去像一间密室。

没人动。

仿佛每个人都想细细剖析这一时刻，弄明白出了什么事。

仿佛从一场沉睡与梦中惊醒，整屋的人开始慢慢恢复意识。

我等了几分钟，才让每个人都反过劲来。

终于，疑问出现了。

所有的问题都是在盘问那假想的情况，以及期盼发现这次事件的意义。

　　在仍旧昏暗的屋子里，我开始解释。

我承认了自己的弊病以及懊悔。

我告诉与会者，要完整地解释颇需花费些时间。

但一开始，我便感到自己正从一个自省着的参与者，向一个老师的身份转变。

当老师更轻松。

我开始客观地描述之前发生的事。

　　“通过一周以来的经历，我们都体味到了，生活在纳粹德国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了解了，创造一个严守纪律的社会环境是什么样的感觉。

建立一个特别的社会。

对这个社会保证忠诚。

用规则来代替理由。

是的。

我们都将塑造出优秀的（纳粹）德国人。

我们会穿上制服。

会在朋友邻居遭到咒骂直至迫害时转过头去。

会在‘防御’工厂里工作。

是的，我们已经稍稍知道了，找到一个偶像是什么感觉；感到自己很强大，并控制着命运是什么感觉。

我们知道了被遗弃的恐惧、做对了事而被赞扬的愉悦。

成为头号人物。

成为正确者。

当被带到了极端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了，也许是感觉到了，这样的行为将会朝何种方向发展。

过去的一周里，我们每个人都见证了某种东西。

我们看到了，法西斯主义不仅仅是别的什么人所做出的东西。

不。

它就在这里。

在这间屋子里。

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方式中。

擦去表面现象，它就出现了。

这是潜藏在我们所有人内部的一种东西。

我们像带着疾病般带着它。

是‘人性本恶’因而无法善意相待的观念。

是社会秩序需要强大的领袖与纪律来维持的观念。

还有些别的——道歉的行径*。

　　【*道歉的行径：原文为The act of apology。

——译者注】　　“接下来是我们要体验的最后一课。

这最后一课或许是最重要的。

这一课就是那个让我们开始投入纳粹生活研究的问题。

你们还记得那个问题吗？

那是对于德国民众声称自己与纳粹运动无关且毫不知情的疑惑。

如果我能记清那个问题的话，大概是这样的：德国的士兵、教师、铁路列车员、护士、税收员乃至最普通的公民，怎么会在第三帝国终结之时，宣称自己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指对于犹太人的灭族行为）毫不知情？

当国民们本身就是某种事物的一部分，又怎么会在最后宣称自己并不真正相干？

是什么让人们可以抹去他们自己（参与）的历史？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或是几年内，你们可能就有机会回答出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对于法西斯式心理状态的实践很彻底的话，那么你们中不会有一个人会承认自己参加了‘第三浪潮’的这次最终集会。

如同（纳粹）德国人一样，你们难以向自己承认，自己走到了这步田地。

你们不会让你们的朋友父母得知，你们为了口头命令和看不见的领袖而甘愿放弃个体的自由与权力。

你们不能承认自己被操纵了而成为一个追随者，不能承认自己接受了‘第三浪潮’并使之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你们不会承认参与了这个狂热的行为。

你们会把这一天、这次集会保守成为一个秘密。

这是一个我与你们共有的秘密。

”　　我从屋里的三架相机中取出胶片，把胶片曝光。

这次行动结束了。

实践结束了。

“第三浪潮”结束了。

我的目光越过自己的肩头向后瞥去。

Robert在哭泣。

学生们缓缓从椅子上站起来，无声地鱼贯走入室外的光明中。

我走向Robert，用手臂搂住他。

他啜泣着，无法自持地大口吸入空气。

“都结束了。

”“没关系。

”我们彼此安慰着，在激动的学生人流中停滞着。

有些学生转回来，短暂地抓着我和Robert。

其他人敞开了哭着，紧接着又擦去不断流下的泪水。

人们环绕彼此，抓着彼此，向门口、向外面的世界移动着。

　　学校里的一周内，我们完全共有着我们的生活。

如同所预料到的，我们也共有着一个深藏的秘密。

在我于Cubberley High School高中任教的4年内，没有人承认参加了“第三浪潮”的集会。

噢，我们热烈地讨论并研究我们的行为；但是至于集会本身，则从来没有。

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想忘却的东西。

说起来看似多余，因为“集体”这个词汇对于国人来说实在是一点儿也不陌生，整齐划一的组织生活早已从最初的社交——幼儿园时期就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有细节，不提出操运动，连如厕都要手牵手三俩人一块儿赶场的生活状态，还需要怎么诠释集体对于国人的意义？

意识早已根深蒂固。

对于闲的发慌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对集体主义的尝试成为了过度自由后的一种必要需求。

《浪潮》之所以成为这么一部引人反思的片子，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基于个体的人在面对集体巨大力量所产生的不可控制性上。

故事来源于1967年的某次真实事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一位名叫荣•琼斯的高中历史老师鼓励自己的学生组织成一个类似希特勒青年的班级团体，以此来向学生们阐述什么才是真实的法西斯主义。

这只是一场模拟而已，谁都没有当真——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

集体意识和无意识故事情节大致和现实相当，只是地点从美国换到了更意味深长的德国，在一个曾经经历过纳粹统治的国家再次运行这样一种方式，难道还会有人鸟吗？

历史怎么可能开倒车。

富有魅力的文格尔老师在非自愿的状况下承担起“独裁统治”课程的教授，突发奇想地在自己的课堂上小规模地模拟纳粹团体的实验，而这班纳粹养成试验的后果，恐怕远远超出了老师原先的设想。

电影中集体主义下的众生相是最大的亮点之一。

任何心计和小算盘都可假借集体之名而得以行进，任何卑微之人也能在这块招牌下得以庇护和虚势的状大，而任何胆敢有丝毫违逆这个集体意志的分子也会坚决而毫不留情地给予剔除和排斥。

文格尔老师在短短的一周时间内，通过建立权威，设定“浪潮”组织，统一服装和整齐划一的动作——总而言之，将个体放置在一个必须使他们服从的种种限定的集体中，这种划一和服从权威的组织作风开始划清界限，排除异己，最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专制的前奏。

“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文格尔老师从语言到服装的统一上建立了初步的团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令人震惊：每个团体中的人都自觉地维护并加速了这种集体趋于独裁的倾向。

女孩卡罗并不是不乐意穿上统一的白衬衣，而仅仅是不期望被强迫性选择这唯一的选项而被集体排斥，甚至她的小男友也被告知要避免传染——集体，容不下私意。

而个人以为电影中那位弱者蒂姆的形象是最意味深长的，弱者某种程度上渴待在专制的奴役下给予他无法替代的虚拟的安全感与荣耀感。

正因为此，在这场荒诞的试验即将结束时，令文格尔老师和在场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悲剧的发生，正是基于集体意识所导致的失控状态。

