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山鱼谱

非常喜欢近几年韩国电影的片名风格，看起来漫不经心、摸不着头脑但实际又有四两拨千斤的感觉。

很酷。

比如这部《兹山鱼谱》，不了解韩国历史的人肯定是不知所云。

比如同样在第57届百想艺术大赏拿了大奖的《三振集团英语托业班》，韩影最近少有的女性题材电影，有我很喜欢的李絮。

再比如《建筑学概论》，是一部不错的爱情电影。

《兹山鱼谱》是一部朝鲜王朝（1392～1910）后期的著名文献，是韩国古代最全面和详尽的鱼类学书籍，历史地位很高。

电影讲述的就是本书作者的故事。

主人公丁若铨年少时，因父亲去京城为官而来到汉阳，接受了阳明学，后又对西学和天主教产生浓厚兴趣，并从事天主教活动。

1801年，朝鲜发生了大规模镇压天主教的“辛酉邪狱”，丁若铨三兄弟的命运也发生改变。

丁若钟被杀死，丁若铨和丁若镛被流配。

来到黑山岛上的丁若铨，安然接受命运，并对这里的海洋生物产生了浓厚兴趣，决定写一本关于海洋生物的书籍。

岛上的青年渔夫张昌大一心读圣贤书，想要考取功名，丁若铨与昌大互相协助，一个读书，一个著书。

编导最厉害的能力就是于细微处见大义，这也是韩国历史题材电影最精彩的地方。

一部书，三两个人物，可以铺排成一段气韵悠长的苍凉传说。

电影根据《兹山鱼谱》序言改编，有真实的历史基础，但也加入大量的虚构情节。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电影有意把丁若铨和张昌大塑造成既为师徒又互为对照的人物。

丁若铨，功成名就，宦海沉浮，思想开放，心系苍生；张昌大，底层草民，家徒四壁，忠厚勤恳，渴望改变。

丁若铨问，为什么读书。

张昌大答，为了活得像样一点。

古代朝鲜和古代中国一样，读圣贤书，考科举，做大官，是底层人突破阶层、向上流动的几乎唯一途径。

对书本的崇拜背后都是对成功的期待。

电影里经常引用《大学》开篇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 昌大在昏暗油灯旁，捧着书本，反复诵读的时候，他期待的大概不是“至善”，而是“功名”。

读书，书本，知识，被简约为“成功”的代名词。

八零甚至九零一代大概都有这样的成长经历：从小学到高中，上学读书都是头等大事，拿名次，得奖状，全家光荣；十年寒窗苦读，终于榜上提名，家里最大的期待就是上大学，当大官，有出息；步入社会，酒文化，茶文化，圈子文化，办公室文化，潜规则，托关系，走门路，难得糊涂，权钱交易，溜须拍马，栽赃陷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胳膊拧不过大腿，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光脚不怕穿鞋的，这些书上从来没有教过的东西成了生活日常，而且美其名曰“社会大学”“生存智慧”。

学的是“真善美”，做的是“假恶丑”，学习知识成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高效方式。

曾经的手不释卷，早已变成烟不离手酒不离口。

十九世纪初期的朝鲜吏治极为腐败，电影中出现的“黄口充丁（未成年人被算成军丁而征税）”、“白骨征布（死人被列在征税名单上被征军布）”频频上演。

权贵阶层高谈阔论，不理世事，胥吏狐假虎威，盘剥百姓。

穷苦百姓唯一能抗衡的武器就是自己的生命。

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没有制度是完美的，“坏”制度下也会有善政，“好”制度里也会有恶行。

所有的善恶都是人创造的。

如果你欣然接受，可能就像电影后半段靠学问成名后的昌大，终于看到人生曙光，接受曾经嫌弃他的父亲抛来的橄榄枝，“想抓泥鳅，自己要进泥塘” ，跻身儒林，研究仕途，推杯换盏，卖官鬻爵，鱼肉百姓。

你会心安理得，因为这是你艰苦付出应得的回报。

如果你坚决拒绝，可能会像电影里的丁氏兄弟，为了心中执着的信念，抛洒热血，蹉跎前途，穷困潦倒，依然不坠青云之志，安贫乐道，笃志躬行。

你会光明磊落，因为这是你一直追求的知行合一本真人生。

电影中的丁若铨代表一种理想人物，思想开明，心系苍生，忧国忧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他会问昌大：“为什么你们就是负责钓鱼，我们就只是负责吃鱼呢”。

东西思想交融和启发使他能跳脱出来，重新思考国家、君臣、人生和学问。

他的“离经叛道”注定了不被理解，他的真诚耿直注定了郁郁终身。

张昌大实际上完成了两次启蒙。

儒家经典和出人头地的梦想，让他精进学问，增益才智，一展身手；西学思想和官场现实，让他明辨是非，回归本心，如梦初醒。

知识是双刃剑，丁若铨和张昌大都靠掌握知识的秘诀一度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因为信赖知识的纯洁不能同流合污而放逐自我。

个人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是无力无能的。

他们意识到了，所以他们愿赌服输。

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了吗？

没有，现实意义上，他们都失败了。

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了吗？

有，命运最终是被他们自己掌握了。

知识越多越好吗？

鲁迅在《呐喊》的自序中，曾有一段经典的“铁屋子理论”：“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就有了十余篇。

