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球

无意中又重温了一次《气球》，如今才知道他有原型。

“In the East German balloon escape in 1979, two families, with eight members in total, escaped the Eastern bloc country of East Germany by crossing the border to West Germany in a homemade hot air balloon. The escape happened at approximately 2:00 a.m. on 16 September 1979. The plot to accomplish this was carried out over a period of one and a half years, including an unsuccessful attempt, three different balloons, and various modifications until the successful escape occurred. One failed crossing alerted the government to the plot, but the police were not able to identify the suspects before their flight to the west.”——维基百科当气球不再是孩子们快乐的玩具，当气球成为人们所追求自由的载具。

我敬佩他们的勇气，他们对自由的向往，对自由的追求。

守墙士兵连自己为什么开枪都不知道就杀了平民，而他本来就是靠平民们交税养活的，扣上大帽子，人就可以做出很多可怕的事情某些人擅自写了几句话，只因为他们有枪和狗，这些话就成了法律，有人违法就放狗开枪，这才是终极的邪恶愚蠢的主角向美国求救，还以为美国会来酒店里接他走。

因为美国人交税养活了美国官府，官员需要百姓的选票，所以官府才对本国人负责，也只对本国人负责，你一声通知就等着天降神兵救你走，做尼玛的梦呢？

自油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要靠自己从终极邪恶手里抢来的。

外部力量永远只是辅助，你自己爱吃屎没人能救得了你，打倒了东德你也会认南德西德北德做新主子小儿子那么小就会说打死你这个叛徒，如果不离开东德，小儿子也会成为一个精神上的残疾人，只要扣上叛徒的帽子，他可以杀任何人

影片以极具冲击感的方式展开，一边是东德的一所学校，学生唱着“我们的祖国是大草原上的青草，是农田里的稻谷，人们热爱美丽的祖国”，校长在台上领导大家向东德宣誓效忠；另一边，是边防军人乱枪打死一个个企图越过边境的百姓。

说好的祖国是大草原上的青草呢？

如果这个国家真有那么好，人们为什么要逃走？

2018年的德国电影《气球》是根据真实历史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1979年身居东德的两家人克服重重险阻最终通过乘坐自制热气球成功逃往西德的故事。

该片豆瓣评分8.4，获豆瓣的“年度冷门佳片”提名。

故事本身情节并不复杂，而影片胜在情节紧张，节奏把控极其到位。

尤其是热气球翻墙这一创意也让不少观众大呼佩服——纯手工打造一套能容纳四名成人和两名儿童的热气球飞行器，这可不只是用缝纫机把帆布缝起来那么简单。

吊篮、燃烧器、鼓风机，还有飞行方案设计、时机的把控、如何掩人耳目……整个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统一啊。

屡败屡试的不懈坚持终于让这两家人获得了自由。

十年后，当柏林墙倒掉的时候，真的难以想象，坐在电视机前看着新闻的他们会是怎样一种心境呢？

在东德人民可歌可泣的翻墙史中，其实还有很多令人折服的天才创意，无论从技术含量还是紧张刺激的程度来说都令人叹为观止，甚至心生敬畏。

让我们先从柏林墙的前世今生说起——二战结束后，德国被一分为二。

随着苏联和美国，东西方两大阵营形成，一道铁幕在欧洲徐徐降下。

柏林因为被英法美苏划分为四块占领区，自然也分属不同的体制。

于是，从1945年起，大量东德人逃往西德，仅从柏林逃亡的总计150万人，所谓用脚投票，也不过如此。

为了阻止这一势头，东德在1961年8月，仅用了不到一天时间就在东西柏林间修筑了40多公里的一道由铁丝网和水泥板构成的界墙，随后通过不断进行加固，增加一些辅助设施（塔楼、暗堡、电网、路障等），逐渐形成了了一道170多公里的高墙。

一墙之隔，自由和极权，冰火两重天。

值得一提的是，柏林墙在修筑时的工程代号竟然是“中国长城第二”！

好吧，我想我应该知道“中国长城第三”在哪里了。

从1961年起，勤劳智慧的东德人民就开始了他们从未间断的翻墙壮举。

先说简单直接的，大家很容易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张照片：一位头戴钢盔身着东德军服的士兵，背着一把步枪，纵身一跃，从东德跳到西德。