看完《浪潮》后再翻各路论坛上文艺青年们的讨论，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众人纷纷表示讨厌女主角卡罗，原因居然和电影中“浪潮”组织所列举出来罪状如出一辙，仿佛他们忘记了刚刚自己看过的是怎样一幕剧。

这从另一个角度彻底反映出集体无意识给人思维的巨大影响，这种潜意识里的举动正如同参与了“浪潮”团体试验的人一般，毫无觉察地走向了偏见和极端的深渊。

以集体的名义这样的借口，非常的正当，显得很理直气壮。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团体，如何区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首要的是确立不同的组织。

种族，信仰，意识形态，这些都是划分不同阶层和组织的手段和方式。

然而这些方式一旦被推进到核心不可动摇的位置，加以强制和硬性的手段，确立了特有的标榜方式，集体就打造成功了。

第二步，则是划分界限。

之所以这个人在这个集体而不属于那个集体，只是因为他持有不同的观点，他秉承独特的处世方式。

那么，如果这个个体希望能够有自己的观点，渴望获得一些自主的决定权来表达异议，他会发现这是大逆不道之举——因集体所产生的公共意识和利益，是不允许得到质疑和改变的。

如果拒绝和违逆，下一步就是出局。

在大多数卑微的个体抱团成一个庞大的集体后，产生的虚幻感十足的强大膨胀力度惊人。

这种优越感其实是整齐划一所带来的：因为你与众不同，所以要与你划清界限。

因为我们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要剔除你这个异端；甚至，最终要消灭你。

这种状态会发展到一个极端危险的境地。

最近一段时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高速路拦车救狗事件算得上是电影集体意识的一个现实应用的缩影，争论的双方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标榜良善的观点，而真正让我吃惊的是一部分自愿者和爱狗人士在此事件中表现出来的这种集体意识导致的极端倾向。

他们——虽然常人试着尽量理解他们的爱心和道德制高点——会切齿仇恨自己的同类，而这仅仅是因为有人胆敢与他们秉承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相左，与他们的集体意识相背离。

这种仇恨仅仅是因为旁人并未顺应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个人意志被精心打扮加工，加以光鲜的修饰，打造成至高无上的集体意识。

反对他们的人，则是对那一个集体权威的挑战，是绝不可以容忍的。

正因为基于对这个集体的维护，可使用任何必要手段，足以逾越任何法律、常理，即便是发展成各种极端甚至暴力的行径也会在自诩过于优人一等的集体意识大旗下美化成良善的象征。

统一和规范思维形态坚固了庞大的组织，发展了集体意识，而每一个个体在这种狂热的添砖加瓦中却恰恰丧失了自我，将其融入到巨大的不可控制的洪流中。

这种融合导致盲从，而人人在这种集体职责性的扩大化中找寻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的归属感。

正如文格尔老师在最后阶段所说：“我们自以为高人一等，比别人优秀，我们将所有反对我们的人排队在这个集体之外，却伤害了他们，而且更不知道还将会发生多么严重的事情。

”这种优越性促使人们做出自认为优于常人的举动以试图改造异己，多半伴随着强制手段——而这往往是暴力的前奏。

历史的悲剧就是如此反复，而认为永远掌握了真理的活在当下的人民，毫不自知。

拍摄于1955年的被公认为揭露纳粹暴行的杰出纪录片《夜与雾》中说道：“我们假装这一切只会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发生一次。

”自以为理智和清醒的个体往往在抱团成集体意识时最容易陷于非理性和狂热的浪潮，而无论这个集体阐述如何光明的意义，极端和偏见所引发的后果都是完全一样的——最终以暴力来排除异己，无论是何等名义。

伏契克说，人们，我是爱你们的。

你们千万要警惕。

五天成为优秀纳粹《浪潮》中讲述的就是这么个故事，根据1967年在美国加州发生的一个真实事件改编，其中运用的传播学原理可以解释这个令人震惊的现象。

在课堂上，学生最初只是以游戏的态度对待浪潮，当这个活动达到了相当的规范程度，很多人开始认真起来的时候，活动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

从活动浪潮本身出发分析整个活动的发展状况。

一、活动“浪潮”的宣传模式产生背景分析：社会产生“浪潮”的机制（德国历史背景）运用的传播学原理：群体传播首先这个活动存在于一个班级中，有群体基础（属于基础群众），其中有一个核心领导人（文格尔先生）能够确定活动的主要方向（虽说后来无法控制），为了共同的目标使群体更有亲密性。

规范拥有一个组织包含的元素；如统一服装；组织内的礼仪规定（如经允许才能发言，发言要起立）；还有学生座位的调整，让集体感增强。

符号化浪潮的标志（波浪形图标）、服饰（牛仔裤白衬衫）、手势（波浪形问候）。

职责分配蒂姆主动承担起了建立网站的任务，传播手段分为群体内部传播，巩固活动主题、群体意识；群体向外传播，对于不参与活动的人集体排斥，形成压力，使非活动成员出现从众行为。

大众传播（席卷全社会）传播行为会增强群体意识，群体意识反作用于传播效果，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整个社会进入浪潮之中。

政治活动的魅力存在于领导者的号召力和激发群众凝聚力的举动，所以在赖讷决定成立微型“第三帝国”的时候规范班级学生的行为，为了让他们感受集体的力量，让他们全部起立、踏步，当学生体会到仅仅是简单的踏步也能引人注意和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他们越发热爱这个组织，进行群体内部传播，并下意识得在课程以外的时间在整个学校乃至的进行宣传（群体向外传播信息），自豪感是他们的动力，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时，这个组织在不需要领导者文格尔先生的情况下自觉发展，直至不可收拾。

在活动当中，领导者赖讷强调严肃性，使群体提高对其的认识，便于信服该活动和领导人。

当电影最后赖讷想要结束这次活动的最后演讲，起到了空前的拥护，这源于演讲的魅力和群体意识增加到一定程度所达到的效果，所有个体被群体意识控制着忘记了自己本身。

二、人物分析蒂姆、红衣女孩、凯文。

看电影的片段1人物分析：①蒂姆--浪潮活动的忠实拥护者。

人物背景：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的中学生，和家庭原因有着必不可少的联系 。

首先这个人物一出场就是很受欺负的样子，并且为了得到一种群体归属冒着危险送给他所谓的朋友一大包大麻，这个细节强调了蒂姆的孤独感。

传播输入的过程：接触通过课堂，没有质疑得完全接受。

注意深入配合领导者（主动发言），得到认同后更加信服组织。

兴趣感受自身在活动中有价值的体现，成为活动的传播源理解信服-对于整个活动有着非理性的狂热，并且不顾生命危险在建筑工地上画了浪潮的标志。

决策行为主动为浪潮制作网站，并且自觉自愿成为文格尔先生的保镖，成为领导者最最忠实的拥护者强化巩固在受到文格尔先生的称赞时倍受鼓舞。

在文格尔先生将大家从狂热状态拉回到现实时，击破了蒂姆的梦想，使其失去安全感，蒂姆的自我需求被剥夺后，出于自身保护的心理，做出过激行为，拔枪要求文格尔先生承认浪潮依然存在，当要求不能被满足的时候，自杀。