”然而最终推动社会变革的不是文化启蒙，批判的武器最终被武器的批判代替。

知识“无用”，但还是可爱的。

家居嫂用朴素的语言说：“种子重要，土地也很重要；播种的父亲重要，辛苦怀胎的母亲也很重要；看了这么多书，这些都不懂吗？

孩子们得知道母亲多么不容易，男人也得知道自己婆娘多么不容易。

” 因为捡到一个地球仪，丁若铨借机教导昌大：“那些西洋人，明知道世界是圆的，依然相信天主教。

所以我也运用圣礼学接纳了西洋的几何学和修理学。

圣礼学和西学绝不会是敌人，而是要一同前进的挚友。

”豆瓣上很多朋友评价这部电影的时候都多少带着遗憾，“这种历史题材本该由我们述说，但这是一部韩国电影。

”国产电影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文化和题材的所谓归属其实不用过于纠结。

人类的文明史已经一万多年，国家和民族只是近二百年的新概念。

文化始终是流动的，每个群体都可以采取自己认可的部分接纳吸收，塑造自己的文化。

同在东亚儒家文化圈，这部电影水墨画般的气质与民贵君轻的价值观可以说是“中国”的，也可以说是“韩国”的。

学习知识本来应该是让我们求同存异，殊途同归，不该用来定高低，别贵贱，分敌友。

导演李濬益接受采访时说：“丁若钟把天主教当作宗教，丁若镛将其作为性理学的补充品吸收，但丁若铨把‘西学’当作哲学来接受,《兹山鱼谱》是其成果之一。

”“如果你想轻描淡写地看，那这部电影只是描述丁若铨和弟子昌大的关系，但再深入一步，就会发现价值观念的对抗，这是关于世界观冲突的故事。

丁若铨是以自己的方式接受西学，追求新哲学的人。

相反，丁若镛以性理学为基础，接受了部分西学。

而昌大是想在现有的秩序下取得成功的人物，因此比起丁若铨，他选择了丁若镛的道路。

在此过程中，与老师的观念冲突、思想的碰撞等等，都以电影的方式讲述着。

简单远观，你可以享受两人的友谊，如果深入挖掘文本的话，这将成为一部可以从哲学角度思考的电影。

”电影里的丁若铨说“我所期望的是，没有两班和贱民之分，没有嫡子和庶子之分，没有主人和奴隶之分，也不需要君王的那种世道。

无论是西学还是圣礼学，只要是美好的都可以用，我运用圣礼学接纳了天主学，但是这个国家，却连一个渺小的我也容不下，这个国家的圣礼学究竟是为了谁。

这个国家的主人是圣礼学，还是百姓？

”一个绵延了至少两千年也没有完美解答的问题。

韩国电影越来越以民众代言人的身份积极发声。

制度上韩国有标准西式民主政治的自信与骄傲，但骨子里也许依然东方色彩浓厚：强烈家国情怀，期待明君贤吏。

《兹山鱼谱》用一个非常传统和简朴的故事再一次讨论了人何以安身立命，完美世界也许永远不会到来，但人还是一代一代继续活下去。

“昌大啊，活成不断向上飞的鹤虽也不是坏事，但是即便被泥垢污秽沾染，也选择活得像兹山一样，荒凉黯然却生机勃勃自由惬意，也未尝不是有意义的事啊。

”

《兹山鱼谱》讲述朝鲜王朝末期，天主教文明与儒家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很多人说这是一部应该由中国拍出来的电影，却韩国拍了。

确实，甚至历史都是如此的相似。

我马上就想到与影片中朝鲜丁氏兄弟相对应的明代常熟瞿氏，中国第一位天主教徒和他的兄弟的故事。

丁氏为五兄弟，若铨、若锺、若镛在本片中出现；瞿氏为四兄弟，汝稷、汝夔、汝说，在我要叙述的此案中关涉较大。

瞿氏为江南大族，瞿景淳、瞿汝说、瞿式耜祖孙三代连中进士。

瞿汝夔为最早的天主教徒之一，因与长嫂通奸被家族除名，游荡至广东遇传教士利玛窦，与其成为挚友，在其影响下入教。

瞿汝稷为汝夔之长兄，属于阳明后学之泰州学派，受业与太仓管东溟，与钱谦益同为东溟门下高足。

醉心禅佛，以禅证儒。

家中排行第四的瞿汝说及其子瞿式耜亦入天主教。

当时明末背景之下，儒释道三教合一，逐渐趋同，学者多以佛老解释儒家经典，又恰逢天主教传入，欲与儒教结合实现本土化，故实际上形成了四教融合的奇观盛景，此时的新奉耶教的士大夫

徘徊在中西传统之间，犹如首鼠两端的两头蛇。

研究这段思想史是颇为有趣的，我硕士期间因为做过一些瞿汝稷、钱谦益之师管东溟的思想研究，便微微涉及到这个领域。

其实若要把这段历史影视化，比《兹山鱼谱》故事更为有趣、庞杂、引人深思的多。

中国有这样的故事，却拍不出这样的电影，可悲可叹。

我曾在豆瓣仔细搜寻统计，想找到一些可看的中国古装电影（除掉武侠、神魔、戏曲这种特殊类型片之外的普通电影），评分最高的是《笔中情》8.5分，然而这不过是一部表演非常程式化、剧情非常烂俗的才子佳人的故事。

除此之外，古装电影更乏善可陈，倒是电视剧有一些《大明王朝1566》《大秦帝国》这样的精品。

台湾去中国化，早已不拍古装片，日本的大河剧历史剧也日渐式微，古装电影也多是上个世纪经常搞的武士题材。

而今东亚文化圈，仍然如此认认真真拍古装电影的，恐怕只有韩国了。

黑白水墨，缓缓流淌——好久没有看到过如此余韵悠长的一部片。

这部电影丰富到有太多角度可以谈。

一、政治≠文学儒学，究竟是获得内心平静的正道，还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我通过性理学接受了天主学，但这个国家，却连我一个人都没有接受。

这个国家的性理学是为了谁的呢，这个国家的主人是性理学吗，还是百姓。

”这也是常常困扰着我的问题。

这部电影能戳中我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把我内心的疑惑准确地表达出来，更是让我陷入了更深的思考。

我曾也像昌大一般。

一开始，是希望通过所学做“人上人”——要功名利禄，要声名大振，要光宗耀祖。

后来，我开始意识到，太在意个人的得失，只能让人在世俗的关系和地位中浮沉。

如今的仕途就像伥鬼的传说，一个人骗食另一个人。

于是碌碌一生，回头看，一事无成——“成事”，不是有多少物质累积，而是精神家园：令人孜孜不倦而沉静安稳的栖息地。

人可以活得更有意义。

这个意义，当然可以从为别人付出，改变社会而来。

但这样的思考，可以说转瞬即逝——不是没有想过要去改变，是发现个人的力量实在太过渺小。

我没有理想主义到把希望放在一个“贤明主君”的梦里，而我也没有办法耕耘一生，为了一个不知道能否落地的理想——比起没有能力，更重要的是没有途径。

这是无数昌大们难以跨过的壁垒。

哪怕是师傅，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世界的规则，实在太过错综复杂。

昌大最后是不是冲动了？

曾经的我，也认为人是要先适应规则，再去改变规则的——可从现实的角度来讲，当人尝到了适应规则的好处，改变它却也成了一种强迫。

与其继续着煎熬，“如果没有办法按所学去生活，那就只能按本性去生活”——这反而是绝大多数人缺少的勇气。

这个意义，也可以从每个人本身来谈。

二、君子不器什么样的人生是值得的人生？

为王效力？

为了心中的信念和理想？

还是就是纯粹地为自己的兴趣付出时间，编写一部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有没有意义的鱼谱？

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器用”。

(書面, 比喻) 才幹，才能；人才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

——西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賢明的人，是國家的人才。

首先，“器”。

什么是器？

什么是合格的器？

其实片中也给了我们答案。

很喜欢昌大作诗的那一片段。

不是因为剧情爽，而是它讲述了一个道理：只有充分地体验生活、感受生活，才能自如地运用文字、言之有物。

一个人，看书，写字，学习、充实，是为了让别人夸赞你聪明、博学、文艺吗？

如果只是浮于表面的文艺，而没有悲天悯人的心、深厚的素养和丰富的体验，这种文艺怎么又不是镜中月、水中花呢？

所学不能得到运用，这或许是常态——本来就不是为了“用”而去“学”，否则对世间万物，都将失去好奇心。

但这并不等于所学不得到支撑。

如果，所学变成了更加肤浅的东西，变成了博得关注的手段，甚至对别人编排、贬损、算计的工具，哪怕被人评价一句“聪明”，它也是丝毫站不住脚跟的。

不系统，不深刻，没有重量。

这样的器，都不是合格的器。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用”。

论语曰，“君子不器”。

在我心里，这是完美人生的标准。

最近越来越常想起《zima blue》。

人终其一生，都在找蓝色。

但在寻找到zima blue之前，zima已经走遍了所有的可能性，潜心做出了最宏大的作品。

这是返璞归真的必经之路。

就像师傅。

他小时没有经历过苦读、科举、迷惘疑惑，后来没有经历过宦海沉浮吗？

这些经历，对他来说，都是最后返璞归真的必经之路——他在沙滩上向昌大跑去，让我都惊讶他能跑得这么快；他满脸满身沾污鱼腥，眼睛里却迸发出纯粹闪耀的光。

他找到了自己的zima blue。

他的人生，就是一个“用”的过程，一个实现的过程。

最后的结局，其实一点也没有遗憾。

师傅一直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听到已经有解除流放的消息传来，师傅决定搬到岛上，是因为他认为十四年，已经够了，该开始编写鱼谱了。