这是一张真实的新闻照片：照片中的士兵叫舒曼，19岁，他是参与柏林墙建造行动的一员，趁着柏林墙即将完工，眼看铁丝网马上就要封闭，他抓住最后的机会，投奔西德。

当时在西德一侧的国家地理杂志记者抓拍到了这一经典画面。

另外，在柏林墙彻底建成后，直接破墙是最简单且大胆的方式。

在1961年当年就有火车驾驶员带着自己的家人和乘客驾火车强行冲关，成功解救数十人。

挖地道应该算是最流行的一种逃亡方式。

据统计，1961年起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掉，28年里德国人民总共挖了70多条地道。

之所以说是“德国人民”而不仅是“东德人民”，是因为这些地道不只是从东德挖往西德，还有从西德挖往东德的——西德人民主动出手解救自己的同胞。

比如，用半年时间挖出一百多米长的地道，一次性把数十名东德人解救出来。

一条这样长度的地道，除了耗费巨大的人力外，精密的设计和计算，组织协调和施工的艰辛都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不得不佩服德国人严谨的工匠精神。

还有更厉害的——弹射装置：使用该装置从东柏林的一座高楼起跳，向西柏林方向发射，在空中打开自制降落伞落地。

空中滑轨：用弓箭发射钓鱼线到西柏林大楼，接上缆绳，利用滑轮飞跃直达。

我最爱的是这个——潜水艇：1968年，一位东德工程师凭借自己精湛的工艺，手工打造了一艘单人潜水艇，在水下航行5个小时后成功在西德上岸。

此人后来被西德一家公司高薪聘用。

逃亡的旅程也是展示个人才艺的过程，有这门手艺，哥到哪都是金饭碗啊。

史料表明，柏林墙建成后直至1989年，为了投奔自由，有数百人在逃离东德时被当场打死，约7万人被捕并遭监禁，成功越墙的不到一万人。

极权国家哪怕通过虚伪的宣传机器把自己吹到天花乱坠，终究挡不住追求自由的脚步——哪怕脚下是鲜血铺就的泥泞，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

“中国长城第一”其实是抵御外敌入侵所筑，中国后来的历史上，也出现过无形的墙，比如“不许片帆下海”的闭关锁国，其结果有目共睹。

我们的国界上已经不再有有形的墙，所以也没有偷渡的热气球。

当今之世，我们的身体已经可以不受约束的走出国门，但我们同样可以通过想象，在心中构想那些隐形的气球：它们升腾在虚无的空间，无影无形，却满载我们求真的希望，来去倏忽之间。

最后，借用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柏林墙建成后访问西德时一次演讲中的句子：“民主虽并不完美，但我们从未垒起一堵墙，把人民挡在其中，阻止他们逃离我们。

”我想引申一下——“民主国家也没有阻止他们的人民向墙外张望。

”

这种题材的电影在豆瓣上一定会得高分的，不管它拍得好不好。

还好，这部电影拍得不错，如果它也是《窃听风暴》、《再见列宁》那个时期拍的话，我会给它一样的高分。

只不过，十多年后的今天，那个灯塔国已经不是它曾经的、和我们想像中的样子了；而政治课上讲的东西确实着人烦，但是说得也并不错，错的只是它写得忒不接地气。

就像“公知”和“粉红”这两个词，我们都会不自觉的站队，不会去想他们不过是一个只关注我朝消极的一面，一个只关注积极的一面，都是片面的。

苏联已经不能再为自己说些什么了，还有原加盟国拍些老故事，感觉是还有人在纪念曾经的岁月；东德已经不能再为自己说些什么了，那就真没有人为它说些什么了，他们都成了德国人，他们可以进行各种反思，就像我们反思大清朝那样。

东德，好像成了一个和魏玛共和国、纳粹德国一样的存在。

我没有想为东德辩护，只是觉得听不到另外一面了，它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二战结束后，再次沦为战败国的德国根据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分别由美、英、法、苏四国占领。