蒂姆需求活动，因其自身不自信孤独，只有融入于一个活动之中猜能获得安全认同归属感，当一切真相暴露，心理底线击破，无法接受。

②衣女孩（因为要求穿白衣服的时候穿的红衣服）--浪潮活动的反对者。

人物背景：有着良好的家庭，有男朋友马可尔，还是话剧团的中心人物，对自己有绝对的自信。

一开始对于活动就是抱着游戏的态度，始终保持理性（在上课后不光觉得这个课有趣，还发现了其可怕性）。

在没有统一着装的时候受到群体的排斥，但因为自身的自信，不被其他人的观点左右，即使是男朋友马可尔的劝说也完全不起作用，马可尔所运用的说服理论应用像红衣女孩这样自信的知识分子，当没有绝对的说服力的时候，更何况红衣女孩已经当时对待浪潮是敌对的态度，起到免疫效果，所以更没有作用。

在反对浪潮的期间，运用传单方式让更多人认清浪潮活动本质，甚是在比赛现场人多的时候发放传单，致使发生流血事件。

③凯文在初期抵抗活动，但因为群体压力，周围朋友的劝说等原因，盲从了这个活动。

当凯文离开班级时，他的朋友们也了他，使其对自身的认同感骤降，虽然本人仍对此活动存有否定存疑态度，但迫于群体压力，被迫顺从，自我直觉被抑制，在这个过程中，凯文朋友对其的说服有着暗示、感染的传播手法，对其有效。

2009/4/20 传播学小作业一枚

今天看到有一位友邻推荐一篇关于《浪潮》的影评。

这篇影评的文笔不错，用词华丽，极具感染力。

应该承认的是，这部电影我是很早以前看的，当时看完之后也有这篇影评所描述的很多感觉。

“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倒是很有些提醒人注意危险的味道。

的确，在这部电影中，文格尔先生只用了五天时间，就造就了一场“浪潮”，并且最终吞噬了一个学生的生命。

不过当我们追问这件事究竟是为什么的时候，影评的作者似乎开始打马虎眼，最终归结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人性”。

作者仅仅使用了一个心理学实验来解释他所谓的“人性”究竟是什么。

当然，之后的跟帖就更是不靠谱的居多，穿凿附会，搞映射史学，倒是让我觉得如果66-76年的事件再次重演，还是会有很多写大字报的“人才”。

言归正传，如果我们用这样一个心理学实验来解释“浪潮”这个故事，那么这部电影最值得我们思考的部分恰恰被错过了。

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首先对一个社会现象的解释做一个区分。

比方说使用心理学的机制来说明个人的行为，这实际上是一种科学家式的“外在视角”：通过建构一个因果性的说明结构，来说明人们的行为。

比方说熊培云使用心理学的机制来说明“浪潮”中人们的行为。

不妨设想你自己就是“浪潮”中的一员，请你问问自己，熊先生给出的说明是你如此这般行动的动机吗？

当你去购买白衬衫，当你在市政大楼上涂鸦的时候，你的理由真的是心理学上的科学解释吗？

“心理学理论认为，我现在应该买白衬衫”是你行动的理由吗？

我们可以将这种说明方式称作“外在的完备说明”。

我们会发现在豆瓣上炙手可热的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就属于这类说明。

显然，如果你把这样的解释说给“浪潮”中的成员，他们一定会感到你对他个人以及整个运动的亵渎，因为这不啻意味着说“你们都是被心理机制操纵的提线木偶”。

这种说明提供了“浪潮”中值得注意的社会学机制，但是这并非我们最关心的事情。

我们所要知道的是，为什么“我们”会陷入浪潮之中。

心理学机制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正如一位美国军官注意到的，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党卫军实际上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甚至能流利地演奏古典音乐的高素质的军官和士兵，如果我们用“无意识”来解释他们的行为显然是不得要领的。

当然我们可以说“事实上”他们处于无意识状态下，那么我们依然可以进一步追问，会不会我们也同样陷入这种尴尬境地之中？

那么真正要解决的难题，恰恰是我们的境况究竟是如何的？

我们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事情？

在我们看来这些事情的意义何在？

这些问题都瞄准了行动者本身，我们必须提供一种基于行动者的解释。

当我们去思考“浪潮”的并试图给出一个解释的时候，你应该想想，你给出的解释是不是真的会使得那些成员接受？

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探究这种可接受的行动理由背后深层的，但是这些成员显然未能反思到的结构究竟是什么。

我称这种解释为“内在视角下的完备解释”。

那么显然，我们必须摒弃熊培云给出的马后炮式的解释，这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我们也必须指出，他似乎没能明白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埃希曼》中所表达的深层的忧虑究竟是什么。

在这本著作中，恰恰应该注意到的是，阿伦特试图审视“我们”的世界，而非以一个外在人类学家的观察视角去思考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

如果我们以这种视角重新思考整个电影的话，那么在电影中一个角色就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即蒂姆。

这位成员表现出对于整个运动几乎全身心的投入和效忠。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并非是这些已经作为结果出现的事件，而应该追索他之所以如此行动的理由：我们都是依照理由行动的。

对于我们而言，之所以如此这般的行动，或者说之所以存在一项理由要求我们这样行动，最重要的因素乃在于我们相信如此这般的行动包含或者服务着某些社会价值，价值作为事实深层地促使我们如此这般的行动。

比方说当我们认为“礼貌”是值得坚持的社会价值，那么在公交车上我们就有理由给老年人让座。

当然，我们会对于这些价值具体是什么发生分歧，但是如果不存在这些社会价值，那么实际上我们很难有效地去行动。

进一步来说，我们之所以坚持某些社会价值，并非因为这些价值本身有什么独特的部分，而在于这些价值能够提升我们整体的良善生活。

比方说我们之所以坚持“友谊”这种价值，乃在于这种价值促进了我们整体的良善生活，使得我们更享受我们自己的生活。

如果“友谊”对我们而言什么也做不了，那么显然依然坚持它是我们值得认同的“价值”就是很古怪的说法。

不同的价值构成了一个网状结构：当我们要解释“友谊”这种价值的时候，就必须通过其他价值与它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友谊”对我们的良善生活为什么是重要的。

这个价值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网状结构，构成了我们所认同的整全性的良善生活方案：我们并非孤立地去理解我们的道德价值，相反任何有效的道德评价必然预设了一种评价者接受的良善生活模式，否则我们将陷入某种古怪的虚无主义之中。

