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拉·德雷克

The morality behind this movie is related to the problem of having unwanted babies. In fact, the United States has the highest rates of births to teenage mothers of all industrial nation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ranks the 2nd. As far as I observe, some of the same people who complain about women delaying childbearing while they wallow in unbridled sexual consumerism, are also among the loudest critics of abortion. Some these concern stems from a disguised critique of feminism, which enables women to explore a healthy and safer sexuality. Efforts to stop unwanted motherhood have included, for example, increasing restrictions on access to birth control and even birth control information and restrictions on abortion, including parental consent and waiting periods.Take, the statistics on rates of teenage motherhood for example. In the mid-1950s, 27 percent of all girls had sexual intercourse by age eighteen; in 1988, 56 percent of girls and 73 percent of boys had sexual intercourse by age eighteen. In 1991, the rate of adolescent childbearing-births to teen mothers per 1,000 girls — was 62.1, the highest rate since 1971, which was the year before abortion was legalized. This accounts for 9 percent of all births in the nation. Sixty-six percent of these young women were unmarried, compared with 1960, when only 15 percent were unmarried.Such numbers can be "read" in several ways. For some, such numbers illustrate a calamitous increase in teen motherhood, attributable to wanton teenage sexuality and rampant immorality, an erosion of respect for the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and the growing crisis of fatherlessness. But for others, such numbers illustrate the erosion of access to adequate birth control information, the steady attacks on women's right to choose that restrict women's access to abortion and other means of birth control, and the increased freedom of young people from their parents' insistence on "shotgun weddings."On these questions, the research is unanimous: Restricting access to information about birth control, access to birth control, and access to abortion has no bearing on rates of sexual activity. In fact, virtually all studies of the effect of sex education indicate a decrease in rates of sexual activity, greater sexual selectivity, and higher rates of safer sex practices. Young people will continue to become sexually active in their mid teens, whether or not they have access to birth control or information about it. In fact, restricting access is the surest way to encourage unwanted pregnancy. No wonder the highest rates of teen pregnancy occurred before abortion was legal.The problem of “having unwanted babies” is also a way to blame women for men's irresponsibility. Politically, we are saying to young women that if they are going to dance (become sexually active), they will have to pay the piper (bear the consequences of unwanted pregnancies). But if, as we also know, it takes two to tango, perhaps the solution to the crisis of young motherhood lies in both increasing the abilities of these young women to become responsible (adequate health care, birth control information, and access to birth control) and in fostering a more responsible young manhood. In fact, casting the crisis as "having unwanted babies" masks another serious problem — girls' sexual victimization by men whose predatory sexual behavior goes unnoticed when the problem is cast in this way. According to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over half (54 percent) the women raped in 2000 (a typical year) were juveniles under eighteen years old, and 21.6 percent were younger than twelve. Another study found that 96 percent of those female rape victims under twelve knew their attackers. In one of five cases, their rapist was also their father. Although there is some evidence that suggests that females under eighteen are also the most likely to file false reports of rape with the police (though virtually none of these allegations ever went to trial, and all the reports were retracted in the interview stage), these false reports seem to be the result of fears of pregnancy and the hope that declaring they were raped would permit the females to get an abortion, because in many states, abortion is legal only in cases of rape or a threat to the mother's health. With those argument mentioned above, I prefer the translation "地下观音". And it could probably explain why people like Vera Drake was guilty but insisting never do things wrong.

Vera扮演者在《Another year》开头出现了几个镜头，看到弹幕有人提到，于是知道了这部电影。

同样编剧、导演都为Mike Leigh，他真是一位有才华的导演，总能发现新的素材并将编写为一个完整的精巧的故事。

Vera在众人眼中是一个极其善良并且热心肠的女性，她动作麻利、干净利索、待人友善，整个家庭在她的带领下充满着和气的氛围。

（喜欢她们一家见面互相问好，睡前亲切地互道“nite”）在她的促成下女儿找到了一位和善的丈夫，有她的饭桌总是充满欢笑，他把瘫痪的父母照顾得很周到，和丈夫也非常恩爱，她的小叔夸她“天使心肠”，她的丈夫说“她是神”。

虽然一家人没有锦衣玉食的奢侈生活，但也还过得去，尤其是在二战刚结束的物资极其缺乏（那时候8包烟换3双尼龙袜）的英国。

女儿在灯泡厂做质量检测员，丈夫在弟弟的修车厂，儿子是一个裁缝，另外还在上夜校追求进步，Vera在一户富裕人家做清洁工。

一切都那么地好。

然而Vera最终却被警察逮捕并被判处2年零6个月的刑期，因为她私下为意外怀孕的年轻女孩堕胎。

Vera知道这种行为违法，因为警察找到她的时候她说“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来”。

她知道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姑娘们无法承担上百磅的正规医院手术费，她无法拒绝，她不收她们费用，单纯为了帮助她们。