1949年 5月23日，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合并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同年10月7日，东部的苏占区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国从此正式分裂为两个主权国家。

故事就发生在东德边境小镇，然而令人好奇的是，男主一家看似家境富裕，幸福美满，可为何却依然一心逃离，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原因促使他们做出如此以身试险的选择？

这就要从东德和西德的分化开始。

在世界形成以苏联、美国为首的两极对抗政治格局的历史条件下，德国一分为二分别隶属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尖锐对的政治制度。

不愧是一个产生过歌德、巴赫、贝多芬、马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莱布尼茨、海德格尔、韦伯、爱因斯坦等的国度，战后仅仅几年时间，东、西德国分别在满目疮痍的战争废墟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先看东德：在德国统一社会党（战后德国共产党和德国民主社会党合并而成）的领导下，战后不到五年，即1950年，工业便恢复到战前水平。

其中，1950——1970年的生产性国民收入持续翻两番，年平均增长7.2%，一度跻身世界十大工业强国，成为东欧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民众生活质量最高的国家。

一个人口不足1700万的国家创造了如此奇迹，举世赞叹。

因而曾被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称为“社会主义的橱窗”。

前来东德参观的“兄弟国家”代表团的同志们眼看如此现代化的厂房、壮观的流水线、高精尖的设备，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如果一个中国大陆人在20世纪70年代到了东德，一定会惊叹这就是理想中的共产主义了。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东德的国民经济和国民收入虽然开始出现负增长，但世界银行《1982年度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结果显示，民主德国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为1562亿美元，人均400美元，居世界第89位，居社会主义国家第1位。

再看西德（联邦德国）：同样不到五年时间，即1950年，联邦德国的工业同样超过战前的水平。

1950年到1965年，累计投资2281亿美元推动经济高速增长，持续保持15年的“莱茵奇迹”。

1950至1965年，年平均进出口总额分别增长13.3%和15.8%。

1965年的贸易额是1950年的8倍。

20世纪60年代初，西德国民总产值超过英法两国成为仅次于美国、苏联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1968年开始被日本取代成世界老四）。

1971年，西德的外汇储备达到186.57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仅从单纯的经济发展统计数字上而言，东、西德的差距其实并不大（因为东德国土不及西德一半，人口不及西德1/3）。

但如果比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各自的社会财富增长了多少，国民从中得到多少实惠，优劣就极为明显了。

——同时在战后一片战争废墟上建立的东、西德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为应付严重的困难，东、西德国在战后都实行配给制。

但极短时间里就出现了巨大悬殊：联邦德国成立后不久，国内市场很快出现了繁荣景象，大小商场雨后春笋般涌现，消费十分旺盛。

1950年开始，西德政府便取消了配给制；而东德到1958年仍不符合取消配给制条件。

只为顾及“社会主义橱窗”的面子，东德政府在这年打肿脸皮充胖子宣布取消配给制。

然而取消配给制后，商品匮乏和单一的局面依旧。

吃饭、穿衣，甚至日用品都要凭票供给。

东德表面的辉煌难于掩盖现实的暗淡。

究其原因，一是它沿袭了前苏联的发展模式（在统一社会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还接受了苏联提出的带有浓厚军事命令色彩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计划，并把它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

），过于偏重重工业、军工企业和国家面子工程的投入和建设，农业以及与国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产业被严重忽视，国民经济一直畸形发展。

同时，它与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先是打压个体经济，后是不允许个体经济存在（甚至不允许个人购买汽车），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劳动报酬制度（干多干少、干好干坏收入都差不多），导致国民生产积极性和思维创新能力因此严重受挫，劳动、产生效率与官方的统计数字和漂亮的面子工程反差太大。

为在与西德的竞赛中获胜，东德政府极尽手段提高生产效率——先是提出“只有生产好才能生活好”的口号，开动宣传机器鼓舞民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不断在国民中大搞类似苏联“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无偿劳动，后来见成效低微，于是不顾民众日益不满的怨气，用制度化的形式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并最终引发大规模流血抗争运动——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大批工人举行示威活动，抗议当局提高劳动定额和时间却不涨工资，东德当局开枪镇压，酿成血案，成为冷战时期整个“东欧”第一起大规模民众抗争事件，也是后来民众大逃亡、政府不得不建起柏林墙圈禁民众的一个重要缘由。

