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捕聂鲁达

第6届#法罗岛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第1个放映日为大家带来《追捕聂鲁达》，下面为大家带来前线逃亡者迷离虚幻的诗意评价了！

Pincent：具备叙事性的同时具备文学性和诗意，对创作者与被创作者、主角与配角、虚构与写实的处理以及警探的视角堪称精妙，追捕的过程也是追随，在雪山终于合体，残酷又美丽。

视听轻度迷幻，大量环绕镜头运动。

薛Tony：虚虚实实，好迷幻。

日烦夜烦：虚实之间的文学性电影，某种程度上有着法国新浪潮和前苏联诗电影的气质。

故事不是最重要的，结构和叙述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迷离而诗意。

淡水河边：很有诗意，非传统传记片立意也不错，但是这个剧本上很多点都有问题，角色塑造也感觉不太够吧，一个人物传记对于聂鲁达的介绍和描述感觉差一点。

了却烟硝：真的是浪费时间，看完这部电影我真的是感到一阵眩晕。

开头说政治就不太友好了，中间追捕开始还终于有了那么点样子（然而各种巧合依然很无聊），到最后强行拔高到个人身份的认知真的很让人莫名其妙。

导演如果想讲一个追捕的故事那就好好讲，别牵扯到什么哲学性的东西，不仅显得不伦不类，大家也不会买账。

fire_storm：拉美的光怪之域，一出荒诞的追捕，大量逆光摄影在柔和滤镜下赏心悦目。

聂鲁达的一生是被文学政治和女人填充的，本片进行了颇有层次的剖析，诗人、政客，直到自由意志与自我认知。

Her Majesty：调色颇似美颜相机。

如果写成小说应该很精彩了，因为足够浪漫，且故事带有文学性。

法罗岛岛主：想用梦幻的色调渲染浪漫艺术气息，奈何这粉扑扑的滤镜实在太过少女，就差没嗲兮兮地高歌一曲《我是女生》，实难和沉重的历史过往以及自我身份的认同两个极其严肃的话题联系到一起。

滤镜用力过猛全盘崩塌，常出现在东亚东南亚恐怖片中，最终效果是让电影看起来无比廉价。

结局着实感动了一下。

大大大大大白猫：也许吸引导演拍这部片的并不是聂鲁达这个人而是从聂鲁达身上抽象出来的“诗性精神”，但是后半段彻底泄了气。

建议导演多看几遍《邮差》。

我略知她一二： 我曾孤单如隧道。

群鸟飞离我身，而夜以其强大的侵袭攻占了我。

为了存活，我锻造你如一件武器，如我弓上之箭，如我弹弓里的石头。

但报复的时刻已到临，而我爱你。

“爱是这么短，遗忘是这么长。

”向诗人致敬，诗人永生，今夜我能写出最悲伤的诗句，明天我也能离开最伤心的城池。

我倾听着辽阔的夜，失去她后更加辽阔的夜，诗句一字字跌落在了我的心中。

“我喜欢你沉默的时候，因为你仿佛不在。

” 斯诺-纳什维尔：Oscar和Neruda这两个角色刚好代表了两个群体：一边是在政权压制下幸存下来的艺术创造者，他们仍有着话语权；另一边则是独裁统治之下不公正判决的执行者。

电影讲述着两人从未停歇的猫鼠游戏，两人都试图用对方的幻想来验证自己的政治立场，最终以创造者一方的胜利结束这场游戏，而执行者一方迎来属于他的结局。

#FIFF6#DAY1的主竞赛单元场刊评分稍后会在广播中为大家释出，请大家拭目以待了。

故事围绕着逃亡的聂鲁达和追捕他的警察奥斯卡展开。

前者是浪漫而理想的大诗人，是坚信共产主义的左翼精英，不惧追捕还要同妓女狂欢，为下层人民作诗而成为大众情人。

后者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总统走狗，妓女的后代，自认是警察的儿子，实际上一直迷失自我存在的意义。

但随着追捕的推进，他开始一点一点被诗人“塑造”。

警官这个角色的涵义，以及他与诗人的关系，真的很抽象。

起初觉得诗人是极度聪明而无畏的逃亡者，警官则是极度自大而悲情的追捕者。

后来进一步发觉，警官和诗人之间似乎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塑造的关系。

诗人是游戏的设计者，不断引诱警官。

警官也一次次上套，执著地继续着追捕，直到呼号着诗人的名字倒下，最后重获新生。

看到一篇影评里对本片两人的关系用了“虐恋”这两个字眼，我觉得颇为恰当。

《追捕聂鲁达》的剧情实则无需赘述，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人生是如此的宏达，诗歌、政治与爱情，任意一个切入点都是一部仅仅两小时的电影无法完整涵括的。