法律将她的这种“善行”判定为有罪。

我没办法对Vera的行为下“对或错”的准确判断，因为我一边同情着Vera一边又想如果是我，我一定不会像Vera那样去做。

站在现代人的立场，法律高于一切，我将Vera的这种行为判定为愚善。

但对于1950年的刚刚结束战争（侵略战争作为最大的违法行为，整个国家的违法行为）的英国，人们对法律的认识有这么深刻，内心绝对信服法律吗？

我不了解。

刚刚得知，这部电影中文又名“地下观音”。

看来社会主流价值观是站在Vera这边的。

“她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啊，怎么能锒铛入狱了呢，法律啊，你真不公平”，或许很多人会这样想，但我却认为，入狱正是体现了法律的公平，错就是错，容不得含糊。

被强迫侵犯的女孩，情侣关系中意外怀孕的女孩，处于社会边缘地位而无法得到援助的有色人种女孩，因丈夫离家而自己耐不住寂寞去偷情的女人，已经生养六个子女所以再也负担不起的母亲——在所有这些意外怀孕但不能生养下来的女性中，她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有错的、有罪的、不好的，顶多只能说其中个别人没有那么好。

但是她们都承受了自己本来不应该遭遇的不幸和伤害。

生育是男人、社会、文化传统和政策法规，共同对女人进行的一场贯穿生活方方面面的合力围剿——这是迄今为止不论哪个时代和社会中的亘古不变的事实！

因此，哪怕法理和违法事实如此，但维拉的善良和同情、助人、无私绝对是好的、对的，而非罪恶的。

但警长就有错了吗？

并不是。

首先，他的行为和选择是他的职责义务所在，是对程序正义和法治精神的坚守——程序正义就意味着即使不该或者没必要如此，但也必须遵守；其次，从结果正义来讲，不论原因、具体情况和初衷是什么样的，在结果正义上，我们确实必须禁止使用不安全、不符合医学要求的手段的手术。

更重要的是，警长是同情、共情、想要帮助维拉·德雷克的——这一点从他不反对保释，屡次在法庭上强调维拉的认罪态度良好和协助配合调查，以及她本身是想要帮助女孩们的这一初衷就可以看出。

这就证明了法理并不是绝对冷血无情、不可变通的，检察官和陪审团也是这样（我很好奇为什么不多加两部分戏，一部分是邻居众人对维拉一家人的另眼相待和讨嫌，另一部分是在法庭上陪审团与维拉、无数个不得不堕胎的女孩们达成共情，想要帮助维拉把罪罚减到最低。

然后二者形成鲜明对比）。

不理解维拉的儿子和人们有错吗？

也没有。

他们的生育观念是来自于传统习俗和宗教的，是来自于对法律的畏惧的，是来自于他们自己并没有真正身处于“被强迫”或者“养不起”或者“不被待见”这类处境中的——尤其是儿子，维拉夫妇感情好；他们的节育观念和做法得当；一家人勤劳，也没有生存经济压力，因此，他们家不存在“生多了所以再也生养不起”或者意外怀孕的情况。

由于自己没有经历过，没有身处其中感受，所以儿子无法理解她们想要做手术的不得已，以及母亲自愿想要帮助她们的不得已。

因为没有“身受”所以不能“感同”，所以才会讨嫌这件事。

再加上传统观念，他们的不理解和讨嫌就不是他们的错了。

我们可以发现，在这场社会悲剧中，没有任何人是有错有罪的、理所应当遭受这些的，大家都是无辜的。

因此，这正是时代和社会的悲剧，宏观的巨浪卷起一个个无力无助的个体，女人们都像被警长从其乐融融的家庭聚会中无情带走盘问的维拉·德雷克一样惊惶、恐惧、无奈。

这是令人窒息的无法逃离的悲剧。

对于这样一个故事，导演选择了最朴实、最冷静、最直接、最真实的平铺直叙一样的铺陈式叙事，犹如外科手术一般精准、直接、有力，犹如显微镜一般细致、清晰。

导演没有选择花哨的叙事结构和镜头语言。

虽然将诸多事件分别呈现，但并不是多线叙事也不是插叙。

这事实上是如《清明上河图》一般地，将不同角度和方面的面貌同时呈现。

影片中最突出的片段一定是欢乐中紧接着的冷峻的审问，没有任何配乐，没有复杂的运镜，纯粹是最简单的对着说话者的正反打，最简单的镜头语言反而是最令人窒息、最动人的呈现。

对这个片子感兴趣主要是整个女主角，女演员伊梅尔达·斯汤顿在《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中的乌尔里奇教授留给人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那种充满了神经质，尖酸刻薄的中年妇女的形象在那部片子中大放异彩。

在2010年的《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上）》中这个角色再度回归，戏份不多，依然在有限的空间里放射出了她的光芒。

角色的给力，肯定源于演员表演上的给力。

于是，我记住了她。

当看到伊梅尔达·斯汤顿作为第一主角的片子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排班表上时，我第一时间就决定了肯定要去，一定会去。

其实，对于文艺片，尤其是那些略显沉闷的片子，有时候我也不太想看。

毕竟，电影的首要功能是用来放松的，或者说是用来躲避现实的。

现实的生活中，我们都活得很累，而在光影营造的那个故事中，最想要的是放松了心神，彻底地在别人的故事中放松一把，或者在淋漓尽致的刺激中体验一下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愿望。