那么现在我们要追问，蒂姆的境况究竟如何？

显然，电影中反复描述了一些重要但是细微的场景。

蒂姆有很多名牌服饰，可见他的父母很关照他的物质生活，但很多时候蒂姆试图和自己的父母沟通，试图谈谈自己有兴趣的话题，但是每每无果而终。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反差，可以说在这个家庭中蒂姆没有一种完整的精神生活，他的父母认为的好的生活仅仅是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当然这也反映在他们对蒂姆的严格要求上。

在这个家庭中，蒂姆没有自身独立的道德生活，或者说他并不认同这个家庭所选择的“良善生活”的模式，这种模式在他看来是毫无道德吸引力的，是一种完全的压迫性的生活方式：简言之，穷的只剩下钱了。

因此当整个精神世界形成一个真空之时，蒂姆就需要寻找自己所认同的道德生活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有人关心他想什么做什么，有人分享他的快乐和悲伤，有人认同他的价值观并且视为共同的事业。

这并非是蒂姆一个人的追求，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在追求自己的道德生活的时候，我们是“自我不充分的”，我们需要有效的社会合作。

这种社会合作并不单纯表现在物质生产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在“行动”这个层面。

只有当我们认同并分享一些基本的道德价值的时候，持续性的社会合作在经验层面上才是持久可欲的。

如果蒂姆的要求并非是过分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思考问题出在蒂姆的家庭里。

这个家庭是特殊的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在我看来，这个家庭指向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精神生活状态。

对于这种精神状态，可能最值得注意的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深刻批判。

本文并不试图重复那些经典的论述，我只是在这里提醒，如果我们需要一种精神生活，那么“浪潮”与其说是一种可怕的，基于个人鼓动和集体无意识的破坏性运动，不如说“浪潮”本身绝非是偶然之事。

我们试图在这种精神生活的空虚中寻找一个出路，寻找或者甚至可以说在流沙上重建一种道德生活。

如果我们用这个视角去思考“浪潮”，我们就会注意到为什么那些在意识中分享我们一些关于人权共识的，甚至有过纳粹掌权史的德国人，依然会陷入“浪潮”之中。

当我们深入这个运动以及这个世界所代表的某种境况的时候，用道德话语简单地批判“浪潮”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极为肤浅和苍白的马后炮式的说辞。

这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那位“保持清醒”的女生是那么的“不合时宜”。

当然，当我们深入到这个层面，我们就会发现，被熊培云拉过来站台的阿伦特真正的关切是什么。

上面只是一些简单的话，最近我的友邻总是推荐一些在我看来有欠考量的文章，让我有些不胜其烦的感觉。

这篇文章在内行看来显然是过于简陋的，并且很多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入。

这些我都是承认的。

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想避免这种悲剧在这个世界上的重演，那么我们就必须深入地、严肃地对待这些我未能来得及展开叙述的问题：这些问题来自于对我们生存境况的反思，埃希曼作为一个符号所提出的真正难题也就在这里。

这并非是一个心理学实验所能解决的，如果你认同我的论述，那么就应该承认这个问题才刚刚开始。

从一个懵懂无知的中学生到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两者之间的距离有多远？

对此，历史教师Ron Jones给出的答案是：五天。

1967年，在加州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的课堂上，他通过精密布置的“教学实验”，让超过两百名学生卷入一次纳粹化的“浪潮”，甚至欲罢不能。

一切的转变，仅仅用了五天。

四十年后，德国人重新拾起了这个桥段，改拍成了电影《Welle,Die》。

改编后的剧本把情境转移到了当下的德国，Ron Jones变成了孤僻、执拗、略显神经质的“文格尔先生”——这一性格设定，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那个留小胡子的大独裁者。

更有意思的是，片中的文格尔原本是一个激进的左翼分子，是安那齐运动的铁杆粉丝，剧本中也与时俱进地提及了当今德国社会新纳粹与无政府主义日益激化的冲突。

在一座普通城市的一所普通中学，学生们像所有正处在叛逆期的孩子一样任性、各行其是、一盘散沙；水球队总是赢不了球，剧团永远在争吵，甚至连一部像样的话剧都排练不出。

这种无精打采的状态一直延续到某次“国家体制”主题活动周。

在“独裁政治”的课堂上，莱纳·文格尔面对着几十个只想混学分的学生。

“你们认为独裁专制在当今的德国不可能重演，对不对？

”文格尔先生意气风发，“那么我们试试看吧。

”很快，学生们被要求彼此信任、互相帮助、标准坐姿、统一制服，甚至用同样的语气和语速回答问题。

这一切新奇而有趣，固执己见者很快就被孤立和排斥。

随着“浪潮”的成立，集体主义教育的成效几乎立竿见影；“学生们干劲十足”——文格尔的试验得到了校方的默许和支持。

可也就是在这个当口，情势已经不在任何人的控制之中……影片中几个主要人物的思想转变是很有代表性的。

在“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最先感到不适的，是聪明、漂亮、自我意识强烈的Karo和Mona，因为整齐划一的要求淡化了他们身上原有的光环，于是她们迟疑、退出，乃至变成反对派。

很难说她们的初始动机有没有一点自私的心态作祟，但是她们的警醒终于成为一抹难能可贵的亮色。

与之相反，在集体运动中得势的，却是平时表现平平，不受瞩目的学生。

他们之所以成为“浪潮”最忠实的拥趸，恰恰是因为集体主义的光环掩饰了自身原先的软弱无力，他们藉此得到了平时从未得到的尊重、关注与信任。

这种对于群体认同的依附成为了危险的种子。

当“软脚虾”Tim最后用枪指着文格尔，文格尔只是平静地说：“你杀了我，就没有人可以领导浪潮了。

”一句话即让Tim彻底崩溃，因为对他而言，生存的意义已然不在于自己，而在于一个强大的集体，和一个强大的凌驭者——而他又深知自己永远不能成为这样的角色。

伏尸二人，血流五步。

文格尔先生最后在警车上陷入了无尽的困惑——一次旨在揭露独裁政治危害性的课堂实验，却是如何展示出“万众一心、其利断金”的欺骗性，甚至让他自己也迷失方向？

一个参与过无数次街头运动的自由主义者，却是如何在几天内变成一个一呼百应的独裁者？

一个互助的、奋发向上的氛围为什么最终会被两声枪响彻底粉碎，让所有人重新陷入迷惘与不甘？

回顾一切发生之前，那所涣散的、毫无朝气的学校——那未必是最好的状态，但的确是最安全的状态？

就影片本身而言，对题材的处理或许流于浅表，但其表现出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仍值得尊敬。

过去在一系列影视作品甚至电子游戏中——无论是《重返德军总部》、《地狱男爵》，抑或更早的《吸血纳粹僵尸》，都出现了把纳粹主义妖魔化的倾向，如此轻率的健忘令人无语。

自由主义与专制之争从来就不是至善与至恶的斗争，纳粹也根本不是从天而降的政治怪兽，它是个人对“同质化”的基本诉求，它就在我们身边，出现于每一个普通人的闪念之间；根本无需特制的培养基，稍不留意，它就会茁壮成长，吞噬一切。