他说，昌大啊，没有你的帮助可不行啊——可最后，昌大从黑山离开，他人在一个封闭的小小房间里，除了笔墨纸砚，手边更有那些海洋生物。

他没有了昌大，却也没有停止研究——他以乌贼墨汁作墨水，总结其性质；对于他曾经一点都不懂的鱼骨，他也明白了其用途。

卷帙浩繁，而他笔耕不辍，无怨无悔。

当他握着笔死去的那刻，表情就如同睡眠一般安详。

如果要两个字评价他的一生，只有“圆满”。

——所以佛家说“圆寂”，多少也有种幸福地滋味在里面。

大多数人，是很难幸福着死去的。

他们怨恨，不满，后悔，无奈，却也从此失去了拥有更多体验的机会。

人生的美，就在于其时间有限。

或许有人会说，师傅的遗憾在于直到他死去，昌大也没有回来看他。

但其实他从来没有强迫昌大理解自己——昌大说他是邪说罪人，他只是笑着说，我们只是做交易；昌大要跟他断绝关系，他更生气的是他不尊重自己的理想，而不是不尊重自己作为老师的身份。

哪怕昌大无法理解，他也等待着他懂得的那一天。

死前，他没有等到昌大，没有师徒二人再一次交流——这对他们的感情或许是一种遗憾。

但我总觉得，他有自信昌大一定会懂得。

因为他们不仅是师生，更是心灵相通、互相理解的至交好友。

——而昌大也确实做到了。

他尝试过理解那个世界，尝试过融入那个世界，却终究失败。

从小受尽苛捐杂税的他，绝做不了自己所不齿的事。

他把帽子取下来，作了最后对士大夫这个身份的尊重，然后一拳挥向了吸血的隶卒——他掐着对方的脖子，掐灭了自己的仕途前路。

却也点燃了他的纯粹人生。

三、纯粹看似质朴的昌大，从来都是不纯粹的。

他为了父亲学习，为了入仕学习，甚至为了“活得像个人”学习——其实做个渔夫，怎么就不像个人了呢？

渔夫和渔夫，也是有区别的。

还记得有个村民争论，说“鱼就是上天赐给我们的”，这种人根本无法接受新的思想，更不可能去思考地球是不是圆的这种事——一是他的世界只是他想象的样子，二是他从来不会为纯粹的知识而感动，只是觉得这与我无关。

没有想到，正是这种思维方式，让他从来没有去思考鱼和捕鱼。

他不了解各种鱼的特点和生活习性——或者说，不了解、不顺应鱼的“道”，自然也就捕不到鱼。

师傅会对昌大“产生了二心”而生气，再正常不过。

他希望昌大只是处于兴趣去学习，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拓展视野，去见到这个世界的真实，找到什么是真实，再为之奋斗。

而不是为了“会写诗”，为了博得人的青睐或艳羡——太在意他人目光的人，终究会迷失自己的道。

师傅吃够了这种苦，他不希望昌大再走一次——可谁又能不走弯路，就懂得一切。

所以到最后片尾，昌大在老师的牌位前泪如雨下，回忆起了他们的相遇和相处的点点滴滴。

那才是真正纯粹的、只因为好奇、为了知识闪耀的人生——原来这种纯粹，自己早已拥有过。

回到了黑山的昌大，看似是断送了仕途和前程，但实际上确实真正开始了对道，和对自己内心的追求。

这才是人终其一生，该走的路。

作者： pASslosS 历史题材，黑白片，一个多月前在韩国公映的这部影片乍看没什么卖点，却力压同期上映的《哥斯拉大战金刚》和《鬼灭之刃 剧场版 无限列车篇》成为周末票房冠军，实现了口碑票房双丰收。

李濬益导演，《素媛》《思悼》等高分韩影都是他的作品。

出道至今，他拍了十几部长片，品质稳定，尤其当他选择讲述历史故事时，观众总能看得安心。

今天想聊聊的这部《兹山鱼谱》就是李濬益的新作，讲述了朝鲜王朝后期的学者丁若铨的故事。

丁若铨被流放至黑山岛后一心编纂《兹山鱼谱》，书名里的兹山便是黑山岛。

1801年，正祖忽然驾崩。

因忌惮天主教在本土的势力扩张会动摇政治根基，反对派对相关人士进行残酷镇压，史称「辛酉邪狱」，其中就包括了丁家三兄弟——丁若铨、丁若钟、丁若镛。

对观众来说，丁家三兄弟就是三种关于人生和信仰的选项。

丁若铨是三兄弟里的大哥，在家中总排行老二（三兄弟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丁若铉）。

其实在历史中，丁若镛才是三兄弟里公认的大才子，是备受后人赞誉的高光人物，可是李濬益偏偏以丁若铨为主角，的确惊喜。

丁若铨在影片中的出场是不讨喜的。

这个人表面上看有点狡猾，还没啥原则，他本不要做官，但后来在谋求一官半职时讲话又很直接，口口声声说自己要为王权服务。

面对拷问，对天主教极度忠诚的丁若钟因信仰被斩首，丁若镛也不卑不亢，宁愿以死来自证清白。

三兄弟里，只有丁若铨一秒「叛教」，而他给出的理由是：此时恐怕连上帝也抛弃了他，还是活命要紧。

正当观众有足够的理由去看扁他时，其个性里的「随遇而安」又显现了优势——被流放的丁若铨不但没有因失势表达任何愤恨，竟然还笑得出来，他对胞弟说「比起恐惧，更多的是激动」。