这东西，跟泡吧或者吸毒一样，只求得在短时间中的一种放松。

但是，作为人，懒惰的习性总是存在，而且对于日常生活常有一种路径依赖，一旦谙熟了一种生活方式，就安眠于上，有时连思考都不愿意动一下。

各种带有思考性的文艺电影的存在，就有了某种合理性。

当然，这是对于纯粹的观众来说的，对于那些职业从业者来，则另当别论。

我写了那么多电影，就是纯粹为了纯粹的放松，看完了就写写，也不想去做什么发表，所以看与写都是很随意的。

对于文艺电影，从来不会拒绝，而且有时候会主动找来，连续看上一气。

但别的时候，则仍以商业片为主。

对于英国导演迈克·李，我们都知道他拒绝好莱坞的邀请，也拒绝好莱坞的商业性行为，用他自己的话讲，“如果让我在好莱坞和用钢针戳眼中二者择一，我选择钢针。

”这个态度真是决绝，让人钦佩，电影界也因为有这样有个性的导演的存在而显得多彩多姿。

很欣赏他对电影的态度，也钦佩他在电影中所观照的人群及在其上投诸的思考。

而且，迈克·李是让演员在片中即兴发挥出名的一个导演。

他将剧本交到演员的手上，然后让演员去琢磨剧中人应有的气场，然后把自己当成剧中人，去自由的发挥，一旦这种发挥得到了导演的肯定，就会在正式拍摄中被运用到镜头中去。

这一点，台湾的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很类似，赖声川也是出了名的与演员们一起创作作品而出名。

但赖声川与迈克·李同样的地方，都是这种即兴都发生在正式拍摄或演出前，那个时候，可以任意地发挥，而一旦将方案确定，在正式拍摄与演出的时候就必须严格按照既定的路线走，不能再做临场的发挥了。

这种即兴发挥，很多人以为是在拍摄过程种，这并不准确。

在《维拉·德雷克》中，我相信女主演伊梅尔达·斯汤顿一定做了很多的自由发挥，她一定是进入了那个叫做维拉·德雷克的内心中去了，不然，这个角色怎么可以带给她那么多的光荣呢。

《维拉·德雷克》在2004年曾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以及最佳女演员两个主要的奖项，这是奖给迈克·李与伊梅尔达· 斯汤顿的，也是他们的付出应得的奖项。

在1950年的英国，二战虽然过去了已经5年，但人们的生活它的阴影却时时存在着，在民众的交谈中，二战仍然是一个时时离不开的话题。

对于男人来说，战争中是否参战，是否有朋友因为战争而离开这个世界，都是日常谈话中离不开的话题。

而参战并意味着就一定是英雄，参战过，即使是胜利方，在战争结束后也仍然需要重新过日子。

那些曾经的战术们，现在仍然像战前一样，继续在从事着汽车维修或清洁工的工作，努力地生存着，生活的琐碎，并不能改变他们的心态，怎样努力地使生活变得更好，并怎样地尽可能地去帮助身边的人，让他们度过难关，这是日常人最切实的期望。

而时间一旦到了六七十年代，战争远去，被战争破坏过的工业基础得到了重建之后，西方国家都经历了一次新的经济大飞跃。

那么，在战争结束后初期的人们，那时候他们的盼望与付出就是值得的。

生活有盼头，总比什么都好。

当然，从现在去看西方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会觉得一切都那么的光鲜。

但是对于年后最初的几年，那几年民众生活的艰辛与困难，却仍然值得回忆。

迈克·李在《维拉·德雷克》中所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事情，他将战后初期的英国民众生活的基本状态搬上了大屏幕。

这个记忆，对于英国人来说，或许印象会更加的深刻。

而对于遥远的东方的观众来说，其实《维拉·德雷克》里所映照的那种生活，与东方尤其是中国大陆的现实比起来，仍然是好很多倍的。

但是，我们却拍不出这样的电影来，只能有《山楂树之恋》这样的飘渺的爱情。

但这无损于迈克·李的努力，何况，他贡献出了一个足以在影坛闪耀的女性形象，那就是维拉·德雷克这个徘徊在道德与法律边缘的女性。

维拉·德雷克是战后一个慈祥的充满了仁爱心的女人，她有一个几乎安乐幸福的家庭，自己的工作是为贵妇家做工，丈夫是与他的弟弟开了家汽车修理间，儿子在读大学，女儿即将恋爱嫁人。

