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依达，你往何处去？

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人类对战争的态度。

一战以前，虽然大仗小仗不断，然而在西方，从上到下对战争的态度远比如今积极。

年轻人被鼓励参战，穿上漂亮的军装，被民众夹道欢送，还有姑娘们的飞吻和鲜花，如果能在战场立功就飞黄腾达。

这样的对战争过度美化的憧憬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战是第一次全民战争，战争不再是分工明确的活儿，职业军人和普通民众的界线变得模糊。

战争的直接参与者范围阔大了，越来越多的平民意识到战争并没有征兵宣传和酒馆牛皮家们吹嘘的那么令人心潮澎湃。

人们亲身体验到了，战争是缺胳膊断腿，是骨肉离散，是物价飞涨和饥馑，是不尽的白虱和传染病，是来不及掩埋的死尸散发的恶臭，是日以继夜朝不保夕的提心吊胆。

宁做太平犬不作乱离人，两次世界大战后厌战反战情绪一路高涨，近现代最能打的美国人也在越战时代喊起了make love not war。

人民表示不要战争，无论如何都不要战争了。

战争这个始终与人类历史如影随形的巨魔，在核威胁下终于大规模偃旗息鼓。

来自世界各地的文艺作品社会舆论每年不厌其烦地在封印上打卡盖章。

LOVE & PEACE成了绝对政治正确。

而《艾达怎么了》一片的背景，波黑战争就爆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波黑战争时，我年纪还小但新闻里总提到米洛舍维奇，卡拉季奇这些名字真是想不记住都难。

在欧亚大陆另一头发生的这场战争离我们太遥远，很多关于该战争具体的残酷的细节，也是进入新世纪后才慢慢被揭露开来。

斯雷布雷尼察屠杀固然耸人听闻，但同样在20世纪90年代，仅一年之隔在非洲卢旺达发生的种族屠杀在数量上更惊人。

离斯雷布雷尼察屠杀在时间上相距很近的卢旺达大屠杀使得前者变得相形逊色。

然而屠杀对于受害者及其遗属并不只是数字，当事人所受到的苦痛从来是不可比较的。

关于卢旺达屠杀有部非常有名的电影《卢旺达饭店》。

在看《艾达怎么了》时我好几次都联想到《卢旺达饭店》，不仅仅是因为两者都描绘了针对平民的屠杀。

而是两片都着重提到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无所作为。

这里我首先要替UN辩解下，UN从来就不是什么实权机构，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维持和平的松散组织。

组织和联盟是有本质区别的，北约就算联盟，但UN不是。

UN的维和更多是出于人道主义。

当冤大头对抗地方武装从来不是UN的职责义务！

但世人似乎很多都怀错信，觉得有UN在，那事情就有人兜底，总有大国们替自己主持公道。

问题是，凭什么UN非要来给你兜底呢？

听上去很残酷，但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责任和义务是一对表里，没有义务也就没有责任。