一个失意的画家、一个平凡的教师都可以让它复活。

并不是只有德国人才应给予足够的敏感。

在2008年的圣丹斯电影节，文格尔的原型Ron Jones出席了《Welle,Die》的全球首映式。

在此前的一次采访中，Ron Jone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中的很多人孤独、缺乏家庭的温暖、集体的关心，缺乏对一个群体的归属感。

即使把这个实验放在今天，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

神创造世界，据说只用了七天。

人类毁灭自己，会需要几天呢？

《浪潮》给出的答案是，不用多，也七天就够了。

是这样的：一个德国中学老师给学生们上关于“独裁统治”的课，自由散漫的学生们对这个题材毫无兴趣，且认为“独裁已经远离我们了，不可能再发生，因为没有民众基础”，有啥好讲的呢？

所以老师别出心裁地打算做一个实验，在班上建立起一个“独裁统治”式的集体，他的本意只是想让学生们切身体验以引发学生的兴趣，没想到“纪律”、“团结”的魅力竟然势不可挡，学生们如此轻易地就放弃了人类花了万年时间才说出的那句“人人生而自由”，如此轻易地就臣服乃至享受起了“服从”、“效率”。

事态很快扩散出了这个班级而成了“浪潮”，众多学生在通往被奴役和奴役他人的路上一路狂奔，当老师意识到这一点并试图解散这样的团体时，一个狂热的学生因无法忍受这种“背叛”而枪杀了另一个学生，然后自己也绝望地吞枪自杀……一切只发生在短短的一周时间内。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老实说，整个电影的节奏和层次掌控得并不算好，叙述也多有突兀之处，且多少有些概念先行的嫌疑，但却依然赢得了如潮好评，一举拿下了2008年德国电影杰出剧情片奖。

而在国中，这部电影更是备受追捧，豆瓣上的综合得分高达8.7分，46.9%的人给出了五星，43.3%的人给了四星。

为什么呢？

原因或许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即便只是图解概念，这个概念也委实足够触目惊心。

电影其实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不过原型不是发生在德国，而是在以自由女神为象征的美利坚：1967年，加州，一位高中生向老师提出疑问，纳粹是如何炼成的？

德国人又为什么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毫不知情？

老师一时无法回答，于是开始实验，过程跟电影如出一辙，稍有差异的只是，真实事件的结局没有电影呈现的那么残酷，老师最后控制了局势，他给学生们播放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影片、呈现了那个集体在纪律和服从名义下的恐怖和暴力，然后回答学生们一开始的疑问说，“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在过去的几天里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参与了这场闹剧。

”事情就此戛然而止，不知所措的学生们此后再无人愿意提及这场实验。

真实事件里的美国学生只是“差点成了优秀的纳粹”，并没有如电影的结局那样戏剧色彩，所以，电影结局的剧烈冲突多少遭遇了一些批评。

其实，电影里的那个结局又算得了什么啊，差不多是在美国那个中学进行实验的同一时间，地球背面的一个国家，整整十几亿人恰好也曾被投进过几乎一样的“实验”中，而结果之残酷之惊人，较之电影，又匪夷所思了何止百倍那。

于国中的观影者来说，这个电影真正的可怕之处在于，你会发现，那个实验中的很多说辞、方式，其实跟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模式如出一辙，由此必然会产生的疑问是，一直浸泡在自由主义中的人，被征服被奴役仅需七天，那么，一直就在集体主义教育下长大的我们呢，几天？

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反而不那么容易着了道儿，事实上我们这儿不就没“浪潮”么？

宁财神的说法很有代表性，他说，“我们都是在集体主义教育下长大的孩子……那种教育方式是不可能让我有那种力量的，因为早已免疫……但是，在那种制度下长大的孩子，忽然被集体一下，顿时跟打了鸡血一样，欢呼着终于找到组织了。

”但个人以为，这种说法其实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若真如他所言，那整整十年的浩劫就不会发生，而今时今日我们之所以没看到如电影里那么明显的“浪潮”，绝非因为大家都已“免疫”，而仅仅是因为没有第一根火柴去点那待燃的火药堆而已。

真实事件中的美国老师在实验之后接受采访时的一番话，格外令人警醒，他说，“这个实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我们中的很多人孤独、缺乏家庭的温暖、集体的关心，缺乏对一个群体的归属感。

即使把这个实验放在今天，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是的，人性之恶之脆弱永无终结，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暴君，每个人都是独裁的种子，一不小心就遍地开满恶之花。

倒是宁财神的另一层意思，个人多少有些认同，“不是自己争取来的，即使忽然得到，也会不懂得珍惜”，“争取的过程就是适应温度变化的过程”。

如果没有这样的过程，如同自由的人忽然被集体后引发恶果一样，集体的人若忽然被自由，同样会是或者被烫伤或者就被冻伤的结果。

于懵然无知的个体而言，被自由与被集体，本质上其实并无不同。

所以，电影里那对很酷的父母说得好，每个人都不应被告知、而应自己发现自己的底线。

转两篇文。

一. 真实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心理学上一项著名的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是由社会心理学家P. Zimbardo在1973年所主导的，他先以标准的生理与心理测验，挑选了22位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志愿大学生，进行监狱模拟的实验。

　　二十二位男性大学生，随机地被指派扮演警卫或囚犯的角色。

扮演警卫者都穿上卡其制服，戴上反光太阳眼镜，并配戴有警棍与警哨。

扮演囚犯的学生则穿上棉制工作服，脚穿塑胶脱鞋，并以铁链拴住两脚。

警卫可以各种方法来维持监狱的秩序，但绝对不可以打人。

　随着时间的演变，一些令人震惊的现象渐渐出现，例如：警卫对待囚犯的限制与管束越来越多，态度也越来越残忍；他们限制了囚犯的食物供给及休息时间，接着管制不听话或态度不佳的囚犯不准刷牙、不准上厕所；甚至用连坐法及群体的压力来管束特殊份子或不顺从者。

警卫们更不时地设计一些新招式来使囚犯觉得不舒服或耻辱，不仅剥夺了学生囚犯的基本自由，而且也剥夺了他们的自尊感。

更令人惊讶的是，连囚犯们也似乎忘了他们只不过是在进行一项心理实验，有些人开始暗自悲伤，有些人出现激烈的情绪起伏，有些人被动地与警卫对抗，有些人甚至想到要逃狱，但就是少有人想到要中止实验。