到了黑山岛，他遇到了好学又有野心的岛民张昌大 （导演和编剧对张昌大的身世改动很大，下文内容以电影为准） ，并开始对那片海域里的生物产生浓厚兴趣。

他以儒学知识换取捕鱼经验，不仅记述鱼类，还有海禽和海菜，对不了解的事物保持着科学的探究精神。

他虽然贵为「两班」，却不顾身份亲自下海抓鱼。

「两班」是什么？

当时宗室之外的臣民分为良民和贱民，良民里又分四个阶级，「两班」就是良民里的最高阶级，也就是类似于丁家三兄弟这样的贵族统治阶级或是学者官吏。

所以影片从台词到构图，处处都显露着儒家思想里讲求尊卑贵贱的礼数和对君主制度的维护。

比如丁家三兄弟被流放到荒蛮之地，已有「罪臣」之名，但当地百姓还是尊其为座上宾。

当然，这可能是心善之举，但反映出的真相也很现实——「贱民」永远是社会中底层的底层。

而且朝鲜王朝时期阶级制度规范极为严格，不同阶级之人不准许通婚，孩子只能继承母亲的阶级。

比如昌大的父亲虽然是进士，但由于他的母亲是庶民，所以他也只能是庶民。

丁若铨与昌大的身份相差悬殊，在当时，「两班」只被允许研习儒学，任何贱民的工作都不能去做，而贱民就算饱读诗书，若非「两班」后代，便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读的也是无用之书。

很明显，昌大是因为不甘心才读书，既不是痴迷于求知，也不是想通过学识抵达人性之善。

李氏朝鲜的正统思想是朱子学，昌大想把朱子学当作敲门砖，再以他所理解的「正统」朱子学清理整个系统。

昌大轻蔑丁若铨，也是觉得天主教是邪教。

他认为接受天主教精神内核的人都是叛贼，其实是把朱子学与王权和民族性捆绑在了一起。

他直接批判丁若铨是把书「学歪了」。

对他来说，如果知识不能服务于君王，就是无用的东西。

他怀才不遇的心理也从这里来，先是因为无法学习而愤恨，后又因为有学识却无法做官而愤恨。

昌大所遭受的各种贬低都可能让他对权力更加着迷，而这些也均被观众看在眼里。

比如片中设置的两个人，一个是丁若镛的弟子李江海，同属「两班」人士，他却因昌大的贱民身份而看轻他「不会作诗」。

另一个则是在海上漂流许久、机缘巧合之下谋得官职傍身的投机主义者。

昌大明白，对一无所有的人来说，「正衔二品大夫」才是能够救急的。

所以在《兹山鱼谱》的缝隙里，时刻萦绕着两个问题。

其一是「什么算是真正的知识」，其二是「无法学以致用的知识是否有必要去学习」。

昌大苦读四书五经，奉朱子圣学为其意识形态「本位」，他认为这是唯一且绝对的真理，并以此来衡量世道风气。

当时世道的确不好，贪官污吏横行，百姓被施加重税，民不聊生。

片中有一幕很讽刺，邻居因交不上税，连锅都被抢走了，昌大的愤恨却都挥泄在读圣贤书上，而且给出了一个颇具文人优越感的评价：「朱子圣学不够稳固」。

同理，后来得知连死人也要交税，他又将其归因为「朱子圣学被践踏」，其实直指体系内的当权者，即那些辜负了朱子圣学的贵族和士大夫。

但是任何思想流派都有缺陷，贪婪的人会在教义的「缺陷」中沦陷，将已知的一切教条化并用于规范和统治，而不是继续探索和自我革新。

其实儒家学说和天主教都不是原罪，人才是。

丁若铨举的例子是极为恰当的，西洋人相信「地圆说」，因为他们相信科学，但他们仍然信奉天主教，尽管天主教在很多观点上违背了真理。

既然知识能够灵活兼容，那么他也可以运用圣礼学接纳西学，看似水火不容，其实能够相互借鉴，本质上也有许多共通的道理。

丁若铨在片中经常展现这种「融会贯通」，前脚解读着孔子，后脚就可以借鉴耶稣。

这正是昌大没能透彻理解的地方。

因为被朱子学里根深蒂固的君主制洗脑，他误以为儒学是排外和不兼容的，而其他思想派系一旦有所异议，就是邪恶的，需要被消灭的。

相较之下，丁若铨对社会的期许要更加理想主义和现代化，他期盼着「没有两班和贱民之分，没有嫡子和庶子之分，没有主人和奴隶之分，也不需要君王的那种世道」。

这样的观点让丁若铨与身处远方的弟弟形成对比，也让他与昌大分道扬镳。

忧国忧民的丁若镛笔耕不辍，著书无数，涉猎范围极广，而丁若铨在当时只写了《松政社议》和《漂海始末》，手里这本《兹山鱼谱》还是专门研究海洋生物的偏门之作，于当下于现实世界都像在做无用功。

他想要探究的东西会动摇君主制，进而牵连亲属，所以他再度放弃了，就像他当初叛教一样。

如果很多人会因此被杀，他会把信仰埋在心里，并不那么纠结于「铁骨铮铮」。

在电影中，观众很容易感受到这一点：但凡有丁若铨存在的地方，都仿若一个现代社会。

他平等待人，虽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伟绩，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身边的很多人。

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他也愿意倾听一个地位比他低许多的妇人的想法，甚至娶她为妻。

其实导演李濬益在采访中已经讲得足够明确：「丁若钟把天主教当作宗教，丁若镛将其作为性理学的补充品吸收，但丁若铨把西学当作哲学来接受。

」所以丁若钟为信仰献祭自己，这是选择了崇高；丁若镛从西学中提炼出「经世致用，利用厚生」的一面尝试解决民间疾苦，但这仍然基于对君主制的绝对信任。

反观丁若铨，他将西学内化为生存哲学，绝不是在黑山岛「出世」，而是在小小天地里找到「入世」的新选项。

他编修鱼谱的做法绝非机械操作，也不只是用文字复述，因为定义所见之物更加需要调动不同领域的学识，还要通过实践和观察去考证，此外，对物质的归纳整理和分门别类不仅需要哲学思考，还要参照实用性。

他始终在学以致用，只是成果被世人轻视了。

所以昌大的选择也无非就是这两本书，丁若镛的《牧民心书》或是丁若铨的《兹山鱼谱》。

这个选择，哪怕放在当下也依然生效。

昌大选择了《牧民心书》，但他做官后发现自己被束缚了，读了多年的圣贤书最后都沦为谋求官职的工具，反倒违背了那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除了对东亚思想交融史的复盘，《兹山鱼谱》的视听美学也能记上一功。

虽然最初选择黑白色调是预算不足的无奈之举，但它完成得干净利落，丝毫不平庸，虽然不一定如实还原了历史，其所塑造的空间却足够匹配这个故事。

比对现今多数院线片，其实《兹山鱼谱》的叙事节奏是偏慢的，而且把想说的该说的都铺在表面，似乎很想正正经经地为观众讲透一个道理。

这的确让电影显得浅显了些，但作为观众，你还是会感激它能把这么个道理直白地讲述出来。

因为在近些年的亚洲电影中，大多数本该直指问题本质的历史题材影片都心虚地借用了宏大叙事，想要与当下共鸣却又惧怕严丝合缝的剖析，处在一个不尴不尬，欲言又止的位置，最后的成品经常阴阳怪气。