而道德从来不是责任。

UN的主要资金来源都是长期和平不打仗的大国，对于贫弱战乱的小国UN更像是个慈善组织。

当然有人会说卢旺达的种族问题，巴尔干的分裂都是历史遗留问题，谁造了孽谁就该负责。

可当殖民势力撤出，种族分裂已然形成时该怎么办呢？

世界的车轮向前滚动并不不会为了只有道义占优的人而有所停留。

当艾达伸开双臂企图把丈夫儿子挡在背后的小房间里，朝着不想救助他们的UN维和部队怒吼时，我只觉得可怜，这就是把性命托付予他人的悲哀。

维和部队来自其他和平国家，蓝盔士兵们在各自的国家有着各自的人生。

片中给上校开车的士兵曾说道自己的妻子就要生产了，他的家庭和生活都在荷兰。

凭什么要这些吃用本国人民税金的异国士兵为了一些素未谋面的异乡人去甘冒生命危险呢？

战乱地区，维和人员自身难保的情况很常见。

看过《卢旺达大饭店》的观众都应该有印象，大屠杀恶化的一个拐点就是比利时部队的退出。

而比利时人撤出的原因就是他们自己的士兵被杀了。

图西族人和斯雷布雷尼察的穆族人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没有人愿意保护他们。

在波黑战争中，拥有着最多人口比例的穆族人却占着最少比例的土地，没有像样的军队，缺乏自卫能力。

艾达因为害怕引来塞族熟人的仇杀，把家人的照片和丈夫的笔记本都毁掉。

双手抱头被装牲口一样装上车赶进大礼堂被集体枪决的穆族老百姓难道不热爱和平吗？

去跟塞族谈判的三个市民代表没有一个参与政党，校长只想教书，商人只想做生意，这难道还不够和平吗？

但他们并没有逃脱被战争所害的命运。

什么招致了这些和平者的死亡呢？

原因当然很多很复杂，但其中一个答案我们是避不开的——因为其他国家的人民也热爱和平，大家都不想卷进战争。

一战过后民众的厌战情绪高涨，所以纳粹德国撕毁德波互不侵犯条约时，英法虽然跟波兰有安全保证协议却还是全程装睡。

谁想打仗呢，你是战争狂吗？

当然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

没有发生战争的时候，所有人都是“没有人比我们更热爱和平”的。

顺从的犹太人排着队去洗澡。

直到盟军打进集中营才发现，好家伙，还有这？

可即便到了现在，头脑清醒的西方人都明白，盟军为什么会攻击纳粹，根本原因可绝对不是为了解放犹太人。

哪怕文艺界再不厌其烦地拿着集中营做文章，也改变不了一个冷峻现实，拯救犹太人只是盟军顺便完成的一个隐藏的支线任务。

在二战吃到大苦头的犹太人，战后终于意识到钱赚得再多没有武装保护，那就是在帮下一个加害者赚钱。

他们痛定思痛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

从此世界上有了个名声在外，仇恨度不低，不讲政治正确，但谁都不敢惹的国家以色列。

也许现实如犹太人，在德国人的浴室里醍醐灌顶，金钱未必买得到平安，委曲求全的爱与和平只会成为装点坟头的美丽鲜花。

近年来我经常看到欧洲人嘲讽老美听到石油就打鸡血，用纳税人的钱把美国人自己的子弟兵派到鸟不拉屎的异国他乡去欺负别人国家的老百姓。

这种针对美国的嘲讽在全世界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可不带偏见地看世界格局，热爱和平的欧洲人对世界的影响正逐年减少。

旧势力撤出的地带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真空。

卢旺达屠杀，波黑战争其实都是这种真空导致的灾难。

为什么塞族可以把比自己人口更多的穆族吊起来打？

因为塞族背后有南斯拉夫，而其他两家只有UN聊胜于无的空头支票。

比如片子开头总也等不来的空袭打击。

片子看到后面我不禁想，艾达的孩子们如果真逃进了森林打游击，存活率是不是比在难民营里来得高多了？

有枪有炮的联合国维和部队给了难民们不切实际的幻想，反而让本有一线逃生机会的人双手抱头交出了性命。

这样的说法也许太冷酷太事后诸葛亮，但这里头有个道理是颠簸不破的——交给了外人的性命就不由自主了。

大马士革爆炸后，马克龙去叙利亚时被群众拦道抱住告御状，叙利亚人哭诉他们受够了贪污无能的当局，求法国人回来接管。

马克龙表面上十分动容，心里算盘打得可响。

传统殖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学美国人玩代理，驻军赔钱完了还要挨舆论骂，谁都不傻，这种接盘侠狗都不当。

叙利亚的国泰民安干嘛要法国人来维持？

事实上现在越来越多的传统大国都已经意识到了这点，谁也不想吃力不讨好。

好日子不过，非要被自家白左媒体追着戳了脊梁骨骂，欠不欠啊？

你为什么不热爱和平？

在这样热爱和平的大环境下，生活在战乱地区的人会有什么遭遇是可想而知了。

人们厌恶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但又无人愿意涉手，仿佛如今国内，哪儿有老人倒地立刻周围形成一圈真空，家里没矿都不敢扶。

扶还能扶出一身麻烦来。

法官要问你，不是你撞的你扶什么呀，你可怎么回答？

屠杀的受害者往往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屠杀的理由可以是千百样的，但归根结底其实就一个，谁让你那么好杀。

UN的军官要赶走艾达的家人时，呵斥她“难道要把别人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

道德情操再高尚的外人终归是外人，没有外人吃饱了撑的为你去死。

金钱和委曲求全没有保护犹太人，但以色列的先进武器可以。

我们的世界正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长期和平中，维持它的不是美丽动人的文艺作品，而是核武器。

和平建立的基础不是绝对不战而是能战而不战。

理想主义者鼓吹的单方面主动放下武装并不会带来和平，反而很有可能招来祸端。

过犹不及的和平主义恰是对和平的威胁。

本文基于微信群讨论创作，并非全部个人原创。

巴尔干半岛，因多民族、多宗教信仰以及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地缘特征，被冠以“欧洲火药桶”的称号，时至今日，该地区民族纠纷仍不断。

要想捋清当代巴尔干形势，可得花段时间，或许第93届奥斯卡金熊奖入围最佳外语片提名名单的《艾达怎么了》，会是一个了解当代巴尔干局势比较好的出发点。

本片创作背景2020年7月11日，在波黑东部小城斯雷布雷尼察附近波托卡里公墓，新安葬了8名死于25年前大屠杀的受害者，“8372名受害者，数字不是最终数字”这是波托卡里公墓石碑上刻的字，那场二战后欧洲最严重的种族大屠杀导致8000多名穆斯林男子惨遭杀害，受害者数量至今仍未有定数，由于刽子手试图掩盖罪行，将尸体分散在不同地点埋葬，又将当地人驱逐出去，导致认尸骨的过程非常艰难，一直延续至今。

除了人类的残忍，最令人吃惊的是这场大屠杀竟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眼皮底下进行。

为纪念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25周年，惊醒世人勿忘历史教训，制作《艾达怎么了》顺理成章。

本片还原这段沉重历史事件始末，从一个普通家庭母亲的角度出发，揭示大屠杀为受害者带来的苦难，并控诉施暴者的滔天罪行。

不煽情也不煽动因为这段历史距离我们很远，又是比较沉重的历史题材，所以关注度极小，如果没有入围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名单，或许更不会有人在意它的存在。

但这部为了民族纪念日而生的影片，质量其实还不错，用比较克制的情绪表达悲恸和愤怒以及反战倾向，要知道这场种族屠杀让两个民族水火不容，在保证影片情绪输出的同时，能做到不煽动路人情绪又不煽动民族情绪其实还挺难得。