而西德却完全是另一番风景：从阿登纳总理领导下的第一届政府开始，便致力建立一个既能发挥市场竞争活力，又兼顾社会平等和福利保障的“社会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体制。

与东德的“只有产生好才生活好”相反，阿登纳政府提出了“只有生活好才能生产好”的口号。

从五十年代开始，短短二十年间，国民便建立了一个世界上花费最大、设计得很周详的社会保障体制。

——1977至1978年度中，举国全年社会福利金额总计达3000 亿马克(约合1，250 亿美元)，即平均每个居民享用社会福利金2015美元。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东、西德国的差距越拉越大。

以1988年为例，东德人均GDP仅为西德的1/4，劳动生产率仅为西德的30%，进出口贸易为西德的1/10，科技水平落后于西德20年。

东德工人的平均月工资收入为1270东德马克，而联邦德国为3850西德马克，按照1: 1的比率计算，民主德国的平均月工资只及联邦德国的三分之一。

至1989年，东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降为联邦德国的33%。

并欠下210亿美元的外债（那时的210亿美元，绝不是现在210亿美元！

）。

诚然，西德的持续辉煌，最重要的因素并非政府首脑和其内阁成员个人能力有多强，制度和政策才是最关键因素。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说：“判断社会制度的优劣，不用进行意识形态论证，看同一个民族建立的两个国家，人们往哪里跑，就一清二楚了。

”尼克松上述话语并非先知式的预言，而是对东、西德当时的现实有感而发——上世纪50年代始，就在东、西德的经济在世人啧啧称奇声中快速腾飞之时，一宗令人预想不到的事情很快出现了：东德建国后，每年有十几万、几十万国民越过还没有封闭的边界逃向西德。

整个五十年代，人口不足1700万的东德，竟有270万左右的民众逃向西德。

其中精英人才和技术骨干占据不小比例：大概有6000名医生、药剂师，8000名司法人员，750名教授，34000名教师和工程师。

这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巨大损失。

如此严重的逃亡潮不但对东德的“软实力”造成巨大损失，对唯一的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二战后由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而成）及其领导的政府合法性构成极大冲击，也使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脸上无光。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当时的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不得不警告时任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乌布利希：“我们不能以开放的边界与资本主义竞争了！

”于是，1961年8月开始，东西德之间快速矗立起一道高3.6米、宽1.2米全长155公里，配备了铁丝网、瞭望塔、堑壕的钢筋水泥墙。

这就是著称于世、存活了28年的“柏林墙”。

而故事的背景就发生在这个时间段。

开始时奋力奔跑却被击毙，主人公一家第一次飞行未曾越过的，就是著名的“柏林墙”。

柏林墙建成后，东德国民的逃亡史便成为一部血泪斑斑的逃亡史——人们不顾危险，采用游泳、挖地道、跳高楼、用重型汽车硬撞、自造潜水艇、热气球、滑翔机、弹射器等手段逃亡西德。

在此不得不感叹，德国人的知识素养，工业水平，动手能力在电影中充分体现，谁家能自己造出一个热气球，甚至滑翔机…（注意，电影中男配说过，造飞机不是问题，只是限制于跑道因素）。

话说回来，东德的失败是必然。

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政府犯错并不可怕，怕的是明知犯错（甚至是致命错误），却不敢正视。

甚至一再寻找各种借口、理由予之掩饰和遮丑。

在纪念柏林墙建立20周年的时候，时任东德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的昂纳克大言不惭、自欺欺人地告诉世界：“由于构筑了‘反法西斯防卫墙',我们才捍卫住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就”。

所谓“捍卫住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就”，诚然是一句恬不知耻的谎言。

但柏林墙的构筑，确实有力地阻止了东德民众的大规模逃亡。

——从建墙前每年十几万、几十万人逃亡，到建墙后1961-1980年只有17.7万人成功逃离，每年约为八九千人。

建立在乌托邦虚幻信仰的政党一旦面临挫折，便极易滑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极端之中。