Pablo Larraín选择将电影局限在聂鲁达生命中的一段时间，那段作为政治犯通辑的日子。

与Pablo Larraín上一部落入了传统传记电影形式的《第一夫人》（Jackie）不同，这次对聂鲁达人生的特写更少强调其生平，少了跌宕起伏的剧情，而是以戏中人物警探 Oscar Peluchonneau 的角度碎片化地、专注地讲述这段两人的“惺惺相惜”的日子。

其实电影无非是“看的艺术”，而怎么看，谁在看，为什么要这样看构成了视听语言的关键。

简单来说，长时间的看，亦可解作“凝视“，但根据Jacques Lacan的镜像理论（Mirror Phase），“眼睛是一种欲望器官“，因此凝视投射了欲望（Scopic Drive）。

而Lacan又说“欲望追求的是永远失去的目标“。

简洁明了，凝视来自于说旁白的警探，在对聂鲁达的持续追捕与失去中凝视。

首先，用第一人称旁知角度讲出独白是大部分传记片不可避免的，讲者身分往往是无庸置疑的。

然而在观众慢慢得知旁白的身份时，讲者自己亦开始怀疑自己的身分，一个在妓院出生的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这让观众也开始质疑其角度的可信度。

父亲角色的遗失可被解读成缺席对象，即凝视中的对欲望对象在场的渴望。

拥有这样身世的角色，对聂鲁达的凝视投射的渴望亦是强于常人的。

而有趣的是，正如Lacan所认为的“幻想最终只能抵达欲望自身——掏空了的现实填充物“，警探姓中的“peluche“在西班牙语和法语都代表著填充动物玩具的意思。

在聂鲁达离开妻子后，警探追到屋子询问下落，在不断转换背景，但持续进行对话的镜头下，妻子指出警探实际上是被聂鲁达创造的。

警探像永远慢一步的猎犬，按照诗人布置的线索走向被指定的道路，在警匪小说的字里行间存在。

在对话中警探询问妻子：- 我是虚构的吗？

- 是。

- 你是虚构的吗？

- 不是，我是真实的，而且是永恒的。

这里的永恒在尾声再次被提及，警探的旁白是那样渴望聂鲁达说出他的名字，唯有被说出名字，他才不再是一个配角。

“不说出就没有人会知道我存在过”的观点也揭示了存在主义哲学，一方面是萨特的个人意义方向：在电影裡面警探的意义究竟是自我赋予的，导演赋予的，抑或是聂鲁达赋予的？

另一方面是电影存在方向：究竟电影存在的价值是如André Bazin所说“电影的价值来自作者”，还是由观众所赋予，甚至是由电影中的角色自身创造的？

导演访谈中提到这部电影意在创造聂鲁达的世界，聂鲁达的宇宙。

那么何以仅靠一部分逃亡的人生段落表达这个世界，警探角色的存在一直以来只是为了衬托主角聂鲁达是如何艺术性地逃脱与抗争，但最终，聂鲁达如警探期待那般说出他的名字后，警探从棺盖下重现睁开双眼： 聂鲁达让我成为了永恒，我本来自于字裡行间，而现在我已成 为有血有肉的人。

全片的叙事者突然从配角成为了影片的主角，不再是被诗人所书写的一生，相应地，诗人的世界由他来创造，来观察，来叙述给观众所知。

你看看你写下了什么，警官。

你写下了雪和马匹，你塑造了我。

碎片式的剪辑，彷彿诗歌富有想像力般，对世界万物的重新解构。

角色间对话在不间断进行的同时，场景也在不断变换。

连续的对话创造了时空的连续感，但变换的背景却打破了空间的局限性。

实际上这段逃亡的人生，又何尝不是聂鲁达为自己书写的不在纸张上的诗？

如Pablo Larraín在导演访谈所说，是诗人帮助智利记住历史。

同样地，是聂鲁达塑造了警探 Oscar Peluchonneau ，警探亦塑造了他。

是聂鲁达塑造了真实的人民，人民亦塑造了真实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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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一句，这部电影最初是为了学西语看的。