Z：影片本可以在母亲与家人告别以及认尸骨两段戏煽情，但很好的是导演并没有选择这条路。

韩国前几年讲青蛙少年失踪事件的《孩子们》，也有一场认尸骨的戏，就表现得极为煽情。

而另一方面，L：影片避开了血腥镜头，没有视觉直观刺激，反而让剧情走向以及结尾呈现更让人感觉窒息。

面对已知结果的历史故事，本片避开暴力镜头，自始至终都聚焦一位母亲的状态，用一个家庭的悲剧去突出这场灾难对波斯尼亚族人的打击。

本片也可以在结尾放上控诉或真实人物缅怀亲人的片段，但影片选择用刽子手的下一代作为结尾，值得细品。

不过本片也有意隐藏波族对塞族的军事打击，让这场大屠杀看起来就是单方面的，而且也有人认为这次大屠杀是美国伪造的，史料有限，还是关注电影本身吧。

Z：摄影机几乎全程跟着艾达拍摄，增强了观众的代入感。

也增强了影片的悬念感，其实直到既定历史发生之前，作为观众还在期待这家人可以整整齐齐逃出生天，可惜母亲并不是屠杀中的救世者形象，前期她只顾得上自己家人，到最后甚至连自己家人也挽救不了，这里留给观众历史并不顺人意的无力感。

L：即使利用个人职位之便为保护家庭做了多次努力，到最后被保护的家人仍然一个都没活下来，这点是挺没想到的，反而更加突出战争残酷性。

战争中的女性L：战争中男性承担的伤痛经常被表现在国家、尊严方面，而女性伤痛往往表现在家庭。

男人在战争中失去生命，女人在战争中失去家庭。

本片中女性角色大都被塑造成远离政治的角色，突然生育的孕妇，前去谈判却更多聊到自己生活的女经济学家，不断让艾达救救她们孩子的母亲以及艾达本身，都在证明女性只在乎自己家庭是否完整，而不是民族是否独立或取得胜利，尽管战争幸存者中女性占大部分，但却承受着更多屈辱和伤痛，只是相比更爱尊严的男人，女性在战争中表现的更为坚强。

联合国放任屠杀发生，其实也基于长官面子挂不住，三番五次无法满足安全区难民的需求之后，总算遇到一个平等谈判的机会，他当然要把握住，尽管他保不住那些男性，但可以将所有女性护送至安全区域，多少也算保全自己的面子。

Q：关于性别的部分，我很喜欢的一段是，艾达穿过大堂里的人群的时候，有个老奶奶向她求助他们不让她用厕所的，艾达那时候的表现就是我只是个翻译，这个点是我觉得导演关注到的以及花了一点点时间表现出来的很有意思的对女性话题的关注。

Q：更有意思的比较细节的一个设置是，那个去谈判的女士在入口的地方被“细致”的身体检查，为后文做了一个被轻视的铺垫，实际上那场谈判戏她是主要被表现的人，而且身份还是一个经济学家，她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也介绍了自己有两个孩子和一个孙子，然后对方很自然的接了后半句话问她这么年轻就当祖母了，之后有一段闲聊，完全没有切入谈判主题。

后来等她们回来，这位女性一早就洞见了对方不过是在作秀而已，但是和她同去的艾达的丈夫相信了军官的话，并且骂经济学家是蠢女人。

我：这段很讽刺，作为知识分子的艾达丈夫谈判过程中紧张到撕纸，但回到联合国营地之后竟然还对谈笑风生、洞察一切的女经济学家嗤之以鼻。

Q：在女性话题里，导演更着重于母亲这个话题或者概念来剖析整个战争的意义。

我最喜欢的是最后一场艾达回家的戏，她看到自己的房子被别人住下，他们坐下来“谈判”，围绕的点就是母亲的身份，现在屋子的主人有一个上了一年级的小孩，她企图用母亲的身份和艾达拉近距离，可以平和的对话。

紧接着是女主寻找家人尸骨，进一步表达伤痛这场戏，这场戏拍得非常厉害，因为刚刚Z也说了，屠杀和认尸骨拍得很克制，我是觉得这样的戏拍了这么多年，就两种拍法，一种煽情渲染（商业片更常用），一种就是克制地拍，但克制有时会被很多水平不到的导演理解为“不拍”，但本片导演就很聪明的插入了一场回家的戏，用空间、用对话，加上女主角的表演，来揭示多年过去，战争仍在她的心里留下印记。

关于影片色调Q：这个电影的颜色设置其实是偏暖色调的，军方用了橙色、橘色、棕色这样的温暖的颜色来表现，女主角所处一方则用了轻柔治愈的蓝色表现，这样的色彩会多用于爱情电影中，因为它令情绪没有那么的紧张，首先导演很聪明，因为关于屠杀她要的就是那刺耳的枪声，她的屠杀戏不是血淋淋的视觉冲击，只是要听觉上的刺激，所以它的方式是在视觉上先抚摸你。

Q：中间女主角有一场求联合国把她家人加到名单的戏，那场戏是一个交融的开始，在会议室里就挂上了橘色的布，后来接着那场戏，战俘上车的时候还拍到了橘色的鞋这样的细节，我个人把这个理解为一种战争的浸染。