　原本计画要进行两个星期的实验，由于警卫对囚犯的虐待，及囚犯的过度投入，情况逐渐无法掌控的情况下，不得不于第六天叫停。

在这一个实验中，大学生只是随机地被指派担任警卫或囚犯的角色。

但在六天的实验中，受试者都强烈地感受到角色规范的影响，努力地去扮演他们被指定的角色。

许多担任警卫角色的学生报告，他们很讶异自己是那么地容易就以控制他人为乐，当他们穿上警卫制服时，就自然地使他们从被动的大学生转变为富有攻击性的监狱警卫。

担任囚犯的学生，则讶异自己只会在情绪上起波动，被动地顺从或反抗警卫的管束及处罚，而忘了这只是演戏。

实验结束：　　 斯坦福实验在1971年8月20号结束，原本计划14天的实验，仅仅进行了6天。

实验的结果表明在特定的一个合法的意识形态、社会体制的支持下，人们的易感性和服从性。

这项实验也被用来描述认知失调理论的权威的力量。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个实验的结果支持行为的情境性归因，而不是素质归因。

换句话说，引导参与者行为的是特定的情境，而不是他们内在的个性。

这与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的结果相符合。

　　 　　 Zimbardo在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发表了他的实验结果。

　　 　　 Erich Fromm，这项实验的反对者，随后发表了一篇关于在被监禁时人们的个性如何引导行为的报告。

他采用了纳粹集中营的例子，得出与斯坦福监狱实验相反的结论。

　　 　　 不管结论怎样，由于不道德性和缺乏科学性（Zimbardo不再是中立的观察者，而是作为监督者影响了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受到广泛的批评。

```````````````````````````````hun ge xian``````````````````````````````````1.斯坦福监狱实验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A3NjQ5NTY=.html2.参考影片：死亡实验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299510/3.实验证明该片所设计的一周的时间跨度有效合理。

```````````````````````````````hun ge xian``````````````````````````````````二.在战争罪责与民族自豪之间的“正常化”之路——六十年德国“第三帝国史”研究回眸作者：孟钟捷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世界各地已陆续开始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作为当年的战争发起者、二战的战败国，德国十分自然地参与到这些活动中，不带半点扭捏，也没有任何尴尬。

经过六十年的发展，德国已经走上了“正常化”的道路。

“战争罪责”在德国绝不是一个讳言的话题，近年来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之举更让人看到德意志人惯有的民族自豪感。

这条夹杂在战争罪责与民族自豪之间的“正常化”之路，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笔者认为，这是同六十年来德国历史研究的贡献密不可分。

以下笔者借助“第三帝国史”研究的简单回顾，对此做进一步阐述。

一、“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的变化 1945年至今，德国史学界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在历史观上的重大变革，亦即批判性“德意志独特道路”理论的形成。

德意志民族历来不愿屈人之后。

早在19世纪末，一批新康德主义学派的历史学家就力图将德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视作有别于英美议会民主制与俄国君主专制的“第三条道路” [i]。

一战前夕，民族主义者恩斯特·特罗奇曾发表这样的演讲：“我希望看到，我们整个充满博学与艺术气质的精神和洞察力，可以倾注到充满激情的语言中，这种语言作为德意志价值观的标志送给出发的民族纵队”[ii]。

战争被理解成“文化斗争”：它是“理想主义的德意志与实用主义的英国式国家思想之间的斗争；是德国式自由与物质主义专制之间的斗争”。

他们批判“1789年思想”——由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民主和博爱”的世界主义——是一种病态的世界观，并由此形成了“1914年思想”——这是继承浪漫主义的革命性，“反对西欧的自然法及其革命暴力的扩张”[iii]。

这种思想最后便形成了“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

正是在这种历史观的指引下，一战后出现的魏玛共和国成为了众矢之的。

民主的价值观不被认可，反共和国的力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并最终在1933年将希特勒送上了权力的宝座。

二战之后，“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被送上了审判席。

不少历史学家开始反思自已以往的研究。

曾经欢呼纳粹夺权、却因为犹太血统被迫远走他乡的历史学家汉斯·罗特菲尔斯通过创办《当代史季刊》鼓励对德国历史进行批判性研究[iv]；美国德裔历史学家汉斯·罗森贝格则直截了当地批判“德意志独特道路”理论[v]。

在他们的影响下，新一代德国史学家形成了批判史学派，亦即从批判的角度运用“德意志独特道路”理论。

批判史学派认为，同英法等西方国家相比，德国从19世纪以来的发展道路是不正常的。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将第二帝国形容为“一个奇怪的混合体”，一方面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则是前工业的政治体制。

这种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共和国的发展，并要对纳粹上台负责[vi]。

1966年，拉尔夫·达伦多夫完成了《德国的社会与民主》一书，将批判性“独特道路”理论推上了顶峰。

他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自由民主的原则在德国只能找到如此少的朋友？

这个原则在其他国家则受到欢迎；现在也是如此。

其他国家中很少出现民主在德国的情况。

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德国堵住了民主进入自由之路？

”他接下去写到：“我们需要解释，是什么阻碍了德国民主制度的历史？

”[vii] 很明显，这是一种以检讨战争罪责为核心的历史观。

它使用了当时比较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利用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认真剖析了德国走上战争之路的制度缺陷，并在此基础上，向德意志人提出了“检讨民族性格问题”。

当然，这种历史观在德国的确立并非一帆风顺。

早在1950年代，保守派历史学家格哈德·里特就强调，没有必要检讨德意志民族的问题，罪责应由希特勒个人承担[viii]。

批判史学派则对此进行了猛烈回击。

汉斯·罗森贝格直斥右翼观点极端“肤浅与幼稚”[ix]。

1970年代后，这种批判性的“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逐渐成为德国史学界的主流，也被作为“第三帝国史”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

汉斯－乌尔里希·塔默（Hans-Ulrich Thamer）直言不讳地指出，“联邦德国的历史学并没有如1918年那样回归民族仇恨，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它学会了自我批评，检讨提问的方式”[x]。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近20年来，这种批判史观也遭到了一些挑战。

这些挑战并非来自右翼，而是历史研究不断深化的结果。

不仅如此，这些挑战还反映了一些历史学家力图找回民族尊严、维护民族自豪感的努力。

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批判史观既忽视了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多样性，也忽视了德国历史发展的多样性[xi]；另一些学者则力图进行一些综合，海尔格·格莱宾提出德国历史上有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白色的”，它产生于1848年革命，包括了南德的立宪主义，历经帝国、魏玛一直连续到抵抗运动；一条是“黑色的”，也就是小资产阶级对于启蒙运动的回避，对于英法的敌视以及德国资产阶级的自私心理等。

她也责备了德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并首先提出了德国历史中民族－民主的连续性，所以纳粹主义“只是打破而非摧毁了这种连续性”[xii]。

批判史学派的领军人物们则依然坚守立场。

科卡在柏林墙倒塌之际接受采访时，就坚决表示“再也没有独特道路了”，以此同“非西方化”（Entwestlichung）的倾向作斗争[xiii]。

二、“日常生活史”：历史视野的扩大 历史研究虽然不能完全恢复历史本身，却能让人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相。

1970年代“日常生活史”的兴起，对第三帝国史研究而言，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既可以梳理战争罪责问题，又适当维护了民族尊严。