真的是很好的学习材料，语言足够诗意，适合反复听。

影片的看点很显然不在于情节，因为这是已发生的历史，大家都知道聂鲁达成功逃到了法国。

看点在于影片通过警察的视角，不断去寻找聂鲁达名流史册，他的诗歌被人传唱的原因——这样一个参议员，声称自己是共产党人，实际上远离人民，为利用这场逃亡留名青史，不惜让他的同志们冒险，而且并不知道如何建立一个人民做主的国家；这样一个浪子，抛弃妻女，寻花觅柳，但是女人们都渴望他的怀抱。

聂鲁达的意义在于他是一个诗人，他为人民作诗，鼓舞人民追求理想的社会。

"¿Por qué lo hizo todo esto? Por su pueblo. El poeta les dio las palabras para que aquellos pueden contar su vida. Su vida dura. Y estas palabras les dieron sentido a sus sueños terribles. Por eso lo hizo. "

在追捕的过程中，警察也寻到了自己的身份。

他是警察局长和妓女的儿子，这个身份实在尴尬。

他就像历史之流里随便的一个人，他的存在不值得被记忆，因此对于后世，他不曾存在，仿佛一个“虚构的配角”。

但是他终于找到了他自己存在的意义，他属于人民，也属于创造的历史的人民。

“Yo era de papel, y ahora soy de sangre”

我记得你去秋的神情。

你戴着灰色贝雷帽,心绪平静。

黄昏的火苗在你眼中闪耀。

树叶在你心灵的水面飘落。

你象藤枝偎依在我怀里,叶子倾听你缓慢安样的声音。

迷惘的篝火,我的渴望在燃烧。

甜蜜的蓝风信子在我心灵盘绕。

我感到你的眼睛在漫游,秋天很遥远:灰色的贝雷帽、呢喃的鸟语、宁静的心房,那是我深切渴望飞向的地方,我欢乐的亲吻灼热地印上。

在船上瞭望天空。

从山岗远眺田野。

你的回忆是亮光、是烟云、是一池静水!傍晚的红霞在你眼睛深处燃烧。

秋天的枯叶在你心灵里旋舞。

(王永年 译)

如果你知道聶魯達怎麼死的話，或許你對《流亡詩人聶魯達》那充滿希望的結局會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現實中的聶魯達，數年前曾被開棺挖墳，為的是調查他在四十多年前究竟是如官方所說的死於前列腺癌，還是被當時剛奪權的暴君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毒殺。

電影中的聶魯達，經過一番「老鼠捉貓」的長途捉迷藏之後，終逃離智利，在歐洲的自由國度繼續吟詩，享受著政治鬥士和多情詩人的光環。

那時候距離詩人之死還有二十一年。

導演Pablo Larrain嘗試把聶魯達逃亡的歷程拍成詩一般的形式。

追捕聶魯達的警察Oscar不單就史實而言是虛構的，他在故事中也是半虛半實，在追捕過程之中由詩人藉文字賦與血肉。

分鏡與剪接違反了慣常的連貫性，節奏如Trailer一般跳躍，與懸疑緊張的情節互相干擾，刻意但沒驚喜。

攝影強調天然日光，質感類似《復仇勇者》 （The Revenant），珠玉在前，動機和效果皆成疑問。

電影未提及的是，聶魯達後來回國、選總統、又換了一個妻子，並助其戰友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在1970年踏上總統寶座。

三年後的9月11日，總統在政變中自盡，詩人則在十二日後逝世。

人們懷疑他其實是被特務打毒針而死的。

2013年，繼續步阿連德後塵，聶魯達被挖墳驗屍查死因，兩年後結論只是「很可能遇害而非病逝」。

至今人們仍無法確定聶魯達的死因。

法醫報告並不比他的情詩更真實，始終詩人應該躺在情人而非法醫的床上。

(刪節版原載於am730「730視角」2017年9月5日)

【风格】难能可贵的诗意（风格）影片。

以这种诗意气质来展现聂鲁达的风格。

【视角】写人物传记，视角/切入点特别重要，影片截取了他人生中的一小部分，也就是他被当局通缉并追捕的那一段时光。

因为电影受自身条件的限制，主要是时间只有两小时，所以要讲述他的整个人生是不可能的。

好多传记影片，就是因此而导致失败。

“追捕聂鲁达”是的确发生的历史事实，但故事中发生的“追捕”，相信是虚构的，是个极有创意的“故事”。

影片的亮点之一，就是尽管影片选择了这么一小段经历，但是并没有因此削弱了对传主人物描述。

而是见微知著地展现了他的个性特质，价值观念和丰富多彩的个人世界：展现了作为历史名人的他，对美食、美酒和美女的享乐主义的态度，对底层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对共产主义理想世界的真诚向往。

