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孩

《美國女孩》是無論如何我都要述說的故事。

『Flip the page』是我創作《美國女孩》的初衷 —— 我想要翻過這一頁。

而這一頁對我來說非常重、非常難，就是要花這樣的力氣、這樣的時間，用這樣的作品跟很多人一起，我才能翻過去，去到生命的下一章。

撰文：阮鳳儀來源：關鍵評論網節錄自：《美國女孩：電影劇本與幕後創作全書》

美國女孩8.4阮鳳儀 / 2021 / 商周《姊姊》的起心動念2016年，我在洛杉磯就讀美國電影學院（AFI），即將面臨碩士畢業製作短片提案。

該學院的畢業製作出名地昂貴，因為規定必須以工會規格製作，並且要在洛杉磯方圓三十英里範圍以內拍攝。

考量到高昂的製作成本，我很清楚這很可能是最後一次拍電影。

抱著這個心情，我選擇花一整年回顧九零年代末母親帶著我和妹妹移居美西的經歷。

《姊姊》透過一只蝴蝶髮夾所引發的姊妹爭端勾勒在美華人生活下所隱含的張力。

《姊姊》的許多元素在《美國女孩》裡都有重現：如剪髮的儀式、身份認同的母題、以及九零年代的流行元素等。

同時《美國女孩》也延續《姊姊》的寫實精神及第三人稱親密觀點，期以細密的筆法與人物保持既客觀又親密的關係。

與李冰合作：從母女故事到家庭劇研究所同窗的李冰在短片《姊姊》即扮演劇本顧問，《美國女孩》是我們首次以共同編劇身份合作。

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從回憶的亂絮中爬梳理路，在看似無關的事件中找到因果關係與戲劇伏流，再盡可能不著痕跡地將日常「還原」給觀眾。

《美國女孩》的初稿完全從女兒梁芳儀的觀點出發，從不切換至母親或其他家人的觀點，是完全屬於個人的成長故事。

初稿時芳儀的雛形已然完備，然而因故事觀點限於其主觀視角，因此敘事易流於片面。

我跟李冰花最多時間的就是儘可能地為每位家庭成員進行「平衡報導」。

前期諸多版本的嘗試大抵都是在拿捏母女兩人能夠相輔相成的絕佳平衡點。

扼要地說，劇本從初期的成長故事緩慢地朝向母女故事發展。

青少年成長故事中的角色時常是「被動的」，劇情的推進仰賴他們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作出反應。