1945年后，占领当局曾发起“再教育运动”与“非纳粹化运动”，帮助德国民众认识第三帝国。

这种教育让德国人陷入到一种激烈的内心冲突中。

一方面他们惊讶于“纳粹屠犹”的血淋淋事实，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接受“民族性格缺陷”的判词。

这种矛盾在1950年代的“清白国防军神话”争论中表露无疑。

所谓“清白国防军神话”是指国防军在发动战争与屠犹问题上都是无辜的，他们只是执行了希特勒的命令。

持这一观点的历史学家希望籍此捍卫德国军队的清白。

1944年7月20日军官政变亦是明证。

另一些历史学家则坚决予以驳斥，通过大量证据表明，国防军是如何介入到纳粹阴谋中，并积极为战争做准备。

这一争论在“日常生活史”兴起之后，才开始变得更为理性化。

汉斯－乌尔里希·塔默的最新研究也表明，军队同纳粹之间并非一开始就勾结在一起，军队内部也有不同分歧。

这种事实说明，国防军并不清白，但是也不能因此一概否定其中存在过的“抵抗精神”[xiv]。

也正是因为这样，2004年，德国国内才大张旗鼓地纪念“7·20起义”60周年。

进一步的问题则是，战争罪责应该如何分摊？

最初人们直接将责任推给“希特勒”。

将希特勒妖魔化，是推卸责任、证明德意志民族无辜的最好方式。

其次，人们将矛头对准纳粹党或极端右翼分子，认为他们才是战争狂、屠杀者。

直到1970年代，德国人才逐渐承认，尽管有抵抗运动，尽管普通人并不能阻挡屠犹发生，然而整个民族仍然应该在希特勒上台问题上承担责任。

在这一认识进程中，历史学家马丁·布罗萨特承担的“巴伐利亚研究项目”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个研究项目分析了纳粹党老巢巴伐利亚地区各阶层、各职业、各地域民众对于纳粹夺权的影响以及他们在第三帝国时期的活动，从中检讨了普通人对于纳粹体制横行的责任，也厘清了普通人在血腥屠杀事件中的清白。

[xv] “日常生活史”研究扩大了历史视野，它希望人们理解，历史不幸形成的真正原因，并帮助当事人认清历史真相。

例如最近德国史学界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儿童下乡”（Kinderlandverschickung）也是这种意图的体现。

1940年，由于德国城市屡次遭受英国空袭，希特勒下令将14岁以下的儿童转移到安全的农村，并在那里建立“儿童集中营”，接受集体教育。

一些当事人在接受访谈时，并不认为这一行动值得检讨，相反，很多人都以一种愉悦的心情回忆这段历史[xvi]。

然而德国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有责任纠正这种错误的“感观结论”。

因而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中，出现不少相关研究。

历史学家用大量事实展开论述，告诉当事人以及现在的青年人，这种“儿童下乡”行动还隐含着纳粹教育的目标。

[xvii] 三、“人性叙述”：历史教育的多元化 如何进行恰如其分的历史教育，也是德国史学界经常思考的问题。

汉堡大学的教育史学家博多·冯·博里斯曾经分析了战后两个德国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二战描述的异同。

他发现，两个德国都不约而同地在教科书中做了深度忏悔，即使这种忏悔在东西德之间存在不同的重点——民主德国强调德苏战争的残酷性，联邦德国则强调屠犹问题。

他承认，“人们或许会在纳粹大屠杀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历史宣传’与‘文化传统’持反对立场。

因为它很有可能会变成一种仪式化的、失去弹性的、划一的思维文化”，但是他强调“仪式化本身并不是不好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社会需要可以观察到的、不断增加的、标志的、有意义的历史”。

在结语中，他更意味深长地指出“不是所有的历史知觉、历史意义与历史方向都是正确的；经验性的、规范性的与叙述性的无法辩驳的事实必须可以在科学讨论的过程中得到展开，并变得更好，正如纳粹大屠杀的问题，就需要有耐心与忍耐力，要相互之间互通有无，交换角色，亦即，要放弃单独的“真实”与“真理”，“责任”与“和善”，“叙述性的结论”与“未来的夸大其词”，一种比较难的心理上的承受力。

这对于所有方面是适用的”。

[xviii] 这种立场事实上代表了21世纪德国史学界对于60年前发生的罪责所持有的基本态度。

他们很难同意使用“批判史学派”的观点去教育青年一代，希望不要继续打击民族自豪感；与此同时，他们也绝对不同意偏离战后的基本立场，即使面临“比较难的心理上的承受力”，也要勇于承担责任。

其实，新一代的史学家更希望通过多元化的历史教育手段，运用“人性叙述”的方式，让德国的青年一代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例如互联网。

不来梅大学的高特曼博士就开设了“网上纳粹主义研究”，引导学生寻找网上资料，复员第三帝国的历史。

学生可以通过网上的屠犹纪念馆找到更多的感性资料，反省罪责问题；也可以通过网上的抵抗运动介绍，发现德国人身上的闪光点。

例如电影。

2004年德国上映了《帝国的毁灭》，重现了第三帝国最后12天的场景。

这部影片在德国好评如潮，并获得了一个影奖。

相反在法国，它却被视作为纳粹翻案的企图，遭到了众多指责。

引起争论的问题是，这部电影首次将妖魔化的希特勒“人性化”了。

事实上，这部电影是在众多德国史学家的参与下完成的，其中很多场景完全符合历史真相。

历史学家向德国民众展示了希特勒的无奈、戈培尔的残暴、戈培尔夫人的愚昧以及一些军官未被泯灭的良心。

任何民族要认识自身都是一件不易的事，尤其当它面对一段耻辱与羞愧的往事时，它往往会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