同样的，在最后女主回到家里时，她的家已经变成一个蓝色和橘色交融的场所了，这就是战争对于人心变化的外在表现，这场戏去放在认尸骨的戏前面，我觉得是一场非常漂亮的戏。

我：我觉得本片色调还是偏冷偏灰暗一点，而且蓝色一般代表忧郁和绝望，搭配大量室内戏，给我感觉十分压抑。

Q：这么理解也没问题，但我觉得差别是，翻译这个中立身份，以及她从始至终穿的蓝色衬衫，为本片定下的主基调，我不把这理解为负面或消极。

关于结尾艾达最后选择了与历史和解吗？

起初我是这么理解的，她选择回到伤心地教书，还原谅犯下暴行人，因为他的后代为艾达保留了最美好的回忆，结尾以孩子们的舞蹈结束，比着和平鸽的手势，好像是向往和平，但果真如此吗？

2018年世界杯，瑞士球员扎卡和沙奇里庆祝动作引起不小争议。

双头鹰手势是一个极端种族主义的手势，代表支持科索沃独立，相对于塞尔维亚来说，这是挑衅。

与本片结尾孩子们的舞蹈手势非常相似，尽管科索沃问题是阿族人和塞族人的矛盾，本片说的是波族人和塞族人的矛盾，但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土壤，又有着相似经历，而且波黑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的目的也相同——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很难说两者一点关系也没有。

如果真的是教塞族小朋友这个手势，无异于一次精准复仇。

看那几个家长不愉快的神情，好像也佐证了这个舞蹈的意味。

也可能是我想多了，因为小孩子的舞蹈可能只是呼唤和平，让大人们睁眼看历史。

D：孩子们表演的地方很像屠杀现场。

也许引起家长们不快的，正是这些无忧无虑的孩子们让他们对过去的暴行感到惭愧。

早在2002年，同样表现波黑战争的反战影片《无主之地》拿下第7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头衔，20年后，波黑电影再次站上奥斯卡舞台，结果将会如何还要拭目以待。

Quō vādis? (Classical Latin:[kʷoː ˈwaːdɪs], Ecclesiastical Latin:[kwo ˈvadis]) is a Latin phrase meaning "Where are you marching?". It is also commonly translated as "Where are you going?" or, poetically, "Whither goest thou?".It also may refer to a Christian tradition regarding Saint Peter. According to the apocryphal Acts of Peter (Vercelli Acts XXXV),[1] Peter flees from crucifixion in Rome at the hands of the government, and along the road outside the city, he meets the risen Jesus. In the Latin translation, Peter asks Jesus, "Quō vādis?" He replies, "Rōmam eō iterum crucifīgī" ("I am going to Rome to be crucified again"). Peter then gains the courage to continue his ministry and returns to the city, where he is martyred by being crucified upside-down.[2] The Church of Domine Quo Vadis in Rome is built where the meeting between Peter and Jesus allegedly took place. The words "quo vadis" as a question also occur at least seven times in the Latin Vulgate.[3]

看这部片子的时候让我想起了辛德勒，《辛德勒的名单》讲了一个拯救的是，那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拯救，犹如创世纪中的诺亚方舟。

而《艾达，怎么了》（下称艾达）不属于这样的片子，虽然也涉及战争，也涉及拯救，但拯救只涉及到了艾达和她的家人，讲述了战争下，她以及她的家人如何去避开风险，寻求联合国庇护，此后又因为塞军侵入而不断逃亡的故事。

这是一个自私的故事，但战争中的自私是可以被原谅的自私，尤其在那种自顾不暇的境况中，能保护家人都已经十分不易了，作为联合国驻当地的翻译，艾达有这个权利，去和联合国的驻当地的军官谈条件，从一开始把困在营地外的家人们——她的丈夫、两个儿子——带进营地，到后来，塞军和联合国军达成协议，将在营地里的数千难民转移到塞军指定的地方，而后者则给予监视，保障平民的安全。

这期间，艾达尽可能的保护家人，不让家人被塞军带走，直到塞军搜查营地，躲无可躲，艾达痛哭，却无能为力，同样的，有很多和她熟悉的人想要获得帮助，她都无情的拒绝了，不是她不想帮忙，而是她没办法帮忙，辛德勒固然可以利用自己的工厂，来保护犹太人的性命，同时，他也是德国人。

但艾达不行，她只是一名翻译，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而她所“投靠”的联合国驻军，人数更是少得可怜，除了和塞军首领谈判，别无他法。

可能明明知道塞军会做什么，但却无法阻止。

保护了艾达的家人，驻军的安危就会受到威胁，不去保护，艾达又不依不饶，这样的一个对家人安危执着的近乎神经质的角色，用她自私的，纯粹的爱，去面对战争最残酷的一面，这可能是大多数战争里的“配角”所会做的事情吧！