例如芳儀是「被」帶回TW、「被」送入女校，大部分發生在她身上的事都是「被迫的」。

芳儀雖然有主動表達想要回美國的心願，但是她的年紀（劇本設定為13歲）限制她能夠積極朝「回美國」這件事情努力的機會。

反觀母親莉莉這個角色相當積極主動。

當年是她帶姊妹倆去美國，五年後也是她因病帶她們回TW。

從戲劇理論的角度來說，主動且有積極目標的角色較容易書寫，而被動角色書寫難度相對較高。

在這個階段，我們也曾一度為是否嘗試以母親觀點敘事而反覆拉扯。

母女故事直到第五稿才算初步成形，此時我和李冰發現若要更立體地深化母女衝突，勢必要增加父親以及妹妹在家庭中的份量，從旁烘托莉莉與芳儀的心境。

家中每個角色都脫胎自我的家庭成員，其中較大的異動是我和親妹妹只差一歲，但在劇中為清楚區別姊妹視覺年齡差異而改動成差三歲。

第五稿至第八稿，李冰與我將焦點放在完善父親梁宗輝的角色。

同時我們也花費許多力氣側寫妹妹梁芳安，斟酌她時而天真、時而超齡的家庭觀察。

截至第八稿，故事又悄悄地從母女主線自然地發展為一家四口的家庭劇。

林書宇監製的加入：深化「死亡」命題2019年11月完成的第八稿是所有版本場景數及人物最多的一稿，也是女主角演員林嘉欣答應出演時所讀的版本。

此時場景數高達125場，遠遠超出藝文片平均的95場。

監製林書宇加入後，劇本又起了新的變化。

書宇給我的第一個當頭棒喝，就是指出我偏心父親，這讓自以為客觀的我相當訝異。

原來是長年在外奔波的父親與我之間保有審美的距離，反觀每日相處的母親太貼近我，難免放大彼此的缺點。

一直到書宇提醒，我才發現當母女兩人正面對決之餘，時常被戰火無故波及的父親其實也用自己的方式「逃避」衝突，這點最明顯見於梳妝台搬回家一幕。

在第八稿中，莉莉直到劇末才接受化療。

在此之前，我一直都抗拒莉莉接受化療，因為擔憂重心會過份集中在治療的過程，壓縮母女情感主線的敘事空間。

然而書宇首次劇本會議就說服我莉莉需要積極接受治療，也鼓勵我深入挖掘自身對死亡恐懼的根源。

「死」是華語文化裡重大的忌諱，也是一次次引發母女衝突的關鍵字。

莉莉面對死亡，是被動的。

芳儀面對母親，則是積極主動的。

兩股勢力糾纏角力、難分難捨。

愛恨一體兩面、母女一體兩面、成長與死亡一體兩面。

當莉莉的角色深化時，芳儀的角色也出現了新的深度。

演員與主創團隊：即興書寫截至2020年底，劇本又歷經六次流變，來到拍攝四週前的第十四稿。

第十四稿的重要更動是為每個場景附註日期，依據當年SARS的重大紀事重新調度場景次序。

增添日期的主要原因最初是為回答嘉欣關於角色心路歷程的提問，同時也讓攝影指導、美術指導與造型指導在前期規劃便能有所依循。

我和李冰的書寫原則就是劇本盡量只提供「事實性的陳述」，刪去一切非必要的裝飾性形容詞或副詞。

這種力求文字素樸與極簡對白原則，都是為掌握戲的精神而非形式，留下最大的發揮空間給主創團隊與演員。

在排演與拍攝過程中我會依照現場狀況不斷修訂劇本，透過適度即興捕捉獨屬於這些演員之間的化學變化。

也就是說，在排演與拍攝當下，演員也參與重新書寫劇本的過程。

從劇本到後製階段，剪輯與我進行了最後一次也是對故事最嚴苛的書寫。

最後電影刪節拍攝劇本近五分之一。

在此特別感謝編輯燕樵讓《美國女孩》以劇本形式與讀者見面，也為李冰與我的編劇過程留下難得的紀錄。

我鍾愛的作家西西與向田邦子，在乳癌手術後雙雙喪失右手的功能。

她們沒有因此中斷創作，反而以柔弱勝剛強的信念用左手持續寫作。

「無論如何都要寫下去」是她們的信仰，而《美國女孩》也是無論如何我都要述說的故事。

「Flip the page」是我創作《美國女孩》的初衷。

我想要翻過這一頁。

而這一頁對我來說非常重、非常難，就是要花這樣的力氣、這樣的時間，用這樣的作品跟很多人一起，我才能翻過去，去到生命的下一章。

籌製《美國女孩》這三年來，支撐著我的是「無論如何都會寫下去」的信念、給故事時間自然熟成的耐心，以及對共同創作者的信賴。

只要說故事的人願意順應內在初心的引領，找到故事的節奏與平衡之美便只是遲早的事。

——阮鳳儀。

11月底，2021年。

寫於電影在TW上映前夕。

另 附1：《美國女孩》製片人苗華川為劇本書寫的「跋」《跋》（撰文：苗華川 / 節錄自《美國女孩：電影劇本與幕後創作全書》）記得鳳儀首次跟我提及《美國女孩》，是在公館的一家豆花店裡。

她說她想將自己2003年SARS時期的成長經歷寫成小說。

之所以是小說而非劇本，是因為她明白電影籌資之困難。

開發良久的劇本最終未能在銀幕上與觀眾見面是電影產業的常態。

她說如果拍不成電影，那她要轉而實現她兒時的夢想：出版一本書。

《美國女孩》的故事從2018年底開始萌芽，從大綱演進成初稿劇本、到2020年獲選優良劇本獎，到2021年最終變成一部電影。

現在，又因以上的各種緣分，繞了個圈集結成書。

一路以來，不論《美國女孩》經過什麼階段、變成什麼面貌，從未改變的是阮鳳儀必須說出這個故事的初心和決心，以及她說故事的真誠。

無論劇本經歷多少演變，鳳儀始終以坦然而深掘的勇氣回顧自身成長經歷。

恰是這份對自身生命歷程的誠實，使她的個人經歷能夠引起普世共鳴。

《美國女孩》不只是千禧時代的故事，也是當下疫情時代的故事。

讀者可能不熟悉鳳儀的中文系背景，但想必讀了劇本後就會明白。

鳳儀的文字簡明樸實、饒富韻味，在清楚敘事之餘透露洗練的氣質及人文關懷。

特別是梁芳儀做為「第三文化兒童」的身份認同仍為少數人的經驗，要引發普羅觀眾的共鳴實屬不易。

她和共同編劇李冰透過細密的因果關係推動劇情，對角色心理、場景及造型的描述豐富細膩，劇中對白帶有強烈的生活感，在戲劇化之餘仍維持對日常的寫實。

《美國女孩》歷經許多版本，然而每次閱讀都是娛樂性十足的體驗。

之後劇本定稿，團隊主創一一進組。

我看著年紀相仿的團隊互相合作、交換想法的熱情是非常愉快的。

即便我們在新冠疫情期間拍攝時面臨加倍的限制跟壓力，如何安排希臘攝影師來台、如何拍攝管制嚴格的醫院及桃園機場，主創團隊一起做出重大決定、一一解決問題。

在選角時，因為疫情我們不能進入校園海選，很多資訊都要靠網路宣傳，造成不少困難。

當我們突破難關，找到方郁婷及林品彤時，格外感到振奮。

隨著服裝定案、演員排練、各種場景陳設及施工完畢，我們一步一步地終於走到了拍攝現場。

每天看著電影場景猶如拼圖般一塊塊接起來，劇本中的每句話落實成活生生的影像，我實實在在地感到幸福而震撼，其中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一家人幫歸來的爸爸染頭髮的戲。

好的劇本是電影製作賴以依循的骨幹。

清晰的敘事目標能讓優秀的團隊發揮最大的潛能，將故事與影像結合。

以爸爸染髮戲為例，劇本中「芳儀、芳安嬉鬧地幫宗輝染髮，莉莉在餐桌上收拾吃完的餅乾。

全家難得在一個和樂的狀態」讀來簡單的一句話，我們製片方考量的是：演員真的要吃這麼多餅乾嗎？

什麼樣的餅乾？

演員穿什麼衣服？

如果餅乾或染髮材料把戲服弄髒了，有備用服裝嗎？

染髮劑是什麼顏色？

他們在家中哪裡染髮？

若夜戲需要在場景外打燈，會不會吵到鄰居？

這場戲需要軌道嗎？

放得下什麼樣的軌道？

演員們都是坐著的，還是會移動？

劇本輕巧帶過的每句話要「轉譯」成影像與聲音，仰賴的是幕後工作人員預測問題的經驗與解決難題的創意。

在難題一一被破解後，躲在房間角落的我在現場聽到副導喊「action」，彷彿被銀幕中的戲吸了進去。

凱勛現場即興擁抱女兒、品彤戴著盆子在頭上可愛地說出「it’s gross」、郁婷的大笑、嘉欣看到戲中丈夫與女兒互動帶出的複雜情緒―美術、服裝、燈光、鏡位，所有元素都在對的位置。