尤其是他对诗歌、爱情和革命——浓缩他整个人生的三个主题——的激情。

【人物设置】设置警察这个人物相当精妙，事实上，警察这个角色，就是聂鲁达的镜像，或他的第二人格。

通过警察（这个人物）和聂鲁达（他的追捕对象）以互文关系——相互映照、对抗和诘问——塑造了聂鲁达这个人物。

不仅通过警察对“追捕对象”的视角和认知，甚至直言这个追捕游戏本身这就是诗人创作的故事的实际演绎。

在好多侦探影片中，有此种“猫鼠游戏”，但将这种“把戏”用到‘真实’的人物传记影片中，的确是种很好创意。

【幽默讽刺的场景】影片开头，议会大厅内设置的小便池，议员们一边辩论一边小便。

以此来表现肮脏的议会政治。

【人物塑造和故事】当然，影片出彩之处，是在于它塑造了一个鲜活的“诗意”人物，以及围绕这个人物发生的故事。

事实上，前面提到的亮点——影片视角、人物设置等，都是为这个人物和故事服务的。

【真实与故事】回顾真实历史。

聂鲁达一生中，至少有过2次重要的被追捕经历，都是被当局追捕，然后被迫逃亡他国，一次是在1949年，一次是在1973年。

影片故事讲的是49年的那场追捕，是并以他最后离开智利（1949年2月），经阿根廷去苏联，并到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作为结局。

影片讲述的是这次追捕事件，整个过程富有相当的戏剧性和传奇色彩。

但另一次，发生在1973年的那场追捕的结局，不仅没那么幸运，简直是相当血腥——以聂鲁达的死亡而告终。

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了由美国中情局策动的皮诺切特军事政变（美国相近解密的文件真实了这点），当时的民选总统阿连德在政变中壮烈牺牲（相当悲壮）。

诗人态度鲜明的反对政变并准备出逃，但就在计划出逃的前一天，他“被送往”圣地亚哥的圣玛丽医院，随后就在那里去世（9月23日，即政变后12天），官方公布的死因是“前列腺癌”。

从事发当时起，对他死因的质疑就不绝于耳，更令人怀疑的是，聂鲁达在圣玛丽医院的医疗记录完全消失，甚至连他几年前担任法国大使时的医疗记录也找不到了。

独裁政府被推翻后，当局进行过对此死因调查，2017年，智利政府表示，非自然死亡的怀疑“高度可能”是正确的。

不久，由16人组成的国际科学家小组终于得出结论——一致否认聂鲁达死于“前列腺癌”：“百分百肯定不是。

”而此前有关媒体报道说，根据智利政府发表一份关于聂鲁达的内政部文件：“诗人被注射了一种令心跳停止的止痛药，可能导致他的死亡。

”【历史重现】影片中展现的革命浪漫主义，共产党人和底层人民（甚至土著及其领主）的同情和支持，以及广大民众（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和）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向往。

影片中对共产主义深入人心的描叙真实可信，以致远超上世纪的苏联影片和中国主旋律影片对共产主义软实力的促进、提升或增益。

巴勃鲁·聂鲁达（1904～1973），原名内夫塔利·里加尔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智利当代著名诗人。

生于帕拉尔城。

少年时代就喜爱写诗，16岁入圣地亚哥智利教育学院学习法语。

1928年进入外交界任驻外领事、大使等职。

1945年被选为国会议员，并获智利国家文学奖，同年加入智利共产党。

后因国内政局变化，流亡国外。

曾当选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

1952年回国，1957年任智利作家协会主席。

主要作品有《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1924）和《诗歌总集》（1950）。

197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智利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原名内弗塔利·里卡尔多·雷耶斯·伐索阿尔托，1904年7月12日生于智利中部的帕拉尔城。