一个不怎么富裕，但足够幸福的家庭，维拉·德雷克一心想着如何去帮助别人，她每天奔波着，去帮着那些尽自己最大努力可以帮助的人。

而这些帮助中，几乎都完全出乎于自己的内心真挚的爱。

只是，在她对人诸多的帮助中，其中一个，在维拉·德雷克看来是那些深陷困境的中的女孩子们。

她们因为不同的原因跟男人发生关系，并怀孕了。

这些女人们都不想要这样的孩子，深陷困境，需要帮助，但是他们又不愿意去医院，或者没有钱支付得起医院的价格。

这个时候，维拉·德雷克就出来为她们做堕胎的手术。

而根据英国的法律，采用未经法律允许的手段为别人做堕胎手术是违法的，而且属于是重罪。

但是从道德上来说，维拉·德雷克做所有的这些，都完全是出于一片好心，她的心里只是想去帮助别人，而压根就没有想过这与法律之间还会有什么关系。

崇高的道德感与冰冷的法律之间，就这么天然地存在着一种巨大的裂痕，不幸的是，维拉·德雷克就横亘在这个裂痕的中间，成为了被撕裂的人。

于是，在她为别人做了将近20年的堕胎手术之后，终于被送上了法庭，而且由于无可置疑的法律事实，并判处了2年6个月的徒刑，这对于一个女人，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几乎是毁灭性的，但事实的残酷性却总是这样的，生生撕裂所有原本是美好的东西。

维拉·德雷克这个女性的形象，在道德与法律之间游走，这其中还没有宗教的元素在里面，不然将会更加的让人感到纠结。

毕竟，天主教是严厉禁止堕胎的，不过迈克·李关注更多的是更贴近现实的生活状态，而没有纠缠在宗教上，影片跟着维拉·德雷克的脚步在往前走，而优秀的演员伊梅尔达·斯汤顿也完全演活了这一形象，正如她演活了乌尔里奇教授一样。

一个内心充满慈爱，在犯错之后有充满内疚濒临崩溃的妇人，活生生地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让《维拉·德雷克》这部影片光芒万丈了。

即使不谈战后的英伦背景，还有宗教的悖论这些，只维拉·德雷克这一个形象的存在，就足够了。

这也是作为东方人也照样喜欢这个片子的主要原因。

人性都是相通的。

在维拉·德雷克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母亲的一面。

像我，我的母亲现在的年纪跟片中的维拉·德雷克还要稍微大一点点，年逾60，已步入老人的行列。

作为母亲，给人的记忆总是温暖更多一些，但像维拉·德雷克一样，虽然慈祥慈爱，却仍然行走在道德的边缘。

我的母亲，虽然批评起来心有不忍，但她的确也有着贪图小便宜，背后嘴碎说人闲话这样的性格缺陷。

我可以宽容自己的母亲，但不能说她的缺陷就不存在。

就像迈克·李在片后打出的字母，献给她的母亲一样，维拉·德雷克的身上有所有母亲的印痕在其上。

就像我爱我的母亲，虽然她的性格缺陷也一样的明显。

对于伊梅尔达·斯汤顿，2011年《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下）》里还将有戏份出演，虽然只是作为一个反派的小配角，但她的光芒还是不可挡的，再次小小地期待一下。

[维拉·德雷克]从出生起就在文化批评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这部以现实主义风格讲述1950年代英国非法堕胎的影片，让迈克·李顶着从未有过的来自西方社会道德伦理的压力。

新世界旧世界 在用碎花墙纸装饰的房间里，一家人正为即将出嫁的女儿举办庆祝宴会，暖黄的光线打在每一个人脸上。

像天使一样完美的维拉·德雷克，露出天真善良的笑容，被家人围绕着坐在餐桌前。

镜头切到窗外冷调的冰雪世界，一辆警车在楼下停住，警察下车敲响了维拉·德雷克家的房门。

维拉转过头，脸上露出极端痛苦的扭曲表情，她将以非法帮助他人堕胎的行为被逮捕，迎接她的是无尽的牢狱之灾。

这是[维拉·德雷克]的高潮段落，简直像莎士比亚悲剧里出现的境界。

故事发生在1950年的英国，冬天的伦敦一片萧瑟，空气潮湿阴雨绵绵，毫无生气的街巷笼罩在灰色天地之中。

战后的悲伤气息还没有完全消散，食物和日用品定量供应。

这里是旧世界，堕胎是完全非法的行为(直到1967年堕胎在英国才合法化)。

正如影片所展现的那样，为了在父母不知晓的情况下进行流产手术，上层社会的姑娘不光要花光自己的积蓄，还要在产科大夫和精神科医生面前受尽屈辱。

底层社会的姑娘境遇更加凄惨，她们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把未经正式医疗训练的“赤脚医生”叫到家里，进行秘密流产。

如果再过几年，摇滚乐开始在英国流行，林赛·安德森拍出激进的[如果]，强烈要求社会变革的“自由电影”运动拉开帷幕，世界又会是另外一副模样。

可是，即便在思想更为自由开化的1960年，卡莱尔·赖兹的[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晨]中出现的堕胎情节，依旧被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予以坚决反对。

1950年虽然处在旧世界，但新世界整装待发，是两种价值观即将正面碰撞的交叉时期。

在这样的时刻，堕胎的道德困境显得更加真实与无奈。

维拉·德雷克这个形象承载了这样艰巨的两难境地，她和迈克·李塑造过的任何一个形象都不一样。

不管是[透纳先生]里不被大众理解的先锋画家，还是[秘密与谎言]里极度孤独的神经质妇女辛西娅，亦或是[职业女郎]里狂躁的社交恐惧症大学生，迈克·李都用了同一种方法刻画他们。