看到這場戲，我跟著角色笑，也跟著他們難過。

突然間，我想到自己與家人的片刻。

許多訪談都會問我們希望觀眾從這部電影得到什麼？

這是一個很廣泛、很難回答的問題。

但如果一定要回答，我希望觀眾能在觀影過程中跟我一樣，想到家人、想到自己（或以前的自己），拾起一些被遺落的情感。

感謝編輯梁燕樵讓觀眾有機會以文字的形式和《美國女孩》見面。

這個故事由阮鳳儀開始，也會因為她而繼續往前。

無論是在當下疫情的艱難時期或未來，希望這個劇本、這部電影，可以打動到你，提醒我們活在一個有愛的世界裡。

另 附2：《美國女孩》監製林書宇為劇本書寫的「序」《給家人的情書》（撰文：林書宇 / 節錄自《美國女孩：電影劇本與幕後創作全書》）「我真的受寵若驚。

謝謝書宇，for everything。

」收到鳳儀傳來的訊息時，我正在會議中，一個故意安排在金馬獎公布入圍名單時的會議。

因為很在乎，所以我習慣選擇讓自己忙碌而不去面對，畢竟當下看了也改變不了結果。

看到訊息的我趕緊回，「我沒有在看，發生了什麼事？

」電話立馬響起，包括最佳劇情片，《美國女孩》入圍七項大獎！

我們開心地互相表示驚訝，也恭喜彼此，匆忙掛了電話後，我繼續回到還沒結束的會議。

接著，手機傳來一則則的祝賀簡訊，而除了祝賀也開始有更多人好奇問起一個讓我認真思考與回憶的問題，「你怎麼會擔任阮鳳儀導演的監製？

」因為緣份，因為命運，但最初的原因，就是你（讀者）手中的電影劇本。

我無法說我第一時間就看出鳳儀的導演才華，或馬上知道我會參與其中，但我知道這個故事深深地觸動了我。

有些劇本就是這樣，你看著當中的細節、看著角色的互動，就會知道這不是編造出來的。

這些點點滴滴，一定都是作者最真實最赤裸的經歷。

而最真實的，往往都是最動人的。

擔任監製之後，在鳳儀的劇本上我跟她來來回回不知多少次，我不停地提出疑問，她不斷地繼續修改。

與其說我是監製，我更像是嚴厲的老師，一直打槍學生的作業不讓她過關。

其實，鳳儀每次的修改都讓我驚艷。

又寫出更棒的戲、又找到更深的連結、又取捨掉一塊（對故事來說多餘的）心頭肉。

但因為一次次看到她的潛力，相信她還可以更好，我就貪心地像個無情的編輯，一再地退鳳儀的稿。

有人說，創作個人故事，就是要寫到會讓人害羞分享的內容。

這劇本是鳳儀的私人日記，也是她給家人的情書。

分享出來有沒有讓她害羞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每一位讀者都會被他們對彼此的愛療癒。

如今影片已完成，從文字變成影像的過程，鳳儀完美地平衡著她的理性與感性（面對自己的故事，這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啊），成就一部私密又處處顧及觀眾的動人作品。

過程中，亦師亦友的我們彼此分享許多關於創作，也關於生活。

無論私下或公開，鳳儀也時常謝謝我對這部電影的幫助。

但都是她在道感謝，我卻好像沒有反過來對鳳儀好好地說聲「謝謝」。

我要謝謝鳳儀，讓我參與她人生如此重要的第一部長片。

謝謝鳳儀，讓我首次擔任監製的作品就這麼的優秀。

參與《美國女孩》，我得到的遠遠比我付出的還要多好多。

謝謝鳳儀，for everything。

看完【美國女孩】，不禁想到母親與奶奶，他們用盡一生來疼愛自己的小孩。

奶奶在失智前，每次回家都會關心我們有沒有吃飽，是不是變瘦了。

媽媽即便洗腎，也還是很關心我的氣喘，有沒有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就像片中的媽媽，罹患了癌症，心思還是放在家中的女兒。

有場媽媽與小孩吵架的戲碼，母女在過程中，都覺得對方只在乎自己的感受，脫口而出叫對方去死，最後，爸爸衝進來拉開的她們，對女兒一陣毒打。

媽媽卻又緊緊抱住爸爸，希望別再打下去了！

好像小時候也經歷過場景一樣，為什麼我們這麼愛對方，卻要用傷害的方式，來得到對方關注，其實心裡，只是希望對方關愛我們，卻又難以表達真實想法。

愛的反面不是恨，恨就是愛的本身。

導演拍出華人世界，父母對於小孩細膩的情感。

就像戲中，炒飯上錯誤的番茄醬，健康卻難喝的新鮮果汁，我們都用自己的方式在愛對方，卻不知這樣愛是否能讓對方承受。

这部电影又是看了一半就弃了，因为又遇到了那些对我而言是“绝对禁忌”的情节。

…有点自惭形秽，同样观影，有的观众能深入思考理性表达，而像我这种创伤后应激选手只会在目睹戒尺打在女孩掌心时崩溃痛哭忍无可忍合上电脑，直接弃了这电影并悲哀地得出诸如“以后坚决不走入婚姻”“更不生小孩，做人苦，让孩子投胎到这再经历一遍我经历过的变态体罚等于造孽”等很偏激的结论。

可能是在生长期受过的伤害太具毁灭性，也可能是十来岁时背着父母偷买抗抑郁药物乱吃把脑神经刺激了，还有可能是我这人天生就比多数人敏感脆弱小心眼承受能力差，以至于22岁了还在与神经递质层面的历史遗留问题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而且这战争还打得节节败退，越大越退化，ptsd症状严重到哪怕看影视作品里演家暴/体罚/校暴这种情节，都会在目睹到它们的一刹那，大脑一片空白冷汗唰唰落下全身发麻动弹不得，如果周围没人，大概率狂哭，如果周围有人，可能残存的理智会小小发挥一下作用，让我压抑住喉咙里的声音尽量挤出平静的表情，然后出于保护自己不再受伤害的本能反应，毫不犹豫关电脑弃影半途而废。