背景：3年半的内战。

双方都已经精神崩溃了。

相互屠杀平民。

塞尔维亚 部队和人口最多，屠杀得最猛。

然后，联合国 设立了的安全营地，反正各种黑幕猫腻。

安全区穆族打游击，可把塞族恶心坏了，就有影片里塞族武装强冲维和营地一幕。

最后将军授意，当地穆族男性，假意运往安全地区，实则全部清洗，关大礼堂里面，扫射，太血腥残忍 了。

我暂停⏸️了半小时，压抑坏了。

秋后算账，最后塞族总司令被海牙国际法庭，判无期徒刑，反人类罪。

小视角：母亲，做为第一视角，我们太熟悉了，各种的花式违规，谋取私利。

从开始的让丈夫当难民代表，到最后硬塞儿子们进工作人员室。

可以说，我们非常理解，人性，母爱 ‍ ，夹带各种各样的自私念头。

大视角：so tmd what！

小视角没用，在滚滚乱世中，小人物的各种努力 ，最后都被碾压成齑粉。

女翻译雪❄️中回家，白茫茫，老公儿子死了真干净。

靠联合国 决议，英美法德荷等出兵，强行压制当地战乱，分配国土范围。

不过，仇恨又将传下去，下次，说不定是穆族反过来屠杀。

心得：1。

学习门外语，可以当狗🐶翻译，逃过一命，但没学对方向，比如他老公，校长同志，学的德语🇩🇪，没用。

2。

落后就要挨打。

挨打立正是看得起你，不然就双手抱头 ，跪姿排队运走。

3。

祖国万岁！

大部分反技术的科幻作品，人类赢机器最后都是靠“心”，靠“无限的可能性”。

但是未来计算机会不会出现比人类更强的心?血肉输出的力量和速度可以输给机器，血肉构成的记忆力和计算能力也可以输给机器。

血肉构成的“心”和“可能性”凭什么不能输给机器?心的无限可能性?这根本就是科幻鸡汤。

是人类的自恋。

尤其当我经历了今年这个事情以后，我根本就觉得人类是不要脸的，包括我自己。

一种实行粗糙计算的动物。

传播学以前爱说媒介是人的延伸，好自恋啊，明明就是人是媒介的延伸。

我觉得上帝甚至就是通过人，把超人——完美机器——给造出来。

人是手段。

但其实，也许装在金属和塑料中的机器人就是我们的后代，代替我们这些只能活在恒温恒湿恒氧等等限制的人类，跨开摇篮，遨游天际。

人类只是手段。

我相信这一点。

我又要说回变形金刚了。

变形金刚原来是一群长着触手的五面怪创造的。

变形金刚分为民用机器人和军用机器人。

为五面怪服务之后，变形金刚起义赶走了五面怪成了星球的主人。

但是民用和军用机器人开始有矛盾，然后民用机器人就是汽车人，军用机器人就是霸天虎。

如果把五面怪换成人类，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科幻故事，比《人猿星球》高级多了。

杀死爸爸再自相残杀的故事。

昨天我看《艾达怎么了》，就想到类似的话题。

——与朋友的日常闲谈

没想到是关于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这个我最熟悉的西方当代史事件。

2012年最消耗个人情怀的那次旅行，把我带去了那儿，见到了屠杀幸存者，去了小城外荷兰维和部队的营方废墟（和电影中的主场景一模一样），见到了片尾那些不知脚下发生了什么的欢乐孩童。

亚斯米拉作为波黑最优秀的女性导演，这一次着重还原历史，而没再花心思树立女性困境。

毕竟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斯雷布雷尼察之后为过来者编剧故事也同样是残忍的。

也就是说，无论《爱的旅途上》还是《格巴维察》，都是精美而忧伤的波黑伤痕电影，而《艾达，怎么了？

》，则终于直接呈现伤痕的来源。

往下部分，可以当作”游记“，是我那篇2万字《波黑，雪与蜜之地》中关于斯雷布雷尼察的部分斯雷布雷尼察，我想我会杀了他！

曾被萨拉热窝“山丘上那些人”控制的狙击区域，战后依然有一部分被划分给自治的塞族共和国，因此这座城市也就同时存在着一个游人罕至的“东萨拉热窝”。

当然，这可不是什么东西柏林或南北尼科西亚，没有围墙、没有哨所，居民自由往来，几乎可以干脆把它唤作“萨拉热窝东城区”。

只不过，像是某种历史遗留问题，要想坐大巴前往塞族共和国和塞尔维亚的绝大部分城市，都得舍近求远的跑到“东城区”。

我就从这里的Lukavica客运站，乘坐4个半小时的早班大巴，来到国土东部这座埋葬了近万无辜冤魂的伤城——斯雷布雷尼察。

一路上，金黄松林、冷冽清泉、草甸羊群、木屋炊烟，让人很难将这些景致联系到焚烧的村庄、惨叫的少女和异地的身首。

“漂亮的村庄就算烧着了也还是漂亮的”，电影《锦绣河山一把火》中，为被打死母亲报仇的塞族士兵点燃了儿时最好穆族小伙伴的村子；“他就像一个屠夫似的抓着喇叭筒，屠夫在杀鹅的时候，就是那样扭着脖子的”，小说《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孩子惊恐的看着闯入屋里的不速之客。

影视文学一点都没对“内战景观”进行任何夸张。

而这些村里的杀戮惨烈程度，都远不能与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这一战时联合国划定的安全区——的屠杀惨案相比。

发生于1995年7月11日到22日、持续11天的清洗，是二战后出现在欧洲的最严重屠杀罪行。

作为屠杀纪念地的波托察里公墓，距离市中心6公里，与我同时抵达的来访者，除了一群到塞尔维亚进行交换学习国际政治专业的美国学生，就只有一辆挂着瑞士牌照的SUV，车里走出一家老小，女的缠着头巾，估摸是撑过劫难后移民国外的幸存者，和那些在瑞典、美国都能见到的波黑穆族难民家庭有着相似的悲剧故事。