1962年，面对两难的抉择，东德统一社会党领导最高层想出了一个遗臭万年、并最终促使该党被人民彻底唾弃的馊主意：用政治犯换马克。

并派人与西德政府协商。

东德提出赎金的标准是：一个普通工人3万马克；教师4万-5万马克；医生要付出15万到18万马克；经讨价还价，最后双方同意用平均每人4万马克的赎金达成这笔交易。

之后，每年不断地重复着这种交易。

到1989年秋天柏林墙倒塌，共有33755名政治囚犯通过这种形式获得了自由。

这些人的家属则多达25万人随之迁往西德。

僵死的意识形态和极为刻板的官僚思维定势，又常常让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的政府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蠢事——二战后，美国不分意识形态，实行旨在帮助欧洲走出战后经济危机的“马歇尔计划”。

西德从马歇尔计划中人均获得140马克的补助。

而仰苏联鼻息的东德党政领导人却视马歇尔计划为美国资本主义统治扩张到全欧洲的一项战略，将这一援助拒之门外。

中国有句古训，叫“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西德的富足与繁华，其实并非东德民众大逃亡，并最终“亡党亡国”的最主要诱因。

严重的社会不公、官僚阶层的特权和腐败、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压，看不到前途和出路等，才是最重要因素——东德经济的高速发展，从中获利的只是少数的党政官员。

尤其是以第一书记为首的主要高干，享受着各种合法的特权：可以在商店买到老百姓见不到的、甚至没有听说过的商品；享受特殊的医疗服务；周末和节假日可以到别墅去度假。

而权为上级所授的官僚体制，不但导致溜须拍马、贿赂盛行、贪污腐败成风，还导致任人唯亲、裙带关系之风的阶级固化局面。

而最可怕的，是无处不在的国家恐怖主义威胁。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至50年代下旬，东德统一社会党领袖乌布利按斯大林肃杀模式进行了“清党”，有151000名党员被整肃（当时东德总人口不足1700万）。

通过大规模清洗，党政权力高度集中在个人手里，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特权阶层。

比“肃杀”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秘密警察对国人密不透风的监督——东德并入西德之前，东德秘密警察达9.1万人。

而间接充当线人、密探工作的总人数则接近50万。

在柏林墙倒塌前约30年里，平均每天有8位东德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遭逮捕。

如果算上线民，平均每66名东德公民中就有一人常年为秘密警察工作，对比于盖世太保（1:2000）和克格勃（1:5830），这个比例可谓高的离谱。

前东德仅有的1800万人口中，有600多万人被建立了秘密档案，也就是说，每3个东德人中就有一人曾处于秘密警察的监控之下。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东德人民的忍耐性已到了临界点。

从1986年开始，不少民众冒着危险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拆除柏林墙、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要民主、人权、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公民基本权利。

然而，以昂纳克为首的东德政府此时不但不反省、检讨过失，反色厉内荏把国人的正当批评说成是“极端主义分子的诋毁”；把民众的意愿和诉求说成是“外来的危险和少数人的挑动”。

并警告“要提防来自帝国主义方面的危险”——造孽沉重难于自拔的昂纳克自恃有“老大哥”苏联撑腰，危机四伏之时仍心怀侥幸。

就在柏林墙被推倒前10个月的1989年1月，他仍强打信心声称：“当年导致筑墙的条件存在多久，这座反法西斯的护墙就存在多久，50年和100年后它也必定还巍然屹立。

”昂纳克的声色俱厉更增加了人民的对立和愤怒情绪，更多的国人加入反抗行列。

1989年5月7日，莱比锡民众举行游行示威，昂纳克政府派军警镇压抓捕了一百多人。

并对世界宣称：“无论是公牛还是驴子都没办法阻止社会主义前进。

”昂纳克的残暴顽固更激起了国民的反抗，1989年10月2日，莱比锡2万示威者上街游行抗议。

10月9日，又有7万人上街，游行民众喊出“我们是人民”的口号，向统治者表达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