快十年了，还是这样。

什么时候可以把自己从“受害者”的身份中挣脱出来，什么时候可以像个真正的观众一样好好看电影好好写影评，什么时候可以给伤口仔细消消毒，而不是畏惧疼痛一直用创可贴敷着任由细菌肆虐伤口越感染越深……真抱歉，我也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才能来。

希望我早一点把自己治好，希望我早一点和往事握手言和。

希望几年后的我，长大一点的我，可以给这部半途而废电影补上一份精彩的影评。

看到梁芳仪我仿佛也回到自己的中学时代，考砸掉的分数，老师的板子打下去，芳仪委屈地喊“我又不是没有学！

”那时候我的困惑也是如此。

大人们都过得很难。

孩子们也挣扎在困惑的青春期里。

谁都想要逃离生活的束缚，做一匹逃走的白马，走得远远的。

芳仪在演讲稿里写，“她的恐惧让我恐惧，她的软弱让我软弱。

”小时候爷爷得了癌症，每次往返医院的路上，我也很担心自己是不是快死了。

高三上期我在重庆集训，重庆的冬天又湿又冷，让人很难熬。

妈妈查出来子宫肌瘤，要切掉子宫，她一个人去医院做了手术。

做完手术她很虚弱地哭着给我打电话，求我去医院看看她，我拿着电话，不耐烦又慌张地的拒绝了她。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会挂掉电话。

可能因为恐惧和爱一样，都会传染。

我害怕面对虚弱的妈妈，害怕面对我承受不了的结果。

逃避至少能让我喘口气。

去年下半年妈妈又摔成了粉碎性骨折，这次我准备买票回去看她，结果疫情严重又没法走掉。

后来终于回家，妈妈还在医院住院，我和妹妹出去散步，她说有次她做了一个梦，梦见洪水来袭，妈妈被水卷跑了，只留下我和她还有我们家的猫三个相依为命。

我的心触动了一下，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出口。

我明白她的心情。

其实我也很害怕很害怕。

后面出院妈妈修养了半年，但左腿也大不如从前。

她常常说，自己已经是个残废了。

这种时候我只能大喊着反驳她。

我害怕曾经印象里那个强壮健康的妈妈，会真的有一天消失不见。

今天我在客厅弄电脑的时候不经意地问了句妈妈，“像你们这么大岁数还父母双全的人是不是不常见了”，她说嗯。

我没有再说话。

其实我也希望可以做那么幸运的人。

幸运到自己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的时候，还能和妈妈坐在一起吃饭，拌嘴。

永远永远。

当我在芳仪的房间看到那么多马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反应是:马一般都是和男人连在一起的意象，怎么会安在女生身上？

不会是女导演吧？

一看主创信息，果然！

劳伦斯笔下的马象征着生猛的男性气质，马奔腾的形象总是与自由逃离密不可分，它当然不该只圈定在某一性别里。

芳仪妈妈第一次在孩子面前表现出自己活不了多久的时候，我内心下意识地也在埋怨，怎么可以和孩子说这些？

可再想想:妈妈首先是自己，她的情绪也会有无法自控的时刻，旁人真的不该去指责她。

刚回国的芳仪被叫到办公室，老师叫她双手接过递给她的册子，突然觉得这种礼仪真的好没用，尊重是心里的，不是做这种表面功夫。

看到梁芳仪偷偷模仿妈妈签名，班上老师发卷子的时候叫名字念分数，以及打手心唤醒我的童年回忆啊啊啊太恐怖了，这种害怕和羞耻真的好多年都忘不了，直接创飞我。

吵架的时候芳仪出口的第一句总是英语，语种的变换太值得研究了，好像人被分裂成两半，出口伤人的总是冲动的自己，使用英语而非母语的自己，或者说下意识里她选择了美国人的身份。

她在学校格格不入，依旧喜欢看美国杂志，也反映出她对于身份认同的迷茫。

看到很多去了美国的中国人，很少看回到中国的美国人。

splash，姐姐妹妹坐在水滩前，姐姐一个人坐在水滩前。

溺水。

困在水里。

splash从水里挣脱出。

台词: Better is different.那你怎么就知道我们会想要当美国人的？

如果你是在逃避的话，到哪里都一样。

「這個世界上我最不想成為的人就是我的母親，因為她的恐懼會成為我的恐懼，而她的軟弱會使我軟弱。

」芳儀的同學思婷問她：「妳到底在氣妳媽什麼？

」芳儀回答：「我只是覺得她可以做得更好。

」思婷則反問：「這如果已經是她的最好了呢？

」

电影讲述妈妈5年前带俩姐妹离开台湾去美国，后来因为生病，美国看病太贵了，就带着她们回新店。

片子拍的很好，没有说教，从细节出发：要剪头发才能去上学的校规，需要拨号才能的网，唱片店里播着jolin的歌，香烟弥漫的网吧，非典的新闻，把你拉回2003年。

记录几个感想比较多的场景。

1 当她们从美国回来的第一晚，妈妈洗完澡，问爸爸：“你还好吗？

”“不好又怎样？

”“你这几年到底是怎么住的？

”“就这样住啊，怎么住”异地分居是感情杀手🥷，但很多时候家庭为了赚钱，为了更好的教育而选择异地。

上一辈很多都是这种选择。

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想，要不要带小朋友出国。

但是这意味着我和老公会分开，我可能会受不了孤独。

即使我受得了，对方呢？

距离产生生疏2 爸爸带着姐姐买书桌，结果买了个化妆台，当化妆台运回来的那一刻，妈妈甩脸，叉手表示不爽，跟姐姐吵完后，对着爸爸说：“你们以为我的梦想就是整天伺候你们啊，没有你们的话，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你在讲什么嘛”“你想去大陆你就去啊”“这跟这有什么关系”“我去哪你们都不用管”摔门进房间，跟她刚刚女儿摔门进房间如出一辙。