《兹山鱼谱》倒是举重若轻地搬出了知识的两种「实用性」：通过读书，人们可以在体制中攀爬，这是一种实用性，也是内卷的肇因之一。

而另一种实用则是将知识用于生活，正如丁若铨在信中写道：「活成不断向上飞的鹤虽然不是坏事，但即便身上沾满污水泥浆，也要活得像兹山一样，虽外表看着黑暗却生机勃勃自由自在，也未曾不是有意义的事啊。

」这部影片是如此平和地在与观众探讨「生存之道」，探一探「反抗」和「犬儒」中间的路到底有多宽。

这样的影片，是真的稀缺，也是最被当下需要的一类。

典型的启蒙模式是以一个特殊的代理人群体为主导的，表现为叙述者和被叙述者、有文化的人和无文化的人、直言不讳的革命者和无声的群众之间的主从关系。

但这种主从关系在《兹山鱼谱》中被打破了。

《兹山鱼谱》是一部去年上映的韩国电影，导演李濬益携知名演员薛景求，联手打造了一部艺术性与商业性兼备、完成度极高、且极具阐释空间的作品，它的最为特殊之处，是以黑白影像复现了韩国社会从古代到近代转折时期的文人心态和世俗生活。

这代表了当代电影中一种特别的走向，即用跟一个时代相对应的媒介形式来回访故事要讲述的年代的“真实”信息。

其中主人公丁若铨从一个刚刚开始读书的贱民昌大那里，学到了关于各种各样古书所不曾记载的鱼类的详实确凿的知识，这对他这个刚刚从庙堂来到乡野的文人构成了重大的冲击，促使他写下《兹山鱼谱》这部也许是韩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鱼类百科全书。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一个遥远的、文化尚未完全普及的海岛上，丁若铨通过跟岛民的互动，向当地人热切地学习着如何有效地获取鱼类资源，也了解了他们对官方的松树保护政策的消极应对方式，这呈现出18世纪末-19世纪初也即韩国进入近代前夜时期，人们跟自然、海洋的多维互动。

因为它涉及大量关于人和鱼类、人和自然如何相处的故事，涉及人对生物的命名，它具有一种初步的生态主义色彩，然而它关于分类和生物形态学的兴趣，又受到儒家格物致知学说和西方的博物学、地理学、生物学的影响而产生，这使这部电影成为了解近代前夜东亚文人、民间与自然关系和在自然面前心理状态的重要参考资料。

我们当然已经知道，“真实”的历史是不在场的，它的组织和叙述要依靠档案、文献材料，绘画、小说等艺术作品，而这些从来不是中立的再现中介。

因此，2011年版的《简爱》用了跟夏洛蒂·勃朗特时代的绘画风格接近的美术设计，还原了19世纪人们在英格兰荒原上清冷、孤寂的生活体验。

在2019年的电影《燃烧女子的肖像》中，导演瑟琳·席安玛和女摄影师克莱尔·马松一道，用新古典主义的视觉风格统贯影片，构造了一个与故事发生的岛屿乌托邦相辅相成的美学世界，直观地传递了现代早期人们的心灵图景。

而在《兹山鱼谱》中，故事发生的年代同样有一种主导性的媒介，那就是受到中国国画影响的山水画和肖像画。

它所呈现的文人意境、文人趣味，使得作为历史片的故事背景变得可信。

在这个故事中，至少有三重之“黑”：首先是影片的色调，是黑白的，它与主人公丁若铨被贬谪兹山、抑郁凄凉的心境有一种直接的映照。

其次是“黑山”，因为觉得不吉利，后被改名兹山，它在影片中呈现为大海上的茫茫黑色异物。

第三，尽管影片很少直接以山水画的构图来描写环境，但这些人物的造型、服饰，在黑白影像之中恰切地还原了韩国古代肖像画中的人物风貌。

影片中有一种非常均匀的光色设计，我们几乎不会见到晃眼的阳光，也无法识别出天气、温度的状况，因为是按照东亚传统绘画的光学设计的，它大体上遵从了散点透视的原则，人物在稳定的构图中移动就像置身于画，对弈、对诗、农妇家庭生活、稚子求学、渔夫捕鱼、书生读书写字的场景，都以古典绘画、诗文的意境作为原型，因此在表象上就容易使观众沉浸于18-19世纪之交的前现代环境。

这部从昌大的角度看具有教育小说或成长小说样貌的电影，把故事的聚焦点放在中央与地方、庙堂与江湖、士大夫（两班）与贱民、性理学与西学、入世与出世之间，在师徒二人、丁若镛/丁若铨兄弟二人的不同选择之间，制造了复杂的张力。

从老夫子丁若铨到年轻的学生昌大，这种“教育”随着丁若铨对地方知识的了解而变成双向的互动。

丁若铨最初想教昌大读四书五经的正确方法，但紧接着被对方丰富而准确的鱼类知识所吸引，开始写一本叫作《兹山鱼谱》的书。

“鳐鱼要走的路鳐鱼知道，鲭鱼要走的路鲭鱼知道”，这类新鲜的表述从未被记录在典籍之中，普通人也从未觉得它们有什么了不起，这让丁若铨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他欣喜于自己是第一个给这些海生动物“发明”可被书籍记载的名字的人。

从昌大通俗准确、看似直白的描述中，他知道每一种鱼都有自己行走和捕食的方式，而且用一种综合了民间的俚俗感和知分子审美趣味的命名，给那些从来没有被记载的事物发明一个在文献中的位置，这让他感到生活有了新的寄托。

其实丁若铨对鱼类的命名和编谱方式，不是一种类似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这样的汇编和总结。

尽管它也是百科全书式的，但是丁若铨本身对于来自边缘岛屿的生物，尤其是鱼类，对那些从来没有被文人所记载的鱼类的关注，尽管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学动力，但已经超出了实用价值，而成为对生命状态的研习，意味着他是朝鲜历史上最早对于海洋文明、对于西方文明产生兴趣的人，并且由此影响到自己观念的觉醒，他成为一个捍卫“个体”多样价值的现代人。

他的处境也典型地体现在中国的郑观应、冯桂芬、张之洞、洪仁玕等一批爱国救亡的知识分子身上，他的被发配到边疆，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在宗教上受到的牵连，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确实是从性理学、西学、民间学问的相对性之中，意识到了人类并无贵贱之别。

他期待着没有两班和贱民之分，没有嫡子和庶子之分，没有主人和奴隶之分，也没有君王的那种世道，但这无疑是一个遥远到看不见阶梯的乌托邦。

他知道若写下这种惊世骇俗之论，自己的家眷也会受到牵连，这使他无法像他的弟弟那样发表众多著作，看起来是在名山宿儒所不齿的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窄。

实际上，他回避了圣王之学，回避了经学考据，只是因为他已经超越了那个阶段，开始重视个体的价值，这些个体包括贱民、村妇和生生不息的鱼类，他意识到自己的所想的已经无法见容于当时的社会。