最终，在周边国家不断的资本主义浪潮，苏联解体的大环境中，东德退出了历史舞台，现代工业4.0的民主德国成了欧洲乃至世界经济的中坚力量。

这篇影评很简短，它只想通过一个关于家庭的视角来看待世道的匮乏。

在一个xyz的坐标系统里，一枚升空到1800米的ballon会使得作为第三维的z轴凸显；而人作为三维动物，这是他本身能够进入的维度，因此本片不是科幻。

外头的夜照样是漆黑，但知道自己在更高处的人们，是有希望的人。

东德的反派，尚余基本的人性，而人性渴望从前后左右都受阻的世界里突围。

“不许升空”构成了地球人对地球人的统治，上升就是革命与爱欲。

而发动革命的最小单元是家庭，国安局忙不过来对付一个又一个普普通通却能随时“升空”的家庭。

同样的道理，《农民宇航员》中的FBI照样不给力，美国对于企图升空的家庭也是毫无办法。

气球升空，火箭腾空，对地上的每一个还没忘记上升的灵魂来说，都是不可抗拒的希望与鼓舞。

幼儿园老师的选择比所谓的“反派不给力”更微妙地说明了这一点（到这个田地，“和平演变”也就是以10年计了）。

可是，只要家庭被瓦解，只要孩子背离亲爹亲娘，那ballon式的计划就会失败。

于是，家庭被以一种新的方式所瓦解了，当父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被学校和各自的手机所瓦解，孩子们不再明白何谓重要，而家庭计划只剩下度假方案、换房规划以及孩子的出国读书的计划……这个时候，人就弄破了气球，不再升空，他们就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维的人”，one-dimensioned man。

没有爱欲，没有革命，没有理想。

如今的气球，都是淘宝同款，它不再来自地下室的缝纫机，而是来自快递送来的纸箱。

父母亲高高兴兴打开纸箱，为里面的气球充气，有些讲究的还专门买了氦气罐。

另外还有些气球，它们被充气后会变成标语：“Happy Birthday”，“Merry Christmas”。

就用这些ballon为孩子的party张灯结彩，GDP稳定增长，一切都很好。

当你只是上街买块大点布，就有人往上面汇报时候当你只是恰巧在路边看到有辆路过的小汽车就可能被抓去讯问的时候当你教小朋友们知识。

就有军人过来盘问你的时候当你只是走在路上，路过大使馆，就发现很多人在偷偷的看着你的时候。

这一切站在第一人称的角度，这样的生活，无时无刻的敏感和监视，我会疯掉的

叛逃，这个在战争年代用来描绘临阵倒戈的词汇，到当代被频繁用于定义为意识形态而投向对立阵营的非法越境行为，《气球》正是讲述了两个东德家庭通过热气球叛逃到了西德的历史事件。

同样是讲述冷战中平民的德语电影，本片虽远没有《窃听风暴》般冷峻深刻，却也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拍得内容紧凑，峰回路转，气氛紧张，是一部极具观赏性的作品。

身为东方阵营的一员，我们对叛逃的故事并不陌生。

抵御西方世界的糖衣炮弹，避免被敌人的金钱物质腐蚀，从来都是社团思想工作的重点。

当然，总有人会挡不住诱惑，向欲望投降，这并不奇怪。

但本片最让我们困惑的地方是叛逃的两个家庭貌似并不符合我们刻板印象中的一贯形象——他们都拥有一个和睦的家庭，人丁兴旺，有房有车，既没有事业上的压力，也没有生活中的包袱，这从他们能两次斥巨资自制热气球可见，无论放之东西德，他们都是妥妥的中产。

但就是这样物质生活条件远超同时期我国水平的东德人，却选择了叛逃。

在我们常规认知里，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是有权自由进出自己祖国的边界的，他也许不能随心所欲去往任何一个国家，但至少他的祖国不会用电网和机枪阻止他离开。