他先是向观众展现人物的性格缺陷，在接下来发生的连续事件中强化这个弱点。

一旦到了戏剧高潮，当这些人物面对真正绝望的时候，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散发出人性之光，展现出惊人的英雄气概。

可是，迈克·李却用了相反的策略塑造维拉·德雷克。

影片的前半部分，迈克·李细心地向观众介绍了一个快乐的底层人形象。

维拉·德雷克穿着朴素的衣裙，带着微笑，快步穿过寒冷的街道，走进一个个拥挤潮湿的房间，给不能自由活动的孤寡老人送饭，陪生病的工厂女工聊天，还把单身流浪汉叫到家里聚餐。

这个乐善好施的小老太太虽然赤贫，却单纯而幸福地生活着。

谁也想不到这样一个对人们充满了温暖的人物，却触犯了英国法律，与当时看来不人道的堕胎扯在一起。

她秘密为未婚先孕的少女和意外怀孕的少妇们进行灌水流产，使用异常简陋的工具，无形中给女性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可是在真相大白之前，观众已经接受了来自维拉·德雷克的善意，相信她是真心想要帮助落难的女性摆脱当下的困境。

甚至是女警察和检察官这些执法人员，也和观众站在了同一立场，真切地感知到她的无奈、泪水和绝望。

他们对脆弱的维拉·德雷克小心地提问，拍拍她的肩膀给予安慰。

两难的道德困境，模糊的政治立场，比塑造一群殴打维拉·德雷克的坏警察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当维拉·德雷克被带到警察局，她的眼里盈满泪水。

一个如此看重人际关系和家庭的妇女，深知自己的行为使家人和朋友蒙羞，也看清了未来的命运时，再也不可能像开头那样满脸天真地笑了。

维拉·德雷克无法像迈克·李式人物那样在关键时刻坚强起来，因为她意识到自己进行了20多年的帮助流产有极大的可能性致命，也从“即便是出于好心，还是会使人受到伤害”的事实中领悟到了善恶的复杂性。

也正是在那一刻，她被现实生活与社会道德彻底击垮在地。

亲密现实主义人们总是喜欢拿迈克·李同肯·洛奇相提并论，看上去类似的后缀“现实主义”，其实却正是差异所在。

肯·洛奇这位伟大的“社会现实主义”提倡者，拍电影的目的是为了直接干涉政治。

他对政治立场的执着，近乎于宗教狂热分子的偏执。

而迈克·李的电影中所呈现的现实主义，相对来说更加温和，影评人爱德华· 特罗斯特勒· 琼斯称其为“亲密现实主义”再合适不过。

所谓“亲密”并非意味着[维拉·德雷克]回避了冰冷的社会现实，片中不乏用冷调的外部环境镜头展现道德秩序的冷漠。

但相比较陈腐的社会，迈克·李更关注温暖的人情交往。

正如他在采访中所提到的：“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对于现代世界所呈现出来的未来图景实在乐观不起来。

但对于人性，总体来说还是乐观的。

”特别在维拉·德雷克可爱有趣的家人身上，迈克·李一如既往地传达出了更为深沉和开阔的喜剧幽默感。

相比较插科打诨的喜剧，迈克·李继承了英式幽默中的自然主义，这样的影响直接来自于迈克·李小时候爱看的伊林喜剧。

“虽然很滑稽，但依然是现实主义的，它取材于真实的世界之中”，迈克·李如是说。

影片没有停在等级森严的监狱之中结束，而是转到了维拉·德雷克温暖的家中，虽然他们一家子愁眉苦脸地坐在桌前，但开放性的结局包含了喜剧与悲剧的平衡。

没有绝对的悲伤也没有绝对的欢乐，这不正是现实本身吗？

不过，[维拉·德雷克]在现实主义上的难题，在于故事所发生的年代。

BBC古典剧的魅力在于审美风格化，但没有人评价说它们反映了所描绘年代的社会现实。

的确，审美风格化并不能取代真实的历史。

[维拉·德雷克]的视觉风格非常不引人注意，它回避了刻意彰显的镜头隐喻，也没有塑造什么风格独特的形式美。

这样质朴的风格给评论家出了道大难题，因为电影中的街道、人物的服装、室内摆放的道具等等，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功能主义，它们所完成的目标似乎是“绝不能让人被电影风格分散精力”。

但这些不被注意的视觉风格恰好就是生活实在，它在细枝末节的堆砌中捕捉并且承载了时间的流逝。

这种由“漫不经心”所构造出来的电影系统，也许正是罗兰·巴特所说的“真实效果”。

但这并不意味着[维拉·德雷克]的现实主义没有其独特的一面。

比如在影片开始没多久，迈克·李向观众一一介绍维拉·德雷克的家庭成员，画面从法兰克的汽车行、伊索的电灯泡厂到辛迪的裁缝店，果断地进行快速切换，最后到家中场景时持续了两分多钟的长镜头。