因此，这部电影从丁若铨何以如此关注在文人雅士那里看来毫无意义的关于鱼类的知识这个疑惑中，解开了被历史淹没者的内心图景，他的觉醒者的痛苦。

黑山最终成为囚禁他的铁屋子，而“鳐鱼要走的路鳐鱼知道，鲭鱼要走的路鲭鱼知道”作为隐喻，也成为影片中所有人物的寓言。

昌大一心想超出自己的贱民身份，但是即使中了进士之后也仍然被嘲笑，“这两班啊，走路姿势和普通贱民就不一样，要慢慢学习，知道吗？

”当看到往稻米里面掺石头、给婴孩征税等酷吏暴行之后，他难以容忍地决裂了，他知道对老师的背叛和“弑父”以失败告终，绝望地回到家乡，却发现自己的老师已经死去。

每个人最终走的只能是自己的路，就像每条鱼都有自己的路一样。

从昌大的悔悟和老师在《兹山鱼谱》序言中对他的感激而言，这种彼此的成长教育倒似乎是接近完成的。

影片也用了很多提喻的手法，以小见大地呈现出当时人们在中西、新旧、文野之间知识的“错位”，比如从海上捡来的地球仪，象征性地提示了大航海以来地理学对韩国的影响，但在普通人这里，直到19世纪，“地球是圆的”这件重大发现仍然是不被有效感知的。

而陪伴丁若铨的那位村妇，也被丁若铨视为有过人的见识，像一个才女：“好种子才重要吗？

播种的父亲，怀胎的母亲，缺一不可。

如果地不好，种子就不会发芽。

”她戏谑地说，本以为读书人的想法会更高明，会懂得这个道理……没想到这又是一次鲜活的反向教学——经常是“无知者”的道理，启发了那些饱读诗书的人。

这次流放，因此使丁若铨受到人生的第二次文化冲击，第一次是他通过性理学接触到西学，包括西方历法、地理学和几何学，让他对欧洲科学技术的先进程度感到震撼，并皈依了基督教；第二次则是他意识到在贱民、村妇那里也有文人那里最缺少的诗性和知识，开始打破不同学问的差别，在不同视域的交点上展开自己的工作。

因此，他的三本书《兹山鱼谱》《松政社议》《漂海始末》，都是从民间听来的故事受到启发，而用文人化的语言进行了记载，这种记载又是受到西学强大在场的影响。

总体上看，丁若铨打算放弃那些抽象的道理，研究具体直观的东西。

这是朝韩历史上的“实学”传统在一个流放者身上不期然开出的花朵，也是西学第一次来到朝鲜之后对文人生活影响的一个缩影。

也许，生态思想只是这部电影的一个侧面，丁若铨思想的最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它是在东方与西方、古代与近代的“接触地带”形成的，这是一种关于坐落在不同视差之间的知识的命运的电影。

在这个问题上，马丁·斯科塞斯的《沉默》也是一部值得提及的电影，背景是16-17世纪的日本，涉及最初的几代天主教徒在一个仍然奉行本土信仰的国家的命运。

斯科塞斯的影片是史诗的，而李濬益的《兹山鱼谱》则是抒情的和艺术性的。

后者对于士大夫趣味、民间文化以及二者之间错位方式的理解，是相当现代的，这部电影展现了文人传统中最好的方面。

丁若铨娶了一位当地的、几乎是文盲的妻子，这是一个在今天才变得“可见”的选择。

这意味着他被黑山的文化所同化了，成为一个“当地人”，最终不是他留给典籍的那些生僻鱼类的汉文名字被记住，而使他作为一个被遗忘的人被记住，就像那些生生不息的鱼类，不需要官方的、中央的知识来给它们命名，它们就生活在水中，有自己的生活、习性和自由，一代代繁衍不息。

就此而言，丁若铨也确实通过在著述中死亡，从昌大这位“老师”那里学到了宝贵的知识。

在中国历史上，在屈原、苏轼、柳宗元等流放者身上，我们理应也会发现这种知识。

即将发表于《三峡杂志》

这部影片风格古典，有士大夫之风与西洋海风相融、境界的高雅纯洁与俗世情趣交叠之感。

台词回有余甘，思想现代，比喻清丽质朴，文风简洁如练，虽未能通其趣，也暂记录于此，为交流和回顾所用。

1、斑鳐走的路斑鳐知道，黄鲷鱼走的路黄鲷鱼知道。

2、对好奇心重的人来说，没有比陌生更好的地了。

3、我不研究善变、难懂的人类，要转去研究通透、明净的事物，我将用事物来忘却我。

4、用什么经国方略，仁？

礼？

——朱子的力量太强大了。

5、性理学和洋学问不是相冲的，而是一起前行的朋友，与朋友行，受益匪浅。

6、只知道种子重要，不知道地也重要。

如果地不好，种子是不会发芽的。

如果土不好，就算发芽也不会长大的。

7、不需要王的世道，主人是谁又如何呢？

8、百姓把土地当作农田，衙前小吏把百姓当农田。

9、要想抓到泥鳅，便要懂得进入泥水之中。

10、若不能按自己所学的来生活，便按自己的性格去生活。

11、做一个黑色的无名的人，不惧身上的污泥。

12、做一只鹤固然很好，但如果能像兹山一样来者不拒，便也是另一种知足。

13、 死去的东西怎么可能发出哭声呢？

可是我曾经是真真切切地听到，一大片死去的哭声。

《兹山鱼谱》的故事背景是1801年发生于朝鲜半岛的辛酉迫害，此时被后世称之为“朝贡贸易体系”的亚洲经贸圈还未土崩瓦解，朝鲜半岛几乎还完全处于中华文化圈的辐射范围之内，整个半岛的社会文化体系依然还是中华文化在外部的延续和应用。

与此同时西学东渐之风已经持续两个多世纪，可以说电影中天主教徒丁若铨所受到的冲击和所处的生存困境，既有东西文化碰撞带来的矛盾，也极具传统士大夫特色。

朝鲜半岛的天主教传播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在中国南方活动多年的传教士利玛窦得以进入北京，他隐瞒了自己的传教目的，向朝廷敬献自鸣钟、八音琴和《坤舆万国全图》，由此得到信任，开始了“学术传教”。

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自然也受到朝鲜使节的欢迎，他们从北京带回大量汉译西方书籍，大批朝鲜知识分子一面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一面接纳修习天主教。

1644年清兵入关，朝鲜的使节之名也由“朝天使”改为“燕行使”，随着进入中国的传教士逐渐增加，北京天主教会发展壮大，燕行使频繁出入天主教堂，甚至接受洗礼，最终在半岛成立朝鲜教会。

实学思潮与理学之争影片中张昌大年少气盛，言必称《论语》《大学》，一面看不上具体的生产劳动，一面想要通过圣贤书求取功名，令人想起无数明清小说里的人物。

儒学发展到明清，主流的性理大全一派，已经逐渐变得迂腐凋敝，人心也暮气沉沉，大多数世俗文人尽管熟读宋代五子的著作，但不过都是把这些书籍当作猎取声名利禄的工具。

在西方文明潮流的冲击下，面对扼杀人性的八股取士制度与在现实生产中无处不在的“实用理性”，终于初步形成一种实学思潮，尤其主张经世致用，以实测实学为探索和阐述现实物质世界的主要手段。