这在常人眼中再正常不过的事，到了某些国家却成了最致命的犯罪。

是什么让一个体面的中产阶级冒着要在劳改所度过下半辈子，让自己的后代成为福利院里的孤儿，甚至是一家人被机枪打成筛子的风险，仍要叛逃到西方？

这个问题就跟追捕叛逃者的史塔西头子诱导卫兵的话如出一辙，“我们只想为全体人民追求公平、友爱，让世界变得更好……既然他们那么喜欢西德，那何不就让他们去呢？

”因为史塔西其实明白一旦没有了边界，一旦让人们能自由地进出，就再没有人愿意留下来了。

冷战中，东德一直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橱窗，直到80年代，人均GDP都始终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排名首位，但这个首位却仅相当于西德人均GDP的四分之一，这是两德分裂后仅仅几十年拉开的差距。

而在整个50年代，国界尚未硬隔断，人口不足1700万的东德有多达270万平民，占比近六分之一的人口逃向了西德，其中不乏大量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等社会精英，直接导致了柏林墙的建立。

为了维持统治，东德重操起了盖世太保的旧业，建立起了庞大的秘密警察队伍，到两德统一前，当时人口仅1800万的东德竟有多达几十万人直接或间接为史塔西服务！

史塔西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了人们生活的缝隙里，使整个国家长达数十年陷入到开一个昂纳克的玩笑都会被判为政治犯的白色恐怖中。

当然，西方世界也有它的丑恶，它有资本家的冷酷剥削，有麦卡锡主义的泛滥，有种族歧视，以及意识形态的剧烈碰撞，历史上就有不少叛逃者最后又从西德逃回到东德。

但西德并没有因为人民的不满而禁锢人们的肉体与灵魂，生活在这里的人不会因为对国家的抱怨而付出自由甚至生命的代价，他们仍然拥有选择的机会，也拥有对社会的一切说不的权利。

追求自由是所有生命与生俱来的本能，这份对自由的向往不是通过一堵墙，一张电网，一挺机枪能轻易阻断的。

越是已经满足了温饱需求的人们，会越迫切地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已然僵化的东德社会无论从精神上，还是制度上都无法给予他们实现梦想的自由与希望，这才是东西德最本质的差异。

虽然，即使到了西德，也不一定就能实现叛逃者理想中的人生价值，但至少那里有允许他们尝试和争取的机会。

这一定程度上，其实也是我们身边所以有很多人宁愿996，也不愿到国企里按时打卡下班的原因，再渺茫的希望也比一眼看到人生尽头更令人向往吧。

墙一般都是防外用的，只有一种墙是防内的，那就是监狱。

电影中的两个家庭是监狱里的幸运儿，史塔西邻居的女儿与幼儿园的老师都没有出卖他们，那个一登场就自嘲为“最差”的继父也默默为毫无血缘关系的继子给予着心灵上的支持。

是这些牢笼中闪烁着人性之光的善意让叛逃者能最终被自由的羽翼所眷顾，也让温情成为了本片与《窃听风暴》对比最大的亮点。

阵营的颜色并非区分对错的标识，历史的齿轮会敲碎一切束缚人性的枷锁，能存活下来，生生不息就是判断社会体制进步与否的最有力证明。

我们的体制已然和平跨过了70年岁月，我们都有资格以足够的自信去回顾人类的种种过往，无论好坏，皆是启迪，为了我们能更坚实地走向属于我们，光明的未来。

精彩，推荐，考虑收藏。

文/王栩（影片信息：《气球》，导演：米歇尔·荷比西，编剧：基·霍普金斯、蒂洛·罗斯切森、米歇尔·荷比西，主演：弗莱德里奇·穆克、卡罗利妮·舒赫、大卫·克劳斯，德国，2018年）彼得张开双臂，在对面这个人惊讶的注视下与之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这一拥抱如释重负般的漫溢喜极而泣的欢欣。

对面这个边防军人只不过例行公事般的告知彼得，这里是巴伐利亚，就得到了彼得近乎狂喜的礼敬。

随之而来的欢腾在这片林中空地上炸开，一颗信号弹腾空而起，撕开漆黑的夜，也照亮了边境另一边严阵以待，欲抓捕偷渡者归案的中校那张沮丧的脸。

“一切都白费了”，中校的喃喃自语，结束了这场由秘密警察主导的大搜捕，也呼应了彼得一家第一次乘热气球上天，妻子多丽丝宽慰幼子时坚定的话语：“别理会打击你梦想的人”。