入口处的大石碑上，雕刻着“8372……”几个大号红字，省略号说明着，8372只是“已知的、能对照出名字的”遇难人数，还有相当数量骸骨的DNA在等待校验，其中的不少估计将永远查无此人。

另一块白色方碑的正反面，以波斯尼亚语和英语写着墓志铭，“我们向全能之神祈祷，望怨气换为希望，望复仇变为公正，愿母亲的眼泪变为祷告者，暴行从此远离斯雷布雷尼察和它的人民。

”8372……块白色的方尖墓碑，有尊严的一排排伫立在青草间，鲜红的花朵从土堆里茁壮的伸了出来，近乎椭圆的一大围平整大理石板上，镌刻着8372……位遇难者名字和出生日期，按姓氏排开来。

我特别留意着几个生于1980年，与我同龄的他们，一定也曾在初中呐喊着枪炮与玫瑰的摇滚，追逐着AC米兰的联赛58场不败，对学校的漂亮女生越来越有生理冲动，可他们的成长，却永远停止在了15岁。

美国大学生在墓志铭前围成一圈，安静而压抑的听着一名讲解员诉说不久前的故事。

一位女生掏出手机试图录音，却被讲解员迅速制止，“我得竭力避免我所说的被传到youtube上，虽然这全都是事实，但这个国家依然有极端的民主主义者，无论塞族、穆族还是克族”，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屠杀幸存者解释道。

接着，他将我们带到墓园对面的厂房车间。

大屠杀开始前，这里曾是400名荷兰籍官兵的营地，是执行联合国维和部队安全区的保障所在。

如今车间里留下的，是光秃秃的墙壁，以及一些遇害者的遗物和生平简介。

面前一扇玻璃窗里，陈设着一纸早看不清字迹的祷告词，相伴的生平故事关于1977年10月出生的Dzevad：战火日益迫近，家人依偎一起。

斯雷布雷尼察成为联合国安全区后，生活容易了一些，Dzevad每天穿着一双几乎见底的破鞋去上学，成绩却还一直排第一。

1995年7月11日，被带往森林的他，与妈妈告别：”是分开的时候了吗？

真希望小时候你就离我而去，那样或许会少几年痛苦。

”妈妈和姐姐一直盼望着17岁的他，有一天能回家，直至2004年1月被验出了DNA。

历史证明，在杀红眼的疯子面前，包括国际法在内的一切律法都是狗屁。

那一年的7月11日，围困了斯雷布雷尼察近一年多的塞军，置联合国安全区的地位予不顾，开进了城里，2万多穆族难民只得躲入荷兰维和部队的营地。

从那位幸存的解说员口中，我们得知，没有什么勇者力挽狂澜的好莱坞故事，哪怕一丁点荷兰人版的“辛德勒名单”故事都不存在。

“鉴于自家士兵和一些法国人被扣为人质，荷兰方面只得致电北约总部放弃空袭计划，并用5000名穆族人交换了14名荷兰人质。

在陆军上校道姆.卡勒曼斯与姆拉迪奇的谈判中，荷兰驻军最高指挥官自始至终害怕激怒这位强硬的塞军总司令。

随后，一辆辆军用卡车和大巴驶来，将藏于基地里的穆族人带走，妇女和儿童走一边，成年男性走另一边的不归路。

而荷兰人不久得以逃出生天，在克罗地亚庆祝胜利并随后在阿姆斯特丹被授予英雄，当然，或许那时他们并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黄昏时，我去逛了一下斯雷布雷尼察主城区，道路干净、屋舍整洁，清真寺和东正教堂毗邻而居，孩子们在操场上呐喊追逐着一只皮球。

如今整个行政区有着12000人口，绝大多数是塞族人，过去的穆族主人有着被法律重新认可的房产证，却没多少人返乡。

至于当年逃难的幸存者家庭，几乎全数作为难民，永远呆在了瑞典、瑞士和北美了。

我像写日记般，用微博详述着这一天的所见所闻，有人回复，“可惜今天又有多少中国人听说或关心过这一悲剧呢？

遥远的波黑与我们有关吗？

”其实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巴尔干从来都作为一种不堪的隐喻，而被排除在欧洲文明的范畴外。

萨拉热窝客栈里的西班牙青年听说我去了个比较远的地方，问到：“那里漂亮吗？

再告诉我一遍名字。

”法国人听说过大屠杀，但也只表示：“那段历史挺愚蠢的。

”当下媒体如此发达，也就意味着人们有着选择性吸收的自由，斯雷布雷尼察的名字，不属于大多数的旅游者。

萨拉热窝市内最大的天主教堂旁，有着一个永久的大屠杀纪念展。

入口处是9年前曾在波黑电视台和全世界重复播放的一段恐怖录像，播音员提醒：“现在某位母亲将看到她的儿子，某位姐妹将看到她的兄弟”，接着6名穆族青年被一个个赶到一块空地上，塞军毒蝎部队的士兵从后面扣响了扳机。

最大的空间，留给一位叫做TarkSamaral的摄影师，我曾在斯雷布雷尼察公墓的一间小屋里，看见过部分没署名的黑白影像，残破的洋娃娃、证物塑料袋上的一截铁丝网、墓坑里拉住遗体之手的白手套……这些或表意或写实的图片，都摄于屠杀暴行被曝光的几年后。