丁若铨所编的鱼谱，也并非百科全书派那样的基于启蒙思想的实践，而是实学思潮的具体表现。

天主教传播的异数天主教对于中华文化而言，必然是一种异质文化的存在。

早在利玛窦敕居北京期间，他就把侧重点放在传播西学上面，他意识到若无最高统治者的信任，传播教义必然无法获得最大范围的成功，因此他总结出一套关于在华传教的规则，首要便是遵守中国法度，可用儒学诠释教义。

可以说这套“利玛窦规矩”谨慎地没有去试探封建统治集团的底线，而其后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无论国籍，也大都遵守了这一原则。

与中国本土的迂回路径不同，天主教在朝鲜及日本的传播，却激进得多。

日本从安土桃山时代开始就有传教士活动，直到江户幕府颁布“禁教令”而引发岛原之乱，是农民阶层不堪重税的反抗，也是扩张迅速的天主教与传统佛教、神道教无可避免的巨大冲突。

而在朝鲜辛酉之乱中，甚至出现了黄嗣永帛书事件，信中要求西方帮助朝鲜本地教会发展，希望清廷吞并朝鲜，这一桩由意识形态冲突引起的事件，对朝鲜统治者而言无异于是倒反天罡。

守旧与革新：“士”的困局及其他作为东亚传统文化的主要负载者，与西方宗教文化不同，践行与发展文化的不是宗教僧侣，而是世俗文化人，也就是“士”这一阶层，他们既要“究天人之际”又要“传道授业解惑”同时还要保持“未知生焉知死”的积极入世态度。

与辛酉迫害名为铲除天主教派实为党争一样，历史上居于庙堂的士人也或多或少地受到政治的牵连，从先秦屈原到中古苏轼范仲淹乃至到近世，可以说贬谪文化已经是一种标志性的士人符号。

处于东西交点的丁若铨，虽然做的还是到放逐之地讲学授业那一套，但就影片的呈现而言，他所思考和传授的内容已经从君臣父子转向推翻阶级，甚至反抗东亚文化圈。

这可以说是“为天地立心”在西学启蒙之下的新阐述，也是作为电影角色而不是历史真人的丁若铨以东亚传统文化为表，而以韩国民族主体性为里的隐晦表现。

一、丁若铨究竟是怎样的？

他因“辛酉邪狱”一案，被认定为邪学（也就是天主教）传播者，流放至黑山岛。

他是异端，却也是两班，有自己的文人风骨。

他不喜的是性理学（也就是程朱理学）僵化后的教条，却也并非要摧毁之。

他推崇西学，但也并非是一味西化。

在他的内心中，他想要通过实践西学，来实现社会的改变，从而促使理学在回到更纯粹而普适的状态。

正如他说的“我所希望的是没有两班，没有平民，没有嫡子，没有庶子，没有主人，没有奴婢，也不需要王的。

”这样朴素的民主思想，我在黄宗羲、王夫之的论著中见过，可惜他们没有被影像化。

也正如他在电影结尾那句经典的：如白鹤之生虽好，而兹山之污泥亦善也。

这不光是对昌大的一种安慰，对自己人生观的一种诠释，更是他对传统之于社会的理解。

社会文明的根基就是传统，那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内核，这是不可撼动的。

就像最后一幕中辽阔的海面只有黑山遥遥可见，那是最传统的淳朴与美好。

二、入世之道这部电影给出了非常多人生之路的不同抉择，丁若镛的《牧民心书》与丁若铨的《兹山鱼谱》事实上就代表着最大的一组矛盾。

其实答案很简单，两者没有对与错，只是看在实践过程中是否真正做到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当然这是最理想的状态，能够学以致用是多么令人欣喜的事啊。

如果不可以，那就做个和兹山一样的黑色行者吧，即使沾满了世俗的污泥，也依旧在黑暗中保持蓬勃与积极。

三、电影本身构图充满了东方美学，像一幅幅山水画，浓淡相宜，特别是望月那一段，每一帧都满含深情，那一刻我立刻就想起了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太熟悉了呀，朝鲜有丁氏三兄弟，而中国有苏氏三兄弟。

但悲哀的是，中国没有这样的一部佳作。

而电影里的人情美，也让我久久难以忘怀，师生情谊是本片最大的篇幅，昌大从敌视到尝试到敬佩，从丁若铨那里，学会了所谓的圣贤书，学会了赋诗作对，但他还是没有反传统反封建的勇气，他还是没有被开化。

超越时代的道路上，勇士永远是少数且孤独的。

还有作为寡妇的婶子，几乎承包了这部电影的笑点，太可爱的人啦，像她一样淳朴的人们，让黑山变成兹山，挽救了一个文人摇摇欲坠的精神世界。

甚至包括那个地方官，也都本性不坏。

还有太多意象寄托，包括描述官场潜规则、官府强征赋税等等，都在我以往所学历史中或者说现实中，有所展现。

但我认为这些都并非所谓的浅尝辄止，很多镜头都已克制，但浓浓的悲怆扑面而来。

我想，也许这就是历史生对于历史细节更深刻的感知力吧。

四、说说自己作为一个历史生，这部电影我觉得是我目前看完最喜欢的一部历史电影，我不敢说最好，但一定是最喜欢的。

和彼时看《末代皇帝》一样，我悲哀地发现这不是中国电影，但却只能叹息于外国人对此段历史之深刻。

不过较之《末代皇帝》的宏大，我更喜欢切入点更小的《兹山鱼谱》。

他让我想起了大一时，津津有味听儒士与方生，仔仔细细梳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光景，读列文森《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知半解但勾勾画画的模样。

其实儒一词贯穿着我的整个中国史学习，我的每个老师遇到这一话题，都说得很多，却都话留一线。

看这部电影，我惊奇地发现，我的历史观与之惊人的契合，整个观影体验异常舒适。

我和丁若铨有着相似的思想，我仿佛穿越千年与之对话。

因此，我小心地将《兹山鱼谱》放在我的top榜上，希望以后每次看到它，我都能不忘初心，真正明白我为何学历史，历史的价值何在。

虽然不从事影视行业，但看到它，也将时刻拉紧心弦，发问自己：我们的文化很伟大，但能为其传承与发扬做些什么？

我之前重译了列文森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该书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儒家学问在现代社会失去了现实有用性，因为科举制度取消了，选拔官员不再需要儒家学问，皇权也不再需要儒家学问构建的世界观，所以儒家学问只能成为博物馆里的文物，干干净净，作为过去辉煌的象征，而与当下政治无关。

这个论断大致是对的，但我一直困惑的是作为一种价值和信念系统的儒家，在脱离了现实有用性以后，是否还有生命力。

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读钱穆，读到他引张载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是会心里一热的。

后来书读得多了，反而对那套话语无感了。

再后来读什么都带着批判的眼光，读来读去，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兹山鱼谱》这部电影，让我感动的是里面表现的“性理学”。