接着下一幕爸爸出差，妈妈和姐姐在阳台不舍。

回到屋内，妹妹对姐姐说：“你就是希望他们离婚，然后你就可以回美国了。

” 电影好玩的地方是姐妹两年龄差距有点大，妹妹似乎更懂事，也可能是因为姐姐正好在青春期，两人对家里的变故反应不一样。

人间清醒妹妹3 芳仪和思婷在唱片店里思婷说生病也是芳仪的妈妈能控制的，芳仪说，是不能，但她能控制要不要随便乱生气。

当妈的才知道，控制生气真的好难，但是我已经努力在学冥想🧘‍♀️深呼吸了，貌似有一点点用。

这真的挺难的4 家长会上，当思婷妈妈表示不想芳仪和自己女儿玩，芳妈妈霸气发言：“有谁乐意考最后一名？

成绩不好就是坏小孩吗？

如果我的女儿因为成绩好，才配拥有朋友的话，我宁愿她没有这种朋友。

” 妈妈在外还是很维护自己女儿的，但是这种时候小朋友一般都不会知道。

其实我们应该在孩子做的好的时候多夸夸他们。

当他们主动在说学校取得什么成就时，无论多小，也好好夸夸。

让爱被看到。

霸气妈妈5 老师让姐姐参加演讲比赛：“有时候恨和爱是一体两面”所谓爱之深恨之切。

所以是不是多爱自己比较好？

想想又不对，其实当我们爱时，人会产生一种幸福感，那种感觉会使自己快乐，那就够了，少去期待什么回报，那个就不是你能控制的了。

想起之前看的一本书《一念之转》，世界上只有三件事：我的事，你的事，天的事。

我能控制的只有我的事。

6 妈妈和妹妹一起烧纸：“你要像这样对折哦，这样外公外婆才能拿到钱”“这些够买新房子吗？

”“应该够吧”“妈妈受洗后，就不能给外公外婆烧纸钱了”“那这样他们不是会很穷吗？

”妈妈看了看妹妹说：“妹妹，过来，妈妈想要抱你一下”

7 妈妈看到姐姐的书的每一页的页脚都画了马，明白姐姐想念美国，就带姐妹俩去西餐厅吃冰淇淋，跟她们说想吃什么就吃吧。

这一餐她们真的只吃冰淇淋。

当妈妈想拍下这个幸福的瞬间时，姐姐说我现在很丑，不要拍。

妹妹说，拍我拍我。

甜甜的幸福8 爸爸无意中翻到妈妈的临终关怀手册，妈妈又和爸爸提起如果她死了，要让姐姐回美国，爸爸选择了逃避，说，可不可以不要讨论这件事情。

妈妈说你以为我不害怕吗？

爸爸就想出去抽烟，说今天不是好好的，你硬要讲这件事情，就不能开开心心地过一天吗？

还没睡的姐姐站在他们的房门口听到了谴责妈妈：你一天到晚只说你要死。

爸爸摔门，留下妈妈一个人在房内。

妈妈害怕，她放不下，想把死后的一切能处理好，而爸爸不想面对，可能爸爸也怕吧。

这一段让我想起前两天听的樊登读书介绍的《善终守护师》，作者认为，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有三样幸福，这三样幸福是活着的时候体会不到的，只有在临终的时候才会兑现。

第一个幸福是，当你能够接受死的时候，会有一股幸福涌出来。

当一个人放下了对生的执着，接受了事实之后，才能坦然地与家人告别，卸下肉体安然离去。

第二件事叫做“迎接使者一定会到来”，可能也是说做好了某种准备。

第三件事是自己计划临终。

片中妈妈的手术很成功，但是她心理上还是很害怕，一直做着死的准备，但是家里人并没有准备好她的离开，希望她能更乐观点。

死亡这个话题太沉重，没有人愿意开启，讨论。

逃避也是一种选择。

9 姐姐参加的演讲主题是《影响我最深的人》，她写的是妈妈：“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不想成为的是我的母亲，因为她的恐惧，会成为我的恐惧，而她的软弱会使我软弱。

”她的朋友说：“你这样写，真的好吗？

你到底在气你妈什么？

”“我只是觉得她可以做的更好。

”“但，这如果已经是她的最好了呢？

”我们总是习惯于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要求别人，我们拒绝接受，接受对方本来的样子。

孩子永远没有心目中的或别人家的那么美好，老公永远没有心目中的或者别人家的那么优秀，老婆永远没有别人家的那么漂亮那么厉害。

我们忘记了每个人都在努力，努力比昨天更好点。

10 妹妹住院后，妈妈和姐姐说不能去上学，要跟老师请假，姐姐不爽，因为第二天有演讲比赛，她们的吵架把影片拉到高潮，姐姐责备妈妈说因为她而得癌症，把问题推给别人。

妈妈说“你觉得我有选择吗？

”姐姐说：“你总是能选择的”妈妈气的去她房间把马的照片扔了，姐姐怒了，两个人打起来。

爸爸回来看到指责妈妈，为什么不能和小孩子好好讲话，当姐姐说“你想死就去啊，反正你也没有好好活着，”，爸爸气得开始打姐姐。

当妈妈看到爸爸打姐姐，妈妈慌了，抱住了爸爸，打完爸爸走了，妈妈对姐姐说：“妈妈看一下，妈妈对不起”。

姐姐摔门出走。

在我自己小时候，妈妈会把选择权交给我，然后说，你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开始，我害怕做出选择，因为我害怕我负责不了。