大搜捕即为对梦想最极致的打击。

因为第一次乘热气球飞越边境的失败，让多丽丝灰心之余，不由自主地萌生了对即将到来的灾难的预见。

这些预见并没有即时来临的征兆，却让彼得一家仿若受了传染似的过着战战兢兢的日子。

这段日子让彼得一家陷入自己吓自己的恶梦中，却通过这种恶梦般的日子诠释出了彼时的东德整个社会生活笼罩在一片高压和恐怖的氛围里。

置身在这样的氛围，彼得并没有放弃飞越边境的计划。

与此同时，多丽丝不慎遗失在热气球第一次升空失败的草地上的药物也让作为妻子的她坚强的转变了灰心的心绪。

因为通过对处方笺的追踪，秘密警察终究会找到自己。

接下来的日子，彼得开始了同时间的赛跑，着手进行第二个热气球紧张的制作。

紧张是影片所勾勒出的一股张力十足的气息。

不同于那些惊险刺激、泛滥平庸的打斗场面所营造出的视觉效果上的紧张，《气球》里的紧张是隐于生活之下而又超越了生活的对抗。

彼得和甘特两家为了飞越边境，共同制作热气球这个乘载工具，对这两家出自市民阶层的普通人而言，他们只想离开东德，去同住在另一个德国的亲友团聚。

在这一简单的逃亡目的面前，影片并没有交待出彼得和甘特有何具体的政治诉求。

倒是秘密警察们的大搜捕带着预想中似是而非的对政治失败的担忧给偷渡者事先定论了“叛国贼”的心理画像。

按照影片里未曾出场的安全部长的忧惧，若是有人乘热气球成功飞越边境，则东德在国际上就会陷入政治被动的局面。

为了不在国际上授人以柄，给他国留下一个攻击自己的口实，安全部长严令秘密警察，必须将偷渡者抓捕归案。

这就是超越了生活的对抗的由来。

顺着影片的这一隐性线索梳理彼得和甘特两家人飞越边境的计划已失去了逃亡这一目的的纯粹性，在对抗国家这一意义层面上被一只无形的手拨弄出政治的肮脏和诡道。

显然，彼得和甘特亳不知晓自己制作热气球的过程已经被赋予了政治的意义。

而政治，也是秘密警察们大搜捕的动力。

对抗就在这种紧张的氛围里暗潮汹涌的交替上演着。

一边是秘密警察对案件缜密的逻辑分析、上下协调一致的严密的组织能力，一边是两个极其普通的家庭奔向自由的不灭的向往。

影片演绎出了一个布满沧桑的年代。

那个年代里，对抗着的双方都没有高科技手段和工具作为对自己的辅助。

秘密警察们撒下漫天大网，用人力和不容置疑的命令筑牢了大搜捕行动统一、一致的基石。

彼得和甘特则对照着书上的彩页进行热气球的制作。

书本里是乘载自由的工具，书本外却是牢笼般的国度。

这个国度在彼得和甘特两家人义无反顾的乘上热气球朝边境的另一边飞越之际被他们抛在了身后。

他们身后，秘密警察和全副武装的士兵蜂拥而至，翘首等待着从空中坠落的猎物。

地面上的人群跃动着即将满载而归的欣喜，却被随后那颗照亮天际的信号弹照亮了抽搐在唇边的颓丧。

中校明白，他们成功了。

在这普通人的成功面前，没人能弄清对一个国家而言，这样的成功意味着什么。

仅仅一年后，东德的民众们可以持护照前往另一个德国去和亲友团聚，不用再乘热气球飞越边境了。

自此，由国家所赋予的同普通人的“对抗”划上了历史的句号，政治的诡道则通过影像的再现将思索留在了观众的心中。

（全文完。

作于2021年10月2日）——文中观点属于作者本人，本人文责自负，与发文平台(含各类网站、论坛、自媒体、公众号)、转载纸媒、以及他人无涉——作者简介：王栩。

所用笔名有王沐雨、许沐雨、许沐雨的藏书柜、王栩326，定居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