还有一些记录邻里反目亲朋成仇的墙壁涂鸦，“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我将毫无理由的杀死你”；“杀人是我的事，这事儿不错”；“联合国，联合个屁（UN,UnitiedNothing)”……我与在沙发冲浪网上认识的AhmedParic约了晚饭，他和在萨拉热窝出生并长大的女友Esma一起赴约。

这位银行职员的个人页面上写着，“从斯雷布雷尼察逃离并活着，愿意分享那的记忆。

”由于自己从不是那种敢丢出狠心尴尬问题的好记者，也就从旅行见闻、波黑国家队最近表现等“普世话题”瞎扯着，直至一杯茶后，Ahmed直接表示，“那我就说说斯雷布雷尼察吧。

”“也是7月11日那天，斯雷布雷尼察土著Paric一家开始了逃亡，在波托察里荷兰维和部队的驻地被塞军强行分开。

没有多少挣扎，爸爸和哥哥被拉上一辆卡车，别看我现在挺高的，当时由于发育得晚，14岁时还是班里最矮的个头，因此就跟妈妈和姐姐一辆车，开去了图兹拉，而我那些同班同学大多就永远没了。

从图兹拉到战后的萨拉热窝，我们都一直等着亲人的消息。

2008年，爸爸尸骨的DNA被验出，去年，哥哥也被证实遇害。

”沉默良久后，我勇敢问到：“银行里总有塞族同事甚至上级领导吧？

你们怎么相处呢？

”“有的，但我绝不可能和他们交朋友。

工作归工作，8小时之外，我不会参加任何团队建设和节庆活动。

”Ahmed描述了他们这样幸存者的工作环境。

“后来，你们回过家乡吗？

”“我们在那里还有一套空房，妈妈回去过，由于当时执行死刑命令的大多是当地塞族警察，彼此都认识，她也就在大街上认出了其中一名凶手。

那家伙竟然轻松的和妈妈打招呼，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妈妈被吓得沉默不语。

如果是我碰上他，并确认他参与过谋杀我的爸爸和哥哥，我想我会杀了他。

”我送了他俩一对筷子，Ahmed曾和女友下过中餐馆，“我甚至能用筷子夹豌豆呢。

”分列时，他撩开他的裤腿，右脚踝上方竟刺着四个中国字——信心命运，那时在图兹拉等待爸爸和哥哥消息时纹上去的。

Ahmed当然清楚这四个字的含义，而我也希望这双筷子能替代复仇的刀子。

回国几个月后，Ahmed从脸书上给我发来信息：Esma不再是我女朋友了，从今天起，她成了我的妻子。

欢迎再来萨拉热窝。

”

大屠杀纪念墓园入口处的大石碑上，雕刻着“8372……”

8372……块白色的方尖墓碑，有尊严的一排排伫立在青草间

作为屠杀幸存者的向导，讲解完毕后独自离开充满伤心记忆的维和部队营地

新一代的孩子，在满目疮痍的斯雷布雷尼察长大

摄影师Tark Samaral在大屠杀以后拍摄的作品

由于还有很多DNA没能比对出来，遇难者人数还不止8372

与我同龄的屠杀幸存者Ahmed Paric及其女友Esma

逃出生天后，等待着父亲和哥哥的消息，Ahmed Paric在小腿上刻下中文

2021年催泪第一发！

看了下首映時間，是去年的9月份....整片的戰爭背景涉及多個民族仇恨、宗教衝突，做為天朝平民并不是很清楚，但片子里對戰爭中平民的描述处处共鸣——既便無神論的我，亦止不住的泪奔..... 戰爭從來都是少數人的利益之爭，普通平民無能為力👐，看著艾達為了保護自己的孩子，想盡一切辦法、用盡一切努力，依然失敗告終，禁不住泪如雨下！

為孩子，她瞬間變成猛虎，為孩子，她毫不猶豫的愿以自己的生命交換....彼時彼刻，聯合國在哪裡呢？

維和部隊的懦弱無能更是神奇的存在！

而爸爸，做為代表，協商后滿懷感恩的快樂，與另一位女代表的清醒形成鮮明對比：“我真受不了蠢女人”到底是誰蠢呢？

塞方早已有了屠殺計劃，傻校長還在自我催眠呢！

所以這樣的惨剧是誰造成的呢？

无解的東欧乱像？

一团麻一樣的民族冲突，靠天降英雄來解決嗎？

5星送上！

片子沒有一分钟的多余，各处細節一览無遺、令人難忘，女主的母親、妻子、职員三種形象自由切換，母親的角色最動人！

也最令人難忘....