每一次选择都要在心中思索很久，或许如果妈妈再说一句，如果你负责不了，还有妈妈，我会更勇敢一点。

现在我每次做选择前，会用LG的方法，最差的结果你能接受的了吗？

片中姐姐有一点是对的，她对妈妈说“你总是能选择的。

”妈妈为了孩子选择了夫妻分离去美国，为了自己的病，选择了回国。

而生病只是意外，但是也让他们一家团聚了，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马的眼睛能读懂人的心11 姐姐的演讲稿最后被爸爸发现 了，爸爸说“如果你还是觉得美国比较好的话，就算穷到脱裤子我还是会想办法把你送回去，但是如果你是逃避的话，到哪里都一样”姐姐回到房间，用手按住了墙上的手印，这一次，她真的回家了。

有一说一，这个爸爸很不错了12 电话通知妹妹只是感冒的肺炎，可以接回去了，妈妈喜极而泣，慌乱的想应该煮什么，爸爸镇定的说去接她，走在楼梯上突然停下来，卸下了所有的压力，坐下抽泣着。

男人压力也大啊13 妈妈帮姐姐挖耳朵，姐姐问“妈妈，你还记得你下辈子想当什么吗？

”“不记得了”“你说你想当男生”“妈妈，你不要死好不好”“妈妈很爱你，你知道吗？

好爱好爱”妹妹回来，姐姐下楼接妹妹，The end！

看似浮夸但是很贴合实际的现代家庭教育电影，父母为了让孩子未来更好，选择让她们去美国留学，因为母亲患病，不得以回国，大女儿很难融入当地学校，一心想回到美国。

与此同时的非典环境，也让人很压抑，就像近三年的新冠，看完电影还是很迷茫，从小面对教育环境与对未来的憧憬，未来要面对伴侣、孩子、工作、社会环境、疾病，在种种包围里要更加乐观开朗，真的很累啊。

【本文原载于第十放映室】华人导演阮凤仪的长片处女作《美国女孩》于本月初上线网飞，本片一度被视为钟孟宏《瀑布》的最大对手。

但在最终的大奖评选中，最佳影片和最佳女主角的桂冠均惜败于后者。

个中原因并不复杂。

一是两部影片实在太像：它们都聚焦于疫情之下的母女关系，映照出台湾眼下普遍的社会心态，基本属于同一题材、不同表述；二是就故事的戏剧性和文本的精巧度而言，《瀑布》也优于《美国女孩》。

这从豆瓣评分上也能看出端倪：《瀑布》是水涨船高，从匪夷所思的不及格一路升到7.6；《美国女孩》却是高开低走，从开片的8.2直降到7.6。

原因何在呢？

《瀑布》的冷遇首先源自《阳光普照》珠玉在前的印象落差，其次在乍看之下，影片“巨型蓝口罩”的高概念和疫情下的众生与主角命运的联动容易被人忽视——很多人只把它当作描绘亲子关系的家庭片看待。

反观《美国女孩》，就真的只是一部家庭片。

SARS只是背景而绝非主题。

《美国女孩》改编自阮凤仪随家人从美国移居台湾的亲身经历，这属于她自己的「童年往事」，是一封缅怀过去和亲人的私人日志。

对于成长于90年代或有相似移民经历的人来说极易共情。

所以影片的总体评价取决于人是否会被它传递的私密情感打动。

它的主题是模糊且吊诡的生活日常，而非借疫情展开的宏大叙事——那些隐匿在混杂与暧昧下的秘密、时光凝固的遗憾、无处安放的焦灼和内心何去何从的撕扯才是阮凤仪想着力呈现的。

也就是说，《美国女孩》众多的社会表达：文化差异带来的身份认同、潜滋暗长的校园歧视、千禧年后经济下行的生存压力......这些决定生活的外部原因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其造成的主观结果：一家四口层层郁积又互不通融的各自情绪。

能细腻真实地展现四个迥然不同之人的内心世界绝非易事，这不比故意营造冲突、刻意斧凿情节的常规做法更加简单。

恰是阮凤仪对隐蔽的生活流呈现得太好，由此可能会招致的不满是：所谓「生活日常」，就是这般剪不断、理还乱，喋喋不休又无的放矢的样子。

既如此的话，那我为什么不继续过好自己的日子，而要花100分钟的时间与陌生人一家共情呢？

倘有人嫌这样的表达索然无味，不满于这种介于疏离与捆绑间的小家庭格局也没关系。

但我想提醒大伙注意一点：通过「马」这一全片最重要的意象，阮凤仪还是在不断变幻的生活表象下提炼出了些许哲理，她试图阐述家庭之所以存在的先决条件，那就是自由与责任的相互依存及转换。

正像片中女老师的那句台词：“爱与恨是一体两面”。

这话当然不错，但具体到亲密关系中，究竟为什么会「一体两面」？

值得进一步讨论。

01 自由与责任的悖论什么是自由？

按照萨特的讲法，自由即选择、选择即责任——自由本质上是主动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能力。

可当死亡降临时，自由与责任的悖论就会出现：对母亲莉莉而言，死亡不是她选的，而人也无法在死后继续履责，因此她势必将自己的责任转嫁给家人去承担——无论是希望孩子离开自己后能健康成长还是老公能将方仪送返美国。