聂鲁达从小酷爱读书，学生时代就开始写作。

但是他的文学创作活动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

于是1920年10月，他决定此后只用笔名发表作品，这个笔名就是巴勃罗·聂鲁达。

　　1923年8月，他的第一部诗集《黄昏》正式出版。

第二年他的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之歌》问世，在这两部以爱情和大自然的风光为主题的诗集里，充满了孤独、悲伤的情调及对往事深情的回忆。

文学创作上的热情和所取得的成就，促使他最终决定放弃在大学的学习，全力投身于文学创作事业。

在聂鲁达生活和创作的道路上，1924年至1927年是一段极其艰苦的岁月。

一方面由于放弃了大学的学习，父亲十分生气，中断了每月寄给他的生活费，而他自己又没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因此在经济上非常拮据，甚至到了有时整天都吃不到东西的程度，只好靠搞些翻译、给出版社打杂和卖画度日。

另一方面这时的智利政局不稳，卡洛斯·伊巴涅斯上台后，学生运动处于低潮，镇压工人的事件不断发生，知识分子中情绪普遍消沉，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加上那时代的智利文人，稍有成就的一般都设法出国游历，于是聂鲁达也决定自寻门路到国外去。

他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见到了当时的外交部长，谋得了智利驻仰光领事的职位。

外使生涯 巴勃罗·聂鲁达　　1927年6月14日，他离开圣地亚哥去缅甸赴任。

从此，聂鲁达进入了外交界。

先后担任过驻锡兰、雅加达、新加坡、布宜诺斯艾利斯、巴塞罗那、马德里等地的领事，驻巴黎处理西班牙移民事务的领事、驻墨西哥总领事、驻法国大使等职务。

在东方的五年是他在精神生活上痛苦和孤独的时期，反映在创作上，这个阶段他的主要作品《地球上的居所》就是一部情调低沉、词句晦涩的诗集。

虽然这是一部颇能表明他的写作方法和艺术风格，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

1932年秋天，他回到智利。

一年后被派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担任领事职务。

不久，他被任命为驻西班牙巴塞罗那领事。

1935年2月3日，他作为领事移居马德里。

　　在西班牙的经历是聂鲁达生活和创作上极其重要的阶段。

那时他己是一个相当有名气的诗人，所以，一到任就很快地结识了许多西班牙文化界的人士。

起先，他们经常一块饮酒谈天，过着悠闲的日子。

他们还创办了一个由聂鲁达负责的杂志——《绿马诗刊》。

然而不久，西班牙内战的炮声响了，法西斯分子向新生的共和国发动了疯狂的进攻，战争的气浪强烈地冲击着这位智利外交官——诗人。

　　虽然，最初阶段由于他的外交职务使他不能介入这场斗争，但是，西班牙的著名诗人、聂鲁达的好友加西亚·洛尔伽的被枪杀，马德里的被轰炸以及他亲眼看到西班牙首都街头无数儿童所流的鲜血，终于促使他不顾一切，坚定地站到了西班牙人民一边。

　　因此，他被免去了领事职务。

但这场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的战争，对聂鲁达的思想和写作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他不仅写出了著名长诗《西班牙在我心中》，还走上了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崭新道路。

他积极参加了营救被法国达拉第政府投入集中营的西班牙人的工作。

从1940年冬任墨西哥总领事到一九四三年冬返回智利期间，聂鲁达先后写出了《献给玻利瓦利的一支歌》、《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献给红军的一支歌、庆贺到达德国边境》等出色的诗篇。

流亡生活　　1945年是聂鲁达政治生涯中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他被选为国会议员，并获得了智利的国家文学奖金，同年7月8日他加入了智利共产党。

接着他利用负责总统竞选宣传工作的机会，广泛地接触各阶层群众，他去过边远的城市、乡村和矿区，了解人民的疾苦。

但一年以后，智利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魏地拉总统倒向了反动阵营。

1948年2月5日，政府对聂鲁达发出了通缉令，他被迫转入地下，然而并没有因此停止创作活动。

在人民群众的保护下，尽管经常转移住处，生活极不安定，他却在这种动荡的日子里完成了他的最重要的诗集《漫歌集》译《诗歌总集》或《大众之歌》。

这是一部拉丁美洲的史诗。

诗中颂扬了拉丁美洲历史上各个时期的英雄人物及水手、鞋匠、渔民、矿工、农民等劳苦人民，揭露了罪恶昭彰的剥削者、掠夺者、压迫者和独裁者，深情地赞美了自己的祖国——智利。