然而与其漠视乃至回避它，却不如正视并接受它来得更有价值。

六十年的德国“第三帝国史”研究正是一种成功的范例。

没有勇气承担战争罪责，也就不会有今天重生的民族自豪。

战争罪责与民族自豪之间并非截然对立、非此即彼的选择。

聪明的民族与国家，只有厘清了其中的关系，方能放下历史包袱，作为“正常国家”，面对未来。

[i] Bernd Faulenbach: „ Deutscher Sonderweg “. Zur Geschichte und Problematik einer zentralen Kategorie des deutschen geschichtlichen Bewußtseins,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33, 1984, S.217-219. [ii]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and 4. 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 bis z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1949, München: Verlag C.H.Beck, 2003, S.19. [iii] Winfried Schulze, Vom „ Sonderweg “bis zur „Ankunft im „ Westen “.Duetschland Stellung in Europa. in: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4, 2002, S.226-240. [iv] Peter Th. Walther, Emigrierte deutsche Historiker in den USA, in: Berichte zu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7, 1984, S.41-52. [v] William W. Hagen, Descent of the Sonderweg, Hans Rosenberg’s History of Old-Regime Prussia ,in: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24, N.1, 1991, pp.24-50. [vi] Jürgen Kocka, German History before Hitler: The Debate about the German Sonderweg, in: Journal of Coutemporary History, 23, 1988, pp.3-16. [vii] Ralf Dahrendorf, Gesellschaft und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Piper, 1966, S.22. [viii] Gerhard Ritter, Europa und die deutsche Frage.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liche Eigenart des deutschen Staatsdenkens, München, 1958, S.140. [ix] William W. Hagen, Descent of the Sonderweg, Hans Rosenberg’s History of Old-Regime Prussia ,in: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24, N.1, 1991, pp.24-50. [x] Hans-Ulrich Thamer, Das Dritte Reich. Interpretationen, Kontroversen und Probleme des akutellen Forschungsstandes. In: Karl Dietrich Bracher (Hrsg.), Deutschland 1933-1945, Düsseldorf, 1992, S.511.. [xi] Imanuel Geiss, Der Holzweg des deutschen Sonderwegs, in: Kirchliche Zeitgeschichte, 7(1), 1994, S.191-208. [xii] Helga Grebing, Deutscher Sonderweg oder zwei Linien historischer Kontinuität in Deutschland?, in: Ursula Büttner (Hrsg.): Internationale Forschung über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Festschrift für Werner Jochmann, Bd.I, Hamburg: Christians, 1986, S.2-21. [xiii] Jürgen Kocka, Nur keinen neuen Sonderweg. Jedes Stück Entwestlichung wäre als Preis für die deutsche Einheit zu hoch, in: Die Zeit, 19.10.1990. [xiv] Hans-Ulrich Thamer, Die Erosion einer Säule. Wehrmacht und NSDAP, in: Rolf-Dieter Müller und Hans-Erich Volkmann, Die Wehrmacht Mythos und Realität. Im Auftrag des Militärgeschichtlichen Forschungsamtes, R.Oldenbourg Verlag, München, 1999, S.420-435. [xv] Martin Broszat u.a. (Hrsg.), Bayerin in der NS-Zeit, 6 Bd., München, 1977-1983. [xvi] Thomas Gießmann und Rudolf Marciniak (Hrsg.), „Fast sämtliche Kinder sind jetzt Weg.“Quellen und Zeitzeugenberichte zur Kinderlandverschickung aus Rheine 1941-1945, Waxmann, Münst u.a.2001. [xvii] Gerhard Kock, „Der Führer sorgt für unsere Kinder...“Die Kinderlandverschickung im Zweiten Weltkrieg, Ferdinand Schöningh, Paderborn u.a., 1997. [xviii] Bodo von Borries, The Third Reich in German History Textbooks since 1945,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J.1,2003,, pp.45－62.

刚刚看完德国影片《浪潮》，说几句百感交集的话。

影片内容，简言之，一个中学教师赖纳受命给学生们主持一个关于“独裁统治”的活动周。

这位老师本来非常想讲“无政府主义”的话题，但未得到机会，感觉也很沮丧。

在给同学们上课的时候，他先问同学们，“独裁统治”究竟是否可能在今天出现，同学们均说不可能。

这位老师灵光一闪，决定让大家亲自体会一下独裁的感觉。

老师于是成为“领袖”，并制定了一些简单但严厉的纪律。

接下来逐渐有了名字（浪潮），“制服”（白衬衫牛仔裤），问候手势，LOGO……同学们先是不太适应，接下来却逐渐陶醉在“集体”的一致所带来的的归属感和强大感之中。

孩子们开始为了“集体”做各种各样荒诞之事，排斥异己，打击“敌人”，场面逐渐失控……赖纳老师最终醒悟到自己的行为无异于玩火，打算解体“浪潮”。

然而，一位已经处于癫狂的学生因不能忍受浪潮的解体而失控，开枪打伤了同学，并最终饮弹自尽……看完这部影片，我不由联想到另一部电影《死亡诗社》。

那本是一部我非常喜爱的电影，相信每个看过的人都被基丁老师深深打动。

与《浪潮》不同的是，基丁所鼓励的，是个性，是诗意，激情，个性，珍惜青春，和对美的热爱。

相同的是，结尾都有孩子为此死掉了。

这两部电影虽然毫无关系，但却似有条暗线相合。

例如，赖纳老师让学生们以同样的频率原地踏步，另脚步声振彻全楼；基丁老师却提醒同学，“你有没有发现你们不自觉与别人地走成了相同的频率？

”他鼓励学生们按照自己的步伐来散步于庭。

可叹的是，无论赖纳和基丁老师的初衷如何善良，是否善良，都有孩子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另我想起一部小说的名字——我无处安放的青春。

这些年轻的学生们正当青春，在他们年轻的心里，没有太多历史或者世俗所刻画的印记。

对于单纯而冲动的他们，任何充满激情的鼓动，无论其内容如何，都可以使他们热血澎湃。

他们胸腔里的热血本就渴望沸腾，只恨那周围没有值得沸腾的东西。

仿佛是一堆干柴，有个火星子就可以熊熊燃烧。

这时候，但凡有任何投合了他们心意的思想，他们便可赴汤蹈火。

孩子们无知者无畏，他们不是不怕死而是不知死为何物。

只要有任何能让他们燃烧青春的机会，他们都将投入，谁让他们的青春无处安置？

同时，这也是一群普通人，从一群正常的人变成恶魔的过程。

可怜的他们还觉得自己的思想高于别人，觉得自己是最善良最正义的一群。

难怪，他们从纨绔子弟变成上进青年，他们从被人鄙视到被人保护，他们从没有家庭温暖到找到温暖的家，他们从集体中甚至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漂亮女友，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动因让他们爱上这个独裁集体。

人们是多么孤独的动物，空虚恐惧地活在世界上，渴望别人的接纳，渴望被保护，渴望意义，渴望变得强大……独裁组织竟然满足了一切需求。

结尾的时候，老师问学生们，你们第一节课上不是说独裁统治在今天不会发生？

人性是如同水一样的东西，放进什么容器，呈现什么形状，遇冷会结冰，遇热会沸腾。

上面所说的事情，不过是一周内发生的，要挑动一群人，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不需要特别深刻的思想，不需要特别明确的目标，也不需要花很多钱来收买。

大家只需要形式上步调一致，再找个共同的假想敌，完全就可以成行。

要知道，多少人心目当中期待从与他人一致当中产生安全、归属与强大的幻觉！

又有多少人，其实期待逃避自由，因为自由意味着孤独、空虚、无所适从、甚至痛苦。

应该理解，那些最终丧失理智的愚蠢的人们，起初也非常正常；那些恶魔一般的独裁者或者邪恶领袖，起初也显得非常和善（也许真的和善）。

作为个人，人们离那失去理智的状态永远不过只有一线，也因此，正常的社会离那黑暗思想统笼罩的荒诞时代也永远只有一步之遥……是每颗水滴汇成了浪潮，但水滴最终只能被浪潮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