所谓“性理学”，也即朱子学，是当时朝鲜科举考试的内容，是读书人安身立命的唯一“真正”的学问。

被流放的丁若铨固然极其精通这套学问，黑山海岛上的渔民昌大也向往并深信这套学问。

这是建立在书本和文字基础上的知识，也是社会阶层区隔的坚实壁垒。

但是丁若铨理解的“性理学”还有另一个层面，也即电影里解释《大学》第一句的那段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 昌大查了字典，每个字都认识，但什么意思不明白。

丁若铨随口就给解释明白了：“大学之道，在于显明我们自身本有的光明的德行，在于亲近民众，在于回归到圆满的本性中来。

” 这个解释其实更接近于王阳明的心学了。

也正是有这种对于本性之光明的坚定信念，丁若铨才会觉得性理学和几何学数理学等等西学是不矛盾的，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也是了不起的知识，满足好奇心本身就足以成为目的。

昌大认为像四书这样记录下永恒真理的书，才是真正的书，而丁若铨觉得实证知识也是值得记录下来的——海客的游记，海洋生物的习性——这才是真实。

因为丁理解的性理学是一个开放系统，所以才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去接受西学，甚至是渔夫的知识。

我一直觉得儒家知识体系里最有现代精神和包容力的就是阳明学，因为它是一种向内的探索，而不是向外的。

内圣可以接续各种各样的外王，甚至可以不要外王。

内圣，最要紧的还在于一种人人平等（皆可成圣人）的核心价值。

如果不相信人人平等，不相信在本质上人性都是相通的（如果不是相同的），那么政治设置上的区别、权力分配上的高下，就不会消失。

如果儒家在现代社会还要有生命力的话，谈孝道，谈牧民，谈亲亲尊尊，谈和谐社会，都很难唤起被现代性深刻塑造过的独立个体的共鸣。

当然，很多人在今天谈儒家，原本也不是为了去彰显个人性，而是更看重其“治道”。

但那种“治道”，在脱离了科举和官僚制度以后，也不过是肤浅的装饰品罢了。

流放一词对于中国文坛大家并不陌生，凡是落难时往往成就佳作，更有“国家不幸诗家幸”夸张之言。

可惜这样的题材，却为韩国影视文学所选取所呈现。

随着国籍身份的转变，主人公所写也为百科全书，偏实践类的兹山鱼谱。

一、 士大夫与渔民

士大夫与渔民，不是高官关心民间疾苦而相遇，因为一场流放，一本鱼类百科全书，让两个毫不相关、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

地位悬殊，一个是两班，饱读诗书、出身高门的士大夫，一个是贱民，学问有限、生活贫苦的贵族私生子。

但因为丁若全相信“人人平等”，他对待张昌大只是在学问上有所差距（而这种差距可以缩短，张昌大也有丰富的鱼类知识），若说待他和待岛上人有什么不同，那应该是等待这个小岛青年主动奔向自己的怀抱，求学问道，当然也是爱才惜才。

追求不同，一个是信奉异端邪说的叛徒，一个是拥护性理学的野小子，也注定两人的分道扬镳。

如同一开始咒骂、唾沫星子淹死人的汉阳百姓般，张昌大对丁若全避而远之，即使在学问上困惑多多，向学之心也抑制着。

之所以产生退让，一是因为两人做了一场知识互换的交易。

“越了解朋友，我也会变得更有深度”。

在这位双重叛徒的身上，有张昌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更何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明知地球是圆的，西方人不放弃天主教的信仰；西学东渐，对于舶来的科学文化，曾经的朱子信徒也曾用性理学所丈量过。

实在的道理打动他，也让两人真正成为师徒，度过一段平静而丰富的时光。

此外有限的学识也让他无法摆脱贱民的身份。

张昌大终于成长一个合格的儒生，分岔路口出现在面前。

曾经熄灭的想法再次点燃，对君君臣臣仍抱有幻想，科举入仕，谋求官位想为百姓做事。

但现实证明，大鹏展翅高飞，看到的却是满目污浊，触目惊心，整个国家都烂透了，没救了，这就是为什么丁摒弃儒者之道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他放弃功名重返黑山岛。

张昌大直到此刻才明白为什么他的老师只有寥寥作品，为什么只写这本百科全书。

二、兄弟情深：本是同根生，分飞似落花如果放在中国背景，文人家族数不胜数，古有三曹、三苏，近代有三周。

只不过曹氏兄弟如同死敌，相亲相爱的树人、作人决裂，苏轼、苏辙的情谊深厚难能可贵，正如影片中的丁若铨、丁若镛。

丁氏兄弟，性格不同，选择各异。

老二在片头早早殉道，老大丁若铨（主人公）被流放黑山岛，寻出世超脱，走的是无君无父的道路。

老三丁若镛仍是地道的儒者，著书立说，希望后辈能扛起重任兼济天下。

但凡兄弟，有一主导，有一跟从。

弟弟丁若镛，甚至先王，皆求教于丁若铨。

连流放事件的始作俑者也说，哥哥比弟弟更可怕。

可怕在哪？

可怕在丁若铨更豁达，更大胆，洞明世事，才会一叛儒门再叛天主。

弟弟的流放都已经解除了，他却至死仍为罪人。

因为流放，兄弟两人被迫分离不得相见，只能通过书信来往。

栗亭店分别，貌似呈现的是弟弟的不舍，哥哥的豁达自如，但当身处穷山恶水的丁若铨，同样会心境落寞，一边望月吟咏，以表思念，一边拿着酒坠入大海。

豁达是苏轼自我宽慰的一种体现，对丁若铨也是如此。

所幸他遇上昌大，所幸他挖掘出黑山白水的宝藏。

即使到最后都没有呈现相见的画面，却并不妨碍两人心心相印。

三、意象丰富“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恋人音信相通需请青鸟为信使，而青鸟在本片中也传递着希望。

从头到尾的黑与白，这是唯一的一抹亮色。

从海胆嘴里露出头和喙的雏鸟，一开始以为是死，结果确实生。

死中孕育出生，孕育着希望。

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师傅还在念叨着徒弟，强撑病体书写着鱼书。

类似的好意象很多，比如写书用的乌贼墨汁（乌贼虽从污秽中来，喷出的墨汁却是上好的宝贝）等等，留待观众们挖掘。

四、后记

百想艺术大赏结束一段时间了，曾经也为薛景求、卞约汉无缘奖项遗憾，但好在导演李濬益获得导演奖，也让我们看到南韩对文化电影，传记电影的肯定与认同，即使没有高票房。

如果拍一部天朝的《兹山鱼谱》，拍徐光启，结果可想而知，最新例证是上周末上映的《柳青传》。

tc的传记电影在20世纪60和80年代曾掀起一波小高潮，毛病一样，内容、思想性不够，放到当下更是做不到、要求不得，以至于萌生念头，拍纪录片好了，比如《柳如是》导演最新的《王阳明》。

不过想象的翅膀当然可以大胆展开，如果拍三苏，或许从苏辙的角度去拍；如果拍三周，可以从周建人的视角去看，这是本片予人的一大启发，也是导演匠心之处。

可我们的故事在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