面对这种强加的责任，再亲密的人也会出现逃避心理。

这正是每当莉莉谈及死亡和交代身后事时，父女俩人都显得十分抗拒的原因，不止因为儒家文化圈讳言死亡，更因为死亡的结果同样不是他们选的。

只不过相较任性冲动、喜欢针锋相对的青春期女儿，父亲的逃避方式就只能是以拒听的姿态默默燃起一根烟，化解心中的悲苦。

集中体现「自由-责任悖论」的来自方仪帮妈妈搓澡时的对话戏：当莉莉说“一家人就该在一起”时，方仪发出了她的灵魂拷问：“那你当初干嘛带我们去美国？

”。

方仪的意思是：当初要去美国的是你，如今回来的也是你，自由都让你占了，我的自由在哪啊？

可莉莉是怎么回答的呢，她说：“对啊，早知道就不会带你们去了。

”莉莉此刻想的是：要不是去了美国，大概率也不会患上癌症。

紧接着她又说了句自怜自艾的话：“讲这些还有什么用，反正妈妈可能也活不久。

”当方仪听到母亲这一回答时顿生不悦，起身走开——在此我们不能一味指责女儿年幼不懂事。

因为莉莉虽然罹患绝症，但她在人生的把握上却是自由的，无论是去美国、回台湾还是买家具、换房子的一系列未来规划，她都是主动出击的一方，除了“被动”面对死亡这点。

可方仪却一直在为母亲的自由买单：小小年纪就被带离家乡、等对异国他乡产生眷恋时又被贸然带回台湾、她被剪头发、被送入女校、被体罚......她的人生是“被动进行时”，她一直被迫接受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

母亲的自由，其实是以损害亲人的自由为代价的。

她无形中剥夺了女儿选择的自由、父亲渴望一家团圆的自由。

而小妹方安之所以在对待母亲的态度上显得拥有超龄的成熟，反而是因为她的年纪尚处在完全的依赖阶段，谈不上什么自我意识的觉醒。

小孩的特点在于还分不清自我跟他人的实质区别，因此更能与人「共情」。

“马”是自由的象征，它指涉的不是美国梦的具体含义，而是更抽象的人生自由——这从父亲“我才不要吃什么汉堡当美国人”的不屑可以窥见。

当方仪的同学问她骑马是什么感觉的时候，方仪说“就好像世界停了一下，什么都不重要”——这是对无忧无虑的自由的向往，她想摆脱步履不停被人牵着走的感觉。

理解了马的重要含义，也就明白了片尾方仪的转变为何如此之大。

有些人讶异于女儿的一夜长大，认为这是铺垫不足、收尾仓促。

其实不是的：与「splash」的对视，让方仪隐约意识到了一点——这匹马不愿被套上马箍、不愿被束缚，而人的自由驰骋恰恰要以它的不自由为前提。

这是方仪此前从未想到的。

一个人自由的代价，必有另一个人来付。

将心比心的她终于记起：自己的梦想是下辈子当马，而妈妈的愿望却是不再当妈妈（莉莉说“下辈子想当男生”）。

人马对视、心心相印堪称神来之笔所以从马场归来的方仪再次看到母亲无助哭泣时会面露不忍：原来我固然是不自由的、可你的自由也已不复存在。

只谈自由，一家人便无法成为一家人；母亲转嫁她的责任是身不由己，可我明明有履责的能力，为何不愿承担而一味逃避？

再者，方仪的「恨母」也不是一种人设或性格，而是青春期的逆反与混乱捏造的自以为是的谎言——不论是“深思熟虑”的演讲稿还是口不择言的气话，我们都不能当作一种成年人的成熟认知去理解。

方仪的内心深处是爱母亲的，不然她不会在第一天上学的时候追问爸爸“妈妈不会有事吧”，也不会在面对妹妹“你知道妈妈爱你吧”的询问时陷入沉默。

无论母亲还是女儿，都是心口不一、内心分裂的。

如何展现人物迷惘纠结的复杂情绪？

看似波澜不惊实则匠心独运的镜头语言功不可没。

02 影片的镜头与剪辑除了最佳新导演和最佳新演员外，《美国女孩》最意想不到的斩获当属最佳摄影。

须知它的竞争对手不仅有堪称大师的钟孟宏，还有《浊水漂流》的梁铭佳——后者也是位资深摄影，曾拍摄过《念念》、《叔叔》等多部知名影片。

《浊水漂流》的街景处理是欧洲文艺片风格表面上看，《美国女孩》的镜头技法平平无奇：多以室内中景固定镜头为主，辅以少量移动长镜头的使用。

这是影片刻意要与主人公一家保持距离、力求真实记录而非夸大煽情所致。

但当我们读懂蕴藏在画面中的丰富信息、留意到省略跟留白的妙处，就能感受到影片制作上的大巧若拙。

譬如老师想邀请方仪的母亲来听演讲时，方仪说“我觉得这样不好吧”，显现出她此刻的犹豫挣扎，我们发现：影片利用镜面帮方仪打造了个「分身」——在不知道母亲会来的第一次谈话中，这一「分身」并未出现。

同样用镜子展现内心矛盾的还有以下这个场景：宗辉提出想返回大陆赚钱时，莉莉正坐在梳妆台前独自承受化疗的痛苦。

这时的取景很妙，二人虽在交流，可莉莉却背对着宗辉、远处的宗辉面容虚化，反而是镜子里莉莉的神情一清二楚——这让双向的沟通沦为一个人的自说自话，表现两人虽同处一室，却无法交流。