这组镜头的前半段是“生活切片”式的拍摄手法，在贾法·帕纳西的[出租车]里一跃成为主角。

镜头的切换砍断了我们对于时间延续的想象，通过这组镜头我们无法完整地看到每个场景中人物活动的全部，因为生活就是如此——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不会因为我们不再关注而停止的。

至于后半段的长镜头，那是相对缓慢无聊的日常生活的节奏和韵律，和早期新现实主义电影有几分相似之处。

这也是迈克·李式现实主义的留白，人物的情绪和动机都在长镜头中慢慢分解和消化，留着长久的时间和开阔的空间给观众自己去回味。

如果不对千篇一律的现实主义进行改变的话，这种风格很可能成为不思进取的借口。

回到与激进的现实主义倡导者肯·洛奇相对照的话题。

迈克·李所开发出的以人情为主要描述对象的“亲密现实主义”的确与众不同。

它激进地改变了英国电影比较注重社会现实和意识的传统，这个传统起于1950年代的自由电影运动。

更为可贵的是，迈克·李还从伊林喜剧中继承了“英国电影史上毫无希望延续下来的欢闹滑稽(出自1992年《纽约时报》对伊林喜剧的评论)”。

不存在的剧本迈克·李从来不从现成的小说和戏剧中寻找故事，更夸张的是，他的电影甚至没有剧本一说。

“我从来不把台词写在纸上，我的演员也从来不看剧本”。

所以，当[维拉·德雷克]被奥斯卡提名最佳原创剧本时，为了真有一样东西被交到评委手上，迈克·李平生第一次赶出了个像模像样的剧本。

连剧本都不需要，迈克·李至今仍在冒险地进行着即兴创作，这是从早期执导的舞台作品《包厢戏剧》(1965)一直延续至今的创作手法。

在召集演员进行第一次排演的时候，迈克·李不会告诉他们除了角色的性别、职业、年龄之外的更多细节，可以打包票在那个时候这些细节连迈克·李本人也还不知道。

在为[维拉·德雷克]排演的六个月期间，除了主演艾美达·斯汤顿，剧组的其他成员对这部电影的核心内容——堕胎一无所知。

这种方法特别有效，在经过了长时间的共处之后，各自的角色已经获得了相当完整和复杂的发展。

也难怪迈克·李说“角色的塑造有演员的一半功劳。

”他创造了角色，而演员创造了角色丰富的个性特征。

在长期的实景拍摄中，迈克·李对演员的要求甚为严苛，他们必须超越自身，进入到真实生活的情境去思考角色可能会做什么，可能不会做什么。

这样的要求在迈克李看来，只有专业演员才做得到。

这一点也是他和爱用非职业演员的肯·洛奇，在创作观念上的巨大分歧。

当演员通过练习情境很自然地潜入到自己的角色之中时，她(他)对角色的理解可能会开拓迈克·李创作电影的思路。

在维拉·德雷克进入看守所之前，需要上交随身物品的一场戏里。

艾美达·斯丹顿提出：“维拉是不愿意脱下戒指的。

”在此之前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动作里有什么好值得做文章的，但艾美达想到了，她认为维拉·德雷克在摘下戒指的时候应当表现出“至少一分钟”的抗拒。

因为这个将家庭视为珍宝的妇女，绝不愿意卸下一辈子都没有摘过的婚戒。

基于这个动作的确有自身的前因后果，迈克·李无法在这个时候拒绝艾美达的要求。

它最终呈现在影片中，艾美达·斯丹顿的表演令人信服，在脱戒指的过程中，她的面部表情依次表现出疑惑、紧张、无奈和痛苦，让人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悲伤。

但演员所全神贯注的只是自身所饰演的角色，对于电影情节的发展还是由迈克·李来安排决定。

他站在指挥员的高度上，把演员想象的世界当作一个完全理解的想象共同体，也是在这个时候，剧本悄然酝酿。

“我在演员即兴表演的时候构思，把台词写在纸上，在文字上把对表演的看法给出意见。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必须一步步分解关系再重组它，实际验证它，确定它，整理台词，四处做改动，切下来后粘上去，直到一切都协调、简练，最终电影在拍摄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完成”。

因为没有预先创作，没有一个必须要贯彻的概念，演员和迈克·李对于这部电影的领悟，已经大大超越了成片所呈现的记录。

堕胎的阶级意义 在[维拉·德雷克]里，富裕的中产阶级和赤贫的工人阶级呈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图景。