　　诗集中包括了曾单独发表过的长侍《马楚·比楚高峰》、《醒来吧，劈柴工》（—译《伐木者醒来吧》）和《逃亡者》等。

这部庞大的诗集是聂鲁达诗歌创作的顶峰。

　　此后，聂鲁达被迫流亡国外。

他奔走于世界各地，投身于保卫和平运动，除非洲大陆外，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他都去过。

1950年他获得了国际和平奖金。

　　1951至1952年，他曾来中国访问。

1953年8月12日，在智利新政府撤销了通缉令之后，聂鲁达回到了圣地亚哥，受到了首都人民的盛大欢迎。

他的作品又得以在智利公开出版。

编辑本段晚期　　1953年后，他曾多次出国访问，应邀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同时写出了《元素之歌》 、 《新元素之歌》 、 《葡萄和风》等世诗集。

1957年，聂鲁达当选为智利作家协会主席，这一年他再度访华。

陆续发表的作品有《黑岛札记》 （1964）和诗集《在匈牙利进餐》（1965年）、《鸟的艺术》、《沙漠之家》（1966年）等。

1968年，他整理出版了《聂鲁达全集》。

1970年，聂鲁达被智利共产党推荐为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

接着共产党和一些党派组成了人民阵线，为了让阿连德成为人民阵线唯一的候选人，聂鲁达退出竞选。

由于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胜，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

聂鲁达出任驻法国大使。

　　1971年10月2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授予聂鲁达诺贝尔文学奖金，“因为他的诗歌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

” 　　1972年11月聂鲁达因病辞去大使职务返回智利，受到热烈欢迎。

　　1973年9月23日，在阿连德政府被推翻后的第12天，聂鲁达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九岁。

个人生活　　聂鲁达的一生有两个主题，一个是政治，另一个是爱情。

他早期的爱情诗集《二十首情歌和一首绝望的歌》被认为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1930年，聂鲁达在爪哇与荷兰人玛丽亚·哈根纳尔（María Antonieta Hagenaar）结婚，他们在思想上有着很大的差别，9年后，两个人离婚。

此后，聂鲁达与一位法国姑娘相处了一段时间。

1943年，聂鲁达娶了他的第二任妻子，阿根廷画家卡瑞尔（Delia del Carril），1955年离异。

几年后，聂鲁达遇到了他此生的挚爱，智利女歌唱家乌鲁提亚（Matilde Urrutia），1960年，聂鲁达将《一百首爱情十四行诗》（Cien Sonetos De Amor）献给乌鲁提亚，他认为乌鲁提亚跟他最像，他们都是智利这块土地上的孩子，乌鲁提亚是他的爱，是他的灵感。

他们1966年结婚，婚后的生活幸福。

汉语译介　　聂鲁达在中国 　　中国译介聂鲁达诗的第1人是袁水拍（从英语译本转译），从西班牙语原文直译聂鲁达诗的第1人是王央乐，其他译者还有王永年、张广森（笔名林之木）、赵振江、陈用仪（笔名亦咸） 李宗荣 等人。

林光从原文译出聂鲁达回忆录《回首话沧桑》。

　　聂鲁达在台湾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台湾的陈黎（原名陈膺文）和张芬龄（陈黎的爱人）2位中学英语教师据西英对照本译出许多聂鲁达诗（2人大学时在英语专业以外，也学习了西班牙语），是台湾首度译介聂鲁达。

名人名言 巴勃罗·聂鲁达在创作　　“我从大地与人的灵魂得到莫大资产。

没有不能克服的孤独。

所有的道路都通向一点，那就是把我们原有的形象传达给别人。

因此，要抵达可以跳原始之舞，唱叹息之歌的圣城，就必须慢慢超越孤独与严酷、孤立与沉默，在这舞蹈与歌唱中，满含着远古以来的仪式：相信人之为人的自觉与共同命运。

”

广角，镜头光晕，过曝的光源，游移的镜头。

阳光下的一切，都是诗。

诗人普世的爱在每个卑微的生命心头游走，没有人能抓住一个诗人，因为他无处不在。

沿海岸线纵深的追捕，一段痴迷的惦念，最终会造就两个互不相识却彼此交融的人。

我在你的诗里走过一遭，滚烫的鲜血在阳光普照的雪地上沸腾，而你也因此记住了我的名字。

Very intriguing film with an interesting pov. I didn't know much about the poet or modern Chilean history and learnt a lot. Very glad that I watched the film.