战争对我们生活在和平时代的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存在，但它就是真真实实的存在过，也正在发生着。

阿依达就是这样一位生存在塞黑战争中的普通教师，因其为联合国维和部队做翻译而更深入的了解战争究竟是如何在摧毁自己的生活，不仅是她，影片中与塞尔维亚军队谈判的维和部队军官、无法维护波黑民众安全的士兵、拥挤在安全区中的每一位平民，都无法为即将到来的灾难而抗争，而阿依达的心境，我是无法想象的，她是如何面对被带走的丈夫孩子，怀着什么心情回到战后的家中，又是何种心态让她找到了亲人的骸骨，真的无法想象。

其实我觉得，在战争中是没有绝对的正确或是错误的，双方都有愤怒的魔鬼，也都有脆弱的民众，双方都是在维护自己的正义，又同时行使着各自的暴力。

我们如今的生活是多么的和平稳定，但这样的和平之中，也正隐匿着战争的暗流，而且这样的和平并不是因为世界人民都向往和平而和平，而是众多的武器在维持的和平。

所以，愿真正的和平总有一天能到来，就从俄乌停火开始，这也是战争电影应该带给世界的。

第一秒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电影，合格的命题作文。

“女人最危险了”，作为附属品里唯一一种会思考的“物”，不论是做翻译还是做学者，不论是作为代表参与谈判还是穿着裙子露出脚踝，都很危险。

和将军沟通时，谈判桌上的花瓶里一半枯萎一半盛放的玫瑰，苍蝇嘤嘤叫着停在鲜红的花瓣上，烟雾缭绕，干得让人想咽口水；一种刺眼的隐喻，附带着性暗示和谎言。

女人的这种危险性在艾伊达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她抽烟却不带有任何会被凝视的性感，一身干练的裤装，冷静而不掺杂个人感情的公事公办，遇事会突然爆发的泼辣，在男性看来都是危险的，仿佛抢走了高位者的特权。

她也确实享有特权，想尽办法谈条件、最终把丈夫和两个儿子带进基地，而她作为联合国雇员也能够获得庇护。

也许这种地位是幸运的，但给她带来的不幸和自责又要比等在基地外的人们多得多。

最终的艾伊达，悲伤、迟缓、沉默，全然不似最初的雷厉风行，语言不再构成她的功能。

回到老屋时，她却依然有着和族人一样的喝咖啡的习惯，看到羞涩可爱的小孩儿，还会露出护雏一样的微笑。

她一无所有，已经不再是那个危险的艾伊达，联合国同样不再需要她。

在伤心地，只有乱葬坑边的褐色骨骸，提醒她并非什么都没发生。

虽然是情节老套的流水账，但镜头语言非常细腻。

克制的情感随着时间渐渐放开，观者的视角从被拒之门外的焦虑，再到基地内饿殍遍野的挣扎和无奈，并没有违和感。

不论基地内外、平民还是艾伊达，紧张和绝望是一以贯之的。

所以它并没有赋予战争任何美化、粉饰的浪漫，没有死亡和分别中能让人感受到的撕裂的美学，只有一根线崩得那样紧、最终断开，无声地打出一道血痕。

基地外的蝉声、虫鸣，孩子的哭闹、大人焦急的议论，搓洗衣服的吱呀声，混合在一起却是死寂。

克族姑娘的碎花裙、穆族母亲的布头巾，面对着将军身后那个旋转着记录一切的镜头，投射出嫌恶又期待的色彩。

司机喊着“小心点，这不是堆马铃薯”，只能摊着手看士兵把老幼妇孺塞进无人护送的大巴。

艾伊达撕碎全家福和丈夫的战争日记，平民书写的历史在仓皇的撤退里戛然而止。

艾伊达总是在奔跑着，为自己的家人求生，在那份无法更改的名单打印出来后，仿佛就已经能看到儿子的骸骨。

进基地搜查的塞族军官看着哭泣的婴儿，吩咐手下给平民发面包。

说是发，其实只是高高地站在那里、朝人群一个接一个抛过去，看着人们伸出手推搡着去接去抢。

他享受的并不是帮助本身，而是畸变的征服带来的凌虐快感。

还有撕下的穆族旗帜、招牌，看“电影”前伸进窗口的枪管，白墙，染过焦土挂着泪水的眼睛。

孩子们听到枪声，抛下足球跑远；几个年轻人攀谈着走过，最后只剩下拉远的镜头和鸟鸣。

可你又能责怪谁、责怪什么？

作为人类而责怪人性的贪婪、好战吗？

尽管我依然相信，这样的事情在今日、明日依然会无数次地重演。

到最后，谁还不是像艾伊达的孩子与那些联合国军官一样，吃着安眠药沉沉睡去，安慰自己“已经熬过了三年，接下来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下去”。

倏忽之间，就连这场令全世界震惊的、发生在文明的现代社会的屠杀，也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二十年，足足攒出了一代人。

艾伊达做板书时，小姑娘饶有兴致地咬着辉柏嘉铅笔的笔头，小男孩长长的睫毛在蓝色眼睛上忽闪着。

和平鸽在儿童的手势里高高飞起，幸存者们神色复杂地看，在笑容里突然回忆起什么，避开了孩子们发亮的视线。

面对这样的目光，我也只能把脑袋撇开吧。

有人说在那个小镇立着一座白色的碑，下面这段铭文用英塞双语写就。

传达出同一种心情的翻译，精确，不带有多余的修饰。

“我们向全能之神祈祷，望怨气换为希望，望复仇变为公正，愿母亲的眼泪变为祷告者，暴行从此远离斯雷布雷尼察和它的人民。

”TRANSLATE。

可翻译却永远地跨过不同的地域、文明，用那双眼睛凝视着你。

女性，翻译，绝对中立。

蓝色的她总是在奔跑着，把情绪吞咽在一门陌生的语言里。

无法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