在影片前半段，富家女苏珊堕胎的线索和维拉帮助穷人堕胎的线索交叉进行着。

在迈克·李用温情幽默的笔触描绘维拉一家人快乐的景象之后，镜头切换到苏珊家的大厅，豪华且复杂的室内装置却搭配着灰白的颜色。

晚上即将与所爱的人(也是后面施暴于她并且让她怀孕的男子)见面的苏珊表情中透露出兴奋与喜悦，坐在她对面的母亲脸上却露出嫌恶的表情：“你的胸怎么那么平？

”。

同样的对比还出现在堕胎的场景中，苏珊为避免让父母知道，自行前去医院高价堕胎，期间会面的两位医生虽然穿着绅士，但言语上却在侮辱未婚先孕的苏珊。

即便是得之她的怀孕是缘于受到侵犯，脸上嫌恶的表情仍旧没有一丝一毫的转变。

而在工人阶级的家中，虽然整体色调昏暗，但笑容明媚的维拉·德雷克一口一个“亲爱的”，用温暖的话语和轻声的叮嘱给“摆脱麻烦”的姑娘们带去心理上的安慰。

在两个阶层的对比之下，可以看出迈克·李对英国传统文化的颠覆，他辛辣地讽刺了经典文学作品中热衷于表现贵族奢华精致的生活，充满荣耀的辉煌的建筑装饰，特别是那些被误认为举止高尚、品味高雅的上层人士的传统。

而以维拉·德雷克为核心所构建出来的底层人民，代表的是英国社会中被忽视的群体，特别是工人阶级。

他们是英国工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核心人群，却常常被典型的知识分子所鄙视。

对于他们，迈克·李的笔触充满了温情。

通过生活切片式的记录和恰到好处的幽默感，展示了他对这个阶级的支持和尊敬。

这种表现方法既区别于对他们猎奇式的窥探(“自由电影”运动之前的英国电影)，也和利用他们抒发政治意图的呐喊(以卡莱尔·赖兹、林赛·安德森为代表的英国纪录片)有着本质的差别。

迈克·李对于工人阶级的关照，可以透过堕胎这个迄今为止还具有争议的问题上一窥究竟。

在所有的社会形态中都会出现堕胎这件事，但不同的是人们对它的态度。

在那个时间段的英国，堕胎的确是个尖锐的问题，一个被认定为犯罪的秘密行动。

但这丝毫不影响迈克·李把维拉·德雷克塑造成一个单纯的好人。

这样的情节设置证明这部影片并不是对非法堕胎的控诉。

而迈克·李顶多是一个潜在的在道德上温和的左翼人士。

这让人想到在谈及他的电影[厚望]时，这个英国人有些半开玩笑的戏谑说法：“这是一部第三世界种族的外语片，出产于法国海滩之外的一个小岛，如果你看不懂，这就是原因”。

但对于不同阶级迈克·李所采取的不同表现手法，并不表明他在刻意地将两个阶级摆在对立的局面。

苏珊所受到的伤害与侮辱来自与她同一阶级的医生和朋友，迈克·李对其表现出了比重相当的同情心。

它所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和温情脉脉，已经遮蔽了这部电影可能传达的政治指涉。

至于两个阶级堕胎始末的切换，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温和的对比，一种对阶级关系的适度展现。

本文首发于《看电影》周刊，转载请说明文 调反唱唱个人公众号：电影少女放浪记

看的过程哭得伤心。

我认为女性应该有自己的生育自由，所以能共情。

薇拉其实也恐惧被惩罚，我相信她在摧毁一个胚胎的时候，也会有内疚感，所以她说出口的永远是“帮助女孩们恢复经期”。

但作为女性，她更能体会并同情真实存活着的女性个体的苦难。

她说她不能不帮助那些女性。

薇拉不是那种个性尖锐，极度坚定勇敢的先锋者，为信念理想冲锋。

她是善良的人，她是被自己的善良裹挟着前进着的人。

贫苦的女性不能再承受的时候，不得不冒着风险去“逃跑。

剧里被强奸致孕的有钱的女生，虽可以去更安全的医院打胎，却也不得不花大价钱去造假一份精神有问题的证明才可以。

那些男医生们不见得是真的怜悯这些女性，对他们来说只是交易罢了。

此时女性互助的力量温柔又强大。

我有被薇拉和丈夫之间的爱情感动。

他虽然不理解，难接受，但他始终能理解并坚信薇拉是出于善良去帮助女孩们。

引得我眼泪哗啦啦，对得起薇拉摘下结婚戒指时的不舍。

薇拉的儿子就很典型，对待男女关系不见得多认真。

他无法理解他母亲去做这事，所以他也不理解女人生下不合时宜的孩子需要承担的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责任会让人喘不过气的。

还不如女婿。

#第25届SIFF# 在美国部分州严禁堕胎的当代再看上世纪的英国社会，历史真是场循环往复。

拿1861年的法条来判1950年的案子，所谓发达国家，法条不会与时俱进嘛？

（不过欧美堕胎违法有牵扯到基督教的教义，迷信真不行啊）老两口还蛮温馨的，这样的婚姻生活真幸福，作为后盾永远支持理解典型的英国式表演，很生活化的表演看得不会很爽，但情感共鸣则细腻到位明明那么善良朴实的老妇人，她的确是在行方便救那些姑娘们，可惜她从小认识的朋友却靠她赚钱，最后令她身陷囹圄，也没有搭把手救她。