此外，那些看似无关紧要、只为展现日常生活的闲笔也大有深意：比如方安被邻居吸引、帮他喂鸟的情节。

鸟跟马一样，本应享受自由，不该被关进笼子。

可幼小的雏鸟在大自然中无法生存，只能靠人喂养——此刻的方安，就是那只小鸟。

自由，总得能自食其力才行。

第三方的旁观镜头，看似是很简易的方法，但这里涉及到些细微差别，究竟有没有想法，一目了然：当方仪与思婷还是朋友时，二人的交流以同框中近景居多。

但当思婷的母亲对此感到不满、两人因成绩的不同而日渐生疏后，虽然依旧同框，距离却越来越远。

类似的设计简单吗？

简单。

可太多电影就连如此契合人物心境的简单设计都做不到。

他们貌似只认一点：越是声嘶力竭、声泪俱下的感情戏，摄影机就必须离脸越近。

方仪与思婷的友谊渐行渐远再说说影片的剪辑，留白跟省略是必然的选择。

因为过于繁冗的交代只会让混沌生活的细节显得更加凌乱与琐碎。

我们具体看看影片是怎么处理的：注意父亲在机场接家人的镜头：我们看到他先是躲在车里抽烟、远远看到女儿后吹起口哨打招呼。

早在父亲刚一出场，这个人依靠抽烟缓解压力的习惯和吹口哨的爱好就交代得清清楚楚。

而后便是汽车已然在行进中，我们看到家人见面、母女上车的画面了吗？

——没有，因为根本不需要。

方仪在车上的第一个问题是：美国那边现在几点？

——这说明了哪才是她心心念念的“故乡”。

稍后的几句台词，方仪先后提到了美国朋友杰西和马术营，这在之后的情节均有呼应。

可以说影片在伏笔的运用上相当成功。

至于全片最高潮的那场三人吵架戏，是一个精准的长镜头调度，为的是给观众带来最猛烈的情感冲击。

可在这之后的剪辑节奏却非常快：伤心的方仪夺门而出，紧接着她搭乘公交车前往马场，注意此时座位上方「紧急出口」四个醒目的大字——对刚挨了父亲一巴掌、感到整个家庭行将分崩离析的方仪来说，她确实需要一个情绪上的「紧急出口」。

紧随其后的画面就更绝：方仪逐渐从黑暗走廊的尽头现身、随着马啸声的方向前进。

唯有Splash，能引导她从黑暗走向光明。

而在马场的情节过后，护送方仪回家的是警车——去时独身一人，回时警察护送。

后者代表社会规范，这里含蓄地暗示观众：方仪长大了。

方仪从黑暗中寻找“光明”与能省则省的剪辑宗旨相对应的，是影片含蓄而克制的表达。

正如方仪来校的第一堂课是文言文《木兰辞》。

这里暗含两层意思：一是以中国古诗来印证「美国文化」的水土不服；二是那句「不闻爷娘唤女声」所表现的正是思乡之情。

新人导演能体现出这样的镜头把控力和叙事执行力，对此，我们还能苛求什么呢？

将最珍贵的记忆和生命历程搬上银幕，是很多人在第一部作品中都会选择的路。

不是越真实就越动人，而是要看回顾能不能疗愈当下并为未来赋予新的意义。

《美国女孩》告诉我们：所有的亲密关系都不会如期待般完美。

所谓「距离产生美」，太过靠近当然就“不美”了。

就像方仪与父亲更为亲近，不是因为父亲的关心比母亲更多，只是因为父亲常年不在身边。

这个道理，《孤味》就已经讲过。

方仪向窗外的父亲打招呼我们无法选择与谁在同一屋檐下，而人与人又毕竟不同。

人若坚称「我觉得她能做得更好」，便是无视了「这已经是她最好」。

最终，唯有相对无言地接纳不同罢了。

因为我们本不该将理解看得太重。

我们往往高估了说话与聆听能抵达的实际效果，就像请你听我演讲还不如让你给我掏耳朵。

既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就干脆不要面朝彼此碎碎念——陈绮贞的那首片尾曲，就叫《尽在不言中》。

理解是对外人讲的，理解诉诸的是理性，对外人我们调动理性沟通即可，不需要一起生活。

人的痛苦在于搞错了亲密关系的重点：忍耐与牺牲才是一切。

一味追求理解，一切就无法可想。

更何况：真理解了，又能如何呢？

1.表演的生活质感通过人物所做的日常琐事以及生活化台词，得以凸显2.画面整体暗调，大量静态画面；冷静客观的中全景较多，少量近景运动镜头3.剧情不完整，结尾突兀 --

去年台湾最受好评的两部影片都不约而同地讲述母亲和女儿的故事，更巧合的是两部电影都以疫情时代为背景。

《瀑布》以当下新冠疫情肆虐的现实为题，而《美国女孩》则指向了 2003 年非典爆发时期。

无意从导演的资历去做比较，只能说两部作品各有千秋，相信都能吸引各自的支持者。

相比起扣人心弦的惊悚悬疑剧《瀑布》，《美国女孩》则是一部自传成分浓厚的导演处女作，在温馨真诚的叙事里流露出女性独有的敏锐和细腻感。

同样是关于青春期的女儿和母亲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同样是一位身患疾病的母亲，这部《美国女孩》还融入中西文化差异、经济危机等元素，成为潜在的叙事冲突。

建构在多重矛盾的剧本之上，本以为影片会有激烈的戏剧化情节出现，却发现导演渐渐搁置起社会、文化、政治这类宏观话题，渐渐转向家庭内部矛盾的刻画。

▲林嘉欣再次奉上出色的演技也许是这部处女作融入了不少导演自传经历的内容，剧本特别注重母女间的情感演变，从亲密羁绊到激烈对峙，母女之间的争吵对骂场景此起彼伏。

林嘉欣和新演员方郁婷碰撞出火花四溅的演技，让人看得目不转睛。

女导演的敏锐和细腻全然灌注在生活琐事、青春期叛逆行为，以及惊喜的千禧年代符号（流行歌、拨号上网、网吧等等）里，让不少80后观众猝不及防陷入到美好怀旧的氛围之中。

尽管电影片名强调了文化冲突下的身份问题，但整部作品看下来亲情伦理才是基调，这种身份冲突的内涵并没有充分展现。

这位新导演并未如李安、杨德昌等前辈那样，借助这部家庭剧去剖析人性、审视台湾社会问题的症结；她选择了一种极其私人化的叙事，从青春期女孩的视角去观察与回忆一段逝去的美好时光。

她更乐意与观众一同分享她的亲身经历，体味她对华人家庭关系的透彻理解：不论多激烈的争吵，总会有和解的时刻；爱与恨总是一体两面的。

大体上这就是一个传统华人家庭的画像，不管是在 2003 年还是 21 世纪的当下，不管是遭遇瘟疫、疾病侵袭还是经济危机，一切都似乎没发生太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