不过好在维拉有爱他的丈夫，关键时刻陪伴她，并且始终相信她。

无论她做了什么，她都是充满善心的富人阶层有的是办法在法律边缘试探起舞，穷苦大众互帮互助难逃牢狱之灾，制度的问题却要善良的穷苦人民去买单电影整体不是我的菜，不过艾美达的确配得上影后之桂冠

看《维拉·德雷克》 发信站: 天大求实BBS (Sun Mar 6 15:44:43 2005), 本站(bbs.tju.edu.cn) 今早看了2004最后一个宿愿，威尼斯金狮奖，迈克·李导演的影片《维拉·德雷克》，故事就像外界宣传的那样，讲述了一个妇人为年轻女孩堕胎的故事。

但是这个电影并不是针对‘堕胎’这个社会敏感话题，进行一系列的道德上或宗教上的探讨。

或者说，‘堕胎’只不过是电影的一个引线，这个引线爆炸了家庭疏离这个炸弹。

就像《秘密与谎言》一样，导演探讨了当一个家庭面对一个严重的突发事件时，内部产生的种种矛盾。

不同的是，《秘密与谎言》为大家留了一个喜剧性的结尾：家庭成员在秘密爆发的时刻，彼此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和现状，从而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沟通，所有人彼此敞开心扉，接受彼此，宽容过去。

但是对于悲剧《维拉·德雷克》，当堕胎的秘密在一次极其欢乐的家庭聚会上暴露出来，留给这个家庭的只是儿子的愤怒，朋友的疏离，家庭处在崩溃的边缘。

最后几个场景：维拉，这个善良、平凡的老妇人，在监狱的长廊里面越走越远；家中的丈夫，儿子，女儿，女婿四个人围坐在一起，无语而且沉重。

影片中的女演员赋予这个角色一个善良而卑微的灵魂，面对着警官和法官的审问，她总是充满了迷惑和怯懦，她自己只不过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女孩们。

从某种角度来讲，道德和善良成为一种对立，法律成为了道德的基础。

深度解析这部电影，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和影片主题不相吻合的细节：（1）一个富贵人家的女儿被人强暴，却在正规的医院得到同样不合法的流产治疗，然而她所要付出的只不过是高额的费用，但是这对于普通家庭却是场恶梦。

（2）当维拉面对一个个不同的女性的时候，她们对于堕胎的态度是不相同的，但是堕胎的理由却只有一个，那就是面对不负责任的男人，她们必须选择流产才能在这个男权社会生存下去。

当维拉面对那些第一次堕胎的女孩的那种恐惧和绝望，那眼神表露了什么呢？

悲悯，还是无奈？

首先看到豆瓣把本片贴上犯罪片，这样的标签和影片中的审判法官有什么区别？？

故事背景设于二战后英国，战后重建及社会秩序恢复的初期。

然而道德宗教的束缚，社会偏见的绑架及法律的滞后给女性带来的隐形压迫无处不在。

各种机构的构建参与决策都是由男人们把持，包括堕胎这种关乎女性自己身体的事。

富裕家族的大小姐需要花光自己的全部积蓄，饱受精神科医生的羞辱拷问才可以如愿以偿。

善良的Vera身体力行的践行着最女权的事，她本能的知道生育孩子是女性自己的选择而非社会或家庭强制。

片末她入狱后发现并不是她一个人在做这件事，而是群体性社会性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才会使堕胎演变成地下模式。

因循守旧禁锢的是更多父权社会下男人们的思想，不管他们有多位高权重。

很多评论讨论边缘人群，战后失去家人的人不是边缘人群，堕胎的女性不是边缘人群，要质疑的是各种非人性化法律法规的合理性。

psychiatrist的问询令人如若针毡

本片获得去年威尼斯电影的最佳影片金狮奖以及最佳女主角奖Imelda Staunton，Mike Leigh的这部影片讲述的一个是发生于二战后的一宗私自堕胎案件，同样属于伦理范畴。

女主角Vera Drake是一个平凡英国家庭的主妇，上有老母，下有成年但未婚的儿女各一，丈夫是修理汽车的，她给几个大户人家帮佣，前半部分导演展示了她的善良和蔼乐于助人不图回报，而后半分则是她瞒着家人无偿替年轻女子堕胎（中间人却私自从中赚取佣金）以及东窗事发事发之后家人邻里的态度！

个人认为本片最独到的地方就是对这一事件几乎没有明显的评判，只是冷静而且客观的阐述整个故事的始末，或许对于我国观众来说会一边倒的认同女主角的做法，但在有强烈宗教信仰的国家民众可能就会持保留意见了，而导演的聪明之处就是不加评判，事实的意义在于事实本身，我甚至怀疑如果导演在片中显示了自己的倾向（任何一方）那么本片可能就跟金狮无缘了，没办法，意识形态这种事情有时候就是有这么偏颇而不自知！

扯几句题外话——越发喜欢英国口音的英语了，好听得不行了，从男人口中说出来有一股子优雅的无赖气质，而从女士们口中说出来则透着一种亲切的傲慢（俺们村都是这么夸人的），真TMNB，可是我的口音全给崇美的国内英语教育给耽误了，正宗的伦敦腔对我来说算是没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